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

东方远见

周恩来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
陈立旭

     是世界上江河湖泊较多的国家之一，也是水患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旧中国，人民群众不仅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也频遭水患之害。新中国建立后，开国总理周恩来特别关注对水患的治理，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

      “苏北人民在战争期间，响应党的号召，上去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出了那么多烈士……我们应该支援他们”

       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毛泽东治理水患，主要倚重的是周恩来。那个时候，长江、淮河发生水灾。特别是淮河水灾，给淮河流域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淮河水患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的重视，担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更是十分焦虑，他们都把治理水患当作头等重大事来办。
       周恩来与时任水利部长傅作义一起，召集水利专家和财政、物资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制定大规模导淮工程的计划。计划的轮廓很快就形成了。但是，新中国成立不久，财力、物力还都很缺乏，加上**地区还有部分战事，朝鲜局势紧张后，中国也在组织军队向东北地区移动，也需要大量军用物资和军政费用。因此，形成的大规模导淮工程的计划，虽然有了一个轮廓，但具体方案因财力、物力不济，一时定不下来。周恩来、傅作义和各位水利专家都很着急。
      治淮计划轮廓已经形成，周恩来正在组织人具体论证，想要尽快研究、敲定成熟的计划稿时，毛泽东于1950年8月5日在他看到的一份淮北灾情的报告上写下了治淮批语。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
       从毛泽东的文字之间，不难看出他的急切心情，也不难看出他已经下定了治淮的决心。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心情是一样的。他接到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后，召集有关人员紧急开会，研究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在研究、落实的过程中，政务院把当时的治淮工程与当时的军事任务放在了等量齐观的位置，并要求各部门、各地区必须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战斗的姿态，不讲价钱地落实。这样一来，在本已紧缺的物资中，调配出了治淮物资，在本已紧张的财政中，挤出了治淮资金。特别是，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在当时都把充分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自己动手，治理淮河，作为治淮的一个重要条件放在治淮计划当中。这样，一个治理淮河的计划草案，终于在8月中旬拿了出来。
      8月25日至9月12日，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研究落实毛泽东此前关于治理淮河的指示的问题。会议确定：一定要高度重视、坚决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同时确定：要采用蓄泄兼筹的方针，还制定了治理淮河各方面协同的计划和治淮步骤。
       政务院关于治淮的计划通过了，水利部关于治淮的工作方针也确定了，但在当时国民经济尚在恢复时期，人力、物力、财力都很紧张，其他工作也很紧迫的情况下，要把这项具体工作放在中心位置，并相应改变其他工作计划，调动各方面力量来落实治淮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得到各地党政军组织的支持。9月12日水利部治淮会议结束后，立即用电报把中央的治淮决定下达至安徽、江苏、河南三省，同时要求三省迅速传达到县一级，然后再传达到农村的党支部。中央的治淮决定下达后，在苏、皖、豫三省的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极大反响，特别是安徽省的民众反响更加强烈。这反映在9月16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写给华东局和党中央的报告中。曾希圣在报告中提到：安徽省民众特别是皖北地区的灾民，积极拥护中央关于治淮的决定，各项治淮的准备工作，正抓紧进行之中，争取早日勘测，早日开工。曾希圣在报告中还提出，为了治淮，中央要向安徽、江苏、河南三省治淮工地紧急调运粮食。
      曾希圣的这份报告很快就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看完这份报告之后，于9月21日把这份报告批给周恩来，同时在报告上批道：“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
      周恩来连夜召开治淮会议，亲自主持淮河流域规划工作。他深知制订一条河流的流域规划，必须首先搞清楚该河流的水文情况。周恩来在同工程师们讨论淮河的水文特征时发现，上下游的水文资料相互矛盾。他一面追问原因，一面引导工程师们探讨一个怎样查补的办法。经过反复讨论，终于找到了一个整编水文资料的好办法，把一条河流不完整的水文记录资料整理成比较完整的水文资料系列。周恩来抓紧时间，集中各地的意见，然后对治淮计划进行了修改、充实，再组织专家进行反复研究。1950年10月14日，周恩来主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作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并于当天发布。在这个决定中，周恩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和“三省共保，三省一齐动手”的团结治淮的原则，解决了治淮事业中蓄洪与泄洪、上游与下游、近期与远期、除害与兴利等一系列的关系问题。
      决定做出了，下一步就是落实的问题。为了落实治淮第一仗的打法，周恩来还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苏北行署主任惠浴宇，水利局副局长熊梯云、总工程师王元颐的汇报，并认真做了记录。苏北选准开挖灌溉总渠作为治淮第一仗，对此会上产生了不同意见。当时，正值志愿军入朝作战，财政和物资异常紧张。按当时的国力，解决防灾抗洪解脱人民的痛苦就已勉为其难了，要兴办灌溉水利工程是否早了点？有人提出看法。周总理最后拍板说：“苏北人民在战争期间，响应党的号召，上去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出了那么多烈士……我们应该支援他们。”周恩来又对苏北同志说：“今天晚上就批准灌溉总渠，你们要像搞新沂河那样搞好这条河。”随后当即批给大米1亿斤，支持灌溉总渠的兴建。
      1950年冬季，治淮工程开始全面实施。在那个缺粮的年代，粮食是最关键的物质条件。而治淮工程大部分是土工，主要是靠投入人力。只要有了粮食，就能动员和组织大批民工投入到治淮工地上去，治淮就能顺利进行。因此，可以说，足够的粮食是治淮的关键点。周恩来抓住了这个关键点。在他主持下，政务院召开专门会议，做出决定，于当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5亿万斤，小麦2000万斤。大批粮食的调入，保证了治淮工程按时开工。
治淮工程开始后，周恩来把大量心血用在了治淮上，可以说，做到了殚精竭虑。他在一次和水利专家的谈话中说了这样的话：“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
       周恩来正是用“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的高标准来治理水患的。他深入到治理淮河工程第一线，对每个细节都认真了解，听工程师们的汇报非常细心，每当发现不一致的地方就再三追问。他还要求工程师们把水文资料加以整编，并且经常过问整编进度。不久，工程师们把水文资料整理出来。一位当年跟随周恩来治水患的同志说：由于水文资料有了整编的成果，就给制订淮河流域的防洪与水资源开发计划打下了基础。当时的淮河流域规划，虽说只是建国初期的治河初步方略，但也堪称大型统一规划。它关系豫、鲁、苏、皖四省的水利工程总体布局。在这一规划的指导下，在以后的若干年内淮河各支流山谷地区都修建了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例如：安徽境内的佛子岭、梅山水库，河南境内的板桥、石漫滩水库，山东沂沭河改道工程等。这些山区的开发工程及后来继续兴建的同类工程，都曾为该流域内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淮河平原规划中，注意充分利用河水发展灌溉事业，如苏北灌溉工程，对于淮河流域农业大发展，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此后几十年，淮河流域没有再发生大规模水患。

       “好，我来管”

      1949年长江发生大水，险些造成荆江大堤决口、长江改道的毁灭性灾害。鉴于此，周恩来考虑到，要有一个使长江长期不发生水害的办法。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对长江水患的治理，他一是组织领导了荆江大堤的建设；二是指示水利部门制订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规划。
       1949年长江大水后，一些水利专家考虑搞一个荆江分洪工程，从根本上防止再发生大水灾。荆江大堤是荆江分流工程的主体。当年跟随周恩来参与领导这个工程的水利部领导同志回忆：由于荆江大堤规模浩大，要使达到防御较大洪水标准，其工程量非短期内所能完成。为了解决长江防洪这个要害问题，我们从1950年2月开始就进行现场查勘，研究方案。荆江分洪工程方案提出后，经中南局报送了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当年国庆期间听取了邓子恢、薄一波汇报后，当即作出批准兴建的决定。决定作出后，周恩来就十分关心，并且作为一件大事，严格督促。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程耽误一年动工，为此，周恩来对有关单位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要求中南局务必于1952年开工兴建。在工程正式动工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亲自挥笔题词。毛泽东的题词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则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工程刚开工不久，周恩来就打电话给从北京来到武汉的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询问为什么中央没有听到荆江分洪工程有什么困难的反映，并说：“如有困难不及时提出，我就无法负责了。”在周恩来的关怀与督促下，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所提出的各项要求，都得到中央及时解决。因而，一个惊人的奇迹发生了，在中南局的领导下，过洪能力共约每秒1万立方米的两个泄水大闸，以及相应的堤防工程，总共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全部竣工了。
      竣工后，周恩来并没有松一口气。他认为，荆江河段系长江防洪的关键所在，完成荆江分洪工程，就要扩大战果，进一步搞好其它配套工程。他要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再研究种种彻底解决长江水患的方案。周恩来提出，你们除了坚持岁修工程以不断加强荆江大堤的防洪能力外，还要将荆江防洪治本工程作为三峡工程规划方案的组成部分，先于三峡工程完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按照周恩来这个意见，提出了具有独立功能的荆江防洪工程方案。这个方案在研究和制订的过程中，得到了周恩来多次关怀。1958年3月初周恩来冒雪察勘了荆江大堤。之后，又数次听取了荆江北岸分洪放淤工程的汇报，并在1970年正式批准立即兴建该工程的计划。虽然周恩来生前没有看到这个计划的具体落实，但他为此计划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1954年，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规划两个规划出台。这年冬，周恩来请毛泽东、刘少奇和他一起听取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工作汇报。听汇报后，三人有了在苏联援助下治理长江的想法。之后，周恩来立即以中国政府名义照会苏联政府，请苏联派专家帮助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据当年在水利部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回忆：苏联专家组来华后，就上述两个规划，提出了与中方不同的意见。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接见了苏联专家组，并要科学家竺可桢一起听取水利部领导同志和苏联专家组陈述各自的观点。周恩来听完了双方不同意见以后，耐心地从技术上，也从思想政治上向苏联专家阐明了毛主席关于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的意图。之后，周恩来又在长江流域规划的实际工作中，从许多方面帮助解决问题，使我们与苏联专家的合作，在各个阶段都能顺利地提前完成规划设计任务。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巡视长江时，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南水北调”引汉江水补黄河水的设想。这个设想是科学的，可行的，周恩来十分赞同，大力支持。在他亲自过问下，1956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就作出了以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为控制工程的治理汉江、开发汉江、引汉济黄乃至引水至华北的汉江流域规划（简称汉流规划）。周恩来看到这个规划后，很满意，把这个规划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也很满意。这个规划又经两年酝酿充实，形成了治理长江、南水北调工程的蓝图。这是当年中共中央抓的最大水利工程，牵动国家许多部门和几个大省。
       1958年2月，毛泽东把治理长江、南水北调的重任交给周恩来。他对周恩来说：恩来，这些问题今后就由你来管吧！毛泽东边说边伸出四个手指头比划说：“一年抓四次。”周恩来爽快地答道：“好，我来管。”周恩来不负毛泽东的重托，就在毛泽东交给他这项任务的当月（即2月）底，周恩来出访朝鲜刚刚回国，来不及休息，就赶到湖北，视察长江三峡。周恩来在视察长江的“江峡”号轮船上，听取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关于丹江口水利工程的情况汇报。当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同志问，是否确定搞丹江口水利工程时，周恩来果断回答：“同意建设丹江口水利工程，现在就应积极准备，列入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工。”
     周恩来管这个工程，费尽了心血。仅仅举他听取汇报为例，即可看出他在治水中花费了多少心血。周恩来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湖北，都经常听地方和中央的水文专家和水利专家的汇报。在听汇报中，周恩来得知，旧中国的长江水文资料很不全。特别是**时期的水文人员，常常不按时观测、记录，或者某一支流根本就无记录资料。周恩来考虑后，提出，可以将水文记录资料画成一条洪水过程线，亦称洪峰曲线，分析上下游各个洪峰之间的矛盾，找出产生矛盾的原因，针对资料误差的缘由，做出合理修正的假定。例如，对缺少资料的支流，就以该支流应有的来水量去修补相关洪峰的形状。据当年一些参与治理长江的同志回忆，水文专家按此办法做，在长江水文资料整编中收到很好的效果。这种人工修改洪峰记录的办法，比某些原来不完整的洪峰记录更为合理。重量达一吨多记录100余年的长江水文资料，经过整编成册，成为建设长江的宝贵财富。
      毛泽东要周恩来一年抓四次，实际上，周恩来抓的比四次多得多。据当年一位在周恩来领导下做水利工作的领导同志说，每次他到北京，周总理都要他去汇报工作。1958年初，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研究决定把这位同志起草的《长江流域规划报告》拿到3月在成都召开的专门会议上，以便中央对长江流域规划与三峡工程做出正式决定。周恩来为了使这个报告和其他材料更充分，使中央政治局成都扩大会议研究时便于下决心，2月下旬亲自查勘了三峡坝址。周恩来这次查勘活动由李富春、李先念陪同，中央各有关部委、各有关省市负责人以及各方面专家和苏联专家等约100多人参加。他们从武汉乘“江峡”轮溯江而上。在船上，周恩来听取汇报，主持讨论，仔细研究长江规划和三峡问题。在三斗坪还实地看了三峡坝址，并将坝址岩芯带给毛泽东去看。周恩来沿途经历十多天的劳累，顾不上休息，又于3月7日晚连夜乘火车由重庆赶往成都，出席中央成都会议。在成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作了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专题报告。根据周恩来的报告，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指导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重要文献。
      中央成都会议同时决定汉江丹江口水利工程开工。为了迅速执行这一决定，成都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在湖北召开了有关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会议，确定由王任重主持该项工程，对中央负责，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设计，湖北省政府组织施工。当年跟随周恩来参加领导这项工程的领导同志回忆：丹江口第一期工程在兴建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与干扰，但所有这些都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一一得到妥善解决。对于工程本身发生的严重质量问题，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研究解决办法，并决定工程停工进行加固补强。经过采取补强加固措施，使工程质量达到设计标准以后，又产生了是否复工的新问题，也就是继续把工程做完还是下马的问题。后来由于湖北省提出合理建议，利用丹江口已浇100万方混凝土的有利基础，提前发挥工程效益，才使丹江口工程有了复工的可能。自1966年2月复工以来，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丹江口第一期工程虽然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还是胜利建成了。丹江口水利枢纽虽然完成的只是第一期工程，但其效益却非常显著。尤其是防洪，几乎改变了原来江汉平原三年两淹的局面。其他如发电、灌溉、航运和水产养殖的效益也十分显著。所以周恩来指示，要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作为防洪、发电、灌溉、航运、水产养殖“五利”俱全的典型，在国内外展出模型。

         “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

        周恩来治水患，是有战略眼光的，他把治水患与水利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他有一句名言：“要使江河都对人民有利。”这句话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高标准，即，我们治水，不光是防止水害，更重要的是要让江河湖海对人民有利。为此，周恩来特别着力于制定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任务。
       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的1949年11月，周恩来在接见以水利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藻华为首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代表时，对他们说，战争还没有结束，国家正在草创，我们用大禹治水的精神，为人民除害造福。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亲自确定了新中国水利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水利建设的方针是：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发展生产的目的。水利建设的任务是：依据国家经济建设计划和人民的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和人力、物力及技术等条件，分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发展防洪、灌溉、排水、放淤、水力以及疏浚河流、兴修运河等工程。
       为了贯彻水利建设方针，完成水利建设任务，周恩来特别强调的是“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都在搞土改。此时，有远见的周恩来就提出，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几件工作，第一件就是“兴修水利”。他说：“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
1949年到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国正在进行抗美援朝，国家的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仍然拿出了尽可能多的资金来从事水利建设。1950年，政务院用在水利建设上的经费相当于**政府时期水利经费最多的那一年的18倍，1951年增至42倍，1952年增至52倍。之后，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国家政府，每年都增加水利建设经费。
      他经常深入到水利工程第一线，调查研究，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治水患的办法。他曾经亲自到治淮第一线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治淮方案；他冒着风雪严寒视察荆江大堤；他三到三门峡，在水库工地上度过八个日夜；他亲自勘选三峡坝址；他三次到十三陵水库劳动，六次到密云水库工地解决问题。北到东北，南到海南岛，大部分水利工地都留下了周恩来的足迹。即使是在外地视察或者开其他重要会议，只要听说有水利工程，他就要到现场看看。
       原任铁道部长的吕正操将军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58年，黄河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峰。7月17日夜，黄河铁桥十一号桥墩被冲毁，京广线受阻。周总理知道后，次日下午就带着我们乘飞机赶到郑州。在飞行途中，周总理和我们谈论到西晋时杜预曾在孟津架过浮桥。一下飞机，周总理就叫人去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同时听取汇报，了解实情。接着，又到大桥上视察，一直忙到夜间十一点半。为了尽快恢复南北运输，周总理不顾疲劳，又要求连夜召集群众开会，动员抢修。这时，职工已经入睡，听见钟声，都赶到宿舍球场。大家见周总理精神抖擞地站在前面，情绪十分激动。周总理说：‘历史上一千多年以前能架浮桥，我们现在一定能够架一座更加牢固的浮桥。’他号召大家献计献策，同心同德，早日把桥修好。开会期间，下了一阵雨，有人要给周总理打伞，他婉言谢绝了，一直冒雨把话讲完。听了周总理的讲话，群众的热情很高，会上提出了不少好的意见。经过十四昼夜奋战，大桥很快修复了。8月5日下午，周总理再次来到大桥工地，同工人、战士、社员会面。”“回到住地，又听到济南黄河铁桥也出现了险情的消息，周总理不顾劳累，次日又飞抵济南视察。”

      “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

      周恩来在1972年11月21日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导弹、卫星）。”这两件事都是大事。但是，做好这两件大事，又谈何容易！周恩来知难而进，在做这两件大事上都投入了很多心血。特别是对水利事业，他投入的精力相当大。凡是水利方面的大事，周恩来都亲自出面处理。
       周恩来在领导人民治水患中曾讲过一句话：“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林木砍多了。”治水治错了，好理解，如果一个大的水利工程发生失误，不仅劳民伤财，还会造成更大的隐患。因此，周恩来治水患，如履薄冰，特别精心，特别细致，他几乎了解每个大的水利工程的细节。
        但是，周恩来为什么担心林木砍多了呢？原来，周恩来治水患，特别看重治本。他深深了解，许多地方发生水灾，是由于林木砍多了，水土流失严重。他说：“树砍多了，下一代人也要说你。”基于这个认识，周恩来在指导每个大的水利工程时，都特别强调要在周围多种树。在修建十三陵水库时，周恩来就总是强调，要在库区的山上多种树。当地遵照周恩来的这个意见，在库区周围山上种了许多树。北京许多单位也长年组织人到十三陵水库周围山上种树。这个种树的传统一直坚持到今天。
        周恩来经常说，我国的林木是不够的，应该有计划地采伐，如果乱砍滥伐，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周恩来说，我们还要有计划地造林，经营林业。“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我国的林业工作搞好了，树木多了，我国的水土就能保持得好，就能减少水灾的发生。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治理了淮河、沂河、沭河、永定河、大清河、潮白河，修建了荆江分洪工程，培修和加固了4万多里的堤防，修建了官厅水库、引黄济卫工程，初步解决了历史上水灾严重的几条河流域的水灾隐患。20世纪50年代后期，周恩来领导研究了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坝址、三门峡设计方案的修改和施工方案、密云水库坝址和设计方案等重大水利设施的决策。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领导制定了三门峡工程的改建、海河治理和北方抗旱等重大决策。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为葛洲坝工程的修建及其领导机构、设计方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保证了长江第一坝的胜利建成。正如水利部原部长钱正英说的：“敬爱的周总理在任的27年中，他亲自领导我国的水利事业，指挥我们治水。他的足迹，遍及我国的江河。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都是周总理亲自主持审定。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的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要专门研究。’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在周总理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作出正确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我们才有条件克服各种干扰挫折，避免一些重大失误。现在，我国的主要江河，已初步建成具备一定标准的防洪体系，灌溉面积从解放初的2亿多亩发展到7亿亩，水力发电从解放初的16.3万千瓦发展到2700多万千瓦，机电排灌设备从解放初的9万多马力发展到8000多万马力。可以说，江河面貌和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改观。人民政府确实解决了百余年来历届中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      （待续）

东方远见

周恩来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
刘淮宇

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总理在听取葛洲坝工程汇报时曾讲：“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

周恩来在“两弹一星”运筹组织管理中作出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聂荣臻曾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

二战时期，德、美已经率先研制导弹和核武器。对于世界局势和军事科技斗争形势深刻洞悉的周恩来，很早就意识到了原子弹、火箭的重要性。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叫嚣使用原子弹，这引起周恩来严重关注。

1952年5月，在周恩来主持下，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等中央军委领导人在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曾正式酝酿研制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问题，并征询过有关科学家的意见，从各方面进行准备、积极创造条件。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会上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刘杰的汇报，这次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

在中共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开始研究发展导弹技术的有关问题。1955年10月8日，在周恩来外交努力下，钱学森从美国回国。钱学森回国，使周恩来兴奋不已。据王炳南回忆：50年代末，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周恩来总理与钱学森亲切握手

1955年冬，钱学森在叶剑英和陈赓的陪同下去见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迎上来握着钱学森的手亲切地说：“你就是钱学森吧？你在美国的事我早有所闻。”他和钱学森热烈地交谈着，并交给钱学森一个任务：写个意见——怎么组织发展航空、导弹研究机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学森于1956年2月17日提出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对中国发展航空及导弹火箭技术，从领导、科研、设计、生产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钱学森认为，健全的航空工业，除了制造工厂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强大的为设计而服务的研究及试验单位，应该有一个做长远及基本研究的单位。这几个部门应该有一个统一领导的机构，做全面规划及安排的工作。钱学森还提出，应该调派高校毕业生到苏联去学习导弹火箭制造工艺，同时请苏联专家为我国设计制造导弹火箭的一系列工厂，预备到1958年生产我国自制的导弹及火箭。

周恩来非常重视钱学森的意见书。2月21日，他逐字逐句地审阅意见书，对个别标点、字、句做了修改，并在标题下署上“钱学森”三个字。然后，他吩咐秘书打印6份。2月22日，周恩来在送请毛泽东审阅的意见书打印稿上写道：“即送主席阅，这是我要钱学森写的意见，准备在今晚谈原子能时一谈。”

在中央领导同志看了钱学森的意见书之后，周恩来亲自主持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等负责筹备。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再次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作出了成立导弹管理局和导弹研究院、发展导弹的决定。会上，周恩来说，中国发展导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进行研究工作，应当采取集中力量，突破一点的方针。

为了解决组建导弹研究院的技术人才问题，5月29日，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33位有关部门领导人共同研究，提出方案。

过了几天，聂荣臻将需要商调的380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周恩来。周恩来看后对聂荣臻说：“你们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就这样，任新民、屠守锷、梁守磐、庄逢甘等30多名专家被选调到导弹研究院工作，和当年分配来的10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一起组成了最初的导弹研究队伍，加上随后调入的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专家，形成了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第一支骨干队伍。


图为被誉为“中国航天四老”的黄纬禄(左一)、任新民(左二)、屠守锷(左三)、梁守磐(左四) 摄于2003年1月

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五院成立，周恩来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五院院长。这一天，也是中国航天事业诞生的纪念日。

在周恩来的关心和过问下，1957年10月，中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苏方承诺在核武器和导弹方面给予中国帮助。


1958年，中央军委决定在西部设立特种工程指挥部，陈士榘上将率十万大军开进戈壁滩。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1959年7月，周恩来说，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当时，国内由于大跃进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全国人民吃饭问题出现紧张局面，两弹试验基地一度面临断炊的威胁，周恩来为科学家们当后勤，亲自为火箭部队募集粮食，设法从各地调拨生活物资支援试验基地。

1961年4月3日，他说，在掌握尖端技术，这方面要靠科学家劳动者知识分子，大家一起努力，要靠党的领导、国家的领导。曾经有人问过，你们什么时候搞出来？我说，我也不晓得，这是老实话，但是搞得好，也许快噢！我们必须努力突破尖端技术。

1963年3月，邓稼先领导的理论部正式拿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1963年12月24日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进行的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获得了成功。兰州铀浓缩厂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后，于1964年1月14日拿到了可以作为原子弹装料的合格的高浓铀产品。


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接见铀矿地质会议人员。

周总理对首次核试验的工作者们提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大家在试验基地用精心选出的彩色石块拼成这十六个大字，镶嵌在各工号的戈壁滩上，作为核试验的指导思想。此后，这十六个字便成为航天科研试验长期遵循的座右铭。

在讨论第一次核试验时，周总理十分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核爆炸后的烟云和原子尘的危害，他指定时任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刘柏罗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进行了研究，又亲自派遣卫生部长钱信忠组成卫生防护队，分赴核试验场下风400公里以外的有人区，开展防护工作，确保人员的安全。当时的国际气氛还是很紧张的。周总理请贺龙、聂荣臻两位老帅转告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下达防御任务，要求部署全面戒备，严防敌特空袭及破坏。


　　参加核试验演习的小分队零时前训练。

一切部署就绪后，党中央最后决定10月1日前做好一切准备，年内爆炸。周总理立即要求必须做到绝对保密。他对几位老帅说，今天会后，除了参加会的，对谁都不能讲，我的老伴是老党员，又是中央委员，我保证不对她讲。他还对陈毅同志说：“你可不能讲啊（指不对外宾作任何透露）！”陈毅同志当即操着四川口音说，“我不讲哇。”



在周恩来的周密部署和组织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当天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3000多名演职人员，周恩来挥动着双臂向大家宣布，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会场立即欢腾起来，人们欢呼、跳跃。周恩来风趣地对大家说，大家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


周恩来向大家宣布原子弹爆炸成功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发展导弹核武器，解决运载工具问题已成为紧迫任务，周恩来在抓氢弹研制的同时特别指出“两弹结合试验”是下一步工作重点。在讨论导弹问题时，周恩来提出要在国防部五院的基础上成立一个部。1964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导弹工业的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加速导弹工业的发展。钱学森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66年6月30日，周恩来出国访问回北京途中在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停留，观看了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发射试验，检查了两弹结合试验的有关准备情况。

周恩来（右3）听取栗在山（右4）、张贻祥（右2）的汇报

当天，周总理下飞机后，在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政委栗在山等陪同下，乘坐火车前往基地办公生活区。6月的戈壁，骄阳似火。列车在山岩沙岭间缓缓前行。周总理把外国友人赠送的西瓜、芒果等拿出来送给大家品尝。忽然，周总理透过车厢的玻璃窗看见铁路旁有一名战士头顶烈日正在维护路基，便立即要求停车，请工作人员下车送去一个西瓜。当这位汗流满面的年轻战士得知西瓜是周总理送给他的时候，他激动地流下了泪水，向缓缓开动的列车招手、敬礼。

　　修筑通往导弹试验基地的铁路路基。

在“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过程中，周恩来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指示七机部要保证导弹正常飞行，指示二机部要保证做到在导弹掉下来的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学森领导七机部组织有关厂、所保质保量按计划完成了导弹生产任务，并进行了弹体自毁试验，证明安全系统工作正常可靠。

1966年10月27日，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点火发射，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实现核爆炸，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我国正式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是在1965年5月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第十二次中央专委会议之后。

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完成新建发射场测试之后，周恩来在京主持会议，通过各方论证认为可以发射，并征得在京中央政治局人员同意。


4月24日发射取得成功，当天周恩来审阅完国防科委送来的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后，乘飞机飞往广州参加第二天由越南、越南南方、老挝、柬埔寨领导人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为了庆祝这次会成功，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一个礼物，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 1971年的周恩来

此后，周恩来又领导和组织了实践一号卫星、返回式遥感卫星的成功发射，他生前还高度重视发展中国的气象卫星和通信卫星，为中国航天事业逐步发展壮大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对钱学森等科技专家进行了特殊的保护。1969年8月9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有关国防尖端科研的会议。为了让钱学森等专家放开手脚突破工程技术难关，周恩来当众宣布：“部里由钱学森同志挂帅，杨国宇同志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军管会努力保证钱学森和有关专家的安全，航天科研人员全力攻关，很快出了成果。

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命令，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表彰他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1991年钱学森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

钱学森即席发表讲话。他感谢党和人民给予他崇高的荣誉，感谢曾在工作中给他以信任、关怀和帮助的领导和全体同志。他深情地回忆起当年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广大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国防科研事业而奋斗的火热生活。他说，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党的正确领导、集体的智慧分不开的，我个人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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