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选发《五世六进士的河下刘氏家族》

赵日超

五世六进士的河下刘氏家族
程治国

淮安河下有一刘氏家族，明清两代，该家族连续五世皆有闻人，连续四世皆中进士，共涌现了1名举人、6名进士，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由于诸种原因，许多人可能对其人不是很了解，本文特向大家加以介绍。
第一世名叫刘世光，字晦卿，初名均，因为避明光宗讳，改为今名。明万历己卯（1579年）举人，授英山教谕，辗转聘福建同考官，又迁赵城县知县，终补沈邱知县。在任期间，勤政爱民，“仿古常平法为社仓，劝富民出粟实之，复捐羡金市谷，期年仓粟充溢。遇社祲，所活以万计。”而且颇有胆识和方略，“颖州饥，流民倡乱，突至沈邱界，居人苍黄议请兵，世光曰：‘此饥民，欲得赢粮活旦夕耳，吾当自抚之。’遂单骑诣贼（对农民起义军的蔑称）垒，贼露刃相向，乃以好言慰安之，许给以社仓粟，令安居境上，毋妄动，众投刃罗拜，既得食贴服，乃执其渠诛之，余悉解散。抚按方交章上其功。”当然，在为官期间，他也不忘欣赏当地的优美风景，如任沈邱知县期间，便经常光顾当地的“沈邱八景”，对八景之首的“香台夕照”留有这样的诗句：“高台层汉出，绀宇紫烟连。晚照迷方觉，回光法镜圆。虚能通牖白，明光借灯然。望处诸天近，空香霄外传”。后因病，“遂移疾归”，家居数十年，终逝于家。善属文，著有《青藜馆集》。
第二世名曰刘一临，字天幸，刘世光之子，幼即颖慧，七岁便善属文，十六成博士弟子，明万历己丑（1589年）成进士。后授常山知县，又调长兴、信奉，治声颇著。曾担任乡试同考官，慧眼有加，选拔了许多人才。其任常山知县期间，因常山与其父为官所在地沈邱相距不远，再加父子皆善施惠政，因而“父子以循吏同被府按荐剡”，成为一时美谈。然而因其天性高简，不能觍颜侍奉权贵，故屡调而不得竟其用。终因郁郁不得志，年仅四十，卒于官。著有《甲申警戒录》。关于刘一临，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初，一临之生也，三日举汤饼会，同里王典来会引，问儿奚名，曰：‘一临’，典大惊，诘其故，曰：‘前一夕梦神告，典与刘一临乡试同榜，今乃生耶！’众客举酒且贺且谑”，后其果与王典同举乡试。
第三世名曰刘自竑，刘一临子，字任先，明崇祯甲戌（1634年）进士。累擢刑部郎中，在任期间，某贪吏因获罪，欲通过贿赂其来免罪，刘自竑不为所动，对其绳之以法。后出为真定府知府。按照惯例，“太守有折麦银，岁二千两，竑免之，遂为例”，成为佳话。又升井陉道副使。顺治初，升浙江按察使，“时新罹兵燹，民间多以逆首株连多人，竑察其冤者概释之”。后晋升湖广右布政，未赴任，乞休归，卒于家。善文，著有《尺蠖鸣》、《河朔吟》、《軨音集》。
又有曰刘芳声者，为刘一临侄，字何实，清顺治己丑（1649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在任期间，“审决畿北，执法平允”，又“疏请清理刑狱，于是特遣恤刑诸臣，分谳天下。”后迁户部，榷关九江，厘剔宿弊，商旅云集。终擢山东提学佥事，卒于官。
第四世曰刘昌言，刘自竑子，字禹度，清顺治乙亥（1659年）进士，授岑溪县知县，任间“捐涤繁苛，杜绝请托，士民安之。邑产毒草，人有小忿，则啮取自毙，乃严令禁之，草自是不生。”他很有谋略，岑溪县地接五岭，当地瑶、壮杂处，“会邻县贼彭奇纠党压境，城中兵士仅三十人，乃躬率吏民，激以忠义，登城固守，贼不敢犯，又出方略诱之，贼党遂缚奇以降”，且颇具仁爱之心，“并献同盟姓名册，昌言焚之，全活数千家。”后摄苍梧县事，卒于官。
第五世曰刘始恢，刘昌言子，字价人，清康熙庚戌（1670年）进士，“授大理寺又评事，法司谳狱，有于情罪未协者，奋笔驳之，为两议以上，获俞旨依后议。”后擢文选司郎中，“苞苴请托，一切谢绝。”“时河臣建‘束河注海’之议，下河七邑，岌岌不保，始恢与宝应乔莱等建议，立陈其不可，事遂寝。”后“同考顺天，主试福建，皆称得人”，终致仕归。
刘愈，亦刘昌言子，字文起，清康熙壬戌（1682年）进士，官工部屯田司主事。“少随父令岑溪，助父与贼彭奇战，贼箭从喉旁过，着关壮缪庙旗杆上，愈不为动，岑人目其箭为‘孝子箭’”。其任工部期间，“悯铺户之苦，力减浮费，堂上官信其诚，每事多就询之。时有言海运之便者，愈力持不可，言者无以夺。”后因丁内艰归，遂不复出。著有《百一篇》。
总之，“明季至国朝，河下科第极盛者莫如刘氏。”（《淮安河下志·卷三》）后来学使李之芳专门题有“五世巍科”匾额，对刘氏家族加以褒扬。刘氏世居淮安河下菜市桥西，据《淮安河下志》所云，一直到民国，其匾额尚存。五世六进士，这种情况在古代，即使放到全国范围内亦不多见，形成了淮安古代一道亮丽的风景。

金画士巷
徐爱明 丁国顺  文/图

金画士巷位于淮安旧城，距淮安城中心的镇淮楼约300米左右。巷子南北走向，长百米左右，地地道道的一条小巷，却是淮安城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一条老巷。
乾隆《山阳县志》卷四“建置志·街巷”中记载道：“夯轮寺巷，青龙桥东北转。金画士巷，青龙桥南，俗讹金华寺。百姓巷，金画士巷南转，俗讹白线巷。锅铁巷，金画士巷头南转。”乾隆《淮安府志》中也记载着“东岳庙街东抵城，西抵金画士巷口。”可以看出，金画士巷不长，却是一个地标性的巷子，它向东连接着东岳庙街，向西沟通县前街，向南连通百姓巷、锅铁巷，向北则与夯轮寺巷相通。金画士巷连通四五条巷子，这在淮安城里的街巷中是不多见的。

在淮安的相关文史资料中，该巷至少有这么几个名字：金花寺巷、金华寺巷、金画士巷、金画师巷。“金花寺巷”是出现得最早的巷名，天启《淮安府志》中记为“金花寺巷，青龙桥东南转”。“金华寺巷”是用错了的巷名，乾隆《淮安府志》中说“金画士巷，青龙桥南，俗讹金华寺巷”。而“金画师巷”也曾有过一段时间出现在巷名和门牌上。“金画士巷”是方志中出现得最多的巷名，乾隆、光绪《淮安府志》以及乾隆、同治《山阳县志》、民国《淮安县志》中记载的都是“金画士巷”。细细考究起来，巷子的名字应该是“金画士巷”，而不是“金画师巷”。也许有人说，金画士巷与金画师巷不就一字之差吗？其实不然。明末清初著名画家龚贤认为，画家分为三等：画士、画师、画工。画士“日以学道为事，明乎道，则博雅”，“明乎道，始知画之由来”；画师“作法以垂后世之规”；画工“既不知画理之所存，又不能立法作则”，“以手养口，何异运斤雕瓦之人，君子耻之”。画工的画作可能精美，却无自己的个性，读之如同嚼蜡。画师被太多的理论所牵制，出新却摆脱不了先人的痕迹。而画士明白为人做事的道理，不拘泥理论，随意中见拙朴，敢于创新，每一笔都不可复制，和天地融合一起。在悟中求得平和，穿越时间，穿越自我，是一种至上境界，也是做人的境界。所以，画士最高，画师二等，画工最下等，画士与画师虽只一字之差，却有云泥之别。金画士巷与金画师巷不能等同。
那么，该巷为什么叫“金画士巷”呢？根据罗振玉的二哥罗振镛《画录识余》的记载：“金良玉，名章，画花卉草虫，工细无匹，仿佛恽清于迨有过之，留遗甚罕，余藏两页。淮安有金画师巷，即因人以传，可见一乡之注意，其艺真足称者。”我们可以知道，金画士巷得名于画家“金章”。明代的天启《淮安府志》，清代的乾隆《山阳县志》、乾隆《淮安府志》中均有关于金章的零星记载。阮葵生《茶余客话》第21卷中也提到了“金章”，“金章，字立玉，善花鸟，跗萼枝干与夫飞鸣态度率有生意，设色最鲜丽。今淮上亦未见其传本，冯仙湜《续辑图绘宝鉴》采之。”现代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也有金章的小传。综合起来看，金章是一个儒商，既做生意，也读书画画，喜欢购买图书、古玩，往往不惜代价，闲暇时就赏玩品味，时人称之“翩翩殊有晋人韵度”，因此，周边人家就把金章居住的这条巷子称为“金画士巷”。
毫无疑问，金画士巷在明中后期得名，源于巷子中住着的以金章为首的金氏家族。金氏是淮安富商望族，金章兄弟三人：长金章（1478—1560，字宗尧），别号月艇居士，时人常以金月艇称呼他，综理家业；次金炎，别号秋泉，业贾，富甲淮海；季澱山，业儒。金章有五个儿子：金济、金滋、金溥、金治、金澯，次子金滋于嘉靖22年（1543）乡试中举，31年任赞皇知县，34年任湖州府同知，36年升鲁府长史。金氏家族与吴承恩、李春芳有交往，且关系应该很不错。按照班辈，吴承恩是金章、金秋泉的“犹子之班”，他先后为他们写过3篇文章：《寿金月艇六十障词》（嘉靖16年）、《寿金月艇八十障词》（嘉靖36年）、《贺金秋泉翁媪障词》（年代不确定）；吴承恩与金滋还应该是同窗好友，为金滋夫妇写过《贺金耻斋翁媪齐寿障词》（嘉靖39年）。而李春芳则为金炎作《金秋泉传》。
金画士巷中为淮安人称道的应该是金汤浴室。据记载，金汤浴室建于清咸丰十二年，是淮安老城之中仍在营业的百年老字号澡堂之一。“金汤”澡堂石匾额由清末淮安秀才邵元寿题于宣统三年，碑高37厘米，宽94厘米，至今保存完整。现主还将其重新复制“勒于新石”，新老石额共存门厅，相互衬托，新旧辉映。想当年，金汤浴室曾经的清式“大靠背椅”，一杯茶放在压有汉白玉台石的透雕茶几之上，听听曲，品品茶，高兴之时再唱上两嗓子，真是兴味十足，惬意无比。金汤浴室留下了淮安几代人的记忆。
金画士巷还铭记着淮安人的屈辱历史。1938年6月15日（农历五月十八）下午5时左右，6架日机突然从东北方向窜入淮城上空，淮安城遭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第3次轰炸。炸弹接连落下，爆炸声震得地面颤动。金华寺巷金汤浴室的北边，落下一颗重磅炸弹，弹坑3丈多深；金华寺巷南边也都遭遇了轰炸，死伤好几十人。从屋里奔逃出来的老百姓，竟被日军用机枪猛烈扫射，尸体遍地，有的被害者半边身躯满是枪眼，血肉模糊，十分悲惨。日机这次为什么突然袭击城东一带呢？事后得知：这天下午，国民党三十三师师长贾韫山同一些高级军官，正在金汤浴室对门的一家著名菜馆“万来园”召开军事会议，日本鬼子得到情报后，从连云港出动6架轰炸机对城东一带狂轰滥炸，杀害我同胞，烧毁我民房，给城东居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金画士巷北首曾出土一只南北朝的酱釉钱纹双耳罐。该罐口径21厘米，底径14.6厘米，腹径33厘米，高27厘米。大口，鼓腹，施酱褐釉，印五珠钱币纹样，双兽耳。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淮安区中国漕运博物馆。
金画士巷的市井文化也为淮安人津津乐道。如今这不足百米长的巷子里有三四十家店铺，这些店铺中有浴室、理发店、足疗店，有烟酒店、百货店、日杂店，有酒家、饭馆、小吃部，有服装店、编织店、家电维修店……小巷店铺中售卖的物品，几乎涵盖人们的日常生活所需。其中最多的是饮食店，有的以朴素的店名闻名淮城内外，有的以无名店惠泽周边居民，这些店铺门面不大，但名气不小，家家生意兴隆，有的不知不觉间经营了几十年，以致上百年，已然成为淮安民间的名店，它们的包子、馄饨、锅贴、生煎水晶包、猪头肉、茶馓、素鸡干子等口味、口碑都不错，成为古城人、老巷后生的美好记忆。

平桥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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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驰
平桥镇是千年古镇，关于乾隆皇帝与平桥豆腐的故事脍炙人口。然而平桥有桥吗？如果有，是怎么横跨于运河上的？而且还是一座平的桥!这些问题一直是很多平桥人和一些学者的困惑。
今天走到平桥的运河边上，是看不到桥的，过去有没有桥呢？平桥的名字是因桥而来的吗？
我们首先探讨第一个问题。根据《乾隆淮安府志》卷五城池记载：“平河桥，城南四十里，宋时建，今废。”《续籑淮关统志》卷四乡镇记载：“平河桥镇，郡城南四十里，距下一铺口二十里。昔桥今废……”明代著名作家吴承恩，来平桥时写过一首《平河桥》诗：“短蓬倦向河桥泊，独对清溪枕臂眠……”平河桥是平桥以前的名称，通过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平桥以前肯定是有桥的，因为这些史料既有官方的正史记录，又有名人学者的诗述，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根据《乾隆淮安府志》的记载还可以得知桥的建造时代应该是宋代，而且确实在宋代一些史料上也已经有了平河桥的记录，如《宋史·列传》《参天台五台山记》等史料中均提到了平河桥。
那么这座桥真的横跨于运河上吗？
应该说，跨运河之桥并非不可能，翻查史料，历史上我国建造了很多跨河大桥，仅在京杭大运河上，就有不下百座，但大部分因为河道拓宽、河床升高、自然天灾、战争等原因被毁，然而直至今日，依然保留下来了十余处跨河大桥，如：杭州拱宸桥，桥梁总长98米，宽5.9米，中孔净跨15.8m。始建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为三孔石拱桥。苏州的觅渡桥，通长81.3米，净跨19.3米，矢高8.5米，始建于元大德二年（1298年），单孔拱式。杭州余杭广济桥，全长78．7米，宽6．12米，矢高7．75米。始建于明弘治二年，属七孔石拱桥。这些桥的长度大部分在百米左右，均是横跨在运河上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宋时平桥段运河面也在百米左右，在河面上有一座桥呢？其实，建不建桥要看作用，过去在运河上所建的桥，大部分都在城中或城边，即便是建造在乡镇，桥的两边必定都是繁华之地，或有通路的必要性，乡镇之间隔大河离的太远的，一般会使用船渡，平桥的西河岸自古以来几乎全是农田和水塘，乾隆第三次南巡时诗中描绘其为“泽国”，试想当时有必要在此处花巨大成本建一座跨河大桥吗！答案可想而知。
应该说认为有跨河桥的人是受了《乾隆淮安府志》所记载的“枕堤跨河，村落市肆两相映带……”的影响，其实这是府志对平河桥镇的记录，是说运河的西面也有部分田地是属于平河桥镇的。而在同书记载中对桥的描述是“宋时建，今废。”
既然河中没有跨河桥，那么桥在哪儿呢？
来看运河上保存下来的另一座大桥，苏州吴中区的宝带桥：它建成于唐代元和年间（1829），在京杭大运河的一侧，卧于大运河和澹台湖之间，桥长316.8米，桥孔53孔，用坚硬质朴的金山石筑成。它的建设背景是：当时纤道在澹台湖与运河交接处，有个宽约三四百米的缺口，於是需填土作堤，可是，一旦填土作堤也就切断了诸湖经吴淞江入海的通路，遇到泄洪是会被涗涌湍急的洪水冲决，最好的方法是以桥代堤。当时的苏州刺史王仲舒，捐出自己玉质宝带以充桥资，宝带桥因此得名。可见，宝带桥是建在运河边上，连接澹台湖的，作用是遇汛时引诸湖、河水入海，是一座代替堤坝的桥。这里最奇的是宝带桥长316.8米，却几乎是一座平的桥。
再来看古人在关于平桥的诗句中给我们留下的信息。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埙（1476—1562），退出官场后，居住在平桥九洞地方，有一天他走在桥上，感慨即兴做了以《平桥》为题的诗一首：“古渡徒杠成，南北半分路。极目望征帆，名利竞朝暮……”先看前两句，“古渡徒杠成，南北半分路。”“徒杠”出于《孟子.离娄下》：“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意思是可以行走的木桥。这两句是说古老渡河上建成的这座可以行走的木桥，是连接南北的，即为与运河平行的。再看第二句“极目望征帆，名利竞朝暮”。也就是说站在桥上是可以看到远处运河上船帆的，如果诗人说的这座桥不是代替堤坝，建在运河边上的，而是在河堤东侧下一个小河中的桥，是看不到远处运河上的船帆的。
再看著名作家蒲松龄在康熙九年写的一首《平和桥贻孙数百》：“平河桥上会通津，桥下黄流注海漘……”这里给了我们几个信息，首先平河桥是南北通津的，且是重要干道，历史上运河东堤恰是南北通津的主要官道，又称“驿道”。另外桥下流过的水是含黄河水的，是向东流入海的,这与苏州的那座“平桥”几乎如出一辙。
乾隆也在平桥作过一首诗：“小泾南接大泾河，浅洞沿堤泄涨波……”描述了平桥南端的河道情况，说明此处很多涵洞和大小河道的排黄泄洪作用。
通过上述的史料和诗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平桥历史上是有桥的，而且确实是平的桥，桥建在运河东堤上，连接南北驿道，位置大概在平桥镇的南端（现九洞村一带），桥下通过的是排洪的水，每当洪汛来时，其它湖河水流入运河，运河水位升高，便会通过桥下留向东，直至江海。
再者，桥的初建时代应当是宋代，因为各种原因毁于明中期（这期间缺少史料），不久后因为桥的作用不得不在同地又建起了一座木桥，之后木桥又经历了数次毁而复建，因为河床与河堤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根据2011年在里运河考古中，切的河堤断面可以看出，从晚明到民国时期河堤提升了近五米）。直至雍正前后，该桥最终毁去，不再搭建。应该是大小泾河的作用，还有其他涵洞的出现，代替了需要不断提升的平桥，这座连接南北、排黄泄洪的木桥于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龚开与《宋江三十六人赞》
陈明春

龚开，字圣号，号翠岩，宋末元初时淮阴人。生于1222年，景定年间，为两淮刺置司监。宋亡后，作为遗民，他隐居苏州，以卖画为生。他是负有盛名的画家。他作画题材广泛，画过《唐太宗天闲十骥》、《江村宿雨》等。他作的《钟馗移居》、《钟馗嫁妹》、《中山出游》等，“怪怪奇奇，自出一家”。
龚开也擅长诗文，每作一画，必题诗或赞跋。入元后，还为宋江等三十六人画像题赞，在当时即为世人称道，可惜画像已经失传。
《水浒》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著名的古典小说，其中一百零八将，每个人都有绰号，并非是作者施耐庵一个人创造的。宋江等人的事迹，除有些历史文献中有简短记载外，以《太宗宣和遗事》为最早，稍后就是龚开作的《宋江三十六人赞》。说明《宋江三十六人赞》是《水浒》写成的一块不可或缺的铺垫石。（见《清河县志》中《画鉴》）
《宋江三十六人赞》中，每个人画像的旁边，都写有十六个字的赞语，各有特色。用十六个字，四句话，把这些叱咤风去的农民起义英雄的经历、特性，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是很不容易的。龚开能把握人物的外貌、技艺、性格、癖好等特点，让人看了赞语就猜出是谁。例如呼保义宋江的赞语是：“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宋江效忠宋王朝，不忘“忠孝节义”。
又如花和尚鲁智深赞语：“有飞飞儿，出家尤好，与尔同施，佛也被恼。”一句“佛也被恼”，便概括了鲁智深半路出家，不守清规，喝酒吃肉，劫富济贫的种种举动。
再如活阎罗阮小七，赞语为：“地下阎罗，追魂摄魄，今其活矣，名喝太白。”一个“活”字，就让那踏波浪如平地，杀恶霸如宰鸡犬，使贪官丧魂魄的豪侠跃然纸上。
龚开是爱国艺术家，他在一首题画诗中写道：“雪气惊人卧欲僵，苦劳明府到藜床。主宾问答皆情语，何用闲名入荐章。”一个后来处于饥寒贫病中的逸民，拒绝官府召仕。他常来往于苏、杭之间，与遗民文士相交，搜集文天祥、陆秀夫等民族英雄事迹，写成文、陆二丞相传，曾为韩世忠的孙子画过《韩蕲王湖上骑驴图》，并赞跋。和《宋江三十六人赞》一样，流露出对南宋朝廷的苟且误事的愤懑。赞语中也隐约可见其政治煽动的目的和联合义军抗元的主张，故后人评他的画是“不可以清玩目之”的。
龚开写的《宋江三十六人赞》，被施耐庵用在《水浒》里有十三人，可见“三十六人赞”在“水浒”演变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这个“龚赞”中，也有一些败笔。如写武松，“酒色财气，更要杀人”。武松是顶天立地的硬汉子，“酒后上岗打虎”人皆知，贪财好色似乎未听说过。“更要杀人”，他杀的多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英雄形象有些歪曲。又如对宋江的赞语里，表现出赞赏封建臣僚的忠君之道。
龚开活到八十二岁，他有一子名浚，“每令俯伏，就其背按纸画马”，“一持出，人辄以数十金易之”，由此得以温饱，曾让儿子回淮探望故土。他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已称“得片纸如得连城璧”。他除有不少画作传世外，尚有诗文辑本《龟城叟集》。

纤纤月

赏读，学习，恭喜，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