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 发 赵 欣

杨培德

理  发

赵 欣

我父亲对于都市生活，有诸多不适应，说不喜欢更恰当些。比如理发，小区里面就有一家门面很大的美发店，我办了一张金卡，预存了足够全家人两年的费用，但是父亲每次都是皱缩着一张脸，很勉强的样子。

那天律所的同事在山庄准备了一个part，邀请我共度平安夜。我正要出发，父亲的电话打过来。他因为肺癌住院三周了。确诊之初，我悲哀不已，无法接受，但他似乎没受什么影响，安慰我说，人固有一死，一切顺其自然。我于是确定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尽一切可能医治，尽一切可能让他满足。

“我要回家！”他语气坚决。

“不行，得听医生的！”

这可是原则问题。

他顿了一下，换了央求的口吻说：“我已经好了！再住下去就疯了！回家后我一定按时吃药，不行吗？是大夫同意的，不信我让他跟你说！”

电话被医生接过去，里面说：“老人家太犟，非要出院，不过回家继续用靶向药也是可以的。”

父亲在电话里抢话说：“我一定按时吃药，不行吗？”

劝说无果，只好去接他。

人生都有几个重要拐点，父亲也是。他曾在乡镇机关里面当过主任，公而忘私，把家当旅店。但一退休整个人就变了，特别恋家，在母亲去世后，几乎足不出户。家里面倒无需他做什么，有人专门照顾他，但我还是希望他有自己力所能及的喜好，生活得充实一些。他也曾尝试参加一些组织活动或者专攻于某一方面，比如琴棋书画歌舞诵读之类，但他看不惯群体里的规则和那些“志同道合者”的做派，常常不加控制地表达出来，所以越来越被边缘化，最终愤而退群。

上了车，父亲显得十分虚弱，整个人是瘫坐在座位里的。我加快了车速，想让他早点到家休息。马路两侧随处可见闪亮的圣诞树和流畅的Merry Christmas字体，他好奇地看了一会儿就垂下眼皮，似睡非睡。下起了星星点点的雪花，扑到车窗上就融化成小水滴了，蜿蜒流淌。

“停下！”

父亲直起突然身子，大喊了一声。我吓了一跳，忙刹车。他指着一个胡同惊喜地说：“去那里！那里！”

胡同里面又脏又乱，靠墙堆放着破烂的沙发、报废的轮胎、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满地可见散乱的垃圾。正对出口，有一座破旧的小木屋，类似于街巷角落里遗弃的修鞋铺或是报刊亭。底座由四块半截砖头摞起来支撑着，我真担心屋顶上的积雪会让它倒掉。窄小的玻璃窗里，一个身穿白大褂的老者正在给人理发。我看了看父亲的头发，前额上那一绺几乎遮住了眼睛，确实该剪了。父亲作势要开车门，我忙劝阻。乱停乱放城管是要罚款的。车一停好，他就兴匆匆奔过去，我也跟进去了。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不宜一个人行动。

屋里约有五平方大小，整洁有序，不算太冷。一具老式的铁炉子，旁边一只小铁桶，装着一些碎煤。锈迹斑斑的炉筒子伸到屋外。我小时候，就坐在这样的铁炉子旁边取暖，父亲把玉米粒撒在上面烤熟了给我吃。在那个食品严重匮乏的年代，这是最美味的零食。墙壁上的时钟和理发椅可谓古董级别，在民国题材的影视剧里见过。我望望外边，有种时空穿越之感。

老者正在给顾客刮脸，我父亲兴奋地看着我说：“如今已经找不到这个手艺了！”他说的是刮脸。老者笑笑，没吭声。问到价格，才七元钱，父亲象个孩子似地又看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你看你看多便宜啊。普通理发的行情大约要高五倍，老者的要价几乎是不赚钱。老者笑笑，慢条斯理地说：“就是为了找点事儿干。”他和我父亲正巧同龄，十年前老伴去世后从山东沂蒙山投奔独生女儿。女儿成家了，有两个孩子。

老者的手枯枝般干瘦，微微抖着，应该是老年帕金森病，但动作不疾不徐，程序有条不紊。父亲坐下，也示意我坐下。角落里有一沓新报纸，他拿起一张，展开，悠闲地看了起来。许是担心我着急，他递给我一张，竟然是《新文化报》，前不久宣布停办了，这是最后一期。

一辆写着城管字样的车辆“嘎的”一声停在外面，几个人下车在胡同里面指指点点。老者看了一眼，皱了皱眉头。有人指着小木屋大声问“给他发通知没有？”，有人答“发了，超期了！”老者的手抖得厉害起来，他停下，往外看了一眼才继续。

轮到父亲了，老者先给父亲围上围布。围布是棕色的皮革，快被黑色的油污覆盖了。他没有征求父亲或我的意见，比如需要什么发型，长还是短，拿起工具就开始了。如今的理发工具都是电动的了，而他手里握着的是一把老式推子，经常磨损的部位泛着亮光。随着动作，发出咔哒咔哒的响声，他停下，注入两滴润滑油再继续。理发结束，老者放倒椅背，让父亲仰躺，拿出一把锋利的剃刀在一条革带上“歘歘歘”地打磨。父亲的脸上沟壑纵横，还有不均匀分布的大小凸起。我暗中捏了一把汗，意欲阻止，见父亲舒缓的呼吸和期待的神态，只好作罢。老者在父亲脸上均匀地涂抹一层肥皂沫，握住剃刀从耳朵的下面刮起。随着剃刀上上下下地游走，父亲的脸变得光洁起来。老者扶正椅背，摘掉围布，说了声“好了！”。剪出的发型专属于父亲那个时代。父亲站起身，对着镜子左看右看，相当满意的样子。我把准备好的七张纸币递过去，老者正在收拾工具，看也没看，说“放兜里吧！”他的白大褂下方有个衣兜，一侧边缘线头脱落，形成一个小豁口。可以看见鼓鼓囊囊的纸币。

路上，父亲还沉浸在刚才的感觉之中。他说，他其实也很想象老者一样。我猜想父亲一定有个当理发师的梦想。我小时候，就是他给我理发的，偶尔也给同事或亲属理发。

人越老越怀旧了！

带着这样的感慨，我扫了一眼旁边那一大兜子写着英文的药品，父亲明白了我的意思，眼神迅速黯淡下去。

临近春节了，父亲问“你有没有时间？”，我问“有事吗？”，他孩子气地把遮挡眼睛的那绺头发捋一下，笑嘻嘻地说“头发长了！”，我才明白他的意思。不过很不巧，小木屋没有开业。窗户严严实实地挡上了木板，门上明晃晃地挂着一把老式锁头。父亲转来转去，在墙面上发现了喷写的手机号码，我拨打过去，无法接通。父亲不肯走，等着我打通。我仔细查看，才发现手机号码下面写着“祖传神药治癌秘方”几个小字。

清明期间，我陪父亲去陵园祭奠叔叔。云淡风轻，柳绿花红，初春的景色清新宜人，但父亲的情绪低落，耷拉着头垂着眼皮，步态蹒跚，不说一句话。凌乱的头发，像撒了一大把面粉，似乎又衰老了许多。是怀念亲人还是联想到自身？我心中一酸，这才想到，他该理发了。

“理发？”

父亲一愣，把遮挡眼睛的那绺头发捋了一下，点点头。

小木屋的门窗都开着，老者身穿白大褂坐在里面往外观望，看到我们，站了起来。似乎见到久别重逢的故人，父亲的脸舒展开了，眼睛也亮了起来。

我忙说：“慢点慢点！”

父亲一进屋就迫不及待地提问了，老者笑了，带着那种被关心的宽慰。他心脏病住进了医院，半个月才稳定下来，原以为再也起不来的呢。

父亲说：“你看起来比我好，没事儿！”

老者摇摇头，笑着回问父亲的健康，父亲说：“还行，就是一顿药都不敢落下。”说着瞄了我一眼。老者也看了我一眼，笑了。

他们热烈地交流着。我感到十分不解。父亲和这位来自山区的老者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人生经历、生活理念，竟然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当然无法参与，也不想参与，打算交了钱回到车上。翻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了一张五十元纸币。

老者说：“下次一起付吧！”

他衣兜的豁口还在，里面的钱币足够找零的。看出我的疑惑，他用手拍拍衣兜，自嘲似地解释说：“零钱越多越有收获感嘛！下次吧！”

按照当下社会交际的惯例，离开时，两个老人家应该掏出手机互扫微信以便超越时空地保持联系，至少该互留手机号码才是，但是没有。

我们驶离的时候，老者站在里面望着，不知道是不是目送父亲，父亲也频频回望。我就想，这样一位孤独老人，该有怎样的身世呢？

父亲说：“不知道，我们没谈那些。”

那他们都谈了什么呢？我很好奇，但是没有问，与我而言毫无意义。

第二天我就送给父亲一只智能手机，注册了微信，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幸福老头”。父亲一开始也觉得新鲜，但一段时间之后忘记了操作要领，索性就不用了。

我劝道：“有了微信，方便和朋友联系！”

父亲摇摇头说：“老师傅的手机是老式的。”

这个夏天特别闷热，美发师给我设计了一款清凉的发型，父亲羡慕地看着我，期期艾艾地说：“我想去理发！”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疏忽。出发前，我特意到银行换了一堆零钱，打算预存在老者那里。

一路上父亲特别高兴。到了地方，我们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小木屋歪倒在一边，玻璃碎掉了，门敞开着，像是遭遇了风暴或是抢劫。父亲以前所未有的麻利动作直奔过去。小木屋里面一片狼藉，白大褂、围布、推子、剃刀散乱一地，《新文化报》上面是几个清晰而又杂乱的踩踏的鞋印。

几个孩子远远地看着，小声议论着，然后带着惊慌的表情跑远。

清洁工架着三轮车过来，我们急忙去打听情况。

她叹口气说：“被城管打了！”

面对着眼前的场面，父亲久久地站着，整张脸皱缩着。风吹乱了他的头发，那绺头发完全遮住两只眼睛，他没有管。他的背驼了很多，也瘦了很多，像风中摇摆的纸人。

我担心起来。

在我的催促下，父亲上了车，没说话，能感觉到，他胸膛里的怒火还在霍霍燃烧。手机响了，是大好消息。律所接到的一桩大案。如果胜诉，回报是丰厚的。过了交通信号灯，就是市政府了。楼顶上的国旗猎猎飘扬。

“去告状吗？”父亲转头看着我。

“告状？告什么状？”我不得不中断思考。

“我们不是去告城管吗？”父亲疑惑地看着我。

“我们？”我哈哈笑道，“爸，你傻啦！这和我们有关系吗？”

父亲的眼光黯淡下去，转回头。他一定误以为我想做“打抱不平”的人。在一阵沉默之后，他像是自语又像是对我说话。

“可是，这种情况下谁去告呢？”

“他的女儿可以委托律师代理呀！但是，爸”我笑笑说，“估计不会有律师接手！”

父亲定定地看着我，嘴角动着，最后收回目光，轻叹了一声，闭上眼睛。

在对面的美发店剪完了头，父亲没有习惯性地看镜子，也没有招呼正在摆弄手机的我，而是闷着头就往外走，在门口绊了一下，差点摔倒。我急忙去扶他，他居然抗拒地躲开了。回到家，一测，血压果然升得很高。吃了几天药不见效，医生上门打了几天吊针才正常。

说来也怪，小木屋被城管取缔之后，我反倒记住了父亲理发的周期，但是他并不开心。每次理发回来，他的白头发都添了不少。那种焕然一新的轻松神情我再也没有看见过，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还出现了记忆力减退、行动笨拙的明显迹象。他心里面，似有某种情绪在犹豫和克制中积聚着升腾着。我感到担心。问过父亲，他略带不耐烦地说：“忙你的去吧，我没事儿”。请了一位医生朋友过来，他看了之后说：“按时吃药，没啥大事儿！老年人嘛，就是这样，注意观察！”我再三叮嘱保姆保持高度警戒。

所以一接到保姆的电话，我的心就会猛地一沉。不过还好，不是健康问题。保姆压低声音说：“老爷子在三马路这边的律师楼呢！不让我告诉你！”

“他去那里干什么？”

“听说是要找律师告城管！”

这老人家真是走火入魔了。但我决定不干预，让父亲自己碰了壁也就死心了。下班到家，父亲闷坐在沙发里看电视，而电视里是一档英语节目。我笑了一下，问父亲今天干啥去了。

父亲捋了一把遮挡眼睛的头发说：“出去了呀！”瞄了一眼略显紧张的保姆，补充说“去西湖看钓鱼了！”

“绝对不可以让我爸自己离家，更不可以离开小区！”我严肃地对保姆说，眼睛瞟着父亲。他用手捋了一把头发，但头发又倔强地反弹回去，把两只眼睛都遮住了。

“有事情一定给您打电话！”保姆不安地两手搓着。

“不可以再有这样的电话！”我大声怼道。

但是没几天，这样的电话就打来了。正是下班时间，我正要召集员工开晚会。保姆说，父亲说要在小区的阅览室待上一天，她信以为真。晚饭时间去接时才知道父亲早就溜掉了。我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来不及责怪保姆，迅速发动人马四处寻找。眼看天色渐暗，父亲还是没有消息，我只好报了警。在焦灼的等待中，我接到市信访办的电话，是关于父亲的。顾不得多问，我急忙随信访办的人赶到一家医院。

父亲的状态还好，刚刚打完吊针，抱歉地对我笑了笑，转头对信访办的人严肃地问道：“我的事怎么处理？”

见我一头雾水，信访办的人介绍了情况。他们收到了一封控告城管的信，是我父亲以一个退休老干部的身份写的，由于没写老者的姓名和详细经过，所以未被立案。过了几天又接到父亲的投诉电话，声称自己就是那位被打的老者，要求严惩打人城管，归还小木屋和理发用具。信访办的人认为父亲神经错乱或是无理取闹，未予理睬。没想到父亲居然跑到了信访办，大吼大叫，强烈要求现场解决问题，在和工作人员沟通时一激动就晕倒了。

竟然是因为这件事情！

信访办的人说，经过认真调查，确认有那么一件事，那是两个月之前发生的，但是老者本人和家属并没有投诉或报案。父亲不是老者的亲属，说是朋友也显牵强。他们才见过那么几面，连老者的名字都不知道。但父亲坚称自己就是老者本人。

“我被打了，理发店被砸了！”父亲一说起来依旧义愤填膺。

困惑的不光是信访办的人，我更是。但看起来，如果不解决父亲的诉求，他是绝不会罢休的。

于是我严肃地说：“不管是谁投诉，既然城管打人属实，就应该有个公正的处理结果！”

信访办的人非常客气地表态说：“需要回单位研究一下，先让老人家回家吧！身体要紧！”

我父亲怒了，下了床穿了鞋，撩起衣服嚷嚷说：“你们看看，到现在还有伤呢！我现在就去市委省委中央告你们！”

父亲前面的话让我忍俊不禁，为了达到目的，他竟然学会了虚构事实。当然，他撩起衣服时，除了清晰可辨的肋骨，没有任何疤痕。父亲所为，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应该马上收场。我于是哄劝父亲说：“信访办表态了，明天答复，就明天吧！”

父亲用审视的目光求证信访办的人，信访办的人连忙说：“明天，明天！”

“这些城管还是人吗，连我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也不放过？”坐到车上，父亲还愤愤地咒骂着。我暗笑，父亲不仅有理发师的手艺，还有演员的潜质，入戏如此之深。

政府果然诚信，信访办电话如期而至。打人的城管是临时工被解聘。城管局发出通报，要求城管队员举一反三，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小木屋已经修好，等着去验收。

我说：“还是联系那位老师傅吧！”

信访办的人无奈地笑着说：“找了，找不到人！”

就在这时，父亲从房间跑了出来，穿戴一新，兴奋得象去收压岁钱的孩子，让我即刻带他前往。外面下着雨，刮着风，我想说明天吧，父亲读懂了我的意思，目光无辜而又委屈。

我想也好，就了了他的心愿吧！

到了那个胡同时，天晴朗了。胡同里面被整理过，多了一组分类垃圾箱。顺着墙的方向还栽种了花草。小木屋被安置在一个更加合适的地方，门窗修缮一新。远远地看，这里很像一个小花园。我不由得对城市管理有了一个上层次的认识。当看到纵横交错的高架桥下面横七竖八地睡着流浪汉的时候，你不能不觉得大煞风景。父亲围着小木屋，里里外外地查看着抚摸着，如同心爱的玩具失而复得。

我接了几个电话，看一眼时间，对父亲说：“这下您放心了吧？咱们回家吧！”

“回家？”父亲诧异地看着我，“我得开工呀！”说着打开门窗，穿上白大褂，打开工具包。“你回去吧！我要开工了！”

我吓得冷汗直冒，两手慌忙握住父亲的肩膀，让他能够看清我的脸。我的脸色一定十分可怕。

“我是谁？”我的双眼紧紧盯着父亲的双眼，追问道。

“你？我儿子呀！”

“那你是谁，知道吗？”

“我是谁？”父亲困惑地眨着眼睛，“我怎么会不知道？”

“对，你应该知道，你是一名退休干部，你的儿子是个大律师。而你，绝不是那个从山东沂蒙山来的理发老头！”我吼道。

在与我的目光对峙中，他慢慢垂下了眼皮。

转眼又一个冬天了。我的事业拓展得相当成功，在加拿大开办了一处律所，承接国际法律事务。从加拿大回来，下了飞机直奔办公室，料理完紧要的事务就往家赶，我已经离家两个月了。

雪下得很大，没有风，雪片大而密集，就那么静静地落着。那种莫名的情绪自心底再次滋生。如同高速运转的机器一闲下来，只剩下金属般的孤独清冷。胡思乱想间，不知怎么就走到小木屋那条路上了。不经意地往那边瞥了一眼，眼前的一幕让我怀疑出现了幻觉——那简直是一个童话世界。小木屋屋顶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像一个奶油满溢的大蛋糕。屋子里亮着灯，是那种老式白炽灯泡，散发出暖黄色的光。老者身穿白大褂正专注地工作，看样子是在给顾客刮脸。

难道真的是老者？

我停下车，走过去查看。这人和那位山东沂蒙山来的老者非常相像，只是明显老态了。我正要招呼，手机响了，是保姆，声音惊慌。

“先生啊，您回来了是吧？”

“怎么啦？”

我心头骤然被揪起。国外期间我了解到父亲健康状况出现急速滑坡，放疗化疗一段时间后头发都掉光了。正待询问，电话突然断了，我回拨是忙音，再拨还是忙音。我的喉咙火烧火燎，刚要转身离开，老者突然喊我，我扭头去看，那个顾客从理发椅上直起身子，竟然是——我父亲！

雪势大了，弥漫整个世界。雪片晶莹剔透，慢镜头般飘飞舞动。随着欢快的笑声，一群孩子涌来，地面上轰然飞起一大群灰的鸽子，在空中化作沸沸扬扬的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