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日文史选发《石板桥西一草堂》等

赵日超

石板桥西一草堂
——驸马巷住过一个“张山阳”
　　刘怀玉

　　明末清初淮安有一个诗人叫张养重（1617－1684），字斗瞻，号虞山，又号虞山逸民，晚号椰冠道人。那时淮安有个文学团体叫望社，他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进入清朝以后，这些文人发誓不与清廷合作，不肯参加科举考试。后来有些人改变了初衷，出山应试做官，而张先生则是一个坚持到底的“死硬派”。官府仰慕他的才名，曾屡次向清廷保荐，顺治曾特六次下诏征召他出去当官，他却都藉种种理由婉言推辞，是一个标准的前朝遗民。
　　徐嘉《落籍诸生事略》说，张家本是高门大族，“有良田千顷，顾隶军籍”。军籍，说明他家是大河卫或淮安卫的。但他家是耕读人家，靠读书做官谋出路的。他父亲张宪光是万历二十九年的恩贡生，曾官梧州府通判。《梧州府志》记载他是常熟人，说不定跟沈坤一样，先人从昆山入大河卫，而《昆山县志》仍记载沈坤为昆山人。张氏也可能是从常熟县入大河卫来淮的，所以便有人以为他是常熟人。大河卫的屯田不光在山阳，还有的在安东，张家的田有的即在安东。因而不光《山阳县志》记载他为恩贡生，《乾隆淮安府志》在山阳、安东二县都有记载，而《安东县志》也有他的记载。其实严格按籍贯来说，张氏既非山阳人，亦非安东人，但人的地在二县，故二县皆认他为本地人。
　　一个富有人家怎么变为穷困的呢？徐先生说，首先受到卫里的官兵敲诈，而他则“把卷行吟，登临自远，于是家渐落。”接着是清兵打过来，军阀刘清泽开府新城，新城变成一个大兵营。他家原住新城，被扫地出门，被迫迁居城北祖田营居。翌年，运河决堤，淹没了仅有的几亩祖田及新居，只好他带着老母和妻子隐居于白马湖滨，“高懐放适，不复问人间理乱。”后来湖水泛涨，他住的饮牛草堂又尽没于水，生计益困。在友人的资助下，于城中红板桥西驸马巷内购得一宅，将家安顿下来了。因为生活来源出了问题，于是便开始外出“客游”的生活，“北极燕赵，南踰琼海，慷慨凭吊，悉寓于诗。”
　　元遗山的《论诗三十首》中有一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些遭遇使得他日子过得不怎么好，但也成就了他的诗名。后人评论他的诗“凄恻纒绵，有风人之旨。”杜首昌《哭张虞山》诗中，称张养重曾享“海内才名四十年。”吴玉搢《山阳志遗》云：“国朝初年，吾淮诗人林立，然必以虞山先生为冠。”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吾乡诗人入古人堂奥者，前推宛丘，后则虞山。”宛丘指张耒。潘先生将他与北宋淮安大诗人张耒相提并论，也是很高的评价。丁晏《山阳诗征》序中说：“明代有冰壑老人（潘亨）、射阳先生（吴承恩）、虞山逸民三子，可称鼎足。”复在张养重诗后又评论说：“唐宋以后吾乡诗人，当以虞山为第一。”说他是淮安清初诗坛魁首，是众评论家的共识。
　　张养重一生好诗，所作极夥，然多散佚。现在尚流传于世的《古调堂集》，是其子张钦世汇辑而成，由其好友邱象升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为之作序，并主持刊刻印行的。就其内容看，有直接抒写亡国遗民之痛的，有借吊古以伤今，间接吐露忠贞不贰之情的。再就是摹写所游历过的各地风景名胜。朱德慈先生说：“其中有些别具风味，有些则道前人之所未道，开拓了中国诗歌题材的新领域，如《海南竹枝词》、《永康竹枝词》、《慧山竹枝词》、《岭南竹枝词》等，都能取形摄神，既具鲜明的地方特色，又有独特的民歌风味，值得诗歌史家予以格外重视。”
　　范以煦《淮壖小记》卷三说，张养重的诗“以《秋怀》七首为第一，昔人以比少陵（杜甫）《秋兴》不虚也。”而张的成名之作，是他的《春日张水部招游江南，留别同社》这首诗。此诗张氏《古调堂集》失载，阮葵生从《感旧诗》中录出，载于他的《茶余客话》中。诗云：“话别空支半壁灯，故人相约过延陵。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去就黄鱼分野馔，行看紫笋挂山藤。他时遥忆羊求侣，花满晴龛向日蒸。”其中“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一联最为人称道。王士祯《渔洋诗话》卷上：
　　淮阴张养重虞山游浙东，过广陵谒余。甫揖罢，余亟问曰：“夙爱足下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生。平生如此好句复有几？”张退谓邱洗马季贞象随曰：“夙昔快意之作，不意阮亭一见便能道出。”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虹桥录上》重复了这则故事，只是将第一人称改为第三人称：
　　张养重……山阳人。工诗。见文简于扬州，文简曰：“夙爱足下‘南楼楚雨三更远，春水吴江一夜增’，平生如此好句复有几？”斗瞻退谓邱季贞曰：“昔快意之作，不意阮亭一见，便能道出。”时人谓之“张山阳”。
　　文中的“文简”、“阮亭”，指清初诗坛领袖王士祯，王字阮亭，号渔洋，人称王渔洋，卒后谥文简。阮葵生《茶余客话》卷21亦有此记载，地点在淮安。说是“王阮亭至淮，招名士为文酒之会”时的事，余皆相同。案，当以王氏自言为是，故事发生地是扬州（广陵）而非淮安。但所引两句诗的最后一字，阮葵生、李斗所引皆作“增”，王士祯《诗话》作“生”。阮葵生认为“生”是《诗话》“误刊”，范以煦也认为原作就是“‘增’字，非‘生’字”，但“不及‘生’字之佳。”
　　张养重最为淮人称道的诗，除了上面那首以外，还有一首，题为《答客吟》，诗中有“石板桥西一草堂”的名句。大约张氏入住驸马巷之后，许多文人登门拜访，张便作了此诗，请客人与之唱和。张先生的原唱今未见，但一时和作很多，我们可从一些和作中窥见一斑。现举两例，以供欣赏。
　　同是明末遗民的孙枝蔚（1620—1687），是清初著名诗人，字豹人，号溉堂，陕西三原人。他才是王士祯在扬州学结识的“奇人”。著有《溉堂集》，在《续集》卷三中有《张虞山〈答客问〉有“石版桥西一草堂”之句属和》诗，诗云：“石版桥西一草堂，过从犹记对胡床。四愁苗裔称诗人，三癖心情觅醉忙。红树楼堪堆卷轴，青云客半出门墙。莫言幽径无人识，应识歌声最慨慷。”据诗中自注，“三癖”典出刘禹锡的《三癖诗》，指诗、琴、酒三事。红树楼，是张养重宅中的楼名。“四愁”原是汉代张衡所作诗名，抒发忧国忧君的情怀，后来亦成为典故，是古人诗中常见的话题。
　　丹徒何洯《晴江阁集》卷五，也有一首和诗，题为《寄张虞山》，诗云：“石板桥西一草堂，中藏万卷旧缥缃。云萝高护琴尊雅，花月频分薇蕨香。白帢客多飞翰墨，青藜烟暖护琳琅。生平最念张思曼，欲寄双鱼淮水长。”诗中第一句下自注：“起用原句”，说明原诗中有此一句，于是众人便以此句之韵和之。何洯，字雍南。事亲以孝称，以诗古文词自鸣，所交多一时名士。
　　另外，范以煦《淮壖小記》卷三云：“无锡朱襄《织字轩诗》有《淮阴绝句》，自注云：张虞山《石版桥西一草堂》之作，予舅马桂海客淮亦和之。”朱襄字赞皇，无锡布衣，流寓苏州等地。他的和诗一时未能查出，马桂海何许人及其和诗亦待考。
　　清末民初淮安卢福臻著有《咏淮纪略》，其中也有一首他追和的一首，诗云：“石板桥西一草堂，诸家和韵集琳琅。未堪惆怅红栏倚，流水三篙送夕阳。”卢福臻说，红板桥“盖今驸马红板桥也。”阮葵生《茶余客话》中也说，“张养重虞山之古调堂……在驸马巷”，表明石板桥即红板桥。这说明张养重的住宅前门在驸马巷，后门在文渠边，在红板桥上向西即可看到，宅院中有一红树楼。
　　前引孫枝蔚、何洯二人的和诗中，可看到当年的情景。孙诗侧重写人，写张的人品和生活状况：他们曾坐在小凳子上促膝谈心，说他们是《四愁》诗的继承者，是忧国忧民的前朝遗老，整天沉埋在吟诗、弹琴和饮酒之中。那些为官青云直上的人，多半是他的学生的朋友。谁说张先生住的地方是幽径，许多人不知道，其实来这里客人很多，他们的歌声最为慷慨，洋溢在古老的驸马巷中，飘扬在秀丽的文渠之上。何诗则侧重于写景，写张的文人诗酒兴会：说张先生家藏万卷古籍，与孙枝蔚“红树楼堪堆卷轴”一句相响应，也就是说红树楼是藏书楼。墙壁上长满云萝，好像是在维护琴和尊，是多么雅致啊！所养的花草和夜晚的月色，让人享受着薇蕨的芳香。身穿白帢的来客飞舞翰墨，袅袅的香烟笼罩琳琅满目的图书和鼎彝。然而这些都是外表的美好，而我生平最佩服的却是张先生的才思妙曼。大约诗人们经常逗留在驸马巷中，徜徉在红板桥头，所以他们的诗中都有“石板桥西一草堂”。这足以说明驸马巷是宜居之所，文人荟萃的地方。
　　古人尊称别人，常在其姓下加上他的籍贯或做官的地名，如柳宗元人称柳河东、韦应物人称韦苏州等等。称张养重为张山阳，可见当时文坛上对他是很尊重的。这是张先生的光荣，也是我们淮安人特别是驸马巷人的荣耀自豪。

吴承恩与他的《西游记》
洪雯雯

　　早在明代弘治、万历年间，淮安区诞生了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吴承恩。他所创作的神魔小说《西游记》可谓是家喻户晓，声名远扬。
　　吴承恩故居是由门厅、三进正屋、厢房和后花园组成，《西游记》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厅正中安放的吴承恩半身铜像，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根据墓葬中出土的吴承恩头盖骨复原塑造的。塑像昂首向前，蹙眉凝神，仿佛在遐思着取经路上的波折与磨难。儿时的吴承恩聪颖过人，读书过目成诵，少年时期就被举为“神童”。据《淮安府志》记载，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做文下笔立成。”他对读书人奉为神明的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却对各种稗官野史等所谓的闲书尤为热爱，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2004年，正值《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诞辰500周年之际，由区人民政府在吴承恩故居东侧兴建了中国第一座“猴王世家”艺术馆。该馆占地面积1350平方米，充分运用传统的中国造园手法，结合现有的地形地貌及周边的环境，其功能采用了环抱式的平面布局的明清风格，创造出优美而自然的环境，满足海内外多层次人员的观赏、游览、休息等。
　　吴承恩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转衰、日趋腐败的时期。吴承恩腹有诗书、胸有大志却科考不利，至中年方才补上了个“岁贡生”。他不善官场逢迎，得罪了上司，受诬入狱。事情澄清以后，选补为“荆府纪善”。仕途的不顺、生活的困顿，让他寄情山水。
　　人世间的不平，事态的炎凉，让他彻底认清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昏庸，也激发了他的一身正气。他将满腔的热情和怨恨倾注于笔端：贪官污吏成了他笔下的妖魔鬼怪，凶狠狰狞；而仁人义士化身为正义的使者，积极、勇敢、无所畏惧，不屈不挠地同恶势力顽强的斗争。他巧妙的借神话的形式，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同时也规劝宦途之人能够改邪归正，勤政爱民。
　　腐朽的阶级统治给了吴承恩真实的生活感受，为他创作巨著《西游记》奠定了基础。
淮安名人颂
董振安
　　关天培
　　拒英侵粤展雄风，  万丈剑光气贯虹。
　　截趸销烟扬正气，  强军袭舰建奇功。
　　寄封齿印明心志，  血洒虎门映碧空。
　　少穆书联钦伟节，  炎黄世代颂培公。
　　吴鞠通
　　山阳大医华佗风，  德艺双馨声誉宏。
　　典籍精研身试剂，  三焦辨证杏林崇。
　　悬壶济世苍生救，  妙手回春患者荣。
　　救世哲心弘养道，  中华医界仰鞠通。
关天培遗物
野泉
    关天培的名字是和鸦片战争紧密连在一起的。面对英国的野蛮侵略，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关天培代表着正义的力量，血战虎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
　　关天培虎门殉难后，官府快马来到淮安府山阳县关家，通知其母吴太夫人。这时的关母首先想起的是儿子关天培三四十天前派士兵送回的木匣子。
　　关母让侍童将木匣拿来，打开，木匣里面放的仅是关天培掉落的几枚牙齿、一绺头发和几件军服。原来，那时关天培已经料到战争的结局，准备决一死战，以身报国了。
　　本来，关母听到儿子殉难，十分悲哀，当见到匣内的这几件东西时，关母止住了悲恸，只说了四个字：
　　“吾有儿矣！”
　　关天培生前已经没有钱物了。
　　在琦善任钦差大臣的日子里，英军数十艘炮舰泊于虎门前沿的海上，琦善为了议和，却让关天培撤防。之后，关天培曾多次提议加强战备都遭拒绝，当他苦心经营的三道防线（三重门户）的第一道防线——江东岸的沙角和江西岸的大角炮台，遭到英军分兵乘虚而入进攻时，他，还有第一道防线的守将陈连升向琦善求救兵，但都被以“不能影响议和”而拒绝。
　　英军的进攻是在琦善令撤除了关天培多年苦心经营的海防之后。水师被遣散三分之二，战斗力最强的募勇被全部遣散，购进的先进大炮也因琦善“不能影响议和”的命令而不能安装到位。英舰进攻时，舰上的火炮，数量是清军的四倍有余，质量的差别更如霄壤。同时，还有两倍于水师的英陆战队兵士从背后、侧面偷袭。
　　战争的失利虽有“三重门户”布防体系，本身也有各防区相互支援不便的因素，但其主要原因仍是中英两军海上实力的差距。这种结局作为当时清朝的军队指挥权受控于文官的制度来说，不是哪一个将领所能改变的，更何况文官是媚敌的钦差大臣琦善呢。然而，关天培在这次战斗结束后却要承担战争失利的全部责任。沙角、大角之战7天后的正月初五，清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一面转而对英宣战，一面以“平时督率无方，临时又仓皇失措”的罪名，摘除了关天培的顶戴，责令他“戴罪立功”。
　　清朝革去顶戴很多时候不是免职，而是一种惩罚，且仍让其代理原先的职务，“戴罪立功”。此时的关天培心里明白，顶戴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战局，是虎门要塞，是国家门户。他什么都不顾了，他要戴着没有顶戴的官帽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战争。
　　沙角、大角战斗一结束，英军就发出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叫嚣。派人给关天培送来了“照会”，提出五项无理的停战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应将现在起建之炮台各工停止，不得稍有另作武备。”并要求限三日内允准。而在稍后，英军又派兵清理“水底暗算”，破坏了第一道拦江铁排链和部分江底的木桩。大战即将到来。
　　面对英舰队溯江而上，进逼虎门第二重门户的咄咄逼人的局势，关天培意识到的是沙角、大角战后，极大地影响了广东水师的士气。为安抚士兵，挽留人心，提升士气，他除向琦善争取部分兵饷外，还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典押了自己的衣物（仅留一把刀），给每个士兵发银元两个，以作激励士气之用。
　　关天培要作最后一搏。他在向琦善请求增援仍然遭拒之后，除了用搪塞的方法应对英方，积极备战，还决定将提督署移至靖远炮台，坐镇前线。临行前，他脱下了身上立过战功的官服，又拿出往日收藏着的自己的堕齿，剪下一绺头发，并家书一封，装一木匣内，封好，让一个因母亲病重即将回去探亲的安宜籍兵弁帮其送回家。
　　关天培的灵柩是跟随关天培十多年的孙立护回的。
　　随灵柩回淮安老家的仅有四件物品：关天培全身官服像，关天培半身官服像，关天培便衣像，关天培为老母八十寿辰请人画的延龄瑞菊图。
　　前三件物品是关天培生前请名画家绘制的，据说很像。延龄瑞菊图，是关天培驻防虎门的第四年请人于关老太太八十诞辰时画的。
　　关祠于1846年建成，祠内居住的是关氏后裔。关天培的四件文物也保存在祠堂内，由上代传下代，一直传到六世裔孙关家泰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红卫兵是以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到处抄家，无所不作。关家泰怕文物被红卫兵查到，误将关天培文物当着“四旧”处理，就和母亲关薛氏商量，将四件文物送到中共淮安县委宣传部保管。1973年南京博物院了解到关天培有四件文物在关家泰处保存，就派该院侯长荣等两位同志和关家泰商谈，建议将关天培四件文物交到南京博物院。当时关家泰考虑到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让南京博物院保存是一件好事，即表同意。后经中共淮安县委宣传部同意，南京博物院派人取走了。
　　1997年5月，在香港回归之前，关家泰又去南京博物院了解关天培四件文物在南京博物院的存放情况和需要办的手续。南京博物院负责人和关家泰商量，认为关天培四件文物很珍贵，应由国家长期保存。至于关家后代保存一百几十年，国家可给予一定的保管费。关家泰再三考虑，认为如果他将文物领回保存，一是不安全，二是一代一代传下去，势必损毁。而由国家保存，则世世代代传下去，可供世代瞻仰。关家泰最后是无偿地捐赠给了南京博物院。这四件文物现在仍保存在南京博物院。

淮安府署
（接上期）礼科职能为主管全府的教育和宣传方面事务。负责有关神鬼方面的祭祀活动；管理社稷坛、风云雷雨坛、城隍庙等祭祀场所；管理僧人、道士、操办祭祀、节日庆典、岁科考试；旌表忠义、孝子、节妇、烈妇等事务。
　　兵科职能为主管全府军事方面事务。负责招募兵丁、征集马匹、兵器等军需物资；组织供应驻军粮饷；协助训练壮丁；管理地方治安；组织武举考试等事务。
　　刑科职能为掌管全府的司法业务。管理刑狱；受理刑事、民事案件；捕快侦缉破案、起赃、仵作勘验现场；牢头狱卒看守人犯、侩子手行刑；负责审讯笔录、票拟文书；案犯的羁押、起解押送；具结取保候审；罚赎银粮入库等事务。
　　工科职能为掌管全府的工程营造事务。负责城池、道路、寺庙、宝塔的建筑与维修；官办仓库以及公共桥梁、水利、河道、堤防等工程建设；负责制造兵器、城防建筑等事务。
　　经正堂过垂花门便来到淮安府署二堂，相传抗金巾帼英雄梁红玉和她丈夫韩世忠曾在此商议军务，后人为纪念她，把二堂又称筹边堂。二堂是知府平时办公之所，也审理一些不宜公开审理案件。二堂东房是知府和其它官员喝茶聊天之所，二堂西房是知府更衣、听取其它官员汇报工作之所。以上便是淮安府署中路前段主要建筑。
　　二堂后经过宅门便是知府及亲属居住的上房院落，上房又叫官宅，内宅。中路一改大堂院落生硬、庄严之气，这里花木丛生，风雅别趣。正面为知府和夫人居住的上房，又叫清德堂，主要功能为知府和夫人居住，知府闲读，知府会客之所。上房院落东厢房为知府亲属居住场所；上房院落西厢房为知府两位官僚“刑名师爷”与“钱谷师爷”居住场所。
　　上房后面便是两层楼房建筑，叫青玉堂，是知府小妾和子女居住之所。青玉堂原名镇淮楼，始建于明洪武三年，由当时淮安知府姚斌设计建造，淮安历史上水患频繁，镇淮楼寓意镇住淮水，淮水安澜。
　　青玉堂后边是淮安府署后花园，据历史记载：“堂之北有署，署之内有亭，亭有池，池上必有桥”，“园在公衙后，有亭、轩、榭、菜畦”。现淮安府署后花园山、水、楼、台、石舫具有，曲径通幽，一派园林风光，是现代嘈杂城市难得幽静去处。
　　淮安府署东路为迎宾宴饮之所，依次建有酂候祠、宝翰堂、藤花厅、集贤堂等建筑。
　　酂候祠，奉供着西汉开国丞相萧何神像。酂候祠主要建有萧何庙、献亭、风雅台。正面为萧何庙，东西为凤雅台，献亭剧中，凤雅台就是戏台。每逢重要节日、祭祀、庆典、招待宾朋等都要请戏班来唱戏，献亭主要功能是摆放祭祀祭品、官员看戏用。
　　宝翰堂，风雅之所。为知府和文人墨客交流诗赋之所。据明代淮安知府陈文烛所撰《宝翰堂记》云：“余得李邕碑，勒于壁，兹堂在府治二门东，为延客所，余客观前爱之，余意存放恐惧剥蚀，而因题堂曰宝翰，与四方文雅者共享，嗟乎！”明代淮安知府陈文烛在吴承恩家偶得唐代大书法家李邕娑罗树碑拓片甚喜，勒石横碑，高一尺三寸，138行，行8字，行书，在宝翰堂贮之。
　　藤花厅，因院中有藤而得名，为知府和贵宾品茗聊天之所。现藤花厅又称楠木厅，藤花厅所有梁、柱为金丝楠木所建。
　　集贤堂，旧称“四桂堂”，为二层楼房建筑，是古代知府用于招待宾客宴饮之所。
　　淮安府署西路为军捕厅署，军捕厅署全称“军粮监捕通判公署”，由南向北依次建有照壁、大门、二门、大堂、二堂、上房、邮政司、驿站等建筑，它是管理淮安军粮、司法业务专门机关。   　　（黄 毅）

天然

我算是博览了一回，学习了淮安的历史，问候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