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冬：陶行知与淮安市新安小学

赵日超

陶行知与淮安市新安小学
　　张大冬

　　陶行知（1891—1946）

　　2021年10月18日，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先生130周年诞辰。特刊发江苏省淮安新安小学张大冬校长论文《陶行知与新安小学》，以追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与伟大的人格魅力。

　　引言：陶行知与新安小学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是中华文明史上一项重要的人工工程，是连接中国南北水系最重要的河道；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漕运河道。在大运河畔，坐落着古城淮安，这里曾是明清全国漕运总督府所在地。今天，人们在遗址上修建起了漕运博物馆。千百年来，这座不大的古城，人文荟萃，人杰地灵。在城西北，有个三面环水的小湖，名曰萧湖。苍松翠柏，掩映盈盈绿波；悠悠湖水，滋润代代新人。在萧湖之畔，河下镇的莲花街，是新安小学旧址，这里曾经有一座古庙，它是新安小学最初的校舍。
　　今天，这里已经辟地为公园，供人们游园、休闲；在公园的一角，安眠着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汪达之先生。汪达之是安徽黟县人，他把自己宝贵的人生献给了新安的教育事业。每年清明祭扫的日子，这里都会迎来一群群系着红领巾的少年，他们是新安小学的学生，代表学校集团近万名师生，来祭扫新安小学的老校长汪达之墓。


陶行知为新安儿童旅行团题词

　　鲜花寄哀思，绿水悠然从墓地旁流过。今天的新安小学拥有近10个大大小小的校区，数百名教职员工，8000多名儿童，属于苏北一流、全国有影响的学校之一。更值得自豪的是，就在这所小学校里，走出了全国著名的少儿革命团体——新安旅行团，他们风云五万里，历时17年，宣传抗日，修学旅行，谱写了中国少儿团体革命活动的壮丽华章。1985年，胡乔木为新安旅行团成立50周年纪念题词——“新安旅行团的光荣历程永远是全国儿童的典范”。
　　新安小学最初的创办者，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亲自兼任了1年新安小学的校长，他和新安小学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宏愿：四个“一百万”改造中国

　　1929年6月6日，新安小学创办，这是一所实验性学校，忠实地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虽然他没有真正在新安小学呆过几天，但新安小学的师生从不怀疑他是新安小学的首任校长，最直接的创办人。事实上，新安小学的工作，从学生教育到生存经费，无不牵动着陶行知，可以这样说，没有陶行知的亲力亲为，就没有新安小学的今天。这要从他的人生宏伟规划及他早期的“救国教育”思想开始讲起。

　　青年陶行知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1911年秋，他升入南京金陵大学，受到了自由、民主学术思想的熏陶，树立了民主共和信念，完成了人生观的奠基工作。金陵大学毕业后，他负笈游学美国，选修了哲学博士考夫曼的教育行政课，从内心实现了从政治到教育的转变。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致罗素的信中更明言：“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深信若无真正之公共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共教育体系，以使他们能跟着美国人步伐，发展和保持真正之民主国家，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1917年秋，他登上了归国轮船，与一起归国的留学生谈起人生志愿时，他踌躇满志：“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此后，他发动了“六大教育运动”，所谓“六大教育运动”，按他自己的归纳，指的是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和民主教育运动。“六大教育运动”，既是他教育救国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从“教育救国”到“革命救国”最重要的教育实验与经历。他还提出有名的“四百万”的目标——“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创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新安小学的创办，是他人生宏伟计划中微小的一部分，也是这个时期他普及教育的一个成果，所以他全力支持。


陶行知在墨西哥宣传抗日

　　1927年，陶行知怀着四个“一百万”的远大抱负，走向乡村，创办了晓庄学校。首先为振兴中国农村教育培养师资。之后，因为偶然的机缘，陶行知创办了新安学校。学校取名为“新安”二字，明白无误地昭告，与陶行知、汪达之等安徽人结缘。

　　立校：借馆创办新安小学

　　新安小学最初的校址，在淮安城西北的一个叫萧湖的三面环水的半岛上。1929年6月6日，新安小学在多方关系和利益纠缠中悄然成立了。最初，校舍是一座古灵王庙，旧址位于古河下镇莲花街通济桥旁。
　　相传这里本有一座矮小破败的茅庵，叫“灵王庙”。有一年，有个被撤职的盐运使，由扬州乘船沿古运河北上，途经河下镇，在湖嘴码头停船休息，登岸散步。经过灵王庙时，曾在灵王像前祈祷许愿：倘若灵王保佑他能官复原职，一定重建这座庙宇。两年后，他如愿以偿恢复了盐运使官职。上任后，当即委派在河下经营盐业的安徽徽州富商们，替他把这座茅庵改建成非常气派的庙宇。
　　明末清初，旅淮经商的徽州人日益增多，成立了同乡会，需要一个聚会和活动场所以及接待过往同乡的地方，而灵王庙正是他们的公有财产，于是就在庙里设立了同乡会会馆。由于徽州又名新安，所以称作“新安会馆”。同时他们又筹资增购田产，用田租收入作为会馆的经费，并推选人员，管理会馆事务。上世纪20年代，为了争夺会馆财产的管理权，同乡会里的朱耀华、吴季贤和会馆最后一任管事人吴俊卿发生了争执。
　　吴俊卿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以徽州同乡的身份到南京找到了陶行知先生，邀他派人到淮安来办学，试图以办学名义战胜对手，达到控制会馆财产的目的。
　　陶行知当时任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即晓庄师范）校长，正致力于普及乡村教育，对吴俊卿的办学愿望，颇为赞赏。当即决定委派晓庄师范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李友梅、吴辅仁、蓝九盛三人来到淮安办学。临行前，陶行知对他们提出了三点希望：
　　1.你们此次去淮安，是一支远征的军队。你们到那里是去创造，是去为农人和儿童谋幸福，不是到那里去享受，凡事都以农人和儿童的利益为前提。
　　2.我们是树起新教育的旗帜，同旧的传统教育奋斗。我们是要在教育上革命，进而办一种革命的教育。你们如果到那里去仍然办一种传统的学校，那就不必多此一举，而晓庄也就不需要这种远征的军队。你们要抱着到那里去开疆拓土，到那里去作一种新教育的试验。将来我们的主张能够在那荒凉的江北发芽、抽条、开花、结果，那你们三人便是第一次最荣幸的使者。
　　3.你们到那里去，是为那里的农人和儿童办学校。这个学校办起来，马上就是那里的全体农人和儿童的共有物，不要把他们看成你们三人或者此外的任何一人的私有品。你们要和当地的农人联合起来，共同设法以谋学校之进展。你们要训练当地的农人能够起来自己保护自己的学校，又要培植你们的学生能够起来办理他们自己的学校，然后，这种新教育的力量才能永远推动，永远产生新的效力。

　　陶行知起初并不知道吴俊卿的真实意图，待李友梅等到达淮安后才真相大白。这3位青年胸怀普及乡村教育的宏大志向，凭借陶行知的威望，和吴俊卿反复较量，在徽州旅宁和旅淮同乡会的支持下，把吴俊卿的骗局弄假成真。1929年6月6日，他们在灵王庙里办起了晓庄师范苏北试验学校——“新安学校”。校长由陶行知亲自担任。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陶先生不管出于什么想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办学热情是高涨的。他抓住一切机会，发动每一个有志发展和推动教育的人士，不管他是黑的还是白的，不管他是自利的还是利他的，一句话，只要有办学的愿望和要求，他都支持。原本缘起于徽州商会的财产之争，企图以办学为名独占会馆资产的乡绅们，无意中种下了新安学校这株幼苗。


　　新安小学的创办，据研究还有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即1927年，国共分裂，上海中共中央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一批革命烈士后代及遗孤的安置，成为困扰上海中共最高负责人周恩来同志的难题。于是在他的提议下，委托民主倾向最浓的教育战线上的“党外布尔什维克”陶行知先生，创办一所学校来安置、教育这些革命后代。在这种情况下，新安小学的创办，从筹谋的那一天起，就具有红色印记。实际上，新安小学刚创办，就有几个身份特殊的学生，辗转到来。史料表明，当时只有6岁的项苏云，是皖南事变中牺牲的中共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副军长项英的女儿，由交通线一层一层地从上海带到新安小学，为保密起见，大家只叫她“猫姑娘”。还有一位湖南省籍的孩子叫左义华，后改名左林，也千里迢迢来到新安小学。时任北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李常青的儿子李万万，后改名为范政（随母姓），是在少年时期，就被送到这所学校里来读书。

　　倾力：儿童旅行团在上海

　　1930年2月，汪达之受陶行知委派，来到淮安河下莲花街新安小学任教，并接任校长。当时的苏北贫穷落后，陶行知先前派来的3位老师（实际是3名中共党员），可能因组织指派或其他原因，陆续离开新安小学。汪达之临危受命，来校后与全校师生同甘共苦，想方设法改善生活和办学条件。实在困难时，汪达之将自己唯一的一件大衣拿到淮阴当铺典当，当得的钱还不幸被偷了。陶行知得知此遭遇，立即汇钱来并写信问候：“知道你们用一件大衣跑了三十里路当不得两元钱，又饿着肚子跑回学校，这件事是你们在长江北岸为乡村教育史写成悲壮的一页，亦即光荣的一页，我们是何等的安慰而又是何等的敬佩你们啊……”对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对他们也是极大的鼓励。
　　

陶行知写信鼓励师生

　　陶行知不仅在精神上支持，业务上指导办学，在经济上还给予大力帮助，《生活的书》中，陶行知曾这样写道：“我已下定心，愿为新安小学托钵化缘……”他还幽默地对汪达之说：“人家叫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妈子，同是为人带孩子，吃不饱来饿不死。”陶行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宁愿和新安小学师生一道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支持新安办学。后来的新安学校学生和新旅团员们，都尊称他为“陶太师”。
　　1933年，汪达之将7名新安基本学生，组成一个旅行团，去闯荡当时中国最热闹的十里洋场大上海，以实践陶先生的生活教育主张。新安儿童旅行团在上海54天的成功修学旅行，轰动了大上海以及整个教育界。陶先生亲力亲为，为7个小朋友在上海的活动作计划，生活上热情关怀，联系参观访问，协助和参加演讲，帮助儿童旅行团取得一些薪酬。
　　他甚至还亲自给孩子们讲课，他问：“东三省是哪三省？地处何处？”“黑龙江、吉林、辽宁。地处中国东北部，北靠苏联，有松花江、黑龙江等大河。人口三千万。”有团员作了回答。
　　陶先生点点头，说“及格”。又问：“东三省小朋友生活怎样？读什么书？”团员靖秉铎站起来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去了，大人是大亡国奴，小孩成了小亡国奴，读日本的书，一点自由也没有，苦得很。”
　　“那怎么办？”陶先生推了推眼镜问。“决不当亡国奴，要奋起抗日救国。”大家纷纷说。“答得对。你们从小要立大志，心里要想着国家民族、劳苦大众，学好本领，为国家为人民干一番事业。”


与上海报童在静安寺合影
　　新旅儿童团在上海活动，陶先生亲自作了安排和布置。他们参观味精厂、纱厂，到中学、大学等处演讲，访问上海工学团、商务印书馆，到棚户区考察。1933 年11月1日，他们按计划到当时的上海新陆师范参观、卖书、演讲，卖书收入了10多元，还得到了新陆师范付给他们的10元演讲费，陶先生为了支持他们这次演讲，特意写了首诗让他们带去——“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并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现在这首诗改编后编入了苏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课本中。
　　有位教授询问新安的孩子们讲得怎样，陶先生幽默地说：“他们讲得好极了，弄得我们教授的饭碗有些不稳了……”他还写了一首诗，专门赞扬新旅儿童团——“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54天旅行结束，新旅的7个孩子，安全返回，还带回34块多大洋，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在当时，上海的一间旧房，也只卖十三四个大洋。如果没有陶先生的鼎力相助，7个孩子旅行大上海并取得如此成功，是不可能的。这件事也见证和凝聚了他和汪达之的师生情谊，可称得上是生活教育实践的成功范例。

　　倾心：新安旅行团在风雨中坚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地区，妄图吞并全中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新安儿童旅行团取得成功，在陶行知的支持和指导下，汪达之校长决定，把在新安小学就读的14名基本学生组织起来，组成新安旅行团，以社会为学校，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主张，唤醒民众，抗日救国。他们的壮举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左翼教育联合会的批准和支持。为了旅行团的生计，他们计划购买—套电影机器和设备，却又缺乏资金，陶行知毅然将老母亲的500元人寿保险金全数拿出，帮助学校以优惠的价格买到了一套放映机器。这套放映设备作为有力的宣传工具，跟着新安旅行团跑遍了大江南北，从华南到华东到大西北，直到皖南事变后新旅团员从桂林秘密撤退回苏北，这架机器才完成它的使命卖掉了。


新安小学学生动手修建学校

　　新旅出发除了物资准备上的困难之外，还有外部环境的险恶。当时，蒋介石在“攘外先必安内”的反动政策下，国民党统治区内一片白色恐怖，一切公开的抗日言论和行为都是被禁止的。所以，当时陶行知来信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劝阻新安的孩子们，暂缓出发。但新安的小朋友经过民主讨论后，立下就是讨饭也要宣传抗日的决定，决定出发。
　　1935年10月10日，蒙蒙细雨中，新安旅行团出发了，他们一行连同顾问团员汪达之校长，共14个人，踏上了抗日救亡的征程。
　　一行人的吃行住用等问题如何解决呢？他们带着陶行知帮助购买的电影放映机，肩背人驮，靠着它既谋来了生存的薪资，也为广大民众宣传了抗日救亡。据团员们回忆，当时新旅的电影宣传还有个有趣的规定，有钱的可以买票观影，没有钱的只要喊一句抗日口号也可以观影：这充分地证明了他们是多么了不起，为了民族的抗日救亡事业，他们是不在乎自己肚皮的。事实上，他们也是中国电影最早期的流动放映队，他们的乡村流动放映工作是中国电影史上一段重要的成就。除了放电影，他们还帮助进步书刊社销售进步书刊、国难地图等，有时还到处演讲，想尽办法，获得生活的薪资，一路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把抗日的火种播撒中国大地。
　　新安旅行团组织出发，就一直受陶先生的关注，他不仅时刻关心着这群孩子们的安危，也处处为他们着想。为了新安旅行团修学旅行行动方便，创造政治条件和舆论上的支持，新安小学起草了几份文件，并抄报寄送有关报刊宣传刊载，分别是《淮安新安小学为实验基本学生长途修学旅行团宣言》《江苏淮安新安旅行团告国人书》《告全国小朋友书》等，把他们修学旅行的路线、目的以及主张等公示于众，并努力从各方面取得支持。陶行知先生主持的《生活教育》杂志，即时刊载了这些公告文件，为他们的修学旅行提供了保护和支持。
　　他担任国民外交使节时，特意找到新安旅行团，录制了《新安旅行团团歌》等，把他们的抗日壮举，介绍到海外华侨中；1938年，是新安旅行团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日，他想方设法来参加纪念活动，创作了著名长诗《三万歌》，这首诗后由任光作曲，传唱中华大地。他时刻关心着新旅的安危，总是给予最大的关心和支持。

　　结语：无愧于“陶太师”的称号

　　世纪沧桑，百年巨变。今天的新安学校是本地区乃至苏北一所名校，始终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主张。当时，新安的学生称汪达之校长为“汪爸爸”，称陶先生为“陶太师”。这个称号至少包括：第一，他是“汪爸爸”的老师；第二，这个称谓里含有更多的敬意，也表明对陶行知先生深厚学识和高尚品格的无比敬仰。
　　新安小学创办之初，是凭了陶先生广泛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新安小学具备了创办的机缘。之后，他系身于当时晓庄学校的创办，分身无术，百废待兴，所以派了几名学生前来淮安，亲自示教来淮办学的同志，鼓励他们到苏北来，为广大群众谋福利，到淮安来开疆辟土，作一种新教育的实验。这份坚定的信念，仍是新安小学一份宝贵的遗产。
　　其次，他想方设法，初期时每月给新安小学汇来50元办学经费，直到晓庄被封。新安学校创办之初，就是免费的学校，分为基本学生和走读生，甚至连老师也没有薪水，却又要安心教育事业，这在当时也极为难得和可贵的。是谁能够鼓励包括汪达之校长能安心乐教呢？是陶先生和他的人格魅力。我们读到陶先生曾经给汪达之校长的一封信，大意是：汪母患病，汪校长留校不能床前尽孝，陶校长主动赡养汪母，适时奉寄生活费用。新安的孩子去大上海闯荡一番，他又是竭尽全力地帮助、安排，让孩子们增长才干，获得活动的经费。特别是新安旅行团想置办一架电影放映机，他又动用了母亲的人寿保险金……物质上不遗余力，尽自己可以运用的一切力量，倾心倾力，帮助新安的孩子们，所以新安的小朋友不仅对“汪爸爸”充满感情，对“陶太师”也同样充满敬意。
　　陶行知先生创办新安小学，关心支持新安旅行团的活动，非任何政治的阶级的目的，他是一个真正的救国救民的教育家。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以他的学术、良知和影响，为着民族大义，奔走呼号，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为祖国而奉献的一分子。所以，宋庆龄同志尊他为“万世师表”，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一座灯塔，用他主张的教育、他的学术、他的广泛的影响力，他的智慧、勇气、力量，挽救旧中国于狂澜之中，他是教育家，也是革命家，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周恩来语）。



     张大冬，男，汉族，1971年2月出生，1989年8月参加工作，199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历任新安小学教师、教研组长、教务主任、副校长，其间2001年10月至2003年3月在淮安区教研室工作，2014年兼任淮安区开放大学副校长，现任淮安区教育体育局党委委员、新安小学校长、新安教育集团总校长。先后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第五期“333工程”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江苏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个人，江苏省优秀班主任，江苏省小学数学优秀青年教师，淮安市优秀教师，淮安市首批小学数学学科带头人，淮安市中青年骨干教师，淮安市基础教育学科教学专家指导组成员，淮安市“五一”劳动奖章，淮安市“十百千”工程培养对象，淮安市教学基本功十项全能标兵，淮安市优秀班主任和优秀辅导员，淮安区模范教师，淮安区中青年拔尖人才，淮安区优秀教育干部，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多次应邀为区内外上示范课，课堂教学两次获省级赛课一等奖，三次获市级赛课一等奖，辅导学生近百人在各种竞赛中获奖。开设讲座四十余场，其中2004年应邀为江苏省骨干教师培训班作专题讲座，主持或参与了一个国家级课题和六个省级课题研究工作，在《江苏教育》《教学与管理》等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五十多篇。2010年担任校长以来，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学陶师陶工作先进单位、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单位、全国国防教育先进学校、全国足球特色学校、中华诗教工作先进单位、江苏省文明校园、江苏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平安校园、江苏省少先队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江苏省名校倶乐部会员学校、江苏省语言文字工作示范学校、江苏省体育工作先进学校、江苏省诗词教育先进单位、江苏省新旅中队、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学校、江苏省优秀家长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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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作品很真实，因真实而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