李春雷：塞罕坝（纪实文学）
塞罕坝（纪实文学）李春雷
塞罕坝，一个蒙汉合壁的名字。
“塞罕”是蒙语，表示美丽；“坝”则是汉语。合起来的意思，就是“美丽的高岭”。
的确，这一块极其特殊的高地，位于北京之北，内蒙古高原的南缘，却又隆然而起，比内蒙古高原还要平均高出500米，恰似床沿的一个枕头。
历史上，塞罕坝及周围地区曾经森林茂密、禽兽繁集。公元1681年，康熙皇帝“立马一望，千峰万峰俱在足下”，遂设“木兰围场”，成为皇家猎苑。
从康熙、乾隆到嘉庆皇帝，曾在此举行105次猎狩。
鸦片战争之后，国运式微，外债日剧。同治2年，即公元1863年，清政府被迫开围放垦，对塞罕坝地区森林进行掠夺性采伐。至清末，官伐、商伐、偷伐加上山火，原始松林已经所剩无几。民国之后，军阀混战，日寇入侵，这里沦为土匪的巢穴，更是山火频频，把残存的次生林也基本烧光了。
建国初期，塞罕坝一带已经彻底荒漠化。
从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到，内蒙古高原大漠横亘、沙海相连。世界著名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呈扇形围据在北京北侧，构成三千多公里风沙线，而距北京最近的就是东北方向的浑善达克沙地，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
浑善达克沙地的海拔高度1400米左右，北京的海拔呢？43.71米！
有人形容，如果这个沙源堵不住，那就是站在屋顶上向院里扬沙。
而站在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就是塞罕坝！
塞罕坝，距离北京最近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风沙屏障！
此时的塞罕坝地区，除了在阴坡地带残存着零星的天然次生林之外，全是一望无际的荒漠。裸露的沙丘与沙丘之间，是散散漫漫的浅根草皮，在勉强地维护着脆弱的生态。如果进一步恶化，与浑善达克沙地连为一体，对北京的威胁简直不堪设想。
必须扼住这个风口！
从1955年开始，仅在塞罕坝一线，各级政府就建起阴河、大唤起、山湾子林场和承德专署塞罕坝机械林场等。
但由于气候条件过于恶劣，各家林场难以立足，奄奄一息，几欲下马。
1962年，国家再次调集数十名干部、专家和147名大学生，专门成立林业部直属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带领200多名职工，雇用数万名（累计）农民，开始在这一片并不适合人类生存的高寒地带植树造林，向极限挑战。
……
60年过去了，当年的造林者大多去世，但一片浩瀚的人工森林却奇迹般地站立起来。
卫星影像图上可见：一弯深深的碧绿，像一只展开双翅的雄鹰，紧紧地扼守在黄色的浑善达克沙地的南缘。
这一弯绿色，就是塞罕坝！
她的面积是960平方公里，恰好是共和国面积的等比例缩小！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森林。可它的背后，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一串悲壮惨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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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饥饿投胎
故事的缘头，竟然来自一场大饥饿。
1961年，由于“大跃进”等政策失误造成的极端经济困难，中国国民经济被迫大调整，最重要举措就是大量消减城市人口。近千万名国家干部、职工、城镇居民和大中专学生被精简下放。
位于哈尔滨的东北林学院是当时国内最具实力的林业大学之一，往年毕业生炙手可热，几乎全部进京，充实林业部机关或直属科研院所。现在，形势突变。但如果将这些优秀学生下放回乡，将是巨大的人才浪费。
从林业事业的长远考虑，林业部领导设想着为这一批学生寻找归宿。
这时，林业部国有林场管理局正酝酿在生态要地——塞罕坝地区建造一个国有林场。如果把这一部分大学生储存在这里，待形势好转后再重新分配，岂不是一个最好的权宜之计？
于是，在所有规划项目纷纷下马的时候，塞罕坝机械林场却加快上马了。
按照上级指示，当地几家林场迅速合并，面积达153万亩，重新划分为五个分场：阴河、大唤起、千层板、第三乡和北曼甸。
由于直属林业部，林场级别也迅即升格。
时任承德专署农业局局长王尚海和承德专署林业局局长刘文仕分别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和场长，曾任丰宁县县长的王福明任副场长，另一个副场长则是林业部造林司工程师张启恩。
2.山上无风景
当年上山时的情景，让人匪夷所思。
刚刚40岁的王尚海是承德专署农业局局长，住在承德市竹林寺街专署家属院的一栋小楼里，家里有电灯，能洗澡。现在，国家要在坝上建林场，动员他任职。这个抗战时期的游击队长，仿佛又回到了守阵地、打冲锋的战争年代。没说的，把房子交出去，带领老婆孩子全部上山。
张启恩，1920年8月生，河北省丰润县人，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建国后一直担任林业部造林司工程师。妻子张国秀是同学，在中国林科院植物遗传研究所工作。两人有三个孩子，在林业部家属院有一个温馨安宁的家。
塞罕坝林场上马后，缺少技术人员。部里最早物色了两位工程师，可再三动员，均不情愿。后来，想到了他。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本来计划让他一个人前往，可他说要把妻子孩子一起带过去，把北京的房子交还组织。
就这样，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从北京的暖巢来到了塞罕坝的冰天雪地。
这一年，东北林学院林学系的47名毕业生，在林业部高层的特殊关照下，被分配到塞罕坝。
同时分配来的，还有承德农业专科学校、白城林业技术学校等学校的97名学生。
1962年秋天，塞罕坝的荒山野岭上，一下聚集了146名大学生，成为全中国知识分子最集中的林场！
3.孟继芝事件
大学生上山后，迅速被分配到五个分场。每个分场只有三、五间土屋，那是场部和办公室。住处呢，只能是地窖和羊圈。
虽然住在羊圈和地窖里，但他们还保持着丰盈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经常聚在一起举行篝火晚会，唱歌、跳舞、拉手风琴……
但随着冬天到来，热情一下子被冻结了！
严寒，让人目瞪口呆。
温度降至零下40度，室内变成了冰窖。晚上烧一壶开水，第二天早上就冻成了冰坨。下雪了，三尺厚，推不开门，只好从后窗出去。
1963年春天来了，但春天带给他们的却是黑漆漆的绝望。
这一年，是上山后的第一战。他们拿出全部热情，精心造林1000亩。可成活率不足20%。夏天时，再次进行雨季造林，仍然不成活。
冬天又来了，山上发生的另一件事，更把大家的心扔进了冰窖。
那就是孟继芝事件。
从张家口林业干部学校毕业的孟继芝，被分配到阴河分场，与同学凌少起一同负责次生林的越冬防火了望工作。
阴河分场有2万亩次生林，以灌木、白桦为主，防火任务十分严峻。两人白天骑马巡山，常常被嗥叫的狼群包围。晚上，由于屋内有吃食，狼们经常在门外逡巡。两人出门，形影不离，即使大小便，另外一人也要持棍站在一旁，防备野狼偷袭。
那年冬天，偏偏雪少，火警不能解除。直到12月14日，才降下一场大雪。
那一天，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下午，地面积雪已超过一尺。两人看到火警可以解除，十分高兴，便收拾行装，返回林场。
四十多里路程，正常情况下，骑马需要两三个小时，天黑前赶回林场没有问题。
可雪太大了，大风把雪吹到低洼处，使得有些路段积雪过深。没走出几里路，因为雪深没过肚皮，马儿无法行走。没有办法，只得人在前面步行，趟出一条雪道，再牵马前行。就这样，两人在雪地里挣扎了两三个小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再想往回返，回去的路也找不到了。
雪越下越大，彻底迷失了方向。更可怕的是，两人又走散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凌少起幸运地摸到了坝下第一个村庄——白水台子。
等老乡明白坝上还有一个人时，便赶快组织人马上山营救。
风雪太大，加之天黑路滑，第一拔人马没能冲上去。又组织第二拔身强力壮的人员和马匹，终于冲到坝上。人们借着手电光找到一个雪堆，扒开一看，人已冻僵，便急忙驮回村里抢救。
孟继芝的毡鞋冻在脚上，用剪子剪碎，然后把两腿泡在冷水里。过了两个小时，人缓过气来，但双腿变黑。赶紧送到县医院，又连夜送到天津。经诊断，两腿已经完全坏死，必须马上截肢，不然血液感染，生命难保。
于是，从膝盖处，把双下肢一起截掉。
4.决战马蹄坑
第一年造林全面失败，再加上孟继芝事件，把人们的失望情绪无限发酵了。浓浓的愁雾像阴霾一样，笼罩着塞罕坝。
别人可以失望，但干部不能退却！
建国前，王尚海就在这一带打游击，是一个不怕死的汉子。他坚信，不是树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刘文仕也在深深地从技术上思考着，历史上松木参天，现在为什么就栽不活呢？
张启恩更是在全面反思。这些机械是从苏联引进的，水土不服，要好好适应中国国情呢。
这一年春节刚过，王尚海、刘文仕、王福明和张启恩四个人，骑着马，带着技术人员，分别在坝上周游了十多天，终于选出了一个好地方——马蹄坑。
马蹄坑位于总场东北部十公里处，三面环山，共有760亩地。最关键的是，这里地势平缓，坡度不超过5度，极适宜机械作业。
1964年4月20日，王尚海、刘文仕精心挑选了120名干部职工——这恰是打仗时一个尖刀连的兵力，调集了最精良的装备，分成4个机组，进行决战。
那一天，寒风呼号。大家面对红旗，举手宣誓。
白天气温在零下2度，雨衣外面溅满了泥浆，冻成了冰甲。走起路来，咣咣直响，像一个个威武的将军。
大家默默无语地按程序工作着，满脸严肃，只用眼神说话。晚上呢，就睡在提前挖好的地窖里。天太冷了，被窝里冰冷似铁。不知谁发明了一个好办法，找一些石块，扔进火堆里烧热，然后捡回去，放在被窝里，抱在怀里，暖暖地入睡。
大干3天，全部栽上落叶松。
20天后，放叶率达96.6%。
看着这一片幼稚的绿色，王尚海、刘文仕等人泪流满腮，嚎啕大哭。
马蹄坑决战后，塞罕坝造林全面开始。
但是，一个冰冷的现实像冰山一样又摆在了面前：坝上绝大部分地块坡度大，根本不适合机械造林，只能人工栽植。
人工造林，100多万亩。
这将是一个多么漫长而又艰巨的工程啊！
5.谁之过？
虽然历尽艰苦，但学生们的心里都埋藏着一个梦想：两年后离开这里，重新分配到北京，或回到自己的省城。
但随着时间推移，梦想逐渐破灭了。
两年后，回城之事再无人提起，而且他们的人事档案和户口也悄悄地全部转来了。这意味着，他们将成为这里的永久山民。
这是时代的无奈，也是时代的悲剧。国家正值困难时期，总要有人做出牺牲。塞罕坝这么艰苦、这么重要，放走他们，谁还会再来呢？
他们，注定是被牺牲的一代人啊。
于是，他们的命运便被永远地焊接在了这里。
于是，他们都物化成了一台台单纯的植树机器。
于是，在最短时间内，这些大学生们便被彻底同化了。他们同当地农民一样，穿着屎黄色棉袄，留着满脸胡须，抽土烟、喝烧酒、说粗话。他们再也不害怕跳蚤虱子了，掀开衣服，密密麻麻一层。这时候，就把衣服脱下来，赤裸身子，点一堆篝火，用力地把衣服向大火抖动，只听机关枪一样的声音响起，跳蚤虱子们都被火化了……
于是，他们纷纷找本地农村姑娘结婚、成家。
塞罕坝附近有一个棋盘山村，短时间内竟有十几个姑娘找到了大学生对象。
棋盘山村，遂被称为“老丈人村”。
漫长岁月中，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存着、生活着、生产着。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在种树，在种植生命的希望。
下面，是他们历年种树面积的统计：
1964年，4000亩。
1965年，3万亩。
1966年，5万亩。
1967年，6万亩。
1968年，5万亩。
1969年，5万亩。
1970年，6万亩。
……
1983年，塞罕坝的造林地面积已达110万亩！
6.共同的归宿
塞罕坝上，第一位去世的学生名为高瑞斌，齐齐哈尔人。
上坝后，高瑞斌被分配到一个叫塞罕敖包的重点火险区，负责火情了望。没有房子，只有一个阴暗潮湿的地窖，一住就是三年。由于饮水污染，染上肝炎。但他毕竟年轻啊，一直在默默忍受。
1965年9月，肝炎恶化，不幸去世，年仅24岁。
“文革”中，王尚海被打倒了，脖子上挂着5公斤重的拖拉机链轨板，每天被批斗。妻子心疼地劝他辞职，一同回老家。他说：“林场还没有建成，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坝上！”
1989年12月24日，王尚海因病去逝。临终时，他来到马蹄坑，指着这一片树林说：“我死后，就埋在这里！”
塞罕坝人遵照他的遗愿，将骨灰撒在马蹄坑，并命名这一片树林为“尚海林”。
●张启恩：问心有愧
从北京到坝上，工作和生活环境实在是天壤之别。
在北京可以随时洗澡，在这里不行啊，只在夏天下雨时让老天爷帮着冲洗一回。电影、音乐会、电灯、收音机、新华书店、自行车等等，全部告别了。
家里只有一间房，全家五口人挤在一起。屋内没有地方，就在地下挖一个深洞，把粮食和土豆放进去。屋内靠墙壁埋几根桦木杆子，杆子之间钉几个木板，那就是书架了。
昏黄的煤油灯下，梳理着坝上造林的经验与教训。两年后，他写出两本书《塞罕坝机械造林的技术要点与规程》和《塞罕坝人工造林的技术与规程》，从地理、气候、植物学和各个细节方面进行详尽总结。
1968年春天，他在山上植树，从拖拉机上摔下来，右腿粉碎性骨折。
从此，一生与拐杖为伴。
最愧疚的是家人。
妻子张国秀原在中国林科院搞遗传育种研究，上山后只能从事最简单的手工劳动，事业全荒废了。还有3个孩子，本在北京市上小学和幼儿园，来到坝上后只能上复式班。十几个孩子分五个年级，只有一个老师。
夫妻两人都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3个子女却没有一个考上大学……
●刘明睿：黎明的凋谢
刘明睿，吉林市人，清清瘦瘦，文文弱弱，在大学时喜欢小提琴，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骨干。
上山后，他被分配到北曼甸分场。这里条件最差，海拔1800多米。
一年春天，他骑马出去造林，遇到一群野狼。马惊了，拼命地跑，狼紧紧地追。他急中生智，死死地把马缰绳拉回来，瞪大眼，面对群狼，把马鞭高高举起，嘴里“哇哇”地吼叫着，像野人一样。
对峙五分钟，狼群悄悄地后退了。
他的身上，汗淋淋。
刘明睿善于动脑筋，琢磨出许多小发明。比如植树时在泥浆里加些氮肥，树根浸泡后，长势会明显加快；植树用的苏（联）式科罗索夫锨，比较笨重。他和几个铁匠师傅一起改造。几番试验，一把新式植苗锨出炉了。
由于常年生活无规律，加上高寒、寂寞，本来文静儒雅的刘明睿也染上了喝酒、抽烟习惯。大口抽土烟，大杯喝当地的烧刀酒；野外无菜，盐巴配饭；没有水，就熬雪水，喝地沟水。
长期恶劣的生存环境，身体发生质变。
1978年，查出肝中毒，继而发展为肝硬化，
1984年，刘明睿抱憾去世，刚刚45岁。
●曹国刚：最后的遗愿
曹国刚生于1940年7月，沈阳市辽中县人。
他是那一批大学生中落户塞罕坝最坚决的一个人。
当得知档案被转来且命运无法扭转后，他索性把妻子、父亲和弟弟也全部接过来了。
他在分场担任技术员。那一年，松毛虫泛滥，他带领工人喷施林药，连续几天沉浸在药雾中，导致中毒。
又有一次，安阳林药厂发明了一种新型烟雾剂，要在塞罕坝林区搞试验。他自告奋勇地担任最危险的主持人。凌晨五点，点燃药剂，形成烟雾，在林中萦绕。连续试验一个周，他又中毒了，昏迷两个昼夜。从此患上肺气肿，落下病灶。
1985年，他担任千层板分场场长。
仍然是拼命三郎的作风，干活不要命。平时在工地上，他随身带着干粮，放到地上，常常会冻成冰疙瘩，所以只得捆在腰里，饿了就啃一口，渴了就抓一把雪塞进嘴里。
一次冬天，上山砍柴，口渴了，就用斧头挖雪吃，不料冰冰的斧刃与舌头粘在了一起，无法分开。他只好大张着嘴，咬着斧头。猛一用力，斧头分开了，舌头上的肉却被粘下来，血淋淋……
他有一个心愿：把油松引入塞罕坝。为此，多年试验，又与北京林业大学王教授一起攻关。
1988年，病情恶化，最终渐进至肺心病，呼吸困难、心肺衰竭。
最后的日子，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能用笔写。他把同事们找到床前，一一交待，写了好多张纸，直写得满头大汗。
他又把北京林业大学王教授请来，用笔商讨引进油松事宜。
他写：“我不服气，这是我最大的心事，最大的遗憾！”写着写着，泪水又浸湿了纸页。
最后时刻，疼得喘不过气来，脸憋得紫紫，但眼睛一直圆睁。
妻子嚎哭着说：“你放心吧，我还让孩子搞林，把油松引上塞罕坝！”
这时候，他才闭上眼，走了。
1990年7月，曹国刚去世时，享年50岁。
●董加仑：无青春，不爱情
董加仑，1943年生，济南市人，1962年毕业于白城林业技术干部学校。
来到坝上后，他一直是拖拉机手。
董加仑在济南有一位美丽的初恋女友，等了5年，见他调动无望，就分手了。
1970年，他在家人介绍下，与一位文化程度不高的女士结婚了，女方在济南市一家玻璃仪器厂工作。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他做妻子工作，希望调来团聚。妻子犹豫了两年，决定亲自来塞罕坝体验一下。没想到体验过后，却死活也不来了，并闹起了离婚。
没有电话，没有电报。回济南一趟，多么遥远啊，单程就要三天时间，来回则需要一个礼拜。写一封信呢，来回也要一个多月。
妻子不来，他也调不回去，见面就争吵。女儿从小与他没见几面，本来缺乏亲情，又受到母亲影响，对他也不理不睬了。
他是一个老实人，便只有把力气用在工作上。
那一年春天，拖拉机落入一个深深的水淖中，怎么也找不到车前的挂钩，无法拖出来。这时候，只见他脱光衣服，一下子跳进冰冰的水里，潜到底部，把钢绳准确挂在牵引钩上。
可怜一个大男人，竟然孤身一生。
一天三顿饭吃食堂，晚上就抱着收音机，听广播，听样板戏、听邓丽君，听李玲玉。有时候，他会感到一种彻天彻地的悲哀，就无来由地大哭起来。
是啊，他的青春呢，他的爱情呢。
一切，都远去了，只落得满头白发、满脸沟壑。
2003年，退休。这一年，与他冷战一生的妻子也郁郁而死。
他回去，为妻子举行了一个真诚的葬礼。
站在妻子遗像前，他呜呜地痛哭着，哭得天昏地暗，哭妻子，更哭自己。
他与妻子之间，到底谁错了呢？
退休了，终于可以回到济南养老了。这本来是一个顺其自然的选择，他却做出了一个令整个家族、所有朋友都震惊的决定：把老宅卖掉，彻底告别济南！
既然这一生都献给了塞罕坝，那么干脆也把最后的骨灰献给这里吧。
……
7.历史的叹息
幼树栽下后，就像孩子出生一样，开始了慢长的成长过程。
幼树淹没在荒草里，要把周围的杂草、灌木割去，这个工序叫“割灌”，每年如此。另一项工作就是防虫，森林里有数十种害虫，专吃松树的嫩芽，需要时时观察，用药杀，或用手捉。
5年后，树高出于草。
16年后，树冠长成，形成郁闭。从此进入修枝、抚育阶段。
第17年，对青年树进行第一次间伐，每亩保留160棵；从此之后，每隔三四年，进行一次间伐，共四次，分别保留120株、95株、80株、55株。如果有特殊需要的大径材，也可以保留25株至30株。
一株树从栽植到成材，要经过40年至50年，这是一个多么慢长的过程啊。
而人呢？
定然，凄风苦雨中，他们在一天天衰老。
因为无可选择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在这里长期生活的人们大都是杂病缠身。胃病、关节炎、类风湿十分常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最为普遍。特别是冬天里，室内外温度相差超过60度，再加上地势高、缺氧，人们血管骤冷骤热，极易猝死，且以青壮年人居多。
据统计，坝上人的平均寿命比山下人低15岁，青壮年人死亡率比山下人高28%。
1962年上山那一批学生中，除了以上写到的几位去世者外，还能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字：曾祥谦、李应胜、刘炳南、杨纪实、王学才、王贵、聂春林、李希义、李宗瑞、石德山、阎石、范林……
他们去世时的平均年龄，只有52岁。
8.金山银山
几十年后的今天，塞罕坝已经彻底改变了模样。
塞罕坝人到底种了多少树？
如果把人工林按一米株距排开，可绕赤道12圈！
中国林科院曾对塞罕坝的巨大生态效益进行初步评估：不仅有效地为北京市承担着阻挡风沙任务，而且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清洁淡水1.37亿立方米，吸收二氧化碳74.7万吨，释放氧气54.5万吨，释放萜烯类物质10475吨，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
塞罕坝，就像天地间隆起的一个大大的蛋糕，香喷喷、明艳艳，吸引着天下人的鼻子和眼睛！
……
去年8月，我再次在塞罕坝采访的时候，感受着大森林宽厚无边的清凉和富氧，但已经难以寻觅到当年的植树人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是一种大境界，但也是一种大无奈。
不过，他们也在乘凉啊，在清风里，在树萌里，安息着、微笑着……
是的，他们远去了，却留下了一座青山、一片森林，一片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森林！
塞罕坝，中华民族的金山银山！
（发表于2023年5月6日《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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