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文金:话说刘鹗

江山

话说刘鹗
许文金


刘鹗，字铁云，原名孟鹏（公元1857-1908年）。出身道台公子，不喜制艺，自学成才；经过商，行过医；治过黄河，卓有建树；做过小官，虽是过客，却有极好的人脉关系；办实业，倡洋务，寻求治国良方；思想开放，锐志改革，担任过洋务买办；是晚清光绪年间的传奇人物。在甲骨学、音乐、天算等诸多学术领域有独到建树，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奇才、怪才、通才。百余年来，有论其人，有论其书，有论其事迹；都持有论据，各执己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的甚至相左相悖，大相径庭；真所谓至盖棺也无论定！研究者们往往各执一辞，有的在谨慎探讨，有的在激烈争论。长期以来，对晚清历史上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历史人物的研究，仍无实质性的进展！
近者坊间有李先生者，花功夫辑录了《国内外刘鹗研究论文题录》，收录了380篇之数。自1904年起，至2008年止，时间跨度达104年之久。我们对此目录作了一个大致的分类：这380个篇目中，大约只有80多却不到90个篇目的内容是研究刘鹗在其它学术领域的成果，其余290篇或以上却是专攻《老残游记》的研究。换言之，人们把着眼点都盯住《老残游记》；占比四分之三以上，甚至于二、八开。这本无可厚非；但在客观上却形成了一个盲区：对刘鹗的研究，至少未能全面展开，未免失之于偏颇。仅着眼于《老残游记》的研究而淡化乃至弱化了其他方面的研究，这是很不够的；这样，就未免偏离了刘鹗研究的轨道。唯一值得欣喜的是：研究者们又有了新的发现。那就是，有人认为，近代小说《红茄花》疑为刘鹗所作。
即便如此，刘鹗其实并非一个专门的文学家。除了成名作《老残游记》以外，他甚至还是一名诗人；他至少还有100多首诗词佳作传世，收入《铁云诗存》，至上世纪九十年代由齐鲁出版社出版；他也不失为一位政论家、文学家：他的政论文章有相当的论辩性、说理性和逻辑性，同样写得有声有色，气势如虹。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地确定一个明确的方向：不要因噎废食，因为专注于文学作品《老残游记》的研究而耽误甚至影响了对刘鹗的全面研究。
刘鹗研究中的阵痛
解放后，刘鹗研究中出现了一次次阵痛。是何种因素使然？说白了，是政治。有些研究者们站在极左的角度，喜欢套用政治模具去给刘鹗划分“阶级成分”，并以此去“挤兑”他，是很容易有失公允的。
率先向刘鹗发起攻击的是张毕来。他的一篇文章刊于1955年第二期《人民文学》上：《老残游记的反动性和胡适在老残游记评价中所表现的反动政治立场》。之后，这篇文章一时跟风者趋之若鹜。他们抓住《老残游记》中有所谓“诅咒北拳南革”的毛病，痛加挞伐。刘鹗无异于受到一次次“鞭尸”！“汉奸”“反动”的帽子满天飞。也正因为有了政治因素的影响，有的研究者们则谨言慎行，甚至噤若寒蝉。因此，一度影响了刘鹗研究的进程；乃至视刘鹗研究为一个“雷区”，出现了停滞难前的不正常现象。
后来，张毕来先生也反省到自己的话说过了头，居然敢于在一封**中致歉，承认是自己“一时认识上的片面性”。有错必究，这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学者风度，值得称道。尽管如此，仍有人抓住“北拳南革”不放，穷追猛打；其实就逼使刘鹗研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另外，由于研究者们所持的立场、观点或态度不同，对相同的史料却会作出不同的解读，有的甚至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刘鹗至今还是一个谜，他给后世留下了若干待解的多元方程。人们从不同的侧面提出置疑，并归纳了若干置疑的话题。诸如刘鹗的经济来源等等，但无论怎么说，这些未解之谜，还是容易找到答案的。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无法颠覆也无法动摇刘鹗在中国近代史上应有的地位！
是否该给刘鹗一个说法？
依今而论，给刘鹗一个说法并不是很难的。
首先，他不是汉奸。这桩公案早在上个世纪的1987年就有了结论。学术界在淮安举办了“刘鹗诞辰130周年学术研究会”。会上，专家、学者一致对刘鹗有了公允的评介，有些观点是颠覆性的，成了刘鹗研究的分水岭。
其次，刘鹗在诸多学术领域均有所建树，我们该如何定位，其实也不难。美籍华人教授马幼垣先生在上个世纪的早期就在著述中称其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知识的介绍均有所贡献的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和慈善家。这十一种“头衔”加在刘鹗的头上，是当之无愧的。
再次，他信奉太谷之学，能从太谷之学的教义中脱颖而出；还能从太谷之学的神坛上走下来，把太谷之学划分为“教、养两途”（教天下和养天下），自觉地以“养天下为己任”。他所创树的“养民”（使民得其养）思想，与他创办实业，鼓荡洋务运动和实施实业救国的举措和实践是一脉相承的。
刘鹗的思想是多元的。既有对“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诗句）的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也有对太谷教义的改弦更张；他又善于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思想活络而又开放。他是那个社会站在时代顶峰审视一切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孜孜以求治国救民的良方，选中的就是冲破闭关自锁，锐意改革开放；招商引资的举措为他所独创，体现了他的前瞻性。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者，正如美籍华人杨宪益教授所说：“刘鹗一生中所取得的成就不只一点，他的治黄工作，开采山西煤矿，赈济北京灾民，发现甲骨文和写作《老残游记》等等，其中任何一项就足以使一个人感到自豪了。”
纵观刘鹗一生，虽却命运多舛，但并不影响他成为天才，甚至是一个奇才，怪才，通才。他不仅给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而且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他的这些遗产，或将“成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和从事文艺创作、学术研究的财富”。
刘鹗也不失为一名强者。他目睹清王朝的**孱弱和民生凋敝，心潮涌动，顿生拳拳报国之心；明知“蒿目时艰，当世事百无一可为”，但一经择定了“以养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座标，便激流勇进。纵有风暴雷霆，也过眼不惊；便有艰难险阻，更百折不回。他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奉行为人生信条。因此，不仅自动请缨治理黄河，还积极倡导招商引资，策划筑路开矿，创办实业，鼓荡洋务运动。这种心系国家民族而忘我奋斗的高尚境界，应该永远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之上。“谤言满天下不觉稍损，誉言满天下不觉稍溢”显示了他君子坦荡荡的襟怀。虽然他有时候也慨叹：”男人以才媚人，妇人以色媚人，其理则一。含垢忍耻，以求生活，良可悲也！况媚人而贾用不售，不更可悲乎！””贾用不售”，这看似一种无奈的宣泄，实质也是一种无助的抗争……
不管怎么说，在刘鹗的身上，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人格的魅力、过人的智慧，超凡的品质，开拓的精神。我们应该纪念他，学习他以下的几种精神：
一、不守绳墨，敢于挑战的创新精神。他把科举根本不当回事。“无才学干禄，乃志在圣贤。”敢于同传统观念和传统思想决绝。相反，却刻苦治学。凡实用之学，都有所涉猎；他虽非“科班”出身，却自学成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一时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的奇才。
二、自觉以天下为已任的担当精神。体现在对太谷教义的理解与应用。他干脆把太谷教义划分为”教、养两途”，并把“以养天下为已任”作为担当，身体力行。一度成为实业救国的践行者，招商引资的先行者，洋务运动的鼓荡者，改革开放的先驱者。
三、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在通晓经史百家典籍的基础上，更注重的是实用之学。他上通天文，下晓地理，乃至政治、军事、天算、河工、医学、甲骨学、音乐、文学……对这些所谓“杂学”，几乎无所不包。他一头扎进去，力求融会贯通，务必获得真知灼见。
四、讲究科学务必求真的探索精神。在黄河任上的蹉跎岁月中，他虽然人微言轻，却敢于力辟众议，申饰他的治河方略，终获成功，以致于一炮走红，享誉朝野，乃以知府任用；他跋山涉水，实地丈量，绘制黄河图，分厘不爽；在实地测绘中，与天算学家贾步纬发生争执，发明勾股测算法，居然精准无误；在考释甲骨文过程中，好古如色，常常“读画夜深匙钥冷，校碑昼永蜡灯红”(刘鹗诗句)，较劲十足；从而奠定了他甲骨文之父的地位！
五、屡败屡战，矢志不渝的开拓精神。他首创招商引资，倡导筑路开矿，创办实业，鼓荡洋务运动，为外国列强不满，朝野官员不容，同道中人不解，可谓困难重重。但他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六、笑傲江湖，睥睨天下的抗争精神。在《老残游记》中，他大胆地揭开所谓“清官”的画皮；在他的诗词作品中，更是毫无顾忌地针砭时弊。对清王朝卖官鬻爵的腐朽，他用“东华门外榷场开，无数英雄尽发财”的诗句来揭露；对那些贪赃枉法之徒，他指名道姓地进行声讨：“端毓刚徐赵李伦，兴高采烈杀洋人。两宫法驾依回匪，半部尚书作顺民。”对那些弄权者，更是不屑一顾：“敢与波臣争高下，一枝萍梗任风飘”，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胸中文字鲁春秋，吟啸长使山河动”这一类的诗句，更唱出了他的狂放不羁……
总之，在中国近代史上，刘鹗应占一席之位。
许文金，退休教师，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