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密信｜ 七旬烈士女儿寻找生父

巩大方

一封密信｜ 七旬烈士女儿寻找生父原创 2016-04-07 崔向华 [url=]人物传记[/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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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辈记忆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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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烈士女儿寻找生父

文 / 崔向华

2016年新春前夕，新四军研究会成员高山女士走访了驻京健在的新四军老同志，一时触景生情，感慨万千：“我是1962年17岁时才知道我是烈士的女儿，我的亲生父亲在我一岁时就牺牲了。母亲为了告诉我亲生父亲的事，专门找了我父亲的战友们，忻元锡（当时华东区宣传部部长），叶进明（上海交通办公室主任），王公道（上海机电一局局长）在一起开会讨论，最终才决定告诉我，怕我心理上无法接受。忻元锡叔叔夫妻俩还专门抽时间陪我妈妈和我到江苏扫墓，一路上到无锡、南京、扬州都有父亲的老战友们接待。我这才一点点了解了我的父亲。”对父亲的思念如潮水般涌上年已七旬的高山女士心头。高山对父亲血脉相通的情感意远情深！

     一封信、两代情     

周山是著名电影《东进序曲》里的原型之一。1940年6月周山曾经和陈同生一起奉命到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所在地泰州与李明扬、李长江谈判。陈同生写的回忆录被改编成了电影《东进序曲》，好评如潮。忻元锡曾在《周山烈士传》一文中这样写道：“陈毅同志坚决执行团结进步力量、孤立顽固势力、集中力量打击敌寇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决定派陈同生和周山为代表到泰州与正在动摇之中的李长江做最后的谈判。这是一次极其危险的谈判，周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的任务，到泰州后，果然遭李长江拘禁。他拒绝了李长江以释放为条件，要他写信给陈毅同志撤围的要求，坚持了党的立场。一直到郭村战斗胜利，我军兵临泰州城下时，顽固派才被迫释放了周山等同志。电影《东进序曲》就是描述的这一情景。”

电影《东进序曲》剧照

电影《东进序曲》剧照

高山自从知道亲生父亲后，非常渴望了解父亲的一切。她说：“转眼60多年过去了。除了几张照片，父亲未给我留下任何东西。小时候，我听他的战友们说，父亲会写文章，字也写得好。我做梦都想拥有一件父亲的遗物，那怕是一张纸片，也好让我有个念想。但是，多少年过去了，这只能是我的一个梦想，因为连妈妈也没有父亲写的片纸只字。前年，我加入了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有人叫我去找找陈同生的女儿，看看她能不能提供一点有用的情况。刘华苏会长给了我陈同生女儿淮淮(张浩青)的电话号码，并给淮淮通报了我的情况。我立刻和淮淮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她亲自到车站接我到她家。我们的父辈在生与死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我和淮淮就像久别的亲人一样交谈着，真是相见恨晚啊！”

交谈中，当高山说起父亲牺牲得太早了，连一张纸都没有留下，甚至连他写的字都没有看见过。淮淮听了，对高山说：“我这里有啊！” 她的话让高山大为惊奇，十分激动。原来:1943年的苏中区开展整风运动时，陈同生同志因多次被捕入狱，事情的经过都要向党组织交待清楚。当时说他有九个“关节”要审查，组织上派他去泰州和李明扬、李长江谈判被扣留也算一个“关节”。一年多过去了，他还是过不了关。实在没办法，只好给周山写了个便条，要他帮忙说明一同在泰州谈判时被无理扣押的经过。周山毫不犹豫地立刻将此次经过详细地叙述一遍，写了满满四页纸。整风过关后，陈同生便将此信一直带在身边。他觉得以后可能还要用到。后来，周山牺牲了，这封信就成了烈士的遗物，陈同生同志一直小心地保存着。果不其然，此信帮陈同生躲过了一劫又一劫。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觉得这次运动不一样，似乎在劫难逃。于是他将此信交给在家里服务多年的保姆带到乡下藏起来，不久他自己却被造反派迫害致死。1978年，陈同生平反后，保姆才将周山的信归还给了他的家人。前几年，淮淮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这封周山烈士写的证明信，一直寻找烈士的后人。

当高山从淮淮手中接过父亲的亲笔信的那一刻，激动和喜悦之情难以言表。看着泛黄的一页页纸，她不禁热泪盈眶。父亲英年早逝，这信却历尽沧桑。年已七旬的她还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父亲的亲笔书信？太珍贵了！这真是父亲留在世界上的唯一笔迹，对她的意义可想而知……看到父亲那一行行整齐隽秀的字体，仿佛看到了父亲在灯下奋笔疾书的身影，仿佛见到了梦中的父亲。70年前的6月父亲周山将此信交给了陈同生，70年后陈同生的女儿又将此信还给了周山的女儿，再次续写上一辈的革命友谊。一封信不但承载了老一辈革命者的深厚情谊，也使她们这一辈成了最好的姐妹。这真是一封信，两代情。【文末附有信稿原文】

    青年才俊视死如归    

周山，原名周中奎，乳名安澍，浙江省定海县观碶头村(现属普陀县芦花乡)人，1917年8月22日出生。其父周祖祺是一位塾师，也是个土郎中，专治小儿麻疹，家里还有些田地，家庭经济还比较富裕，他和弟妹们都能受到中等以上的教育。他7岁进入家乡的延武小学，13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定海中学，为寄宿生。不久，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少年的周山，怀着一片爱国热忱，既仇恨日寇的侵略罪行，又对国民党政府甘心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让人的“不抵抗主义”感到迷惑和愤慨。请看1931年上初二的周山写给初三同学的一篇文章《再会吧》（节选）：奸猾的陷阱，悲伤的罗网，烦恼的桎梏，堕落到漩涡，在略人生的旅途上，是布满着荆棘呵！亲爱的同学们呀，你们得步步小心！听呀！在我们这黑暗的中国。充满了弱小同胞的呻吟。那吞人的狰狞的野兽，似乎要毁灭我们这一群善良的人们。快起！快起！快透露出你们心中的光明，来领着一切被压迫的同胞奋斗，以脱离这黑暗之境地。我们要消灭一切害人的野兽，我们要揭开人类的光明。我亲爱的同学们呀！你们的胸襟是光明的，不要被社会所污染；你们的血是沸腾的，不要让他慢慢地冷了；你们的责任是重大的，不要把它放松呀；你们的光阴是宝贵的，不要让他浪费呀！”他对初三毕业同学的关心和希望，那是一种“爱”；他对黑暗社会现状的抨击，对弱小同胞的同情，那是一种“爱”；他表示“要消灭一切害人的野兽”“要揭开人类的光明”，那更是一种爱，一种大爱，博爱。他正是怀着这样的“博爱”之情，强国之心，投身革命，以实际行动来实现他“消灭害人野兽，揭开人类光明的”的理想。这博爱之情演绎了多少生动丰富的历史画卷。

周山在校期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关心时事。入学以来，由于国内外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如继“九·一八”之后发生的“一二·八”抗战和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洛阳；伪满州国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成立和东北三省沦亡；国民党当局坚持对日采取丧权辱国的“不抵抗主义”和对内频频发动大规模“剿共”战争,这些现象，对于刚从少年进入青年时期的周山来说，都是难以理解的疑问。舟山，虽然是个海中的孤悬岛屿，但地处江浙门户，交通并不闭塞。有些在上海受到国民党当局迫害的进步教师，常到舟山避难或者任教。周山就带着这些疑问去请教老师，请教同学，请教书刊。他逐渐朦胧地意识到，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既是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也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利益的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结果。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出路何在？这对尚未正式踏入社会的年轻的周山，依然是没有办法获得答案的。

周山是巴金的崇拜者，很欣赏《雷》《电》《雨》三部曲。据忻元锡回忆说：一个冬夜，寒气逼人，窗外是黑沉沉的锁山，四周万籁俱寂，大约已经过了半夜，忽然听到敲门声，我披衣开门，却是同班同学周山，裹了条棉被站在门外的寒风里。我吃了一惊，把他拉到室内问他：“怎么，你不是放假回勾山去了吗？”他说他根本没有回去，还住在学校宿舍里，白天没有吃饭，饿到半夜，看到楼上有灯光，才找了来的。我在室内搜罗一下，发现钮先生留下半罐笋浦豆，打开来两人就吃，谈到天亮。以后，我每天从家里打了饭来给他。白天他同我一起扫地擦窗，坐在图书馆里看书，晚上就同我睡在一起。我很喜欢这个浓眉大眼、比我大一岁的同学。他有一副爽朗的性格，爱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又爱自言自语的回答自己提的问题：“XXX的首都在哪里？达斯马尼拉，哦，踏死蚂蚁呀，记住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会亡国吗？不会，我看不会，人民不死，还有共产党呢！”“共产党到底坏不坏？我看不坏，劫富济贫打鬼子，有什么坏？”最后一学期，周山为少了几元学费发愁，我就代他付了，他非常感激。初中毕业，周山离开了学校，临别时我送他到北门外桥头，看着他挑了一担行李远远消失在山岙里。

1933年，周山初中毕业，因品学兼优，被学校推荐到刘鸿生(定海籍的上海著名民族资本家，曾出资创办定海中学)在上海合股开设的开滦煤矿售品处经营部当练习生。并于1935年1月和乐时鸣等创办了一份名为《微明》的文艺刊物，作为发表自己作品的园地。周山以中奎（魁）署名，在《微明》上发表过《雪夜》《归宿》《牧童》《盐潮》等短篇小说。

华夏英杰前3篇以满怀同情的笔调，倾诉了破产的农民、失业的工人、惨遭海盗残杀的渔民和备受地主压榨的牧童们的痛苦呻吟；在第六期上发表的《盐潮》，更鲜明地为不堪官府、盐局残酷压迫剥削、忍无可忍地举行暴动的盐民发出了大声的呐喊。

周山十四五岁时就参加了抗日斗争。他不仅是开滦矿务局上海售品处营业部练习生，而且是煤业救护队中队长。在淞沪战斗爆发时，他和同学忻元锡领导的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不仅在上海淞沪战场上抢运伤员，而且在1938年1月接受新四军军部叶挺，项英的要求，把分布在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接运下山，到按国共两党谈判议定的地点——皖南岩寺集结，上前线抗日。他们兵分三路，为新四军集结做了很多工作。车队还把新四军军部从南昌迁到岩寺。李一氓评价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为新四军所做的工作是“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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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周山全家在淮安

1946年10月初，国民党派出他的嫡系部队，全副美式武装的74师和全副日式武装的25师军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当时苏中区情况紧急，为了加强基层的力量，区党委决定领导干部下去工作。时任华中军区政治部锄奸部部长（即保卫部）， 苏中区党委社会部副部长的周山，患有肺病，时有咳血，但他立刻响应号召，主动要求下去。区领导陈丕显，纪鹏飞要他去一地委，边休养边帮助一地委工作。 但他看到二地委（辖高邮，宝应）是苏中斗争全局中最危急的地方，他坚决要求到那里去，最终，组织同意了他的请求。

在去二地委的途中，他和一起回去的地委负责人惠浴宇作了几次长谈。惠浴宇希望他暂留地委机关帮助领导工作，但他看到高邮情况紧急，坚决要到高邮去亲自掌握敌后斗争。到了高邮后，惠又曾几次捎信要他暂缓进入敌后，等当地同志先插进去了解情况后再说。他一度表示同意惠的意见。但当他到达临（泽）北前沿后，看到县委个别领导人流露出畏缩动摇情绪，就写信告诉惠浴宇，决定亲自带领当地干部立即插进敌后去开展斗争。

11月22日，中共高邮县委在临（泽）北的郑家垛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县区两级干部扩大会。会上周山传达了华中工委和二地委关于敌进我进的方针和开展敌后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指示，介绍了其他地区坚持敌后斗争的经验，使到会干部士气大振。

当天，派往敌后侦察的人员回来汇报说，跟随蒋军的“还乡团”土顽地主武装刚回来不久，正忙于建立敌顽政权和自卫队，登记人口，查封我军公粮，并追查捕杀我工作人员和基本群众，但没有发现敌军主力下乡，当地土顽武装力量并不强，周山等就决定第二天晚上乘敌之虚穿插临南。周山很清楚当时高邮市敌强我弱，他知道自己带这么少的武装队伍下去，无疑是有很大风险，但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情，在23日渡过子婴河，带着100多名当地干部和一个排的警卫战士夜行50里，插进敌人重兵包围的高邮周家垛。

24日清晨，周山布置大家写标语、传单，草拟《告父老同胞书》、《告还乡团书》、《告保甲人员书》，并分别派干部到附近了解公粮和侦察王营据点的敌情。

不料，这时却出现了一个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严重情况：由于还乡团的郭连才告密，还乡团头子翟举之买通王营保安团包围他们，此时，国民党黄百韬部的二十五师由副师长杜聚政率领正好路过这里，听见枪响，就赶到周家垛，使周山他们四面受敌，蒋军的迫击炮、掷弹筒、机枪一齐向我军开火，我警卫连当场有战士伤亡。周山等知道情况有变，形势极其严峻，赶紧部署分路突围，周山冷静、沉着，毫不犹豫地决定他自己带一个班进行掩护，命令其他乡、区的领导带领群众迅速转移。战士们不干，说：“首长，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你”。周山急了，大声呵斥，“这是战场，我的话就是命令!”说完，他手一挥，带着一个班的警卫战士向另一方向冲。面对敌人的疯狂攻击，周山和战士们毫不畏惧，顽强抵抗，直到干部和群众转移到后李墩村脱险后，他才和战友们突围。但此刻他们身后是滔滔的河水，周山体力不支，刚想坐下，敌人就追上来了，口中狂喊着“捉活的！”，周山不谙水性，便打光了手中所有的子弹，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纵身跳入滔滔大河，牺牲时年仅29岁。

当地政府和人民为了纪念周山，把他牺牲的地方命名为周山区，后改为周山乡，现为周山镇。

1939年2月新四军军法处

    延续父亲的血脉，为正能量高歌   

高山原名高小敏。她是在17岁那年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已经牺牲了。那是1962年，她在上海市体操队，已经是国家一级运动员了。时任华东区宣传部长、周山同志的亲密战友忻元锡突然找到高小敏。他也是打听了很久，先找到高山的母亲高敏，才知道周山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

乍见到高小敏，忻元锡震惊了，那眉眼、那神态，就是活脱脱的周山！而他带来的消息，对高小敏不啻于晴天霹雳。一瞬间，整个世界颠了个个儿。小时候她随妈妈去看望周山的弟弟周中立等周山烈士的家人，但妈妈没有告诉过她这才是自己亲生的叔叔、姑姑，也从未怀疑过张碧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反而觉得父亲偏爱她。她在体操队时是住校生，每周回家，继父一定要做她最爱吃的食物。她最喜欢吃的螃蟹，只要能买到，继父就给她做。零用钱不够用了，都是继父瞒着母亲偷偷塞给她。她和弟弟、妹妹自小嬉笑玩耍，亲密无间。

高小敏随忻元锡叔叔和母亲去高邮拜谒父亲，那时周山跟李建、周奋等六位烈士共同葬在一个圆形的水泥墓冢之中。她第一次见到周山烈士的遗像。那个英俊、温和男人“才是我的亲生父亲”。她第一次以女儿的身份向父亲的墓碑献花、鞠躬。

她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改变了。革命、战争、牺牲、奉献，不再是历史教科书中的词条，不再是别人的事情。她必须做点什么。

忻元锡认为体操是年轻人的事业，他建议高山考大学，为贫穷中国的崛起做出更大贡献。高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体操运动，转到上海松江二中读书。她毅然搬到学校去住，刻苦学习，成绩一跃再跃。1965年，她顺利考上梦寐以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65231班。

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不论是在农场、工厂、研究所还是卫生部，高山从未因为逆境而放弃对理想和奉献的追求，她总是拼命工作、拼命学习。1983年，她在卫生部贷款办公室设备处工作时，刚刚改革开发，卫生部第一次从国外贷款，根据世界银行的要求，必须进行国际招标采购。当时中国还不知道招标采购，高山就组织专家，一边学习，一边研究，写出第一份招标书。每一份合同都凝结着她日以继夜的辛劳，每次与外国人的谈判都是条理分明，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1988年，高山被卫生部派往美国华盛顿大学学习。1991年，她获得华盛顿大学行政管理硕士学位。1992年，高山被美国STORZ公司聘为中国总经理。

三年过去了，事业有成的高山决定还她烈士女儿的心愿。教育是爱的事业，是唤醒和启迪的事业。她决定帮助周山烈士鲜血染红的那块土地上的孩子。

1996年4月3日，高山从美国回来，携母亲一行6人向父辈的第二故乡周山中学赞助5万元作为奖励基金，以父亲的名义设立了“周山教育奖励基金”。在学校召开的捐赠仪式上，她说：“我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把鲜血染红在这片土地上，这片土地对我来说应该是非常特殊的，我想以我父亲的名义建个基金，能够来激励他们，让孩子们有一个向前的动力，哪怕是一点点！”那一年高山51岁。

一晃，20年过去了。高山先后捐款20次，达100多万元。她捐赠了十几台电脑，建起了周山镇第一个电脑室；捐赠了60多台改善老师工作条件的转椅；2000年建立了第一个电脑房；捐了2万元专款给学校试验室添置了理化实验器材；特困生卢小花付不出新学期的学费，高山听说后，立刻寄来1000元为小花付清学费；她邀请品学兼优的学生和老师赴北京参观，为他们精心设计了游览项目，请他们吃地道的北京烤鸭……周山中学一批又一批学生毕业了，有900多人次的学生和老师获得过“周山教育奖励基金”，他们中有人考上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不少学生现在都在大企业、政府部门担任重要工作，而学生们眼中朝气蓬勃、开朗大方的高山“阿姨”，也成了头发里有缕缕银丝的高山“奶奶”。每年4月3日左右，校园里就充满着高山爽朗的笑声和真诚鼓励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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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高山和孩子们在一起

2013年清明

2014年清明

20年来，周山中学把高山每年一度的捐赠都当成一次革命传统教育的机会，在学校访问任何一位学生，都知道高山奶奶，知道周山烈士，知道捐款的意义。

有学生写道：“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我们被给予了更多的期望，我们的成才不仅有家庭的重托，更承担着这片热土的光荣梦想”。

叶亮同学在诗里这样写道：“忆，20世纪中叶，周山鲜血洒杨庙，问他为什么要斗争，他说‘只为这土地’/看，20世纪末期，高山心血注周山，问她为什么要浇灌，她说‘只为这土地’/想，21世纪中叶，后生热血溢中华，问他们为什么要奋斗，他们说‘只为这土地’!”

高邮人民由衷地感谢高山，不仅是因为这些捐款。正如周山中学校长沈国林说的那样：“周山——高山，用真情焊接真情，用爱心延续爱心”。

2015年4月4日，清明节的前一天。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会长、新四军后代刘华苏将军携弟弟，原南京军区参谋长刘华建将军和分会的其他同志陪同高山专程赶来参加她的第20次捐赠仪式。以烈士命名的周山镇周山小学和周山中学的学生在校门口排起长队，夹道欢迎高山奶奶和一师分会的同志。高山一走进校园，将要毕业的初三学生立刻欢呼雀跃起来。高山走到他们面前，要“跟奶奶抱抱”的请求此起彼伏，争先恐后地表示希望她“到教室里坐坐”。孩子们的笑靥像春天的桃花，使高山陶醉，使她开怀大笑。这里已经是她的家，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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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高山和外孙子女合影

她说：“我今年70岁了，我不会停下捐赠的脚步，我要捐到我走不动了，捐到我死去！”她的父亲周山，一生光辉而短暂，贡献多获取少，她要学习父亲的革命精神！周山和高山，父女同心奉献革命。两座山，两座丰碑！

一位同事说：高山同志为高邮县周山镇周山中学捐款一事，从未听见她说起。直到今年初，她请我帮她完成周山烈士参与的《上海煤业救护队》和《周山烈士记》书籍时，给了我很多资料，我才看到她20年不间断捐赠的事迹。她不是大款，过去不过是薪酬高一点，现在也是领退休金的普通公民。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周山烈士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是做了一辈子好事；高山同志延续大爱至今，令人动容。于是写下这些文字，是为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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