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进淮安】刘建东：两个人的故乡

赵日超

东方旅游文化网




两个人的故乡
刘建东

    吴家和沈家，比邻而居。雨后，淮安河下镇打铜巷，如果不是游客的打扰，更多的时间是在静谧之中度过的，仿佛古镇仍沉浸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现在的吴家和沈家旧址上已修缮了规制整齐的吴承恩故居和沈坤状元府，时光流转五百年，打不散的两家仍然紧紧依偎在一起，就如同当年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两个年轻人的梦想。
    吴承恩虽年长沈坤七岁，两人却惺惺相惜，形影不离。他们一起读书，一起吟诗，一起对未来充满着无限憧憬。两人成长期，正值明嘉靖年间，国家外患不断，北有鞑靼侵扰，东南倭寇猖獗。他们设想的未来如此地一致：考取功名，为国家建功立业。直到有一天，当他们满怀信心地迈出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时，才发现梦想与现实之间横亘着太多的失意与无奈，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各安天命，走上完全不同的奋斗之路。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信心十足，他们觉得他们精神的故乡始终在一起，高亢明亮，他们富有**与斗志。吴承恩的科举之路步履蹒跚，与沈坤的一路轻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嘉靖十年，两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结伴去南京应乡试。沈坤中了举人，而吴承恩名落孙山。嘉靖二十年，沈坤中进士一甲头名，状元及第，轰动淮安。他也成为淮安历史上第一个名垂青史的状元郎。吴承恩为此还为好友赋诗一首：“东风朝马散鸣珂，北极晴光带玉河。寒食中官传画烛，春衣倚史捧香罗。蓬莱雪后烟花满，阊阖天心雨露岁。染翰朝朝供研滴，凤池新绿酌恩波。”沈坤春风得意，告别淮安，立即赴京任翰林院修撰。吴承恩目睹了沈坤先他一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而自己却屡试不第，运气糟糕透顶。他屡考屡败，直到嘉靖二十六年才勉强考取了岁贡生，贡生与今天的保送生相似，就是各地学业优异者可以入京师国子监读书。而这一年，吴承恩四十有七，已近知天命之年，家业也渐渐败落。虽然后来他也曾到河南和浙江两地做了几年小官吏，他倔强的内心始终无法在世俗的河流中融化，终究才华无法施展，远大的梦想与现实的残酷格格不入，让他心灰意冷，郁郁寡欢，最后辞官还乡。极大的挫败感在他的心头涌动，他忧思重重，开始重新打量自己的人生，重新思考他设定的前途。幸运的是，仕途失意的吴承恩在他的笔下找到了纾解内心郁闷的方法，他沉浸在对志怪小说和稗官野史的爱好中，脑子里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的想象，而在这个世界里，他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尽情驰骋他的抱负与理想。《西游记》的故事与人物开始慢慢地在他脑子中生根发芽。在吴承恩故居，他著书的屋子仍然保留着以前大致模样，与古代读书人的书斋似乎没什么两样，沈坤曾为其书斋题字“射阳簃”，现在故居正堂上方悬挂的匾上的这三个字是由赵朴初先生题写的。
    就在吴承恩不得不在想象之中苦苦寻觅另一条人生道路时，沈坤攀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嘉靖三十五年，因母丧，沈坤回到故乡丁忧。其时正值当地倭寇之患最严重之时，倭寇烧漕运官船，抢掠州府，无恶不作，老百姓深受其扰，苦不堪言，而官兵却不作为。两人重新聚在“射阳簃”里，谈起此事，便义愤填膺，为国分忧的理想仍然在他们垂暮的身体内流淌着。安葬完母亲之后，在吴承恩的支持下，沈坤散尽家财，招募了1000多名青壮年，组织起一支规模不小的抗倭乡军，因沈坤的缘故，被人称作“状元兵”。在时隔多年之后，殊途同归，两人的梦想重新在淮安，在他们共同生长的地方出发。只不过，这次出发，显得更为激愤也更为壮烈。淮安，这个坐落于古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汇合处的繁华之地，这座被漕运和湿暖的气候所眷顾的城市，因为两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的热血与**，仿佛又看到了曾经有过的市井的祥和、安宁和喧嚣。两个人仿佛回到了少年和青年，回到了他们热烈争论、热切期盼为国效力的时代。
    沈坤的状元兵士气高涨，军纪严明，连战连捷，整个淮安城弥漫着一股英勇之气，倭寇死伤无数，闻风丧胆。看到沈坤身先士卒，率领状元兵击杀倭寇之时，吴承恩用他的笔记录了当时振奋人心的情景：“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同时他有了更大的设想，多年来他要写的那个形象慢慢地定格，那个机智、活泼、疾恶如仇的英雄形象，既是现实中的好友沈坤，也是文学世界中的孙悟空。在那一刻，他们感觉到了脚下的故乡，和内心深处曾经梦想的故乡，合在了一起，是那么强大坚固。
    走在淮安的街巷中，古朴的石板路，悠长的街道，文楼院子里飘出淮扬菜的芳香，打铜巷肯定比以前宽敞明亮，沈府门前的状元楼，威武雄壮。吴承恩与沈坤的故乡，早已不见刀光剑影，早已不闻呐喊冲杀，有的是，二人给后人留下的自豪与荣耀。沈坤的命运却未能乘势而上，他的英名被奸人玷污，奸人勾结朝中言官，诬陷沈坤“私自团练乡勇，图谋背叛朝廷”，沈坤因此锒铛入狱，含冤而死。吴承恩悲愤交加，他躲在书斋之中，把对朝廷的不满，把对挚友的怀念，把对这个世界的爱与恨，通通都寄托在他的奇思妙想中，寄托在笔下的人物孙悟空身上，寄托在千古传诵的文字中。吴承恩似乎从书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两个对未来、对国家满怀热爱与期盼的人，目光和身体都在追随着唐僧师徒，在历经艰险的道路上结伴前行。
    取经大业已成，吴承恩掩卷而泣，他走出吴宅，走过他和沈坤经常走过的小径，疑惑仍然紧紧跟随着他，故乡在哪里？脚下的故乡似乎并不仅仅是他梦想中的故乡。
    吴承恩的疑问在时光的风中飘荡。

       刘建东，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1995年起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全家福》、小说集《黑眼睛》等。曾获《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曹雪芹华语文学大奖等。


邓颖超喜爱的一幅画
秦九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颖超先后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等职务，郭秀仪（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曾和周恩来一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黄琪翔将军的夫人）也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这对老姐妹之间的往来又多了起来。
    1982年的一天，郭秀仪到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家作客。她一眼就看到了邓颖超将枫叶、海棠花和芍药花等压在一起的那块镜匾，就对邓颖超说：“总理和您互赠的海棠花、芍药花和红叶就是你们俩革命深情的象征，也是你们老两口两地相思的见证。我想以此为题，画一幅国画敬赠给您。”邓颖超点头笑了。郭秀仪将这幅画画好后送给邓颖超，还说：“我画得不好，但却表示我对您的敬意和对周总理的怀念。”
    说起邓颖超悬挂在自己卧室的那块镜匾，那是一个动人的故事。
    1954年春天，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周恩来总理以外交部长身份（他本身也确实兼任外交部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瑞士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
    那是新中国的外交官们第一次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代表团需要和美国、英国等众多国家打交道。在这些国家中，美国不仅敌视我国、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国务卿杜勒斯甚至还作出不得与中国代表团任何成员握手的荒唐规定。由于受到美国代表团的干扰，会议前后开了40多天。这时，中南海西花厅的院子里，娇艳的海棠花盛开了。海棠花，是周恩来最喜爱的花卉之一。在家的邓颖超赏花思人，不由惦念起远方的亲人，就亲自剪下开得很美的一枝，小心地放进书本里压好，连同原来压好的一片来自北京西山的红叶一起装进信封，托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带去日内瓦送给周恩来。邓颖超知道周恩来特别忙，附信只简单的写上：“红叶一片，寄上想念”。周恩来看了这封短得不能再短的信后，又见到随信捎来的红叶和海棠花，也不由勾起他对亲人的思念。但他工作实在太忙，就委派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去给他买了日内瓦当地出名的芍药花，并亲自压好一枝再托人将带来的红叶、海棠花一起带回国交给邓颖超。这代表两地相思的花和叶，就被邓颖超当成一件十分珍贵的工艺品装进镜框，并亲笔在镜框衬底白纸上写了“北京——日内瓦”的字样，挂在自己的卧室墙壁上，作为永久的纪念。那是两位伟人两地相思的体现，也是他们永恒爱情的象征。
    郭秀仪曾与老舍夫人胡挈青一起拜齐白石老人为师学习绘画。她悟性好，画技提高的也快。因此她以邓颖超这方镜匾内容为题材的国画画得生气勃勃，十分动人。这幅画送到西花厅后，邓颖超十分喜欢，就让工作人员将其悬挂在自己卧室旁的后客厅内，一直到今天（周恩来、邓颖超相继去世后，西花厅仍按原样陈设布置在那里)。
    1997年笔者主持淮安的仿西花厅修建时，也特意**了这幅有纪念意义的画作。
    郭秀仪的这幅画长103.5厘米，宽37.5厘米，整个画面由最上部的红枫叶、中部盛开的海棠花和下部怒放的芍药花组成。在画的右上方有著名画家黄苗子题的一首题诗。“芍药心丹枫叶红，海棠如火共春融：此花此叶情无限，溶入亿人心坎中。”诗末有“郭秀仪画呈邓颖超大姐并属苗子题句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等字样，画上一共用“郭秀仪”和“苗子”等章5枚。
    这幅画见证了邓颖超和郭秀仪她们之间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也是邓颖超生前十分喜爱的一幅画作。

75号办公室
刘国璋

    这个办公室之所以叫75号办公室，是因为当时淮安县委为了落实中央75号文件精神，搞好农业生产责任制，在1980年年底组建的一个临时办公室。这个办公室设在现政协办公楼上，成员有陶维玉、顾俊杰、杭金荣、李明汉、龚怀远等，这些人都是从各单位抽来的。我当时在团县委工作，也被抽到这个办公室。陶维玉是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
    75号办公室主要任务是：收集全县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宣传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意义、为领导抓好生产责任制落实准备讲话稿。在收集情况中办公室采取三种方法：一是用电话与各公社联系情况；二是随领导下去听汇报情况；三是自己组织人到下面了解情况。根据掌握的情况再进行“梳理加工”,汇编成材料，供向上汇报，向下宣传。
    那时，办公室经常组织人到基层了解情况，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1981年初春，天气乍暖还寒，办公室安排我和顾俊杰两人骑着自行车，连续三天跑了城郊、徐杨、席桥、钦工、宋集、茭陵、顺河等6个公社，通过听汇报、看行动、召开座谈会等形式比较全面掌握基层情况。如发现典型，还要到实地调查。当时县委书记陈耀称之为“捉麻雀”。一次平桥公社汇报查庄大队有一男子，长年在外，从不回生产队劳动，大队、小队多次捎信叫其回来就是不回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生产队还扣了他的口粮，就这样仍然不起效果。自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以后，他自动地从外地赶回来收麦、插秧。大家都说这是实行土地承包生产责任制带来的变化，感到这个事例很典型。当时办公室人少，就安排我一个人骑车到平桥，在公社党委办公室李乃祥同志陪同下，马不停蹄赶到查庄大队，找干部，找群众，找当事人面对面座谈，从而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回来后我及时写了一篇《飞鸟归林》，很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农民日报》后来也刊登了这篇通讯。
    就在全县落实生产责任制工作紧锣密鼓时，办公室通过组织人调查发现，在人们的思想里还是存在各种不同的顾虑，形成了县里热、群众望、中间有个“抵门扛”。有一个老干部跑到办公室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尤其是一些大队、生产队干部担心，怕“田分了，人心散了，不好指挥了”。
    针对存在的思想问题，办公室负责人陶维玉和我两人到当时生产责任制搞得比较好的三堡公社调查研究。重点了解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群众是不是不好指挥了？三堡公社三级干部又是怎样适应新的情况做好领导工作的？在调查中，我们不仅和公社干部座谈，还和大队、生产队干部座谈，并多次和群众面对面地交流。经过7天的深入了解，从而掌握了这个公社根据实行生产责任后的新情况，通过培训、交流、蹲点帮助等方法，使全公社三级干部逐步适应新的形势做好领导工作。于是，我们重点围绕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公社干部怎么做好领导工作？大队干部怎么做好领导工作？实行联产到组的小队长怎么开展工作？实行大包干的小队长又怎么开展工作？写成了一组经验性文章。当时县委书记陈躍看到这组文章后，认为材料很有指导性，随即要求办公室用文件形式发各公社党委和有关部门，并报地委和省委。
    三堡公社的经验宣传以后，全县各级干部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抓生产责任制的落实上来。淮阴地委和江苏省委看到三堡的经验后，非常重视，并要求当面汇报情况。根据要求，县委确定我和陶维玉两人去汇报，陶维玉汇报全县情况，我汇报三堡做法。7月初的一天上午，我们赶到地委第一招待所，地委书记丁铁和省领导已经坐在小会议室等我们。丁铁书记先讲了几句后，接着陶维玉就汇报淮安落实生产责任制的做法和体会，随后我汇报了三堡公社的经验。由于材料是我写的，情况又熟悉，我基本不要稿子汇报，已经快12点钟了，我还没汇报结束，丁书记就说，“下午继续汇报”。因为下午丁书记和省领导还有别的活动安排，因此一吃过午饭，也没休息就继续听我们汇报，有时他们边听汇报还边问，直到他们下午另外工作安排时间到了，才结束了汇报。事后不久，省经管局把三堡公社的一组经验文章，前面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印成了一个学习专辑，要求全省组织学习。后来，省委又发了文，使落实生产责任制在全省掀起**。
    农业生产责任制建立起来了，干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也都调动起来了。农忙时，男女老少齐上阵，田里到处是人。那时，群众还把家在农村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编了一个顺口溜，“穿皮鞋、带手表，下班就往田里跑。”有的社员怕田里作物长得没有别人好，夜里悄俏地下田撒化肥。秧田里没水，各家都有人到田头放水，可水又放不上，许多人家就用盆子括水。还有人自制手拐车，往田里添水，农村发生了可喜变化。1981年，全县粮食总产首次突破10亿斤，达到10.47亿斤，比上年增产1.09亿斤，增长11.6%。
    在大好形势面前，县委领导人也意识到，建立农业生产责制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随着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各种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会不断出现。当时根据各公社汇报和办公室组织人下去调查，发现有一些实际问题。如干部中存在的“落实责任制，干部没大事”，还有“大队干部怕偏，生产队干部怕变，社员就怕以后不兑现”，以及如何进一步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问题，需要认真地去解决。为此，县委从县级各机关抽出100名干部，组成29个组，由县委常委和部委办局负责人带队，分赴各公社，会同社队干部组成4900多人的工作组，对全县各生产队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进行一次大检查，比较全面地了解到各种责任制建立后出现的情况.。针对存在问题，及时组织力量，帮助未建立生产责任制的329个生产队建立了生产责任制，帮助近2000个生产队健全了工副业专业承包合同，新订了18000多份合同，修订了一部分不全、不合理合同。
    1981年年底，75号办公室抽用的人陆续回到本单位，这项工作后期的完善转到农委，农委作为正常工作开展，不久，这个办公室也就摘牌了。

老淮安的“老字号”
刘玉荣

   老淮安是淮扬菜的发源地之一，这里的人对美味有着浓厚的兴趣。就是流水般的日子里，家常开伙做饭，也时常要佐以美味小吃调节一下。
    想买点卤猪头肉，那就直接到仓桥桥头或者南门口，卖猪头肉的是刘四、刘五弟兄两个，每天分别在五点半以后，准时出摊，卖完收摊。一个三轮车改成的架子车，加上透明玻璃橱柜，里面依次儿摆放着包括猪头肉在内的各式卤菜，散发出刘氏特色的香味。买卤菜的自觉排队，说说笑笑地看着老刘菜刀挥动，将肉切成细细的片。等不及切的站橱柜另一侧，由老刘老婆切了需要的份量，付钱拎了就走。这便成了仓桥头或南门口的独特一景。
    买米面饼，便会顺道弯进金汤浴室对面的一间小门面，卖米面饼的妇人身上总沾有面粉，她家的米面饼软和，还有点黏劲。傍晚五点时分，小巷北端就开始弥漫着米面饼热乎乎的香气。去迟了，就买不到了。
    想吃香干了，当然是去镇淮楼附近老工会对面老巷子里的一个小院子里，就像走进自家院子里一样，煮香干的锅和操作的案便设在院子里，热气飘到院子外。锅里只煮花干子、小香干、海带片、茶鸡蛋，吃起来软香可口。别人家的同类食物，总是缺少那么点恰到好处的味道。院墙根还摆放着各式盆景，院子显得很挤。当院的堂屋里摆一张八仙桌，几张长条凳，食客便端着小碗，坐在八仙桌前慢慢地吃，就像是在老家吃妈妈煮的小吃。也有买了直接打包带走。有不少是从父辈到儿女辈三代均是这家的忠实食客。这么多年，品种老是这么多，老是这个味儿，区别在于，加不加辣椒酱或芫荽。区别在于，做香干的小夫妻变成了老夫妻。
    而馄饨店，当属西长街与兴文街丁字路口偏南的施二家，他家的馄饨，不像别家的瘪瘪的肉馅拖着空空的皮囊，而是皮薄肉实，饱实圆溜，像小小肉包。只一间半的店面，门口摆一口直筒大锅，狭小的屋里容不了多少食客，便常有人坐在门口小凳子上将碗端在手里吃。
    到什么地点买什么小吃，小城的人，就像熟悉自己家物品放在哪儿一样。好多这些，便是小城人心目中的“老字号”。
    小城人也喜欢新鲜的东西，比如哪里新开了一家小吃店，标上稀奇别致的名字，那是好多人愿意去尝个新鲜的，开张之初总会见到长龙般的队伍，是否持续长久，就看口味是否合意了。记得以前有老外在漕运广场开了家意大利披萨店，等待尝鲜的队伍一直排到店外，人声鼎沸。几天过后，就看不到几个吃客了。一个月后再经过那儿时，发现那儿变成了服装店。
    而真正经得住考验的，竟还是原来的“老字号”，老口味，人不太多，也从来不缺人气，不温不火，细水长流。
    不过，对那些肯动脑筋、服务更加周到的小吃店，讲实惠的小城人还是买账的。东长街实验小学对面的烤鸭店眼看生意下滑，便改进技术，改良服务，将烤得脆脆的烤鸭皮，打成片儿，配上赠送的烤面皮儿、葱、酱等调料，回家卷着吃，将软烂的鸭脯鸭架骨炸成香酥鸭块或烧成鸭汤，分类装好，提回家热乎乎的下酒或就饭都不错。
    小城的“老字号”小吃店面多数不大，有的甚至没有店招。店主也基本没有野心，不会去想扩张、开连锁之类，小富即安，每天摸点儿钱，够吃够混的就行。
    然而，这种慢生活最适宜思乡。这些经时间沉淀下来的小吃，让小城人多了些魂牵梦绕的东西。身在异乡的淮安人，梦中飘的，除了亲人的面庞，便是一以贯之的小吃味了。

赵日超

吴承恩掩卷而泣，走出吴宅，走过他和沈坤经常走过的小径，疑惑仍然紧紧跟随着他，故乡在哪里？脚下的故乡似乎并不仅仅是他梦想中的故乡。

赵日超

两个人，两口井视角独到

赵日超

吴承恩与沈坤，给后人留下了自豪和荣耀
来自: 微社区

小神

贺喜河北作家刘建东《无法完成的画像》，获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