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稍有权利就耀武扬威！

江山

中国人稍有权利就耀武扬威！

蒋纬国

        此文是蒋纬国口述的，中国人稍有权利便耀武扬威！看点颇多，值得深思！

         一位少将为换枪向蒋纬国下跪

         民国三十一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

        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

          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我说：“我家里老人送给我的。”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我说：“是。”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

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枪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一车？”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

          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

   

        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为了一个火车位置，蒋纬国被扇了巴掌 沦落到蹲厕所……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自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

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他说：“找位子啊。”我就说：“请坐吧！”

        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

        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及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

          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

          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

           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

         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我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坐厕所里，他坚持要我回到座位，说厕所里臭，那时候的厕所当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觉得了。

           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国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稍有权利便耀武扬威

          民国四十二年，我的先室过世，父亲就送我到美国陆军指参学院正规班念书。那时候从中国出去的多半都是念召训班，我则进正规班。念了一年后，民国四十三年我回到台湾，与母亲（姚夫人）住在一起。

          那年冬天，我向石家老丈人借车，他借了一辆很漂亮的七人座车给我，平常他自己都舍不得用。有一个星期天，我一个人也觉得无聊，便带了一本书及笔记本到淡水海滩上做一些思维的工作。

情报学校就在淡水河附近，我到情报学校大门口后，卫兵不让我进去，那天我穿了一件灰布棉袍子，我的驾驶就下去跟卫兵说：“那是蒋纬国将军。”

       卫兵大概念过几天书，他就跟我的驾驶说：“你告诉他，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叫他别开玩笑。”就是不让我进去。

后来卫兵排排长出来了，他问清楚情形后就骂那个卫兵：“蒋纬国将军就是蒋纬国将军。”那个卫兵说：“对不起，我以为他开玩笑的，我跟他说这是蒋经国将军办的。”

        民国四十四年，有一天我从台北到台中，路过铜锣山，那时候的纵贯道上常常会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桥，公路上路肩虽然很宽，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间一段，两辆车要会车时，外面的轮子就会落在路肩上，而过桥时则只能有一辆车通过。

        我们的车到铜锣山时，前面有一辆弹药车，上面坐了一大群军眷，男女皆有，看他们很兴奋的样子，可能是到某处参加晚会后要会营房。

        那天我还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车子，说也奇怪，我在台湾从不戴枪出门的，那天临走时，因为是晚上从台北回台中，所以我就跟驾驶说：“咱们今天把枪带着吧。”

         于是我们各带了一支卡宾枪和一把四五手枪，我身上带着四五手枪，又在后座摆着一支卡宾枪。

当我们的车子要过桥之前，听到弹药车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后来他们开得愈来愈慢，也不让我们过去。到了有涵洞的桥上头，他们就停在那里，我们就过不去了。

        我们在距离他们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就看到前面跳下两个大男人来，我听到他们说：“肥的！”原来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很漂亮，想抢我们。

        我就跟我的驾驶说：“开远光灯照着他们。”说完后，我就从后面右手门下来，他从前面左手门下来，他拿着枪，我也拿着枪。因为车子开远光灯，所以对面的人看不见我们。

        对方起先有两个人跳下来，后来又跳下四个人，都是男的。我带枪时一定先上子弹，但不是为了要警告对面的人，我就喊我驾驶的名字：“徐宏，上子弹！”他拿着卡宾枪，我拿着四五手枪“啪嗒”一声上膛，牺牲了一颗子弹。

他们听到我们拉枪后说：“小心，他们有枪。”我们两人就绕到远光灯的前面，其实我们车子上已经没有人了，我故意往后指挥，说：“你们在后面看着，我们朝前面走！”让他们以为车上还有很多人。说完我们两人就前进，并对他们说：“不准动！”

        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

         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

         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民国四十五年，有一次在衡阳街，我自己开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车，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辆“国防部”的交通车把我的吉普车逼到人行道上，我听到、也看到一个中校阶级的军官对驾驶说：“揍他！揍他！”他叫他的驾驶下来揍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

        结果驾驶就跳下来跑到我的吉普车旁边，伸手进来，想要揍我。他把手伸进来后，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弯身，把他的手一叠，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边。

         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识别符号摘下来了。我说：“我不会怪你的，是那个中校指示你的，你向总务处处长报告，我会把识别符号还给总务处处长。”那时候的总务处处长是王雨农。

         这点点滴滴加起来，账都算在“中国国民党”身上，也难怪民进党有那么多机会指责国民党，实在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予人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