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喝酒时的汉语半醉半醒

赵日超

       王尧 中华读书报        
      我是个只抽烟喝茶，几乎很少喝酒的人。这与我的性格和出生地反差太大，而且糟糕的是，我有时会把喝酒视为与抽烟一样的缺点。别人问我怎么不喝酒，我通常说抽烟已经很糟糕，如果烟酒全沾，缺点太多了。这种说法的重点不是“污名化”喝酒，更多的是掩饰自己不胜酒力的弱项。其实我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对酒蠢蠢欲动的欲望，那这个人至少是一个无趣的人。

       乡村里读古诗词的人少，不会对酒当歌，也看不到对影成三人；会感叹，欢欣，发狂，不会说出“人生几何”这样的词，但乡下的“酒话”有时如同“诗话”“词话”“小说话”一样精彩。在乡下请客时，喝酒可能是大事，但说得很含蓄。小时候父母亲让我去约客，不是说请你到我们家喝酒，而是说：你有空的话，明天晚上到我们家坐坐。客人就知道，我们家请他喝酒了。我不知道，这是困难时期的低调，还是乡村生活的文明。现在不一样，会直接说：到我们家喝酒。这才是喝酒之前的豪爽。

      我外公喝酒时，我们兄弟仨坐在边上，那时我可能还不到十岁。外公用他的筷子沾了酒，依次给我们兄弟仨尝一滴。我立刻舌头发麻，我两个弟弟没有反应。外公再喝酒时，坐在他边上的是两个弟弟。再后来，只有我大弟弟坐在外公边上，而且不是尝一滴。长大以后，兄弟仨中，酒量最大的自然而然是大弟弟。在外地的朋友看来，苏北人肯定都能喝酒。苏北产洋河大曲、高沟、五醍浆，但不是在我的家乡。苏北其实很大，现在网络上说“散装江苏”，酒的品牌也是这样的，真是“散装酒”。我所在的县城，最名贵的酒是“陈皮酒”，非常温和。好像喜欢喝酒的人都不喝“陈皮酒”。喝“陈皮酒”的人是产妇，据说，喝了“陈皮酒”会滋生奶水。我一直猜测，我们那儿会喝酒的人，他妈妈坐月子以后一定喝了无数瓶“陈皮酒”，融化到奶水里了。我问我妈妈，她说生我们兄弟仨，都没有喝“陈皮酒”，那时买不起“陈皮酒”。现在上好的陈皮价格会比陈皮酒贵出许多。

       古人今人都会说到喝酒时的豪情与快意。确实，原本豪爽的人，会因酒更豪爽；原本沉闷的人，会因酒而豪爽。这都是借酒消愁或助欢的例子，压抑会在瞬间释放，痛苦会在瞬间消失，欢乐会在瞬间极致，但在酒醒之后甚至在未醒之前，许多东西渐渐还原了。我自己也特别会被酒席上欢乐的景象感染，所谓酒疯子，其实都是正常的人。这世界有许多找乐的方式，喝酒是最简单的，喝酒形成了一个实在而虚幻的世界。但我一直不敢多想的问题是，我们有多少压抑是被酒释放出来的？我们有多少快乐是被酒刺激出来的？我们有多少友情是被酒浇灌的？甚至我们有多少错误是酒后犯下的？如果没有酒，我们的压抑是多少，快乐是多少，友情是多少，错误是多少？

       这应该不是哲学问题。如果不是哲学问题，喝酒可能只是生活的一种修辞方式。但这样说了，喝酒的意义可能被消解了。我特别佩服把喝酒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那些人，无论是酒神、酒仙还是酒鬼、酒徒。酒在他们那里没有一点多余的意义。我高中的一位老师，是个好酒的人，但师母坚决不让他喝酒，喝酒花费太大。为了防止他在外面喝酒，师母每次都是给他固定的额度去买菜，一斤肉多少钱，一斤鱼多少钱，两块豆腐多少钱。如果多买了什么东西，回来时再给他钱去还人家。让师母吃惊的是，身上的零钱不能买一瓶酒的老师，怎么会经常在外面喝酒。老师解释说，是朋友请的。师母问他哪些朋友，他说张三李四。确实是张三李四王五在一起喝酒，但老师也是豪侠，不可能一直喝朋友的酒。怎么办呢？他每次买菜时，自己短斤少两。买了一斤肉，他说是一斤半。日积月累，手上有了买酒的钱了。我工作初年，有位久违的老师到苏州，我到食堂多打了几个菜，招待他了。饭后他一直坐立不安，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他说没有事。然后把话题绕到酒上，我这才发现我疏忽了，赶紧去小卖部买了一瓶二锅头，这位老师喝了酒后，就上床呼噜呼噜睡去了。

       我第一次喝醉酒是90年代末随学校代表团去台湾东吴大学访问。一次宴会上，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文献的专家在场，他的酒量非常非常大。那时的纪律比较多，我们作为客人都比较谨慎，生怕酒后说错话。这位专家说，大陆朋友酒量这么差？然后他对一直未喝酒的我说：你如果喝半斤酒，我就当你是朋友，你可以到那里看些看不到的东西。我当然知道这是激将法。人就是这样，有时经不住刺激的。我给自己压下了很大的责任：如果不喝，可能影响台湾朋友对大陆朋友的观感；喝了，成为朋友，还能看到稀有文献。半斤酒我大概是喝了两口就空杯了，这个时候听到掌声。兴奋了一会儿，就坐在那里睡着了。回到酒店，异常难受，一夜未眠，第二天起来，脸色苍白，如大病初愈。我这才知道自己是那种酒后失声的人。

      今年年初，《收获》杂志在安徽本埠举行2019年文学排行榜颁奖仪式。孙甘露先生和程永新先生，别出心裁想出了最佳评语奖，奖品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台上放了四瓶酒，酒装在透明的长方形盒子中，盒盖上戴着一朵绸布的大红花。我在台下看了异常兴奋，虽然感觉这酒与自己没有关系。孙甘露先生在台上说，这个奖给几位年长者，他报出了四位评委的名字。于是，孟繁华、贺绍俊、宗仁发和我就上台了。我抱着这瓶酒，觉得比抱着一个娃娃还要沉。我一直把这瓶酒存着，想等到什么活动时和朋友一起享用。

       回到家里，我想打开这瓶酒，再三犹豫，没有打开。突然，新冠病毒来了，整天宅在家里，这是一种压抑的自由状态。我看看这瓶年份原浆，还是把它打开了。这大概是我的突发事件。喝了一杯酒，晚上写论文时，逻辑好像有点混乱。喝了两杯酒，写虚构文本时，笔下的人物都热情地劝我喝酒。难怪，李白喝酒后“天子呼来不上船”。俗语好像说一人不喝酒，问学昕兄，他说有办法，现在可以“云喝酒”。他发来几张照片，说这就是“云喝酒”。想起同事上网课的辛苦，我想还是不去云里雾里了。

      不管你喝不喝酒，喝多喝少，因为有酒，我们就可能生活在别处。在酒的狂欢中，我们重构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说着各种酒话，或者听别人说酒话。此时的汉语在杯觥交错中分裂了，你可以说酒后吐真言，你也可以反悔那是酒话。我们读到的那些传之久远的诗词文赋，都是汉语半醉半醒时的状态。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力让汉语半醉半醒？我的酒量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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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尧，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鲁迅文学奖得主。现任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著有《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思想事件”的修辞》《莫言王尧对话录》等；兼及散文小说创作，先后在《读书》《收获》《钟山》等开设专栏，出版散文随笔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纸上的知识分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