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 ：不能忘却的追忆

赵日超

不能忘却的追忆
陈忠实


                                     走进小岗村
　　至今依然记得，六年前的清明节刚刚过去，我随中国作家访问团走进安徽省小岗村时，心情很不平静。这个小小的小岗村，悬在我心里足足有三十年了，今日终于得着机缘走进来了。
　　我说小岗村悬在心中三十年，不是夸张。三十年前的一九七八年，秋末冬初，我从一场规模很大的修建“大寨田”的会战工地上下来，调进区文化馆这种比较轻闲也更显松散的文化单位，已经基本确定要把文学创作作为主业的人生志向。桌子上、枕头旁摊开着契诃夫和莫泊桑的书，而睡梦里常常冒出我在平整土地或是修筑防洪河堤工地上的这事那事，一时尚不能从我在人民公社(即今乡镇)工作过整整十年的感觉里调整到这安静的书桌上来。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我听到私下里窃窃议论着的一个小道消息，说安徽省已经在农村实施包产到户的“大包干”政策了。直白说来就是“分田到户”了，再透彻说来就是恢复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之前的单家独户种庄稼的形态了，习惯称呼为“单干”。这个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不仅在农业这个系统工作的人议论纷纷，不仰仗土地吃饭的城里人也纷纷热议，对生活在公社体制下的农民的心理瓦解更是不言而喻的。我那时候尚不知道小岗村，窃窃私议发展到沸沸扬扬的小道消息，只是笼统地说着安徽，有的说正在搞“大包干——分田到户”的试验;有的说是农民自发搞“分田到户”，安徽省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农民的越轨行为;还有的说法很夸张，安徽省已全面推行“分田到户”了……之后不过两三年，小道消息已经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达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农村实行。我也曾作为落实“责任制”的工作组成员驻到渭河边一个村子里，让农民把生产队饲养室的骡马和黄牛牵回家去，把大块土地切割成一条一块划归一家一户……那时候，我记住了小岗村。这个向中国农村近三十年的集体化体制——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发出挑战的小岗村，引发了随后被称作“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堪称翻天覆地的伟大改革。
　　在小岗村村外的田野上，我们一行来到一座别致的展览馆门前，上书“大包干展览馆”。我看到这个名称便怦然心跳了，及至走进展馆，在看到那幅被放大了的秘密盟约时，竟有一种屏息的感觉。秘密盟约仅有两三行文字，即要搞分田到户的“大包干”，上面有这个不足二十户人家的生产队的十八个干部和社员的签名，而且每人都按上了自己的指印。我反复默读着那几行简短的文字，久久凝视着那十八个签名和指印，心中涌起的是一种神圣的景仰。秘密盟约最后一句文字申明，如果此举暴露而招致某人坐牢或杀头，其子女由所有签名者共同帮助抚养到十八岁。这无疑是一个生死盟约。生死盟约的十八个结盟人，在签写自己的名字再按上手印的那一刻，都有了坐牢乃至杀头的心理准备。而能促使这个不足二十户的小村庄的十八户当家男人豁出命来要搞土地“大包干”，任谁都会想到他们的光景怎样难以为继……姑且不评说其精神和意义。
　　我的眼光最后停驻在“严俊昌”的名字上，他当时是小岗村的生产队长，秘密联盟是他一手策划的，由他亲自向各家各户的男主人征求意见，获得呼应，就形成了这个堪称共生死的约定。任谁都会想到，一旦“大包干”的秘密盟约暴露，首当问罪的肯定就是他严俊昌了。任谁也都会想到，小岗村一旦分田到户，土地分割成一块一绺，一家一户的男女主人在自家分得的田块里耕耙、播种、除草，与集体化的大帮人群劳动的场景相对照，不几天秘密盟约就会大白于天下，这是无法掩盖更无法保密的事。严俊昌难道连这样简单的事都会马虎吗?显然不会。这就让我想到，明知遮掩不住却仍然要做，就是冒死心态了。看着秘密盟约上严俊昌的名字，我的心里已经泛溢出伟大的感觉。
　　见到这位伟大的农民严俊昌，是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一张方正的脸，一双明澈的眼睛，还有尤为突出的大脑门，头顶是基本全白的头发，我便看到一个睿智却也更为坚实的形象。他已六十六岁，我看到他的服装，是质地不错的西装，当属今天的农民普及了的服饰，我在欣慰的同时，更多的是恍如隔世的感慨。

　                          　我们村的安徽菜贩
　　自进入小岗村，或许自下火车踏上安徽省的大地，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一个安徽人来。掐指算来，竟然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
　　这是习惯上称作“三年困难时期”的头一年，即一九六○年。我正读高中一年级，某个星期六从学校回到家里，在村子里遇见一个挑着空筐的陌生人，看样子是刚刚在集市上卖完菜归来。我也不大在意，村子里有陌生男女过往是常有的事。而这个挑着空筐的陌生人连连和我的两三个乡党打招呼，而且是一种让我听来十分生涩的外地口音，让我难免好奇，便问和他说话的乡党，这是哪里来的菜贩子。乡党随口说是安徽人，又着重加一句，难民。
　　我随后就知道这是一个不远千里从安徽逃难来到我们村子的难民。据说他先找到我们村子的主事人——党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想从我们生产队的蔬菜地里趸菜卖菜，书记和队长都同意了。据说俩人同意接纳这个安徽人的因由基本一致，于公事说，生产队每天可以少派一个赶集卖菜的劳力。顺便说明一事，自从实行农业合作社以来，我们村这个独立生产队就开辟了一块七八亩的蔬菜种植地，种植时令蔬菜，春夏有韭菜、菠菜、茄子、大葱、洋葱、豆角、西红柿、芹菜、辣椒、大蒜等，秋冬有白萝卜、红萝卜、白菜、冬葱、香菜等。少量给社员分配享用，主要是给生产队增加收入。我们村周边的河川和白鹿原上有三四个规模大小不等的集镇，几乎每天都有逢集的镇子可以销售蔬菜，生产队每天都要派出六七个甚至十多个社员挑着各种蔬菜上原或过灞河赶集去卖菜。这个安徽人从菜园里趸买了蔬菜，生产队每天就可以节省一个卖菜的劳动力了，但也不能不说我们生产队的当家人对这位安徽“难民”的恻隐之心。这个安徽人便在我们村住下来，每天傍晚从集镇上卖完菜回来，马不停蹄直接进入菜园，趸买两筐各种蔬菜，第二天一早就挑着菜筐赶集去了……他竟然在我们村子一住就是四五年。
　　我约略了解他，是在他到我们村不久的那年暑假。我从学校放暑假回到家中，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个早上挑着装满蔬菜的竹筐出村、傍晚挑着空筐回村的安徽人。我家门前不过三五十步就有一面小坡坎，坡坎下有一孔年代久远的窑洞，曾经是我家隔壁一户人家的磨坊，一个圆形的石磨盘，两块同为圆形的磨石，曾经是村民磨麦子的好去处。不知何年何月窑洞的后壁发生坍塌，便没有人再进这孔危窑磨麦了。多年过去，尽管这孔危窑再没有发生坍塌，却也没人来磨麦了。这个安徽菜贩就住在这孔废弃的窑洞里，他每天出门卖菜、傍晚回来，都要经过我家门前。暑假里我可以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每逢阴雨天不能出工，便有同村伙伴相约打扑克，往往选中这孔窑洞。阴雨天安徽菜贩也不能赶集卖菜，就只好待在窑里。我曾和他聊天，他尽管姿态很谦诚，却总是不多说一句话。我其实也就问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譬如，你跑这么远路到我们这儿来买菜卖菜，何不在自家村子做这买卖?他大约支吾着说，他的老家生意不好做之类的话，搪塞一下。我大约也问过这样的事——你一年四季不在生产队出工劳动，生产队会允许你出门卖菜给自己挣钱吗?会不会扣下分给你的口粮?他依旧支吾着说他们那里的生产队管得不严，可以外出，不指望生产队分粮了。我之所以会问这些，是依着我们当地的政策戒律产生的疑问，当地的农业生产队不允许社员私自出门做任何为自己挣钱的事，如有违犯，就不给他乃至全家人分配口粮。我仍不死心，又把曾经听说他是逃难的“难民”的话题提出。他没有否认，却仍然支支吾吾着说是先遭旱灾又遭水灾，颗粒无收……我大体相信了他的说辞，那时不仅安徽省遭灾，整个中国已经陷入“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村子也陷入饥馑年月，瓜菜代食，谷糠充饥，且不赘述。
　　二十多年过去，这个早已被遗忘的安徽菜贩，突然在某一天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竟让我惊讶半日。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某日，我到区上开会，主题是学习和落实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即在全国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会上放映了一部中国农村发展现状的资料纪录片，其中有一组镜头是拍摄“三年困难时期”安徽省某些村子的景象，整个村庄已人去村空，村子中的道路上长满荒草，一个特写镜头映现的是一户人家围墙里的杆状野草，竟然长到高过围墙高过围墙里的房子的窗户，快要接上房檐屋瓦了，这样荒芜的屋院连成一片……低沉的解说词告诉观众，村民全部逃荒要饭讨活路去了，尽管没有说饿死人的事，观众大约都会想到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在看着那一组令我惊诧的惨景时，突然想到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是毛泽东在得知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报后乘兴写下的七律《送瘟神》中的两句。他老人家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血吸虫病造成的那种惨不忍睹的景象，几年之后又在中国乡村出现了。自然灾害是一个因素，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当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乡村不识字的乡民都明白的事……我在看到安徽乡村村巷和屋院里的荒芜景象时，就想到那个安徽农民，甚至想象他也许就是纪录片中某个院子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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