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景元：横沟寺农民武装暴动的文化考量

赵日超

横沟寺农民武装暴动的文化考量

邵景元

改造提升后的横沟寺暴动纪念地 周 建 摄

横沟寺旧貌

发生在93年前的淮安北乡横沟寺农民武装暴动，值得我们以新的视角，给予文化考量和哲理探研，不妨避免那“原因、过程、意义”的“三段式”，从暴动本身及其外在联系，展示其诸多文化元素，体现其可贵理论品格，彰显其庶民创造历史的真理。

一、苏北土地革命“第一枪”为什么在淮安北乡打响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的紧急召开，中国现代史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各省都在积极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毛泽东在湖南搞秋收起义，苏南宜兴、丹阳一带搞农民暴动。而苏北农民运动的“领头雁”角色怎么会由淮安北乡来担当的呢？这里可以从5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北乡的农民实在太苦了。有史料可考：“租税极重，捐税繁苛。农民食不管饱，衣不蔽体，睡则无被”。俗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二是“大桥抗捐运动”声势浩大。茭陵至苏嘴一带农民，在乡绅冯怀信带领下，组织七八千人的示威游行，公开反对孙传芳的二角亩捐，向军阀叫板；三是大桥游行示威的深远影响。上海的《申报》“外地快讯”栏详尽报道此事，时驻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看到这个消息，在《江苏省各县的组织及工作概况报告》中就有“淮安今年春间东北乡大桥一带农民反对……”的记述；四是横沟人陈治平自然成了回淮发动暴动的最佳人选。陈氏从黄埔军校因病肄业后暂滞于上海，由省委组织部长侯绍裘介绍入党。随之，“九月中，派同志（指陈治平）前往淮安北乡”；五是民间枪支的储备。1927年6月，孙传芳兵败，逃往山东，途经北乡，遗弃一批枪支，为暴动增添砝码。

以上5个方面的条件同时具备于一处，就具有其他地方不可比性。在全国开展土地革命的大背景下，淮安北乡打响苏北第一枪，自然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二、横沟寺暴动何以战场失败

1928年2月10日至13日，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武装暴动在淮安北乡打响了。第一天上午1000多人集中到横沟寺，举行誓师大会。陈治平讲话，赵心权整编队伍，明确分工，谷大涛分发红袖标和传单，做好一切准备。翌日清晨，大雪初霁，横沟寺学校上空飘起带有斧头镰刀图案的鲜艳红旗，大门两侧贴出“淮安县苏维埃政府”“淮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部”牌子。三位领导人分别带领队伍，按既定目标出发，到各庄地主、富农家收枪支，烧契约，分粮食。陈治平一路捉住董庄大地主董玉璠，一枪击毙了这个恶霸。另一支队伍逮住陈圩大地主陈步营。一天下来，缴获枪支100多，烧毁各类契约无数，群众分得大批粮食，真是改天换地，大快人心。农民暴动队伍杀地主，烧田契，分粮食，这正实行土地改革的预兆和先声。

12日拂晓，国民党淮安县政府集中常备队所有兵力前来镇压农民暴动。其中有一骑兵队，邀请26军一个营作预备队前来镇压。敌方由钦工镇东、西、北3门出动，从3个方向包抄横沟。我们的人对应地分成3支队伍作“正面迎敌”，真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原始作战方法。

面对实力几倍于我的敌军，暴动队员毫无惧色，英勇顽强，奋力拼杀，数次打退敌人进攻。一直苦撑到傍晚，退至茭陵废黄河南岸。看到敌方亦无力恋战，陈治平、赵心权带余部渡河至涟东，留下没暴露身份的人，转入地下斗争。

战斗中24岁的县委军事部长谷大涛、28岁的中队长章学廉壮烈牺牲，还有章仰芝、孙孝忠、高怀堂3位烈士。他们是土生土长在淮安大地上的红军指战员，其事迹在《革命烈士传记资料》（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有载。

13日，县警备队再来横沟扫荡，烧毁陈治平家房屋，逮捕陈桂元（陈治平父亲）等19人。“第一枪”发生地成了白色恐怖区域，这里的农民运动从高潮一时跌落低谷。

作为拿惯锄头刚握起枪杆的农民队伍，他们基本上“不懂得应用游击战争的战术，不懂得避免正面作战，不懂得把争斗的区域布置成作战的形势”。事实上，横沟暴动的队伍与强敌一交上火，就采用了阵地战、运动战的战法，这怎么可能以少赢多、以弱胜强？这里显然犯了“正面迎敌”的大忌，丢掉“游击战法”的运用。这是横沟暴动战场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暴露了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往往难以避免的弱点。此乃军事战术上一种悖论的存在和作用。

三、横沟寺暴动的影响力和推动力

横沟暴动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在“第一枪”三个字里就蕴涵很多了。首先是带动了苏北，江苏省委用《省委通讯》向全国传播。瞿秋白也在中共中央刊物《布尔什维克》上予以点赞。无需夸张地说，横沟暴动的积极影响，一直是超越时空地存在，向空间辐射着，沿时间传承着。这里，不妨引用一位地方党史工作者所著《求真集》书中有关文字：“淮安北乡人素有革命斗争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社会发展的潮流中总是扮演着领头雁角色。”该文用“火把点点”“队伍浩浩”“‘摇篮’处处”三个题目，展现了北乡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贡献。

从“横”的方面看，即在土地革命的历史时期，横沟的第一枪唤起了苏北的处处枪声。80天后，泰兴、如皋一带发生了规模更大的农民暴动，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红14军。后来，淮安、涟水、沭阳、徐州及安徽肖县等地组建了红15军，军长由陈治平担任。1930年“八一”总暴动，淮安县委书记陈伯阳和红15军独立师特务营长张伯英带领游击队，杀掉贾庄、徐荡两个地主，烧毁县国民党党部头子刘锡藩家房屋，坚持了淮安北乡的农民运动。1932年春，盱眙县的李桂五在西高妙又发动了农民武装暴动，坚持了4个多月，震撼了皖东北。

从“纵”的方面看，更是薪火相传，连绵不断。1939年夏，北乡古驿乡民众武装打响了淮安抗战的第一枪。原名钦工区的郝渠区（为纪念烈士郝渠改名）被上级机关盐阜区评为“模范区”。先后发生的“钦工战斗”“三打李圩”“河下之战”“三打马厂”等均发生在北乡。历次战斗中驰骋战场的“颜氏五只虎”亦为钦工、南马厂人氏。我国现代史的后三个历史时期，淮安县委驻地均于北乡的钦工、顺河、季桥一带。直至解放初，淮安县为配套支援苏南新区（常熟、昆山、吴县三个县）的县、区干部，也多为北乡人。

几乎与我党同龄的横沟寺暴动就是革命博物馆中的一尊瑰宝。她将红军精神传递给抗战，继承予解放战争，赓续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代。我们感谢她，欢呼她，拥抱她。

四、横沟暴动中的保密工作

去年，国家保密局发出通知，围绕建党至1978年时间段，在本地发生的涉及保密方面的工作事件（可以是常态化，也可以是特别事件的）。本人接受委托，以《横沟暴动前前后后的保密工作》为题，实事求是地作了概述，向《红色保密》（江苏卷）交了稿。

保密工作的重要性，你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尤其在战争年代的军事活动中。但它也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事件背景而在形式上、手段上、程度上、效果上有所不同。横沟暴动中的保密工作，就呈现着绝对与相对、公开半公开与绝密秘密同时存在又互相配合的特点。联系实际看，陈治平受命于省委回淮举事，从发展党员、建立“特支”、特委、县委，至暴动前夕，已有党员1000多人，支部60多个，这些工作都得在秘密中进行。对县级权力机构名称的改换，恰体现了保密工作力度上的演变过程，适时把“淮安御匪联庄会”改名为“淮安农民自卫军”，而对内则是“淮安县苏维埃政府”。县委为了巧妙地开展舆论宣传，编印、散发不定期半公开刊物《萤火》。临近暴动，竟安排了两次公开活动：一是在钦工北圩门举行万人示威大会，会上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国共产党万岁”，当场撕毁“青天白日旗”，举起挥动中国共产党党旗。另一是春节前，横沟村好多农户门上贴出革命对联，例如“继承马列志，兴建苏维埃”“打倒大地主，生活有保障”等等。

横沟暴动领导人在保密工作中有个极为高明的一着：当他们从秘密渠道得知县警备队要前来镇压之信息，来不及请示身在泗阳的省委特派员何孟雄，决定提前举事，当机立断，取得主动。这一决定是保密工作另一种形式的体现，密级当在绝密，何其正确和关键。假如机械地等待请示，则苏北土地革命“第一枪”就不会在横沟打响。可见，暴动指挥者对保密工作做得紧松有度，恰到好处。

五、“九条教训”的历史价值

横沟暴动后的第二个月，即1928年4月，由何孟雄执笔的《江苏省委对于淮安北乡暴动的批评和决议》（载于《省委通讯》第一期），对暴动总结、归纳出9个问题，史称“九条教训”。

“九条教训”从军事、党的领导、群众工作多个方面提出了创新的见识，以军事为主。譬如，指出暴动组织者有三个“不了解”：“不了解乡村的争斗是不可避免的会走向武装冲突”，“不了解这种乡村的游击战争绝不能拿城市的暴动条件来相衡”，“不了解在乡村发动争斗的方法”；对四个“如何”的问题，即“如何作战？如何退守？如何与各方面联络？如何达到我们争斗的目的？”事先缺乏清晰的预案。

何孟雄从横沟暴动的史实出发，总结出的“九条教训”，全面而深刻地提出了关于土地革命战争及其战术战法的思想。对此，刘瑞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的《群众》（江苏省委刊物）复刊号上著文指出，何孟雄的“九条教训”与后来毛泽东、朱德的“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已有很多类似和接近的思想。

综上所述，何孟雄的“九条教训”，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理论（特别是关于土地革命战争部分）的创建，提供了“原生态”“半成品”的实践与理论资源。由此，也可以这么说，横沟寺暴动是淮安人民对中国现代史发展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

六、两种文本的比较效应

对横沟暴动中5位烈士中的谷大涛、章学廉的牺牲状况，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分别见于不同的文本。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烈士纪念资料》一书中，有“江苏淮安死难烈士事略”一文。文中写道：“谷大涛、章哲夫两同志被捕到敌营后，直认党员不讳，并向兵士群众及军官作剀切沉痛之演讲，士兵听闻之下，无不动容，并有流涕者”，“后同时被枪决”。另一文本是《淮安北乡暴动报告》（1928年4月的《江苏通讯》第一期），对谷、章二烈士的牺牲却是这样记述：“县委一个最勇敢最努力的谷大涛同志，警备队对他开了两枪，中他的头部，致谷同志死于难”，“反动派一大队人将章哲夫捕去，当场砍死。”

“事略”作者陈治平，“报告”作者何孟雄。他俩都是暴动的策划者和领导人，写作时间又很靠近（1928年6、7月间和3、4月间），写的是同一件事，为什么会大相径庭呢？对此，我们本着将史料“立好，立准”的原则，采访了三个方面的人员——中壮年（可以从父辈、祖父辈听得）、暴动同辈人、战场当事人（94岁的敌方参战者骑兵队伍长支效舜老人），结论是一否一定，“事略”的记述有误。

人们不禁要问：“事略”作者陈治平身为县委、特委书记，暴动的总指挥，又是本地人，怎么会把事情弄错，而“报告”作者何孟雄是省委派来的外地人，暴动时又身在百里之外的泗阳县，却能掌握了真实情况，如何解释？这里，就有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理存在了：暴动失利的当天夜晚，陈治平带领人员匆匆渡过废黄河，进入涟东地区隐匿；接着，他去上海向省委汇报工作，不久，又出国参加“六大”，而“事略”正是“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期间组织代表所写的材料”之一。身在国外要完成索稿，就难免会有主观想象的成分。“报告”的形成就不一样了。作者系省委特派员，于暴动后即从泗阳赶至涟东，进行专门的调查研究，向省委做出详尽的书面报告。

写到这里，笔者油然想起一个掌故：当年北乡一位清末秀才董鹏飞老先生写了一首七律藏头诗，诗题是“横沟暴动，大快人心”。

是的，红色的经典必将永放光芒。让我们“牢记初心”，以欣喜而振奋的心情，赞赏着“横沟寺农民武装暴动”登上“史诗”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