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淮安早期党组织与横沟寺农民暴动〉等

赵日超

淮安早期党组织与横沟寺农民暴动

张德法 马新文

1928年1月1日，中共江苏省委制定了《江苏各县暴动计划》，指出：江苏客观形势已经到了“直接革命的时候”，要求各县“即刻创造总暴动局面”，“阴历年关内必须发动斗争”。根据省委指示，中共淮阴特委和淮安县委决定发动农民武装暴动。

为准备好农民武装暴动，从1927年9月中共淮安特支成立以来，地方党组织一直重视淮安县北乡工作。12月23日，淮安特支利用“牛头会”**的形式在钦工镇北圩门外召开万人武装抗捐**大会，进一步宣传和发动群众，挫败**反动派用武装催债、催租、催捐的企图。**大会场面宏伟壮观，近万名群众把演讲台围得水泄不通，连驻钦工镇的**常备连士兵也挤在人群中听得入了神，他们和群众一道不时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反动政府！”激愤的群众当场撕毁了****旗，并进行****。**大会引起了**淮安县政府的恐慌，他们迫于群众的压力，最后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

这次斗争作为中共淮安特支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生动检阅，是后来爆发的横沟寺农民武装暴动的强烈先声。大会后，淮安地区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组织也随之发展壮大。1928年2月上旬，淮安县已有党支部60多个，党员发展到1000多人，其中北乡有党支部40多个，党员800多人。淮阴特委和淮安县委决定以北乡为工作重点，抓紧部署和发动农民武装暴动。

2月9日，中共淮阴特委、淮安县委从内线获悉**淮安县政府准备调集军队围剿“农民协会”、收缴枪支、逮捕其负责人的消息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提前实施暴动计划，并建立暴动指挥部，陈治平任总指挥，赵心权任副总指挥，陈文瑞、何木兰、陈文荣负责后勤。

陈民砖等老人回忆说，据父辈们讲，暴动当天晚上大雪纷飞，暴动群众千余人，背着长枪、大刀，举着梭标、铁叉，扛着木棍、扁担，云集横沟寺，在横沟寺东边的土山上，谷大涛给大家分发了半寸宽、1尺多长的红布条，系在膀子上作为标记，陈治平情绪激昂地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接着暴动队伍冒着刺骨的寒风，举着斧头镰刀图案组成的大旗，不顾雪花吹打，连夜出发行动了。在陈治平、赵心权等人的指挥下，暴动队伍围攻了紫马州、大赵庄、宋集等地的地主武装。一夜之间，缴获枪支100多条，烧毁了地主手中的地契、租约和借据等。

10日清晨，横沟寺小学门前挂起了“淮安县苏维埃政府”“淮安县农民武装大队部”的牌子，暴动指挥部还用豆腐干刻了两颗应急的大方印章。随后，县委派谷大涛到钦工去做**县常备连士兵的工作，准备在暴动队伍攻打钦工时做内应。谷大涛到钦工时，县常备连已戒备森严，他几经周旋，策应工作一时未能打开局面。旋即，谷大涛返回横沟寺，与县委成员一起行动。县委成员率领暴动队伍，首先在横沟寺逮捕了不法地主陈步营，接着包围了大董庄的反动保安大队，收缴了地主兼团总董玉瓃的武器，董玉瓃试图逃跑，被当场击毙。然后，暴动队伍又浩浩荡荡地开进贾庄，收缴、烧毁了地主手中的地契与借据，缴获了一批**。经过两天多的战斗，革命风暴席卷了横沟寺附近大小村庄80多个。

说起当年的情景，市委党史工办主任郭家宁接过话茬，为我们介绍道，暴动发生后，在当地产生了强烈反响，因为暴动宣泄了广大被压迫劳苦大众多年来心中的积愤，群众纷纷拍手称快。大董庄的清末秀才董鹏飞先生曾作“横沟暴动，大快人心”藏头诗一首，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横世英才盖世雄，沟通民意乐从戎。暴徒虐政遭摇撼，动力勋猷显巨功。大道已呈前进景，快车争逐北群空。人人称快劣绅倒，心向征程背负弓。”

12日拂晓，**淮安县政府集中所有常备队共8个连的步兵和1个连的骑兵，由县长汪国栋、常备队总队长沈兆尧率领，杀气腾腾地赶往北乡围剿暴动队伍。在钦工吃过午饭后，他们兵分3路向暴动农民发起进攻：一路从大董庄向南，对暴动队伍的大本营横沟寺作钳形包围；一路从贾庄向北，作正面进攻；一路从大赵庄向东抄袭。

中共淮安县委当即决定，将暴动队伍也分成3路应战：由赵心权、厉冰心率领一路，带枪一二十支，坚持原地抵抗，保卫横沟寺；陈治平、汤汝贤率领一路，带枪三四十支，向东往章集、大胡庄、茭陵进发，迅速占领敌人钳形口空隙地带，准备伏击敌人；谷大涛、章学廉率领一路，带枪二三十支，正面阻击贾庄北犯之敌。

陈民成等老人动情地说，父辈们清楚地记得，三路战斗打响后，谷大涛、章学廉那一路打得最为惨烈。谷大涛，1926年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过，县委把正面阻击敌人的任务交给他，他深知党组织对他的信任，也感到责任重大。他和章学廉将队伍埋伏在横沟寺西南角的圩沟里。他身挎盒子枪，手提步枪，警惕地注视着前方。当敌人大队人马围攻上来时，谷大涛指挥奋力抵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2个小时过去了，敌人又一次发起冲锋，面对严峻的战场形势，为掩护其他队员撤退，他率领几名队员借紫马州后面的荒坟堆牵制敌人。大批敌人压了过来，他一人走一路，边走边开枪，把敌人吸引过去。敌人向他猛追过来，子弹雨点般在空中乱舞，谷大涛头部中了一枪，当场牺牲。

章学廉率领余下队员撤回横沟寺，和赵心权那路人马会合。当他们刚转移至小开庄时，敌人已紧追上来。章学廉带着队伍，怀着为谷大涛报仇雪恨的心情，勇猛地向敌人反击。打退敌人几次冲锋后，章学廉腿部负伤，不能随队伍一起转移，便孤身一人退避到大胡庄地主胡兆荣家。胡兆荣是章学廉的亲戚，由于在农民运动中章学廉不徇私情带领农民收缴了他家的田契，他便怀恨在心，勾结地主胡锡嘏等用挠钩将章学廉打死，砍下头颅，悬门示众。

赵心权、厉冰心率两路农民武装往东北方向撤退到唐堡，又转至茭陵西头，后与陈治平、汤汝贤的队伍会合，3支队伍凭着黄河堤与追来的敌人战斗了1个多小时，其间5名队员在战斗中牺牲，2名队员家属遭杀害。这时，天色已黑，敌人暂时撤退，返回钦工。

在危险局势面前，陈治平等决定留下几个尚未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由陈伯阳负责在原地坚持斗争，其余人连夜渡过废黄河转移到涟水，伺机行动。

2月13日，退驻钦工的**反动派武装又进入横沟寺一带，大肆烧杀抢劫。何木兰等暴动领导和队员十多家被烧，陈文荣、陈文雅等户被抢劫一空，陈国华母亲等5人被当场杀害，陈文荣、章汝千等9人被捕，牵连被罚款者几百人。

声势浩大的横沟寺农民武装暴动虽然在**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它似霹雳一声，刺破了笼罩在淮安大地上空的沉沉暮霭，从此淮安大地上土地革命的红色狂飚风起云涌，在共产党领导下，淮安人民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斗争揭开了序幕，淮安人民革命斗争史进入了崭新的一页。

漫议淮安的农耕文化与乡村振兴

金志庚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远古时期始，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前辈们经历了“茹毛饮血”“钻木取火”“神农尝百草”等征服自然的艰辛，用极其简陋的石斧、石刀，在这片热土上辛勤耕耘，播撒、创造并收获了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文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在黄土地上耕作，创造了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今天，当我们踏着先人的脚印迈向新世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进一步提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重要性，挖掘并弘扬农耕文化中蕴涵的优秀思想理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无疑成为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工程的巨大动力。本文拟从地处苏北腹地的淮安农耕文化的发展及传承的轨迹中，探索农耕文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和作用。

源远流长的淮安农耕文化

淮安境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发现的青莲岗文化遗址（国家级文保单位），以及去年挖掘发现的复兴城头文化遗址（省级文保单位）告诉我们，早在6000多年前，人类便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耕耘劳作，创造文明。

淮安古属东夷，东濒大海，境内有烟波浩渺的洪泽湖，富有传奇色彩的白马湖、绿草荡，以及从桐柏山飞流东下的淮河，虽然明代因黄河夺淮而使淮河改道，但是又产生了一条“废黄河”。黄河的泥沙，又为境内淤结了一大片肥沃的土地。这里雨量充沛、河渠纵横，丰富的水资源为历代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农民、盐工、渔民提供了播撒希望和收获丰收的条件，不仅具有相对富饶的生活环境，也为这里孕育了五彩缤纷的农耕文化。

淮剧是中国戏曲天地里一朵根植于苏北里下河地区的地方剧种，本来是由农民们在农闲时带着比较原始的乐器，如竹板、莲湘等，到乡间农户门前，用民歌小调演唱方式以获施舍粮米或钱物的民间文艺形式，俗称“门谈词”，后经艺人加工成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曲调，最早叫“下河调”，经历代艺人们不断演绎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曲调，后由地方文人编入剧情，渐渐成了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剧种，因其流传于淮河流域，故称之为“淮剧”。淮剧又与扬州地区的“扬剧”有异曲同工之源，唱腔委婉动听，因大多为悲剧，故又凄楚悲凉，经历代艺人不断创作，推陈出新，新中国成立前即已形成了“九莲十三英一百零八出”的剧目，“莲”与“英”都是剧中的主人公名字，如“秦香莲”“王玉莲”“穆桂英”“王秀英”等等。多年来，淮剧作为乡土文化，一直流传在盐阜、两淮地区，后因苏北到上海谋生的人越来越多，又将淮剧带进大上海，解放后上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上海市淮剧团”，江苏省又在盐城市成立了江苏省淮剧团，代表人物有出生于淮安车桥的筱文艳及盐城的何叫天等。淮剧是淮安的地方戏，周恩来总理少年时曾多次看，故对淮剧情有独钟，解放后不仅安排淮剧进京演出，还曾23次接见淮剧名家筱文艳。淮剧作为淮安农耕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盐、淮地区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并经久不衰。

“十番锣鼓”（又称“武昆”），是淮安农耕文化中又一朵奇葩，同样根植于淮安大地，由民间曲调、宫廷音乐与道家文化融合而成的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曲调，经音乐人不断加工，形成了以“唱”“奏”“敲”三个声部为一体的音乐形式，多以歌咏人们对爱情及美好生活向往的音韵而呈现，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淮安的南闸，南邻白马湖，西近大运河，得汲运河文化之魂，大湖水韵之灵，这里沟渠纵横、河湖较多、鱼虾满塘，多年种植水稻，堪称鱼米之乡。这里的农民渔民常年在背朝黄土面朝天、撒网抛捕鱼虾劳作时，吟唱民歌以愉情悦性。这些民歌又被称作秧歌，经农民多年、渔民的积累和编创，形成了数百首韵律声调独特的民歌，也孕育了许多农民民歌手。这些民歌经不断传唱，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南闸民歌”，现已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淮安乡土文化滋润下，不少乡村的农民用灵巧的双手，编织了一个个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如流均的舞狮、泾口的高跷、车桥的剪纸等等，这些都在淮安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宝库中熠熠闪光、代代相传。

农耕文化在淮安的传承与发展

历史遗存在于挖掘、研究和保护，文化底蕴在于传承、弘扬与发展。淮安的农耕文化，随着时光流逝、社会发展，这些根植于乡土的文化现象一直没有消失和丢弃，而是随着时代潮流的奔涌而不断发展，并以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社会进步、乡村风俗和农民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为北进中原，从扬州到淮安，开凿了一条运河，古称邗沟，到淮安淮河边处人称末口，因淮河大堤阻隔，于是在大坝上设了五个盘货过坝的设施，取坝名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坝”的名字正好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当地人也以拥有“五坝”为荣，并一代一代传承其文化内涵。尽管在明代由漕督陈瑄开山阳渎，建清江浦大闸，导致船只不再盘坝入淮，可由清口直接进入淮河，但是“五坝”遗址和内蕴经久未衰，直到今天，淮安人仍然传承“五坝”文化，崇仁重义，尊礼守信。

淮安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大量的不可移动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因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挖掘了蔚为可观的具有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共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安区从2006年开始即对全区的非遗产品进行全面的普查，经三年努力，搜集了3000多条线索，整理了397个项目，其中蕴含了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音乐、传统戏曲、传统技艺、传统习俗、曲艺杂技等15个大类、37个种类。这些项目基本上来自民间、乡村，其中尤以“十番锣鼓”为优，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另外有南闸民歌、淮安茶馓、文楼汤包、平桥豆腐、钦工肉圆等淮扬菜名菜、名点的制作技艺等，都被列入了省非遗项目名录，还有“仇桥杂技”“博里农民画”“车桥剪纸”“说淮书”等66项列入市级非遗目录，其中不少文化品牌都来自于乡村和民间，如“博里农民画”，来自于地处淮安东乡的博里镇，由朱震国先生发起，并组织了一大批农民，用画笔描绘新时代农民的生活、农耕的场景和农民美好生活的欢欣。多少年来，博里农民画家们一代传一代，队伍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高，以至于在全国农民画比赛中多次获得大奖，且不少作品被30多个国家收藏，一时名震华夏、远播海外。博里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全国民间绘画之乡”的称号。

同样在博里，一批爱好古诗词的农民，在劳作之余，用沾满泥土的双手，学写古诗词，用诗词形式歌咏新时代的新气象、新风貌、新情感，成绩颇丰。当然，在博里的带动下，在区诗词楹联协会的组织推动下，各乡镇相继成立了诗词协会，民间诗人队伍达3000多人，出版诗刊、诗集，获中华诗词学会盛赞，淮安区获得“全国诗词之乡”称号。

“仇桥杂技”，同样源自于乡村。仇桥原是淮安的一个乡镇，这里有一个严姓农民，少年在外谋生时，结识了一个玩杂技的师傅，他便做了有心人，认真地讨教学习，总算学会了几招。回乡务农以后，恰逢“文革”，当时农民都是集体劳动，劳动休息的时候，乡亲们知道他会玩一些小杂技，就要他露两手，于是他就用锹啊铲呀的农具，玩个顶技或者是小魔术，以解乡亲们劳作之累。改革开放以后，文艺天地百花齐放，于是，已届半百之年的严姓农民，就将所学的杂技技艺传授给了儿女，并花钱让他们到专业杂技团去学习，不想孩子们都很争气，竟学了不少绝技，并组团外出演出挣钱。本乡的一些年轻人发现这是一个挣钱的门路，也纷纷到他家拜师学艺。常说“合久必分”，这些儿女、徒弟又自立门户，不久，一个乡竟有23支杂技队，分别到临省街市去演出，还出国展示技艺，一时声名大振，竟然有“北有吴桥，南有仇桥”的美誉，淮安也因此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杂技之乡”。

在改革开放春风雨露的滋润下，淮安农村的民间文化百花齐放，争芳吐艳，传统的民歌、剪纸、舞狮、高跷、莲湘等各种民间技艺，在新时代又焕发出勃勃生机，注入了新的内容，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争光添彩。目前，淮安已被国家命名为“全国诗词之乡”“全国书法之乡”“全国杂技之乡”“全国民间绘画之乡”等称号，以各自的特色，在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中争奇斗艳，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为地方旅游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农耕文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的号召，这是党对农业、农村、农民工作高度重视的体现，也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建设美丽乡村和加速农村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乡村振兴在重视农村经济建设、提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传承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无疑是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也必然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农耕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中国农民勤劳、朴实，不畏艰难、自强不息，在征服大自然的历程中，为了追求幸福，勇于攻坚克难，在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

农耕文化中，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同样影响着中国农民，他们崇仁重义、从善如流，特别是崇尚孝道。“百善孝为先”，中国民间流传的“二十四孝”的故事，不少主人公大都是农民，不孝顺长辈，不体恤弱小，都被视为万恶之源，这种品质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库中，一直广为流传、生生不息。邻里关系，在乡村尤为重要，常说“远亲不如近邻”“恼个邻居瞎只眼”，这些民间俗语，道出了邻里相望、和睦相处的真谛，这也对教化群众、淳化民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耕文化中有着大量的文化遗存、文物古迹，也留存了不少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以及灌溉的遗产，这些物质遗产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今天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如一些地方保存完好的“节孝坊”，具有地方特色的古民宅、古庙宇、古桥、古祠堂等建筑，其中蕴含许多值得研究、传承的民族优秀文化。

农耕文化中，还留存着数千年经民间艺人创造并传承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中医、中药、戏曲、杂技、民间绘画等传统文艺形式，这些在民族宝库中熠熠闪光的瑰宝，在社会潮流的奔涌和洗刷中，去伪存真、推陈出新，渐渐融入传统文化的史册，影响着农耕文化的健康发展。

如此种种，无不对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产生正能量的影响，对乡村振兴中精神文明的内涵和外延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弘扬农耕文化 推进乡村振兴

立足乡村文明，并吸收城市文明和农耕文化的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不仅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也为推进乡村振兴发挥巨大作用。

在新时期、新形势、新要求的今天，怎样弘扬、传承农耕文化，并为乡村振兴助力，根据省农业农村厅下发文件的要求，淮安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实践。

一是实施文化遗存保护工程。除了对城市历史遗存坚持文物必保，保之有效，修旧如旧，留下记忆，对农村的传统建筑、农业遗产、灌溉工程遗产及一些名人墓地、庙宇、祠堂都进行了有效保护。如在石塘境内的吴承恩墓地、施河境内的阎若璩墓地、平桥境内的刘鹗墓地等，车桥、仇桥、平桥、施河对原有的庙宇进行了修复，对古运河上的一些古代灌溉建筑进行保护性整治，对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古村落尽量保留其原有规模，其中包括河塘水渠、古树、堤坝，在不影响现代农业水利排灌和交通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以给村民留下历史的记忆。

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如泾口高跷、车桥剪纸、流均舞狮、宋集花船、博里农民画等，根据时代发展注入新的内容，不仅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乡村振兴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践行，发挥很好的作用。

二是重视特色乡村文化建设。淮安地处大运河与苏北灌溉总渠入海水道交汇之处，按河为界分为渠南渠北、运东运西，这种地域划分，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文化特色。如渠南为河网地区，这里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属良渚文化一支的城头文化遗址就在境内。流均的水域文化，车桥、平桥的庙会文化，泾口、仇桥的民间演艺文化，博里的民间绘画与诗词文化，都各具特色。运西的南闸民歌，运东的“西游记”文化，上河谜语文化，平桥古镇文化，渠北的废黄河文化、红色文化，花木栽培文化等同样争芳斗艳，特色鲜明。地方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特色乡镇建设，采取一镇一品、一村一格，使各个乡镇都有自己的文化品牌，形成了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文化现象。

三是积极打造特色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在重视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同时，我们十分重视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开拓与建设，如施河的教学具文化产业，已形成规模享誉华夏，流均、南闸的鱼虾养殖、莲藕生产等产业不仅富裕了农民，也为乡村旅游开拓了市场。博里的农民画文化已形成创作、制作、销售一条龙，不仅陶冶情操，也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仇桥、苏嘴等乡村的“农家乐”，集游乐、采摘、餐饮、演艺于一体，形成了多功能特色文化产业。车桥的“三月三庙会”，平桥的“笑人会”庙会，不仅通过演艺活动吸引人气，更利用庙会与商品交易名特产、展销结合，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乡村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正为乡村振兴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举措，必将对美丽乡村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明宝库中的农耕文化，也必然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并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优质的文化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