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腊平：“南方长城”解谜

赵日超

      你一提到长城，人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横亘于中国北方的那座巍峨起伏、雄伟壮丽的万里长城。其实，在中国南方的湘黔边境，也有一座建于明清时期的长城，被称为“苗疆万里墙”或“南方长城”。只是，它鲜见于史料，而且年久失修，只留下一些断壁残垣；部分长城修复之后，又少见强而有效的宣传推广，因此，“南方长城”不像北方的万里长城那样为外人所熟知。

      笔者抽空游览了这座充满神秘色彩的“南方长城”。

  （一）

     说到这“南方长城”，我们首先要提到一位值得尊敬的名叫罗哲文的78岁的老人。罗先生是我国知名的古建筑学家，四川宜宾人。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曾多次组织修缮北方的万里长城。他是全国长城协会副会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50年前，罗哲文先生在查阅湖南地方史时了解到：湘西有座长城。后来，在他的专著《长城》中，他写入了这段文字。但苦于无从知道这座长城在哪，无法进行实地考察，在专著再版时，为慎重起见，罗哲文先生删去了书中的这段文字。事实上，除了罗哲文先生，以往众多的历史学家也大都只是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知道中国南方也有长城，但许多人皓首穷经也未能找到它客观存在的哪怕一星半点的证据。这样，在罗哲文先生的心里一直有个夙愿，那就是要到湘西去实地考察一次，看看究竟有没有“南方长城”。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2000年4月，湖南凤凰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罗哲文先生和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的有关专家一起到凤凰县考察。在位于凤凰县廖家桥镇永兴坪村，罗先生不顾70多岁高龄，执意要爬到半山腰的苗疆边墙全古营营盘遗址----这是苗疆边墙现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地段之一。看过边墙断面，罗教授兴奋地喊了起来：“我找了50年，终于在这里找到了。”在凤凰县境内，罗先生还考察了大量的碉楼、哨卡、古堡……50年前的记忆悠然而至----罗哲文先生认定：这就是明朝修建的南方长城！

      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发现南方长城之后，罗哲文教授对媒体说，按照有关规定，认定为“长城”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长度在数百里以上；二、不是封闭的；三、由城堡、墩台、关门、炮台、碉卡、城墙等组成防御体系。对照界定长城的标准，苗疆边城是吻合的：铜仁、凤凰一带的边墙长度近四百里。南长城沿线分布着不少血缘村落，滕、沈、田、龙是大姓，几乎每一段城下面就分布着一个家族，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独立的边墙文化圈，这使边墙成为向民众开放的生活与军事想结合的系统，而非纯军事的封闭系统。在铜仁、凤凰一带的边墙附近，有众多营盘、屯堡、碉楼、炮台、哨卡、壕沟和界墙等，构成一个庞大的防御系统。

      

     湘西长城不仅其防御体系、防御结构，都和北方明长城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其军事机构设置、官兵制度也都相同。在北方的明长城也称边墙，每一“镇”（军防区）的边墙有长有短，北京保卫明十三陵的“昌镇”，有200余公里，与湖南“镇竿”一镇（古时凤凰）边墙的长度差不多。按罗哲文先生的话说，湘西长城是明长城的一部分，并且是很有特色的一部分。因此，应为明代万里长城添一镇，增加长度380里。同时，长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凤凰的苗疆长城也应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列。”

      其实,有关南方长城，《湖南省志》、《辰州府志》、《苗防备览》、《苗防屯政考》以及凤凰、永绥、乾州等地方史志，都早有记载。只是,当时不叫长城,而是称为“边墙”。

      提得着重一提的，被新闻媒体作为“考古新发现”的南方长城，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出现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了。在沈从文的散文《湘西·凤凰》中有这样的记载：“……五百左右的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作成，位置在山顶上，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这些东西是在一百七十年前，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地苗族“叛变”的。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道同每一座碉堡。”

            

      

  （二）

      现今，从贵州铜仁市驱车到湖南凤凰大约只要一个小时的路程。车子进入湖南凤凰县后，大部分时间是在一条山谷中穿行。沿途，透过车窗，在两侧逶迤起伏的山岭上，可以隐约地看到掩蔽在荆棘杂草丛中的残破的碉楼和城堡。

      可以想见，多少年来，随着时光的推移，曾经威严地盘踞在大山巅谷之间的边墙，慢慢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那些残破的城堡也成了当地老百姓种地、放牛的人挡风遮雨的地方；而城堡、边墙上的石头，也成了老百姓修房子、修路用的建筑材料的最方便的来源。至于它们是何时修建的，是什么人修建，为什么要建，对老百姓来说，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于是，鲜为外人所知的“苗疆边墙”----南方长城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它默然地站立在那里，像是在等待什么，又像是想要证明什么。

     我们的车不久就到了位于凤凰古城西部15公里处的廖家桥镇永兴坪村。这正是罗哲文教授认定古长城就是“南方长城”的地方---湘西明清边墙最重要的关口----全石营营盘遗址的所在地。

      导游是一位漂亮的土家族姑娘，早已在售票口等候我们。在她的带领下，我们沿着长长的石梯拾阶而上，不到一会儿便爬到了全石营营盘的东门。进入城门，“湘西明清边墙全石营营盘遗址”尽收眼底。据导游介绍，全石营营盘是依山而建的，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形制呈圆形，占地4000平方米，城边设东、西2个城门，碉堡4个，呈品字形排列。据《凤凰厅志》载，明清时，这里可“西扼黔川、东控镇竿”。

     进门往左侧走，是保存完好的约50米的东门城墙。城墙全系正方青石细凿砌筑,凝结材料为糯米石灰砂浆。经过600多年的风雨侵蚀,露出部分的石面全部呈青黑色,与城垣周围石质各异。据专家考证,砌筑城垣所用石料,全从山下采集,凿成料石,然后一块一块运上山,整个工程之浩大,令人叹为观止。顺着城墙前行，便是一座高耸的烽火台，烽火台约七、八米高，进内一看，有如天井。烽火台分三层。西侧开一石门，其余三面均设有枪眼、炮口以及了望口。再往前走，是一保存完好的炮台，大炮虽已生锈，但上面“嘉庆二年”字样清晰可见。烽火台北侧就是营盘，已只剩下基墙。营盘下方，是平整而巨大的演练场，据说可屯兵4000人。

     从这里登上南方长城之巅，极目远眺，但见长城蜿蜒山头之间，掩隐于丛林之中。据导游介绍：这段城墙绕过凤凰县城后，一路向东北方向进入辰溪，随着山势变得较为平缓，所建的城墙也矮了许多，但其坚固程度一点不逊色于其他地段。过了辰溪，再北上经吉首，湘西古丈县的喜鹊营就是其北端点。

      笔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近年来，湖南省文物局、凤凰县文物管理所及贵州铜仁市的文史工作者通力合作，组织有关人员对边墙沿线进行考察，基本上查清了南方长城的走向与线路。考察表明，这段长城遗迹南起湖南、贵州交界处的亭子关，经渡头坑、毛都塘、两头羊、红崖井、腊尔关、火略坪、毛古屯、大田、泡水、镇溪所。在湖南境内，南方长城大部分在凤凰县境内贯穿而过，大致经过新凤凰营、阿拉营、古双营、得胜营、镇溪营、振武营，北至湖南吉首花垣县境内的喜鹊营，全长382公里。

     在贵州境内，铜仁市的文史工作者在深入武陵山区开展调查活动时，在湘、黔交界的贵州一侧也发现众多明清时代的营屯、屯堡、碉楼、炮台、哨卡等军事建筑遗址。在现今铜仁、松桃，特别是在邻近湖南凤凰、花垣一侧，尚存滑石营、豹子营、龙潭营、报国营、盘石营等遗址、遗迹。其分布态势为：以铜仁为圆心，略成扇形状，位于东北部。许多营盘碉楼在清嘉靖年间曾维修或重建过，咸丰、同治年间仍在使用，至今保存尚好。

     有人说：读懂了边墙，就读懂了湘西的发展史。南方长城，是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文化实体遗存，它表现了一个朝代的特征，涵溶了那个朝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现象，构架了那个朝代封建统治的精神实质，是研究明、清两代征服、统治边远少数民族的鲜活的历史史料。

               

        （三）

     明、清两代的统治者要为何不惜财力、物力和人力，在湘西苗疆境内修筑这样工程浩大的“南方长城”呢？

     对此，湖南吉首大学民族学院副研究员隆名骥先生曾在《团结报》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南方长城修筑考辨》的文章，引用了大量的事实例证，说明了其中的来龙去脉，据说是迄今论述“中国南方长城”最详尽的文字。

     约3000年前，苗族的先民就活动在长江中游的"荆楚"，唐宋以后逐渐从洞庭湖溯沅江西上，到达湘西和黔东这个历史上称之为"五溪"的地区，因以腊尔山为中心，故又称"腊尔山苗"。他们与汉人毗邻而居，苗人多生活在深山，汉人居住在沿河和河水流过的低地上。民间流传的歌谣：“官占城，汉占坪，苗家撵在半天云。”苗人的不断西迁和汉族的不断西进是同时进行的，而湘西凤凰一带便是苗汉文化的交界和拉锯地带。

      据隆名骥先生考查，明朝统治者对苗族实行划疆封锁，规定“苗不出境，汉不越市”。苗疆以内的苗族人，不入户籍，属化外之民。有关“苗疆”的范围，在《湖南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苗疆东至泸溪、南至麻阳、西到乌罗、北连永、保。东南一百里界乎辰溪，东北二百里界乎沅陵，西北三百里界乎蜀之酉阳、石耶、梅邑、西南一百五十里界乎黔之铜仁……广襄八百里。”清同治九年《永绥厅志》载：“苗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到五寨司，皆其族居之所。”

事实上，湘西苗疆的范围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总的趋势是由大到小，由溪河平原区，缩到边远山区。民国时期，成都齐鲁大学教授孙家俭在《湘西的苗人》中说：“湘西苗人之分布，宋以前湘西本为苗人故乡，经宋、明、清三代之征服，苗人乃退居深山丛林中，今交通便利处之苗人，几全为汉人同化，其地为汉人占有。”凌纯声《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说：“是因汉人的移植苗疆，先占有东西部的河流下游区，苗人退居腊尔山台地。”

     据隆名骥先生考证，自明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到清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的４５６年中，汉族人口猛增。在这种形势下，汉民为了解决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不断朝苗疆推进，于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明清苗汉之间战事频繁。从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到清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的４９３年中，苗疆共发生大小战事６２起，战争累计历时９８年，约占这段历史的1/5。其中，乾嘉苗民大起义持续了12年。这样的历史状况，使湘西过去一直流传着 “十年一小乱，三十年一大乱”的说法。

     对于一向粉饰天下太平的明、清王朝来说，自然不愿意看到苗疆的动荡给他们的“天下大治”投下阴影，为了消除这个久未弥平的症结，“苗疆边墙”便应运而生。

     总体上来说，“南方长城”是明王朝和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南方少数民族,主要是对南方苗族镇压的历史产物。据历史学家和地方志专家研究，湘、黔、渝交界的武陵山区，是唐宋以后逐步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明朝时期，湘、黔交界的少数民族因不堪忍受官方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民族欺压政策，经常揭竿而起，举行起义，抵抗统治。为了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镇压苗族人民的反抗，明朝政府把当地的苗民划分为两种人：一种叫生苗，即不服从朝庭管辖的苗民，被朝廷称为“不法之徒”；反之即是熟苗。为了持续统治，孤立和征服苗族，明朝统治者想出了这筑墙屯兵、分割统治的损招。被统治者视为化外之民的“生苗”区，地域限为湘、黔、川3省交界的“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的范围。

     为了“安定”边境，镇压反抗，明朝廷拨出4万两白银，在“生苗”与“熟苗”之间修筑了一条由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关厢组成的长城，把湘西苗疆分为东南和西北两区隔绝开来，并规定 “苗不出境，汉不入峒”，禁止苗汉贸易和文化交往。其目的不仅是对东南熟苗区的控制，而且是对西北生苗区的封锁，以便各个击破，困死和消灭苗族。

     

     据考证，南方长城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竣工于明天启三年（公元1622年）。城墙一般高约3米，底宽2米，墙顶端宽1米，绕山跨水，大部分建在险峻的山脊上。共有1300多座用于屯兵、防御用的由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仅凤凰县境内就有800多座。当地的地名也因此而大都以炮台、哨、卡、堡、碉、关、营来命名，如：亭子关、乌巢关、阿拉关、靖边关等。当时的驻兵一般约4000-5000人，最多时曾增到7000人左右。

     南方长城有明代长城和清代长城之分。时代不同、路线有异。据地方史志记载，明代长城分三次修筑，但这道长城最终于崇祯末年（公元１６４４年）被起义的苗民一举踏为平地。清代对明朝修建的长城进行了两次较大的增补和修缮，这两次修筑的长城是连接的，共有二百数十里。清王朝以为加固的“边墙”会“固若金汤”。哪知不久之后，苗族群众因不堪压迫愤而起义，又将“边墙”夷为平地。

     有意思的是，南方长城作为军事防线，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随着民族关系的紧张或缓和而闭合或开放：在民族关系紧张的时候，为遏止生苗因收复失地而挥戈东进，南方长城就会彻底封闭，隔断熟苗区、汉区与生苗区的联系；在民族关系稍为缓和的时候，它又有节制的开放，为苗汉人民提供正常交往的机会。

     据史料记载，自明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年）蔡复一修筑南方长城的时候起到清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湖南巡抚赵宏恩提出开放边墙，允许汉苗通婚时止，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南方长城是封闭的。那时候，内地的人口源源不断地涌进湘西，即缓解了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增加了开发湘西的劳动力。但是，这也给湘西带来不稳定因素，因为一直被歧视的生苗，这时在武力的威逼下不得不抛弃肥沃的土地和理想的住所，迁居到“山多于田，宜谷者少”的崇山峻岭，重新开发不毛。当他们人口繁衍，生计日绌的时候，必然起兵造反，力图收复失地。这样，统治者为了防止生苗的起义，就彻底关闭了南方长城，将生苗被置于化外，迫使苗族不得不去开发长城之外的野岭荒原。

     但民族的融合不是一堵墙就能阻隔得了的。事实上，从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到重新锁关困苗的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南方长城其间开放了６５年。在此期间，除了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湖南臬司严有禧上了一道《民苗不许结亲疏》，藉“本欲以汉化苗，反致以苗变汉”现象阻止苗汉交往之外，南方长城的开放没有受到其他的干扰。这个时期，生苗能够从熟苗和汉民那里吸取一些先进的技术，也能用他们的木材、药材和兽皮等土特产换取需要的食盐等生活物品，尤其是苗汉通婚，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也促进了苗疆的稳定和发展。

        

           

  （四）

     当然，巍峨的南方长城并未像统治者预期的那样固若金汤。事实上，从明朝修建苗疆边墙的时候起，就注定了这条长城必然坍塌的命运。

      在湘黔交界的凤凰、铜仁一带，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好男莫去修边墙，拦山隔水路不畅。亲戚朋友不往来，好田好土变荒凉。”另一首民歌则是这样唱道：“好男要去修边墙，空垒空填争银两。打仗一推就崩塌，夺田夺土建粮仓。”可见，当时的民工对修建苗疆边墙、推行的民族阻隔政策是十分反感的。所谓的“生苗”、“熟苗”之分，实际上也只是统治者强行加在苗族兄弟姐妹头上的帽子。而苗民一旦起义，边墙也就首当其冲，成为首先摧毁的对象，这是南方长城没能保持完整城墙的重要原因。

     南方长城荡然无存的根本原因却是民族和解、民族融合的浪潮。即使在边墙管制十分严厉的情况下，苗汉仍在偷偷地往来，通婚、贸易绵绵不断。乾嘉起义后，清政府顺应民意，逐渐采取安抚措施和开放政策。苗民不但可以在边墙两侧耕种自己的田地，还可以深入山区开发新田新土，封闭的腊尔山台地等苗疆腹地的经济也得到相应的发展。朝廷逐步开放边墙，充许苗汉通婚，进行贸易往来。科举考试时，还专门拨给苗人“边额”，以选拔苗族官员，而那些曾阻隔人民的长城，逐渐被当地苗汉人民拆了建房子、修田坎、填路基。苗疆边疆终于名存实亡。

     据笔者了解， 400余年来，因为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在南方长城的的沿线，逐步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苗疆边墙文化圈。据导游介绍，黄丝桥城堡是当年驻军屯兵的地方，也是现今保存最好的一个城堡。正是这个城堡，清末民初便成了一个民居地，不仅居住着退役的攻戌卒和他们的家人，苗人乃至“生苗”的后代也陆续住进了这个城堡。于是，苗、汉、土家杂居，他们在这里和睦相处，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湘西，像黄丝桥这样保存得比较完好的的古堡为数不少，这些昔日的屯兵之所，后来都成了苗、汉、土家等各民族安居乐业的地方。他们和睦相处，相互通婚，繁衍后代，生生不息。据说，在湘西，有许多人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民族。据考证，凤凰出来的两大名人---著名作家沈从文和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熊希龄，都有苗汉两族的血统。

    自南长城被发现并被确认后，其保护工作被列入日程表。据笔者了解，凤凰境内的南长城是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在廖家桥镇境内，就有一段长达400米南方长城保存完好。随后，有关部门又在凤凰县永兴坪修复了一段具有观赏价值的南方长城供游人参观。

有专家认为，散见于湘、黔交界贵州一侧的铜仁、松桃一带的明清时代的军事建筑，也是“南方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视为重要文物妥善加以保护。据了解，贵州省铜仁市有关部门已选定在松桃大兴镇附近的豹子岭地区进行南长城的修复工作，目前修复工程已经启动。从修复方案看，有关方面将按照原来的式样不加任何修饰的以旧修旧，恢复其本来面目。

    往事不堪回首。“南方长城”的确定，使这条在历史长河中沉睡了多年的苗疆边墙，终于被拂去了尘埃，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如今，战火硝烟已经成为过去，只有那些断壁残垣还在无声的诉说着几百年前的风雨沧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许，修复的南方长城，在为各族人民提供另一处新的游览观光场所的同时，也能让我们从复制的金戈铁马、狼烟、炮楼以及哀怨的思乡长笛声中，感悟到某种深厚的历史底蕴，进而让我们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各民族之间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和谐相处的美好今天。

    （此文已收入“赵腊平文学作品卷”之散文随笔册《路行千里胜读书》）

       赵腊平，湖南省邵东市人，记者、作者、草根学者。笔名“小屋清风”，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自然资源科普与文化》编委。高级记者，现任中国矿业报社总编辑。著有《透视中国矿业》《漫话珠宝首饰》、《历史在这里沉思》、《中央党校楹联浅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