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我和书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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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书的往事
王宗仁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青藏公路沿线荒凉、贫瘠，冰雪控制着公路，苍鹰啄食着阳光。我们汽车兵从倒淌河畔启程到喜马拉雅山下，往返一趟总要碾碎30来个日出月落，每天都要经历四个季节。清晨，青海湖边往往细雨濛濛，中午，昆仑山的六月雪铺天盖地旋转着，傍晚，可可西里常常是急雨夹杂着冰雹。年复一年，我们就是这样一成不变地咀嚼日子，除了单调就是寂寞。我的行车日记里，常常有这样一句话：何时熬到头！


　　读书，我用读书来填塞空虚、单调的生活。繁重的运输任务，终年在公路上流动，哪来读书时间？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利弊均衡。我们执行每趟任务要耗去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但另一方面，时间一充裕属于个人可以支配的机会就增加了。比如，当时的路况很差，每天的行车里程短，这样可以早早投宿兵站，晚饭前后都有空闲；再比如，由于车况差，行车途中检查车辆的次数多，每次10分钟20分钟不等；还比如，每天早晨出发前要烤车，启动车的时间长，两个多小时。就这样这儿挤10分钟，那儿偷半个小时，日日坚持，月月不弃，每趟任务多则读一本书，少则也会吃进半本书的内容。
　
　可以从记忆的库存里拾得出来的是，那时候我的59号车驾驶室后备箱里，经常放着三位作家、诗人的作品：杨朔的《雪浪花》《东方第一枝》，李瑛的诗集《天安门上的红灯》《寄自海防前线的诗》《花的原野》，刘绍裳的小说《青枝绿叶》《山楂村的歌声》《运河桨声》等。我读书的方法有点异样，绝不抱着一本书从首页啃到最后一页，而是两种或三种文体的书同步阅读。一本小说，也许我只读了几页，或者是一半，突然触发了某种灵感，打住；再读一本诗歌，当又有新的收获时，也放下；接着拿起散文读。这种几样文体同时阅读的方法，强化了我阅读的收益。几个点上的读后感凝聚到一起，产生的冲击力是巨大的。我写作动力之一就来自这种阅读。我每次从线上执勤回到驻地，再忙也要跑新华书店，更多的时候是失望而归。可喜的是，和书店的营业员混熟了，他们便特许我可以进到书库挑选书，在那里我看到了一本定期出版的《图书目录》，那上面全国各出版社的新书目录都能看到。书店的同志告诉我，可以预订书。我如鱼得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某天，我在北京一次文学集会上见到了刘绍裳，给他讲了我当年从上海长途购买他小说集的事，他诚恳地说，相识恨晚，要不我会寄给你需要的我所有作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重返青藏高原深入生活。我乘坐军用越野吉普车从西宁西郊青藏公路零公里处起步，直奔公路的终点拉萨。一路上我可以按我设计的路线到包括藏北无人区在内的地方去采访。我还是当年形成的那个改不掉的老习惯，驾驶室里放着几本书，抽空就交错轮流着阅读。那天下午我投宿长江源头兵站，因为天色尚早，便信步到这个已经居住着百十号人的小镇上漫步。我所熟悉的旧貌荡然无存，偶尔只见几处墙皮斑驳的残垣寂寞地留在原处。旧屋使我心生悲凉，新貌让我激情荡漾。陡地，我看到几个战士捧着几本书从一个小屋出来，本能地把我的脚步牵了过去。啊，小书店！卖书的姑娘热情地招呼我进来，突然，我看到一个封面上屹立着一座雪山，雪山顶上有一颗月牙的书，好眼熟！我不由得喊出了声：“昆仑山的爱情！”卖书的小姑娘似乎看出了什么，将那本书抽出来，打开看着扉页上的作者照片，又看看我，惊喜万分：“啊，这书是你写的，我真幸福，遇到了写书的作家！”她让签名，这本书她要留下不卖了。我告诉她，我可以签名，但我还诚恳地答应她，回到北京后会给她寄几本《昆仑山的爱情》，还有其他我创作的反映青藏高原生活的作品，她高兴地抓住我的手不住地说，作家叔叔真好！


　　我说话算数。一月后返回北京，我打包寄去包括《昆仑山的爱情》在内的10本我的书，给源头兵站请他们转给小书店的姑娘。又过了三年，我再次来到沱沱河小镇，只是人口较前增加许多，也繁荣了许多，那个小书店的原址上换成了江源小吃店，卖书姑娘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