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潮洋：两个保长的故事

余潮洋

                  
      
   

       民国十七年（1928年）淮安县实行保甲制。保甲编组以户为单位，设户长；十户为一甲，设甲长；十甲为一保，设保长。各户户长签名加盟于保甲规约，声明如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联保各户，实行连坐。
        抗战前夕，保甲制实际变成了国民党压榨老百姓、剿灭共产党的工具。由于保长没有薪资，干的都是恼人的差事，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担当。和现在选拔公务员制度不同，民国时期的保长一般都是公推，甚至是轮流“坐庄”。
      淮安北乡大奶庙有个余王庄，抗战时期这里出了两个保长。
       民国二十年（1931年），江淮大水，次年淮安北乡又发生蝗灾，许多贫困乡民都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保命，人们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沿着京杭大运河去江南逃荒避难。因上海在长江末端，淮安北乡人习惯称其为“底下”。王雨生十四岁那年，他随父母投奔老乡到“底下”，在杨树浦北郊安了“家”。王父不识字，只有力气，在十六铺做“杠棒”；王母是小脚，没有被东洋纱厂录用，在家养猪；雨生先是拣煤渣，长大后在淀海路“淮扬春”饭店做下手。雨生虽然只读两年私塾，但悟性超乎寻常，一年后就能独掌大勺。
       1937年淞沪会战前一月，上海已是风雨欲来风满楼。底层的难民进不了租界躲避战火，为了保命，雨生携同父母又随着难民潮涌向苏北老家。
       这次返乡，雨生已成彪形大汉，相貌堂堂。当年便同邱家圩一个俊俏的姑娘成亲，次年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1938年秋季，淮安十一区改选保长。雨生为人忠厚，乡民推荐他为第三保保长。王家是佃户，无钱无势。自知不是当保长的料，雨生推辞不干，乡长则威胁说：“你们家在底下五六年，逃避家乡徭役，不当保长就罚五石稖头。”就这样，王雨生被赶鸭子上架做了保长。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压榨老百姓更是敲骨吸髓。明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让积贫积弱的淮安北乡的农民不堪忍受。保长不能给乡里带来任何福利，干的尽是赋税徭役讨人嫌的差事。忠厚老实的王雨生原本人前人后被夸为人“不丑”，自从当了保长后，由于做的尽是恼人事，在下面受人白眼，到上面遭训斥，如同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为了讨好乡亲，不抽烟的王雨生，卖口粮换钱，去县城南门大街“王宝生旱烟店”买上等的烟丝随身携带。因此，家中日子越过越穷。由于营养严重不良，王父得了浮肿病，脸色腊黄，从此落下了诨名“皇帝（黄爹）”。
        1939年正月，淮安县城沦陷。由于十一区在北郊，时间不长便被“半伪化”。雨生知道为皇军办事就是汉奸，他也没有人脉做“骑墙派”保长，索兴摊牌，甩手不干。
        雨生被捆押解到河下区公所，惨遭毒打。无钱赎身，又被押解到保安三大队吊在库房里。
        深夜，随着一声门响，一个人影走近雨生，他一边松绑一边说：“雨生，快跑！他们明天要杀你。”对方戴着“狗头帽”只露出双眼，听口音，雨生知道是几年前在一起拣煤渣曾寄宿他家半年的余寿买，现在在保安三大队当小队长。
        雨生接过寿买资助的零钱，不敢回家告别，几经辗转，凭出色的厨艺又在上海站稳了脚。
        再说雨生逃走后第二天，保安三大队几个“黑狗”来余王庄搜捕。看到王家一贫如洗，年青媳妇怀抱嗷嗷待哺的婴儿愁眉苦脸；小脚尖尖的王母不顶事，准备把王父捆走。可眼前这位“皇帝”：骨瘦如柴，面如黄腊。几个“二皇”害怕被传染病过上，只好不了了之。
        雨生离家后，杳无音讯。同族光棍王殿某对其媳妇垂涎三尺，他编造谎言，说在“底下”雨生托他把媳妇和小孩带到“底下”团聚。到了上海，雨生媳妇才知道上当受骗。
       王殿某和余三喜是结拜兄弟，平时游手好闲，会用“红公鸡（放火）”报复人，乡里富农都让他三分。
        雨生媳妇知道王殿某心狠手辣，在人生地疏、孤助无援的情况下，可怜的母女俩象失散的羔羊，任凭王殿某摆布……
        雨生被逼当保长不足半年，如同遭罪。想逃脱苦海，落得妻离子散的下场。虽然他后来又结婚、生子，成为上海杨浦区淮扬菜一代名厨，但晚年还是经常为骨肉分离伤心落泪。
        王雨生弃职逃亡后，淮安十一区三保的继任保长是余三喜，此人兄弟五个，排行老三，别看长相象个白面书生，是个狠角色。
       1937年，“七.七”事变后，余三喜在保安第二旅第四团吴漱泉手下当兵，在兴化、泰兴一带驻防。因盗卖军火，入狱一年。刑满释放后，三喜正在家中晃荡，要他做保长正中下怀。
       三喜把保长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欺上瞒下，中饱私囊。他倚仗兄弟人多势众，飞扬跋扈。凡是筹款、征粮，他就穿上当兵时穿过的翻毛皮鞋，话不投机便飞起一脚，踢得对方抱腿喊爹叫娘；如果反抗，再补一脚飞向裆部，踢得对方躺地打滚，几天不能下床。久而久之，乡民见了三喜穿着皮鞋，耀武扬威上门吆喝，心里就发毛，如果家中有鸡蛋，立马下灶泼几个“蛋鳖”请保长享用。这时候，三喜也会笑容满面，诸事好通融。
       三喜挖空心思敛财，家里砌灶，他也请客收礼。同族余小毛没有钱去送礼，当天夜里，三喜在麻将桌上就指使一个甲长去小毛家偷羊，得手后在他家连夜宰杀、烹煮，饮酒作乐。第二天，小毛知道后敢怒不敢言。
       1940年冬季，共产党在顺河建立民主政权。王殿堂的二儿子王怀某在钦工一带参加革命工作。三喜闻讯后自忖是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便隔三差五地去老王家敲榨勒索。王殿堂唐塞，三喜光火，指使手下把老王捆起押解到河下区公所。后来老王家花五斗稖头才把人赎回并立下字据：保证儿子三天内回家。
       王怀某回家后，三喜又说没有带枪自新，必须罚款，否则坐牢。老王家已被榨干了油，实在没钱，三喜就把一条驴牵走，说是送到区公所交差，实际上是顺手在河下驴市卖掉，钱上了自己腰包。
       1943年春季，日伪在淮安进行大规模扫荡，吴漱泉部在泾口苦战七昼夜，负重伤后投敌，被委任伪淮海第五支队司令。余三喜自恃是吴独膀子（吴漱泉绰号）老部下，更加有恃无恐，扬言在两淮没有摆不平的事，就是杀人也如同杀了一条狗。
        余三喜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有一次，他强迫村民去板闸伪军据点修炮楼。乘隙强奸同族一个美貌媳妇，对方不从，拼命反抗呼救；晚上其丈夫去论理，又惨遭毒打。撕打中，三喜的脸被抓破，这位余王庄的霸王认为失去面子，怀恨在心，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残忍地杀死这对青年夫妇；三岁的幼女，因惊吓过度，一个月后也死去。
        在那个兵荒马乱年代，受害者家属告状无门，余三喜消遥法外，直到1945年秋季淮安第一次解放，才被逮捕法办。
         临刑那天，三喜的家属抬着棺材到乱葬岗。王怀某担任执法枪手，他一边在鞋底擦子弹，一边问已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的三喜：“余保长，今天送你见阎王不冤吧？”“我死，我死。”这也算三喜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忏悔吧。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余三喜的帽子被击飞，其长子拣起覆盖在死人脸上，悲恨交集：“你丢人现眼！”然后就地入殓，挖坑下葬，没有堆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