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花的故事

江山

周恩来与花的故事
秦九凤

何香凝为贺周恩来夫妇银婚绘赠的《腊梅》。

                                  胡挈青画作《富贵天香欣向荣》。
鲜花，是美好的象征，一代伟人周恩来平生爱花。
1991年10月，笔者为筹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赴京，在北京西黄城南街拜访从1949年始在周恩来身边做了5年贴身卫士的韩福裕，问及周恩来是否爱花的事。他回答说，一般人谁不爱花？总理当然也爱花。不过，作为一代伟人，他有着与众不同的高尚情操，甚至有他独特的情趣，那可能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选定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庭院作为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场所。为了美化庭院，他专门配备了一名花匠师傅。当时，在西花厅前院的篮球场北侧专门建有一方小院，院内建有护花暖房（1994年西花厅大修时已拆除，今不存），因此，即使在寒冬腊月，只要周恩来会见贵宾或主持开会，花匠总能在会客室或会场上放上几盆绚丽多姿的鲜花，使会客场所或会场内生机勃发，花香四溢。不过，周恩来对哪些花有偏爱？他爱花爱到什么程度？他和邓颖超之间真的用花来传情达意吗？如此等等，本文将给您以真真实实的回答。
梅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在我国古代，文人雅士们将傲雪斗霜的梅、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
周恩来从小就喜欢梅。1904年，才6岁的周恩来和他的两个弟弟要随父母从淮安城迁去清江浦外婆家居住。那是一个冬天，刚好周家院内有一盆腊梅已蓄蕾待放。周恩来舍不得留下这盆美丽的腊梅，一心想把它带走。他当时幼小，连盆子一起搬不动，便将花从盆中取出，敲掉花根上的泥土，然后将这株腊梅带上小木船，捧到万公馆，亲手栽到万家塾馆一侧的院子里。一个多世纪以来，这株腊梅长得枝繁叶茂，年年喷香吐艳。为此，当地一家烟厂特意以这株梅的照片作为商标生产出“一品梅”系列香烟，寓意周恩来官至一品，高风亮节也是一品。
1950年8月8日，是周恩来、邓颖超的银婚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一有意义的日子，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老人专门画了一幅国画《腊梅》送给周恩来夫妇，这幅画也成了周恩来他们收藏终生的画作，至今仍悬挂在北京中南海按原状布置的西花厅后客厅中堂的左侧。1997年，笔者主持淮安仿建西花厅的陈列布展时，也仿制了这幅画作，并悬挂于与北京西花厅相同的位置，供游人观赏。
吊兰
——忍犯冰霜欺竹柏，肯同雪月吊兰荪。
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秘密斗争时，曾提出凡是中共机关或是主要领导人的住地都要在窗口放上或吊上一盆花，遇有紧急情况时，首先要将花盆推落窗前，以便向不知情的同志报警，避免更大损失。1992年，笔者在北京拜访全国工商联离休干部、1928年曾任周恩来秘书的黄玠然老人，他回忆说，周恩来当时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时，他的住地总少不了一盆吊兰。领导秘密斗争时特别危险，周恩来坚持昼伏夜出，并且严格要求自己晚上21点后出去，早晨5点前必定回家。这样，他就有了一些空余时间来侍弄那些花草。因此，他养的吊兰都长得青枝绿叶，花也开得漂亮。60多年过去了，黄玠然仍然记得，周恩来当时一边为吊兰浇水，一边还自言自语：“兰落窗外有狼犬，兰吊庭内报平安。”
1942年6月底，周恩来因操劳过度致使小肠疝气发作，不得不住进重庆歌乐山龙洞湾中央医院动手术。他的管床护士特意从家中带来一盆长得很旺盛的吊兰，然后用医用胶布贴吊在周恩来的病房窗前，为病房平添了几分生机，也令周恩来赏心悦目。
周恩来的手术很顺利，手术4天后即能下床走动，到7月12日，再有3天就可以出院了。这时，由于历时十几天后用来贴吊吊兰的医用胶布失去黏性，那盆吊兰突然坠地摔碎。周恩来见状心中暗暗吃惊。但他毕竟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会平白无故地往坏事上想，而是高兴地写下两句诗：“我病已痊人去也，花枯瓶碎好回家。”但是，就在那天下午，送《新华日报》的报童在给他送报时，顺口说：“仓库老太爷因打摆子死了，现在正忙后事。”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先生当时在重庆为《新华日报》设在下土湾的仓库做管理员，小报童既不知道老人与周恩来的关系，更不明白当时南方局领导向生病住院的周恩来隐瞒了实情。一听报童的话，周恩来顿时惊觉起来，便估计到可能是自己父亲出事，同志们正瞒着他。于是，他立即决定提前出院，回红岩山上。吊兰的摔碎和周恩来父亲去世当然只是巧合，并无因果关系，但是，对于重孝道的周恩来来说，带给他的仍然是极大的伤痛。此后，就很少见到他生活和工作的场所有吊兰出现了。
莲
——蜻蜓点水红菱醉，菡萏馨香白鹭陪。
周恩来的故乡淮安是个著名的“水城”。当时，城区内有月湖、勺湖、萧湖、桃花垠等水系，城区约五分之三的面积都是水面，到处都长有菱角、莲荷、蒲草等水生植物。周恩来喜欢莲花缘于宋代大哲学家周敦颐写下的《爱莲说》。据《周氏宗室大典》载，周恩来系周敦颐的38代裔孙。周恩来5岁入家塾馆读书时，塾师不仅向他们讲授孔孟之道，还把《爱莲说》悬挂于书房中堂上，让孩子们天天看，天天读。《爱莲说》中有一名句“出污泥而不染”，这正是周恩来看重的人品道德。因此，他常以荷花的性格激励自己和教育部下。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因病避居香港，与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范桂霞假扮夫妻从事革命活动。为了在与敌人周旋时能有更多的空间，他教范桂霞抽烟、打麻将。范桂霞开始不理解，连口红也不愿意抹。周恩来就教育她，这也是革命斗争的需要，要做到处于虎穴狼窝时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永远要记住前人教育我们的“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笔者还曾听著名的秘密工作者熊向晖说，在他成功打入胡宗南身边后，周恩来教育他一定要白皮红心，平常表现不左不右，善于隐蔽自己，永远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樱
——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
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东渡日本。次年春，当他见到盛开的樱花时，为樱花的美丽灿烂而赞叹。他在诗作《雨中岚山》中写道：“雨中二次游岚山，两岸苍松，夹着几株樱。到尽处突见一山高，流出泉水绿如许，绕石照人。潇潇雨，雾濛浓；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借樱花抒发自己的胸臆。
这首诗不仅表露了周恩来对樱花的喜爱，更是抒发了对自己在日本寻找到救国真理的喜悦。后来在他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曾对日本来访的朋友们说：“当年我离开日本回国时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也想在樱花盛开的时候再去访问日本。”令人遗憾的是，周恩来的这一美好愿望一直未能实现。1972年，周恩来与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共同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当时，周恩来向日本赠送了一对大熊猫；田中角荣向中国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
1979年周恩来逝世3年后，田中角荣又向中国赠送了1000株樱树，分别栽植于江苏淮安、浙江绍兴、南京的梅园和天津的南开等留有周恩来足迹的地方。这一以樱花传递中日友好的做法还延展到日本民间。上世纪末，日本关西地区日中朋友会原会长原田亲义，不顾已过古稀的高龄，先后在几年时间内36次到访江苏淮安，并于1992年至1994年共3次向淮安周恩来纪念馆赠送了1000株樱树。原田亲义每次都是跟着樱树苗来到中国，并亲自参加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对樱苗的栽植。他通过翻译告诉笔者：“我们向周总理纪念馆赠送樱花是表达我作为一个日本人对中国已故周总理的敬仰和怀念；赠送1000株樱花是表明我们希望日中两国人民要千年万代的友好下去。”如今，原田亲义先生已经作古，但他当年赠送并手植的樱苗都已长成大树，每年春天樱花盛开时，周恩来纪念馆内的“千樱林”一片璀璨绚丽，令游客赏心悦目。
海棠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周恩来非常喜欢海棠花。据周恩来的侄孙、《数理天地》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国镇向笔者介绍，七爷爷（指周恩来）在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时，为什么要选择中南海西花厅做自己生活和办公的寓所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西花厅院子里有那么多海棠花和那座“不染亭”。
1954年，为实现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的和平，日内瓦会议召开，那是新中国的代表第一次登上国际会议的舞台，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身份亲自率团参加。
由于美国当时采取完全敌视中国的政策，因此，压根儿就不希望会议有任何成果。在美国的阻挠下，会议前后开了40多天。就在周恩来在日内瓦的会内会外广交朋友，多方协调沟通努力工作时，国内中南海西花厅院子里的海棠开花了。在家的邓颖超见花思人，就剪下硕大的一朵花，放进一本厚书里压好，然后连同上年采自北京香山的一片红叶一起装进一只信封，只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上“红叶一片，寄上想念”，然后托前往日内瓦的工作人员捎给周恩来。
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生前曾对笔者说过，总理收到大姐（指邓颖超）的海棠花和红叶后，知道大姐在想念他，可是他工作实在太忙，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无暇写信，便吩咐成元功到日内瓦大街上，买回当地一种十分名贵的芍药花，然后也亲自压好，再与国内捎来的海棠花和红叶放到一起装进信封，托工作人员再带回国内，交给邓颖超。就这样，海棠花、芍药花和红叶成为他俩两地相思的见证。所以，邓颖超十分看重这花朵和红叶，特意把这海棠花、芍药花和那片红叶一起组成一幅图案，再装进镜框，悬挂在自己卧室的墙壁上。
1988年4月，当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又一次盛开时，邓颖超又一次见花思人，深情地写下一篇文章：《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邓颖超称自己的这一篇文章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一篇纪念战友、伴侣的偶作和随想”。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年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26年，我比你住得还长，到现在已经是38年了。
……
你在的时候，海棠花开，你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夜间你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甬道旁的海棠树前，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它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得以稍稍休息，然后又去继续工作。你散步的时候，有时约我一起，有时和你身边工作的同志们一起。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我们在并肩欣赏我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但不是昨天，而是在12年以前。12年已经过去了，这12年本来是短暂的；但是，偶尔我感到是漫长漫长的。
……
马蹄莲
——香魂映水牵君梦，瘦马乘风踏雪飞。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双方展开了公开论战。后因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等职务突然被撤，中方为了摸清苏共新领导的政治动向，特意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并与苏联领导人会谈。在与苏方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和安德罗波夫等人会谈后，周恩来感到他们将继续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政策，并且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愤然回国。1961年11月14日下午，当周恩来飞抵北京走下飞机后，少先队员向他献上了一束马蹄莲。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到机场迎接，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少有的一次亲自到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由于当时周恩来手捧马蹄莲的照片迅速传遍世界，于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便简单地作出结论：周恩来偏爱马蹄莲！
1991年10月，笔者在京听韩福裕说，周总理对什么花都应该是喜欢的。他自苏联回国的那天是11月份的大冷天，别的花没有，这时正是马蹄莲的花期，所以给他献上马蹄莲花束，你不能就以此作出周恩来特别喜欢马蹄莲的结论！
1992年，笔者在北京西黄城北街见到了跟随周恩来20余年的卫士长成元功。当问及周恩来生前是否特别喜欢马蹄莲时，成元功笑着回答说：“你也是受那张照片的影响吧？那时已是11月中旬，北京天气已经很凉，只有马蹄莲还盛开着，所以就给总理送上一束马蹄莲。由此可见，人们对一些毫不相关的事也能产生误解。”所以，境外有人在上世纪90年代著书说周恩来特别喜欢马蹄莲，这不过是以偏概全而已。
水仙
——不惧淤泥侵皓素，全凭风露发幽妍。
西花厅的花匠很会养水仙，每到冬天，无论是周恩来开会或是会客，都会有盛开的水仙花到场伴随。周恩来的办公桌上也会放上一两盆水仙，使他的办公室内花香四溢，生机盎然。
1976年1月14日，周恩来逝世后，他的骨灰盒被放置于劳动人民文化宫接受各界人士吊唁，仪式结束后，骨灰盒转至人民大会堂，并按周恩来生前愿望放置于台湾厅内度过最后一夜。韩福裕告诉我，当时在台湾厅内，伴随周恩来灵骨的还有骨灰盒周围的6盆水仙花。那翠绿的叶、洁白的花、黄色的蕊，正象征着周恩来人品的高洁。“那印象太深刻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韩福裕连比带划地说着。打那以后，他年年都早早地养水仙，并通过请教西花厅的花匠，学习养花技术，从而确保自己养的水仙在每年的1月8号周恩来祭日开花，然后陈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以示对一代伟人的悼念。
牡丹
——唯有牡丹真国色，开花时节动京城。
周恩来身边有一位军事秘书叫雷英夫，是河南洛阳人，文武双全，被毛泽东赞誉为“洛阳小才子”。1994年笔者在京拜见他时，他的视力已经很差，但出于对周恩来的深厚情感，几乎是用手摸索着为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书写了周恩来的早年诗作：《大江歌罢掉头东》。谈话间，他不仅说了毛主席对他的夸奖，还说总理当时也曾夸他是“牡丹仙子”，“因为总理知道我们洛阳的牡丹是十分有名的”。如此说来，周恩来对牡丹花还是比较钟爱的。
1973年10月10日，时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应邀访华，周恩来于14日晚上陪特鲁多到洛阳访问。在河南省洛阳市招待特鲁多的宴会上，服务员上了一道地方菜，由萝卜和鸡蛋烹制的“洛阳宴菜”。特鲁多吃得赞不绝口，周恩来也很高兴，就对上菜的服务员和河南与洛阳的地方领导人说：“这道菜用料简朴，做工精巧，客人吃得很高兴。不如把名字改一下，不要叫‘洛阳宴菜’了。你们洛阳牡丹最有名，我看改叫‘牡丹宴菜’吧。”陪同的中方有关人员和宾馆服务人员听了都高兴地鼓起了掌。从此“洛阳宴菜”改名为“牡丹宴菜”，并一直沿用至今。
1997年，为筹备第二年周恩来百岁诞辰的纪念活动，笔者在京拜会了时已92岁高龄的老舍夫人、著名画家胡絜青女士。老舍、胡絜青夫妇曾在生活上、政治上和创作上受到周恩来的多方关怀。用胡絜青的话说，她一辈子也忘不了周总理对舍予（老舍的字）和她一家的恩情。于是，我恳请她为纪念周恩来的百岁诞辰画一幅画。老人一听，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总理喜欢牡丹，我给他画一幅牡丹吧。”
从北京返回淮安后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收到了胡絜青挂号寄来的一幅国画：《富贵天香欣向荣》。展开画卷，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墨牡丹。现在，这幅珍贵的画作就被收藏在淮安周恩来纪念馆。


周恩来：对待工作“不要如浮云一样”
曹阳

1972年7月20日，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就此前周恩来布置给他的“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的任务，写信给周恩来，针对国内基础科学长期落后的一些原因提出意见。周恩来阅后，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要求他们以这封信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他还特意强调：“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39页。）“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这句话说得很重，也颇耐人寻味。“浮云”了无根基，飘荡无踪，转瞬而过，难以追寻。周恩来以“浮云”作喻，形象、贴切而又恰到好处地表达出了掷地有声的要求和意味深长的嘱托。在当时极左思潮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在研究工作上顾虑重重，“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对待基础科学研究有着欲做不能、欲罢不忍的尴尬心理。而当时很多西方国家的科技水平却是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在此背景下，周恩来的这句话，既反映了他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工作作风松懈、人浮于事问题的忧虑，也体现了他对提高我国基础理论研究水平的责任感和急迫心情。
“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反映的是周恩来求实认真的工作态度，真抓实干的工作要求，勇于担当的责任精神。对待工作，周恩来一贯要求要锲而不舍，落地生根。他反对做工作“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是有针对性的。
第一种“浮云”现象，就是对工作说过了就忘，不再理会。这是一种对工作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如浮云转瞬即逝的工作态度，是要坚决杜绝的。我们在工作中不仅要善于提出工作要求，制定工作计划，更要做到充分重视，付诸实施，说到做到。就如上面所提到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关系着应用科学的进步和革新，关系着向现代化进军的成败，周恩来提醒有关人员不要将基础科学研究当作“浮云”，要充分重视和认真对待基础科学研究工作，一以贯之，常抓不懈。1972年9，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曾强调了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现在需要提高理论。本来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有了经验没有理论还不行，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48—549页。）9月11日，他给张文裕、朱光亚的信中又写道：“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三令五申、反复强调，虽遇困难阻碍却下定决心、一往无前，这充分表明，周恩来对待工作的高度负责和认真态度，说过的事总是牢牢记挂于心。并时时提醒相关人员不要将某项工作当作浮云一样，随意飘过，而要抓紧加以落实。
第二种“浮云”现象，就是将完成工作停留在口头，只会夸夸其谈。周恩来向来抵制这种只会夸夸其谈的不良工作作风，并称之为“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早在1956年，他在谈到中国科技发展的问题时就强调，要“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一年的时间是很容易在空谈和拖延不决中间浪费了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186页。）这里，周恩来就明确指出了空谈的危害性：容易让我们浪费了时间，错过了机遇。“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和实践的。反对空谈，崇尚实干，就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良好风尚。很多时候，有没有新面貌，有没有新气象，并不在于制定一打一打的新规划、喊出一个一个的新口号，而在于结合新的实际，用新的思路、新的举措，脚踏实地把既定的工作蓝图变为现实。
第三种“浮云”现象，就是表面似乎是在干工作，但漫不经心，敷衍了事。这种现象很具迷惑性，因而危害甚大。周恩来经办的每一件事情，不论大小，他都以对人民、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审批文件字斟句酌，交办工作细致具体，审查方案疏而不漏，处理问题严肃认真。有一次，周恩来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的有关同志在报送的宴请计划中将在京人数写为250至370人，周恩来阅后在这个数字上加了问号，由于他对在京专家人数了如指掌，就在旁边批注：“至多280人”。周恩来还经常教育大家，办事要本着科学态度，不能用“大概”、“差不多”、“可能是”这种含糊不清的词，使用概念要准确。
在对待工作问题上，无论是说过就忘，还是只会夸夸其谈，或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这三种“浮云”现象的本质都是工作态度不端正，缺乏工作责任心，都不是我们所提倡的真抓实干。要真正落实好工作就必须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更要一抓到底、常抓不懈。毛泽东也曾经说过：“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
真抓实干首先要求我们对工作常怀责任感和使命感。周恩来曾经说过：“新中国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国家应有责任感，这样才能涌现出成千成万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人员。”（《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页。）每个人都要有以国家、社会的利益为重的责任感，这才是我们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才能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周恩来就有着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责任感，在他病重时还常说：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恩来曾亲自指导了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每次核试验之前，周恩来总要仔细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他要求同志们要有“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高度政治责任感。
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重在一个“实”字。实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脚踏实地的干劲。对于“实事求是”，周恩来曾经作过这样的解读：“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党内浮夸风一度蔓延、左倾思想抬头的复杂情形下，周恩来仍然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胆略与勇气，号召全党干部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面对“大跃进”产生的困难局面，周恩来提醒大家不要超过实际定指标，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要求大家“落到实事求是”，要有“脚踏实地的干劲”。
真抓实干就是对既定目标的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对于很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工作，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就能够完成的，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持续接力，坚持不懈。就像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关系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但它需要长期积累、坚持不懈，产出成果的周期也较长，成果的作用也不是立刻就能显现的，需要全面的、均衡的投入和长期的、稳定的支持，所以周恩来告诫科技工作者“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周恩来提倡的“做实事、收实效”，对待工作“不要如浮云一样”的精神，在今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尤为重要。这与习近平所说的“钉钉子”的精神是同样的道理。浮云日日变幻，常涨常消；钉钉子，却需扎扎实实，久久为功。一项事业的完成，往往也非一朝一夕，而是需要沿着正确的目标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言简意赅，反复咀嚼，仍觉意味深长、耐人寻味。无论任何时候，只有用真抓实干的工作态度来对待事业、对待工作，我们的方针政策才能落在实处，措施才能得见成效，事业才能兴盛日进。

赵日超

这篇文章发表后，深受读者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