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记忆】 文化守望者——忆顾骧先生｜靳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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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顾骧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最早的工作岗位是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但是他一生中最钟情的还是文学，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欲望和冲动伴随了他的一生。就像他常说的，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文人，“寄情于文学乃是我最大的乐趣”。
文化守望者
——忆顾骧先生
靳诺
2015年1月2日，顾骧先生在北京去世。时光荏苒，转眼间，半年多过去了，那个头发灰白、温厚儒雅、彬彬有礼、风度翩然的长者已经背向我们，渐行渐远……但奇怪的是，随着时光流逝，顾骧先生的形象，在我心中却越发清晰和生动起来。或许是因为人天暌隔，使我能够更加沉静和理性，能够把先生一生的经历，以及他的著作、思想、言论，置于更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审视和品味，从而更从容、更客观地认识和思考他的一生，感受他一生的得与失。在我心目中，顾骧先生是一个有着传统士人情怀的知识分子，他在少年时代投笔从戎参加革命，栉风沐雨几十年，这期间，不论外界如何风云变幻，面对任何困难和诱惑，他始终不忘初心，心怀家国，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倾尽个人才华能力，投身于有益社稷民生的事业。其治学、为人、为文的风骨，其始终置身于生活激流之中的勇气和胆识，令人感佩、敬重，堪为后辈典范，值得我们追思和怀念。
一
我和顾骧先生称得上是校友兼同行。说是校友，是因为我们都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为此他常称呼我为“小师妹”，而我也乐意越过辈分差别，直呼其为“顾兄”。说是同行，因为我们都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工作——我曾在教育部社政司工作多年，主管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和宣传。顾骧先生属于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他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党委宣传部部长，文化部理论组组长等职务，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与人合著的《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当年北方各大学的哲学教材，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因为学科专业和工作性质相同的缘故，他也经常称呼我为“同行”。
与顾骧先生相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讨会上。在那次会上，顾骧先生有过一段使人印象深刻的发言。我那时接触思想理论教育工作不久，还很不入行，他的理论水平、学识修养和风度仪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后，又有不多的几次座谈会、研讨会上的接触，都是彼此见面，客客气气地寒暄。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个问题求教于顾先生，他的见解和教诲让我对他的思想理论功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此后每每有什么思想理论方面的困惑，我都愿意去找老先生聊聊，老先生也总是欣欣然不吝赐教，让我每次都有收获。这样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持续了多年，直到2003年的一次拜访中，我才得知我和顾先生不仅同为人大校友，而且从学科专业的角度说也是同出一门。从此，顾先生开始经常称呼我为“小师妹”。作为“小师妹”的我和长我逾辈的“顾兄”之间，感觉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我们一起喝茶、聊天、品尝老先生最爱吃的淮扬菜，此三样成为我们“忘年交”的主要内容。
顾骧先生经常和我讲起他14岁参加革命的经历，对此我可谓“耳熟能详”。他出生于江南封建大家庭，从小就有良好的家学濡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年仅14岁的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投身革命，在之后几十年的岁月中，他亲历和见证了我们民族历史上最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斗争，亲历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道路上所经历的曲折和反复。顾骧先生早期主要从事革命宣传、教育、出版工作。他一生好学不倦，充满家国情怀。与他相处，总有一种学习上的压力和动力。他不断地学习和思考，即使是在聊天中，也会非常认真地以他特有的深厚理论功底和敏锐观察力，以一个资深文学评论家的风格，谈论他的观点和看法。据顾先生自己介绍，在他的成长和学习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就是1959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学习的三年，在这段时间他通过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等哲学名著，提高了理论思维水平，掌握了理性思辨的基本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在著名美学家马奇的指导下研读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本书催生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又多了一个角度。这一段宝贵的学习经历影响了他今后的思想走向和文艺实践。
二
用顾骧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最早的工作岗位是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但是他一生中最钟情的还是文学，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欲望和冲动伴随了他的一生。就像他常说的，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文人，“寄情于文学乃是我最大的乐趣”。
顾骧先生曾经在一篇《文学与生活之路》的回忆文章中自谦说：“专门从事文学这一行，我起步晚。作为文学家，我建树微。但是对文学的爱好与兴趣的因子，却打小就在我身上滋生。”“我读的文学书并不比读的理论书少。”他回忆自己最早“称得上文学”的作品是1953年在无锡《晓报》副刊上发表的一篇散文短章，但那只是偶尔为之，之后断断续续，写过一些散文歌剧。二十年兜兜转转，真正回到文学圈子，与文学结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在文艺界揭批“四人帮”的反动路线，顾骧先生被从中央音乐学院调到文化部任理论组组长。那时恰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顾骧先生凭借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站在时代潮流的前沿，积极参与了文艺界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他的朋友们对他的评价是：“不避锋芒，旗帜鲜明”，“起了很大作用”。
从少年参加革命起，顾骧先生始终置身于生活的激流之中。他以文艺为武器，积极投身于时代的变革。“文革”结束之后，为了打破文艺创作被政治禁锢的局面，顾骧先生写了大量的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文章，努力厘清当时许多政治问题对文学艺术的纠缠和困扰。
顾骧先生对于自己钟爱的文学，可谓“吾爱文学，吾亦不负文学矣”，二十余载与文学的情缘和因缘，他努力以英雄救美的方式去呈现。
顾骧先生是一位公认的文学评论家。他在文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深厚积累，使得他的作品无论是理论文章还是散文随笔，其思想内核和精神主旨，都体现着哲人的深刻洞察和理性思辨。他当年的许多文章，既有鞭辟入里的理性论证，又有深刻动人的个人感悟，显示出他对社会、人性的深刻洞察，至今读来仍然发人深省，令人深思。我们知道，三十多年前，顾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要站出来，大声疾呼“以人为本”，还是需要深刻的历史责任感和敢为人先的理论勇气的，到今天“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深入人心、不证自明的“公理”，社会的进步如此迅捷，老先生有一天跟我聊起这一点，也是感慨万千。他为自己能够亲眼见证我们民族的飞速进步和巨大变迁，感到万分欣慰！
顾骧先生对于文学的热爱堪称大爱，他不仅自己醉心于文学创作，乐于以评论和随笔的形式对于文学的健康发展予以及时点拨，而且关心青年文学家的成长，先后为许多文学青年的作品推荐作序，热忱提携培养。在他那里，文品和人品统一，道德与文章俱美。顾老与文学的一世情缘，真可谓感人至深！
三
顾骧先生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他的一生，无论是做人还是治学，都做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秉持自己特立独行的理性精神。
顾骧先生的认真首先体现在做人上。在他身上，中国传统道德所倡导的“温柔敦厚”“发强刚毅”都得到了集中体现。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他与人为善，恭己恕人，纵然胸有千丘壑，秉笔点春秋，但你看不到一点睥睨天下的倨傲和恃才放旷的书生式狂狷。他总是那么谦卑自牧，温厚内敛，让你和他相处时没有一点负担，如沐春风。多年来他对于文学后进的提携被传为文坛佳话。我看了他给很多年轻作家写的评论文章，就像一个老师面对自己心爱的学生一样，他乐于发现和采掘他们的每一个闪光点。时时处处，字里行间，他对于文学后辈和文学发展的殷殷期待之情可谓破纸而出，昭然于世。在他身上，你看不到一点人们常说的“文人相轻”的陋习。与顾先生多年“忘年交”的过程中，我甚至经常感慨，一个在新中国思想文艺理论界曾经领一时**的顾老爷子，实在是个单纯、朴实、善良的人，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好人。
但是，另一方面，他身上也有着中国传统士人不畏讥谗、敢为人先，以天下为己任的凛然正气和勇于担当。“山自重，不失其威峻；海自重，不失其雄浑；人自重，不失其尊严。”顾先生一生自尊自重，始终坚持独立思考。在对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争论上，对于文艺界各种不同的声音，顾先生从来不会含糊其词、模棱是非，他总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为人坦诚，重情重义，对待领导、同事和朋友，无论对方身居高位还是后来失意落寞，他都不卑不亢，不离不弃。
顾骧先生在治学方面的严谨也令人印象深刻。我曾经读过他的一篇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编选得失》的文章，在文中，他连发珠炮，批判了“断章取义”和“掐头去尾”这两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错误做法。他说，“断章取义”是一种实用主义的非科学方法。在这篇文章里，顾先生还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主体性特征问题，也是咬文嚼字，指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的译文，因为“主体”被错译为“主观”的一字之差，曾给人们在思想上造成了长期的混乱和一场大的哲学论争，他质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译。在这篇文章中，顾骧先生可谓态度鲜明，对其具体观点学术界可以见仁见智，有不同的看法和争论，但其中反映出的老先生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和理论勇气，令人感佩。
四
在顾骧先生身上，真正体现了一个典型文化人、典型知识分子的风骨。
我曾经读过他的一篇文章——《从“文化人”到“知识分子”》，考据了从“文化人”到“知识分子”称呼及内涵的演变。他说：“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词，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定义。粗略说来，一种是宽泛的解释，类似我国通行的说法，即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主要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另一种是有确定性的界定，这就是知识分子应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依附权势，为文不作媚时语，具有自由思想而不迷信传统与权威，具有道德勇气和社会良知，心存社稷，对祖国和人民有着历史责任感，面对现实，敢讲真话，揭穿‘瞒和骗’而无所忌惧。这种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界定，与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道德精神有着某种呼应。”在这些介绍完成之后，顾骧先生补充一句说：“这正是我们今天文化守望者的价值取向。”当年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曾经感慨不已。顾骧先生一生低调内敛，绝少以高调示人。在自己写的各类文章中，他对别人的作品不吝赞美，但从不自我标榜、自我炫耀。上面这段话是难得的高调，但这种高调义正词严、掷地有声，这是顾老提出的对自我的期许，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在他身上，中国传统士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丈夫式的担当，体现得非常明显。在顾老身上，分明看到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流淌的优秀基因在闪光。
顾骧先生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定位为“文化守望者”，这曾是一个多么圣洁的词眼，但是今天，还有多少人像他那样珍视这样一种身份和定位呢？顾骧先生感叹说，文化人中也有各色人等，这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奈何不得，更强求不得。他还说，在世风人心浮躁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人们急切呼唤着社会的公平和诚信，而具有正义、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恰恰显得特别珍贵。在他的很多文艺评论中，我们经常看到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词汇，比如：贴近生活、独立人格、反思精神……他认为这些都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特质和精神追求。公平地说，这些特质在顾骧先生身上都有体现。
在诸多他所推崇的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中，他特别推崇反思意识，这也体现了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职业特点。他说：“反思意识是与怀疑意识、批判意识、忧患意识等一起，属现代文明的一种理性精神，人生不能没有反思精神。一个国家、民族、政党，若是缺少反思意识则是没有希望的。人类就是在不断反思中不断前进的。”他认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而负责的方式之一就是反思，通过塑造文艺作品形象反思。不仅要自己反思，更要提醒和联合大众一起反思。反思中才有清醒，才有成长，才有希望，才有未来。
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对既有经验和现实对象的反复思考。顾骧先生的一生与哲学和文学相伴，学习和思考贯穿了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兼具哲人的思辨和文人的才情，深刻的反思意识和对现实人性的强烈关注，使他能够超脱所处时代和个人的局限，着眼于大历史，着眼于新时期的文艺发展。今天，我读他二三十年前的一些理论著作，仍然感到很有意义和启发，所以经常忍不住会想，以顾骧先生的天资和勤奋，如果他把全部精力用于做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他这一生，该会怎样？
顾骧先生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饮茶。他有一把宜兴紫砂茶壶，里面结着厚厚的茶垢。我和他相识二十多年了，每次去他那里，总能看到这把茶壶静静地、万年不变地摆在那个老地方，他每次都用这把茶壶泡茶招待我。我们喝着茶，聊着天，讨论着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有一次我提醒他，他才惊觉那把茶壶已经陪伴了他那么多年！这就是顾先生，对于他所珍视的一切，诸如文学、文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还有那把紫砂茶壶，他都是小心翼翼地精心呵护啊！
“我14岁参加革命”这句开场白，在我们二十多年的忘年交往中几乎每次见面时都要出现。在他生前，我就经常想，他为什么总爱提这件事，他并不是一个爱炫耀自己的人，应该也不是想在别人面前要面子、摆资历。这句话已经成为他的无意识表白，为什么呢？想想他的那把老茶壶，我好像又有点明白，也许那就是了，这，就是他的另一把极其珍视的“紫砂茶壶”了，这是他对自己年少时就毅然选择的热血理想始终勿忘初心的忠实告白吧！
顾老去世前一周，我去医院看望他，他脸色红润，说话中气十足，精神头很好。当时医生告诉我他可能时日无多了，我根本就不相信。顾老去世后，有人告诉我：“顾老曾经说过，你是他生前最看重的人之一。”这句话让我不胜惶恐，以顾老的名望和功力，加我以青眼，实在是对我的巨大褒奖，愧不敢当！当然我也知道，顾骧先生一生心怀天下，以提携培养后辈为己任，他对我的褒奖是前辈对后辈的提携，是老师对学生的爱护，还有，殷殷期望……
在我眼里，作为老革命者的顾骧先生，襟怀坦荡，一身正气；作为知识分子的顾骧先生，坚持文化守望者的操守，积极推进民族文化事业的复兴与繁荣。这些都是加在顾骧先生身上的光环。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顾骧先生，也有自己的失意和委屈。对此，我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劝解和安慰他。我想到了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合力论。恩格斯说：“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所以顾兄，你常说自己“位卑未敢忘忧国”，怀疑自己没有实现担当文化守望者的责任和抱负，但是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结果，这个合力中肯定已经有了你的一分力量。无论如何，个人的力量一定会融化在这个合力中，消融在历史的长河中。
生命川流而电逝，古今中外概莫如此，看到这一点，一切都放下吧。您能在七十余载革命工作生涯中不忘初心，奋发有为，是令我辈深深折服的成功典范！
（本文写于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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