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飞: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三侠五义》诞生在淮安

江山

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三侠五义》诞生在淮安
刘 飞

一、从胡适先生的《三侠五义·序》说起
偶然读到胡适博士为三侠五义写的《序》，这篇《序》也被收录在《胡适文存》三集卷六中。序言很长，为大家节选了如下部分：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是从《龙图公案》变出来的。我藏的一部《三侠五义》（即亚东此本的底本），光绪八年壬午（1882）活字排本，有三篇短序。问竹主人（著者自号）序说：是书本名《龙图公案》，又曰《包公案》，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从此书内又续成六十多回；虽是传奇志异，难免怪力乱神。兹将此书翻旧出新，取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事……故取传名曰“忠烈侠义”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
又有退思主人序说：原夫《龙图》一传，旧有新编；貂续千言，新成其帙。补就天衣无缝，独具匠心；裁来云锦缺痕，别开生面。百二回之通络贯脉，三五人之义胆侠肠……这可见当时作者和他的朋友都承认这书是用《龙图公案》作底本的。但《龙图公案》“虽是传奇志异，难免怪力乱神”，所以改作的人将此书翻旧出新，取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遂成了一部完全不同的新书。《龙图公案》里闹东京的五鼠是五个妖怪，玉猫是一只神猫；改作之后，五鼠变成了五个侠士，玉猫变成了“御猫”展昭，神话变成了人话，志怪之书变成了写侠义之书了。
可惜我们现在还不能知道这部书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依壬午活字本的三篇序看来，这书的原作者自号“问竹主人”。
但壬午活字本还有两篇序，一篇是入迷道人做的，他说：辛未春（公元1871年），由友人问竹主人处得是书而卒读之……草录一部而珍藏之。乙亥（公元1875年）司榷淮安，公余时重新校阅，另录成编，订为四函，年余始获告成。去冬（公元1878年）有世好友人退思主人者……携去……付刻于聚珍板……
退思主人序也说：戊寅冬（公元1878年）于友人入迷道人处得是书写本，知为友人问竹主人互相参合删定，汇而成卷。是此书曾经入迷道人的校阅删定。
……
[附记]我从前曾疑心石玉昆的原本也许是很幼稚的，文字略如《小五义》。如果《小五义序》所说可信，那么，入迷道人修改年余的功劳真不小了。
……
以上文字为胡适博士的《序》节选。而入迷道人所写的《序》文字不多，故录全文如下：
余由弱冠弃儒而仕，公余之暇，即性好披览群书，每间有传奇志异之编，必博探而旁求之，卅年来搜罗搆觅，案满筐盈，亦鄙人之一癖耳。暇时惟把卷流连，无他好焉。辛未春，由友人问竹主人处得是书，而卒读之，爱不释手。虽系演义无深文，喜其笔墨淋漓；叙事尚免冗泛，且无污秽语言。至于报应昭彰，尤可感发善心。总为开卷有益之帙，是以草录一部而珍藏之。乙亥（公元1875年）司榷淮安，公余时从新校阅，另录成编，定为四函，年余始获告成。去冬，有世好友人退思主人者，亦癖于斯，因携去，久假不归，故以借书送迟嘲之。渠始嗫嚅言爱，竟已付刻于聚珍版矣。余亦笑其所尚有甚于我者也，爰成短序，以供同好一粲，奚疑。
光绪己卯夏月入迷道人识
通过仔细阅读入迷道人和问竹主人的序，似乎可以得到和胡适博士不完全相同的结论。一是入迷道人从问竹主人手上看到的，书名一定不是《三侠五义》，而是《忠烈侠义传》，因为问竹主人自己说“故取传名曰‘忠烈侠义’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胡适博士收存的书却题名《三侠五义》，后出3年，虽然内容相同，书名却已不同了。二是《忠烈侠义传》的著者（应该是改编者），应该是问竹主人和入迷道人，至少是两人都有贡献，都是改编者，而不是胡适博士说的“依壬午活字本的三篇序看来，这书的原作者自号‘问竹主人’”。问竹主人做了很多“翻旧出新，取长补短”的工作，他在《序》中说：“虽是传奇志异，难免怪力乱神。兹将此书翻旧出新，取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事……”但是，问竹主人改过的本子，入迷道人并不满意，所以入迷道人在改编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入迷道人在《序》中说，“乙亥（公元1875年）司榷淮安，公余时从新校阅，另录成编，定为四函，年余始获告成”。入迷道人用了“年余”才校阅完成，改动量定然不小。而且，在序里明确说出来，另两位作序的友人未提出异议，可见入迷道人出力很多。退思主人没有提出自己参与了“参合删定”，他所做的就是把入迷道人改定的文稿“付刻于聚珍版”。退思主人拿走文稿是在戊寅冬（公元1878年），付印是在己卯（公元1879年）。现在市面上见到的很多版本把作者写成石玉昆（崑），显然是将作者、改编者和讲述人混为一谈了。有的版本（如上引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用的是石玉昆述，个人认为用词比较确当。三是入迷道人起初没有将文稿付印的打算，但是，最终流传下来的应该是入迷道人改定的内容。文稿改定应该在公元1875年底1876年初，又过了两三年，还是由多事的世交退思主人拿去付印的，而且极有可能事前没有和入迷道人商量，虽然退思主人自己说“缘商两友”就付聚珍版，而入迷道人说的是退思主人将书稿携去，“久假不归，故以借书送迟嘲之。渠始嗫嚅言爱，竟已付刻于聚珍版矣”。
二、入迷道人文琳其人其事
这个花了很多力气改编问竹主人的《忠烈侠义传》书稿的入迷道人是谁呢？他自己说在乙亥（公元1875年）司榷淮安，就是淮安关的“一把手”——淮安榷关监督。书印行是在入迷道人司榷淮安后三四年，不存在年久记忆有误的情况，应当是准确的记载。在《淮关小志》里面还有一个记载，能够说明作者就是文琳。篆香楼诗僧渊如宏度的《昙香精舍遗稿》中有《寄那云衢榷使》的两首诗。这个云衢，名那崑，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任（榷使）。其子文琳，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任（榷使）。这两个记载足以证明，入迷道人就是文琳。
在各种古典文学要籍的介绍中，对文琳的介绍都很简单：文琳，字贡三，属汉军正黄旗人。光绪二十四年（**8）以刑部右侍郎卒，时年约七十岁。
但是，如果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淮安榷关，就会发现文琳经历不一般啊！
清王朝的财政收支实行“统收统支”，不分中央与地方，各省按照中央指示征收各项赋税，然后由户部统一筹划，在户部监督下开支各项经费。有“三关十八卡”之称的淮安大关成了清王朝财政收入的极其重要的来源，康熙朝开始时全国关税为100万两，而淮安关上缴的关税占一半之多。为此，板闸有关税“居天下强半”“天下盐利淮为大”之美誉。当时有民谣：“运到山阳扭个弯，凤凰宝地建三关；朝廷财政摇钱树，国富民强运金山。”
当然，清朝廷对这个热点岗位也是严加监管的。一是淮关监督的任期有限制。淮关监督一般任期一年，有的几个月就换。二是监督、惩戒极严。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淮关监督元庆因关税短少，从四品降为了六品，次年再降为七品笔贴式。淮安关监督那崑，就是文琳的父亲，在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十二月十一日奏报皇帝，内容是淮安关在道光十六年结存饭食银370两2钱7分7厘。兹查自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起，至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止，计1年共收饭食银6419两7钱9厘，查出漏报罚倍银2524两7钱4厘。照例充赏公用各项外，尚余存饭食银223两8钱7分7厘，罚倍银146两4钱，共银370两2钱7分7厘。相应奏明候解饷之便，搭解内务府交纳，理合恭摺具奏。”为了区区300多两银子，要恭恭敬敬地向皇上上个奏折说清楚，可见管理之严格。严厉的监管使淮安榷关一度成为执行税法最为严明的关卡。
从淮安榷关在国家赋税收入中的地位之重要，可以看出那崑、文琳父子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这个重要岗位可是官员眼中的“肥缺”，也不是哪个想得到就能得到的。其实，和曹寅家一样，文琳还做过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从《红楼梦》的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岗位之“肥”。据《清实录·德宗》卷131记载，文琳在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任江宁织造；据《清实录·穆宗》卷259及《大清缙绅录》记载，文琳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二月督理浒墅关苏州织造事务。《清代内务府》记载，文琳还在光绪二十年（公元**4年）十一月至光绪二十二年任北京总管内务府大臣。文琳在光绪二十一年（公元**5年）还兼任刑部右侍郎，《清实录·德宗》卷370—371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在一起旗妇私卖童养媳的案件中因刑部“办理糊涂，问供草率”，文琳等人被“降一级留任”。光绪二十二年，和其他年老大臣一起，文琳受到礼遇，被允许在紫禁城骑马。两年以后，文琳在刑部右侍郎任上去世。
三、结论
（一）《忠烈侠义传》最初由问竹主人根据《龙图公案》改编，后经入迷道人文琳删补改定，于公元1879年印行。说《忠烈侠义传》由石玉昆述，问竹主人、入迷道人著，应当没有异议。胡适博士所存的1882年改名为《三侠五义》的本子，内容应该是文琳改定的，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三侠五义》，内容最终是文琳改定的，应该没有疑义。至于1882年的《三侠五义》是不是第一个采用此书名的，目前无法确定。文琳在《忠烈侠义传》（后为《三侠五义》）流传上的功绩不可抹杀。
（二）《三侠五义》是文琳在任淮安关监督期间校阅编定的，完成时间应在1875年底至1876年初。《忠烈侠义传》定稿诞生在淮安，改编者文琳当时在淮安做官，时任淮安榷关监督。
（三）石玉昆是《三侠五义》雏形的讲述者，而不是作者；《龙图公案》的文本记录者是文良等（详见胡适博士的《三侠五义·序》）；改编者是问竹主人和入迷道人，其中，入迷道人文琳是最终定稿者。这是一本民间流传，由说书人加工传唱，**人整理定稿的集体创作的第一部武侠小说。在文本定型与后来大范围传播方面，入迷道人文琳功不可没。
明代“四大奇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都和淮安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淮安是古代小说创作的摇篮和温床。如今应该加上一个《三侠五义》，中国第一部武侠小说诞生在淮安！这既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当年淮安处于交通要冲、经济繁荣的产物。
拨开复兴东城文化遗址之谜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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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志庚
地处淮安东乡的复兴镇城头村，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但多年来一直和一般乡村一样，似乎并无特别之处，甚至连村民都身在宝山不识宝，过着安逸美满的日子，殊不知这里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是新石器时期的一块文化遗址。
我生在上海，长在城头（东城），城头是养我育我的故乡，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但和许多村民一样，那时并不知这是一块人类早期的文化发祥地。
1955年，我随母亲由上海返回故乡，那时即住在祖祖辈辈生存的一个大庄子里。这是一块居住着几十户人家的大庄台。地势高于一般平地，在庄子的南面有一条水渠，直通滛头河。在庄子西南侧的渠上有一道堤坝，作为村民出行的通道，人称小围门。堤坝南端有一尊大石碾，这是金氏家族中有一家开着一爿大油坊，用来碾压黄豆、菜籽的工具，当然也用于村民粉碎麦粒之用。堤坝北端是一座土地庙，过了土地庙又是一汪塘水与渠道相伴，中间又有一道堤坝，人称大围门。这是我儿时最初对大庄子的记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又过渡到互助组，那时农民都分得了土地，但周围村子的土地相对贫瘠，不知是谁发现我家居住的那个大庄台下面，屋基地下都是油光光的黑土，于是就有附近的农民提出要购买庄子里各家各户的屋基地，以挖掘黑土运回做肥料之用，且出资不菲，一方屋基地足可再建一座新房。就这样一家看一家，住在大庄子里的居民，都先后将屋基地出售了。经过逐年挖掘，渐渐的竟使这座庄台成了一汪水塘。搬迁到南边的住户，村名叫塘南，北边的叫塘北，西边汤姓人家较多，就叫汤庄，还有部分人家搬到塘东南，因那里曾是打谷场，故叫南场。我家搬到大塘东边，濒临滛头河，因那里曾是一块盐碱地，故名叫老碱。就这样，诺大一个大庄子就这样消失了。
这本来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但神奇就在这里出现了。本意挖土是作为肥料之用，不料竟挖出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如陶罐、石斧、石刀、箭簇、石枪头、鹿角、瓷器等物。而土质有的油光漆黑，有的是稻谷的残渣，有的是枯软的草木灰。这些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当时复兴的城头属盐阜地区，人称淮安东乡，几乎是个“三不管”的地方，1954年才划为淮阴地区淮安县管辖。这块宝地更没有人向文物部门报告，直到1961年才有一个地质勘察队来到这里，钻探这里是否有石油，时间不长也就打道回府了。
那时我们这些无知的小孩儿，更不知其中奥妙，只是觉得好玩，那些坛坛罐罐一般人还不敢拿回家，迷信说法土里的东西是古人墓地的陪葬品，拿回家是招晦气的。当然也有胆大的人拿回家作为喂猪喂鸡的食槽。每到冬天，大塘里的水就干涸了，记得我那时在西城小学读书，上学时可以穿过大塘，抄近路到学校，经常在塘里拾到一些石器，小伙伴们便将拾到的磨得十分光滑的石枪头，绑在芦苇竿上，学着戏台上的将官士兵打仗玩。到了春夏时节，大塘里都注满了水，搬迁到周边村里的老居民，常常还留一块屋基地在塘里，形成了一个个“小岛”，“小岛”上长满芦苇，这时人们可坐小船进去钓鱼。大塘越扩越大，但留存在塘中的两座大墓，一直没有人敢挖，老人们说，这可动不得，那里有大蟒蛇，但时间长了也逐渐被人挖了，当然并没有发现什么大蟒，墓中是否挖到什么稀罕物，当时竟没有人详察。
提到古墓，在城头村的南边还有一座大墓，人称大墩子。方圆有数百平方米，又高又大，也一直没有人挖掘，但却被演绎了不少故事。说是当地人家做婚丧大事，需要碗啊盆啊的餐具，只要在大墩前烧炷香，第二天就会有足够用的盆、碗放在墩边让你取，但用后必须及时归还，居然也有人家用后不还，于是就有一个秃丫头坐在打场用的石磙子上骂大街，说借东西不还是缺德，后来竟有更缺德者竟悄悄将石磙子用柴火烧热了，秃丫头坐上后烫得直叫唤，从此不见踪影。当然大墩子从此也借不到碗啦。这个大墩子在复兴境内还有几座，就在城头的西边一个叫陈杨庄的地方也有一座，还有仇桥境内也有一座，且在同一纬线上。城头的大墩子，直到“文革”前才由大队组织人挖掘，从中挖出大量的楠木棺材。有的棺材是一颗整楠木从中挖空的，这些楠木板后来都运到大队部，让木匠锯制成书桌给学校用了。
故事到此并未结束。1981年我进城工作了，初步接触到青莲岗文化遗址，并到实地采风，这时候想到青莲岗出土的文物，城头也挖掘到了，便料定城头应与青莲岗同属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只是那时在创作组工作，整天忙于创作，也没心思去过问这事，且后来的大庄台早成了一汪水塘，挖到的文物也不知去向，无据可查，只能作罢。
1986年始，我先后在文化馆、文化局担任领导职务，1997年又任市（县级）政协副主席，并分管文史工作，但一直忙于事务，也没关注，直到退休后我任区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有时间对城头的来龙去脉去探究一番了。我曾写过三篇散文，叫《家乡的那条小河》（滛头河）、《家乡的那条小路》和《家乡的那口水塘》，后在中国散文家杂志上以“家乡三题”发表了。那水塘说的就是老家由庄台变为水塘的来历，后进一步研究，终于发现城头在历史上非同小可。据南朝时宋书记载：“山阳太守，晋安帝义熙中土断分广陵立，属徐州，领县四……山阳令，射阳县境，地名山阳，与郡俱立。盐城令，旧曰盐渎……前汉属临淮，后汉，晋属广陵，三国时废。晋武帝太康二年复立，晋安帝更名。东城令，晋安帝立。左乡令，晋安帝立”。据曹启瑞先生主编的《淮安简史》说，明确“东城县”即在今淮安区复兴镇东城村，距今有1600多年历史了。由此可知我老家城头（后改为“东城”“西城”），早在晋代就是一个县治所在，而城头那个大庄台，应就是县城所在地，而左乡县则在现在淮安区的博里镇境内。据此，在城头庄台下出土了大量历史遗物，便不足为奇了。也由此可见，城头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曾作为县治一度繁华。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事情发展到了这里不想又有了新的转机。2017年，省文物部门派员进一步考察青莲岗文化遗址，有专家提出要考察一下东城的文化遗址，不想经考察后，便认定这是一块与良渚文化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应有5000多年历史，且面积是青莲岗文化遗址的8倍。我区的文物部门喜出望外，进一步进行调研并上报省专家组，省专家组成员一致通过评审，并同意先申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在走相关程序。如果成功，在淮安区境内将有两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进一步佐证了淮安是一块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宝地。说到这里，这块一直蒙在我心头的谜雾终于得以揭开。说句俏皮话，我的祖辈可早已就是“城里人”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城头历史悠久，且在晋代，即是县治驻所，受其文化熏陶，确实也出了不少名人。城头的金氏家族，当年是个望族，且不说富甲一方，且是祖传中医，我的大祖父和堂二伯父都是淮安东乡的名医，二伯父人称“金半仙”，直到今天中医代有传人，《淮安卫生志》中名医名录可查。据金氏族谱记载，金家曾有人当到侍郎之职。就是现在，庄台挖开后成了水塘，都说这口水塘是块风水宝地，大塘的西边出了一位将军，塘南出了一名博士生导师，北边出了一个曾任副厅职的干部，东南的南场又出了一位正厅职的年轻干部，城头村大多数人家都有大学生，即使不能上大学，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不少都成了开着“宝马”“奔驰”的小老板。寻根溯源与这块地方的历史文化有关，正是这方水土滋润的结果。
城头在抗日战争时期应该也是一块红色之地。当时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分支“苏北公学”曾一度设在东城，新四军三师黄克诚师长等领导曾在距东城二里多地的风谷村居住过。我曾在《淮安文史》上看到一篇当年民主政府主办的《盐阜大众报》上的文章，说的是在抗战时民主政府召开地方民主人士座谈会，其中有一段文字：“淮安东乡金九皋老先生说，我们组织人到庐山去问问蒋介石先生，他到底抗不抗日……”金九皋即是我祖父，曾任盐阜地区十区区长，算来当时应是一位开明士绅。说这些则是证明，东城不仅历史悠久，且也是一块人杰地灵的地方。
复兴东城，一块迷一般的神奇之地，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美丽乡村。

赵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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