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志红:大峰

江山

大峰

文/贾志红

     我到达四姑娘山脚下的日隆镇的时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四点多钟。位于小金县的日隆镇，就像一个登山的大本营。当地农民都身穿冲锋衣，脚蹬登山鞋。我背着登山包往街上一站，几个当地人立刻围过来，热心地推荐高山向导和马匹，甚至还有一匹颜色纯白的马嘚嘚嘚地走过来拱拱我的包，像是自荐。

     不过，我还是去登山学校联系了向导，总觉得这样更可靠些。向导负责联络马夫和马匹。安顿好了以后，我在街上闲逛，采购进山的食品。细细地打量日隆镇，这个依托登山而兴旺起来的小镇，家庭宾馆鳞次栉比，饭店商店热闹非凡。在街上常能见到揉腰捶腿，刚从某某峰下来的疲惫又夸张的旅行者和牵着马、身穿户外服饰的老乡。

     像我到过的川西的许多地方一样，这里的人家也酷爱养花，窗台下、阳台上姹紫嫣红。高原上纯净的空气，充足的光照让这些花朵分外灿烂。有时，路边闪出一座很破旧的土房，疑似无人居住，然而，突然地，就会看到那破败的土墙上闪出一些鲜艳的颜色，于是，整个房子就重生了一般，活脱脱地充满了生气。走着走着，我在一处花枝摇曳的窗前驻足许久，忽然就记起很早以前看过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下的法国，人们生活在精神极度恐怖、物质严重匮乏之下，一位战地记者走进一户居民极其简陋的家，破旧的房屋，惶恐的面孔，所有的一切都灰暗、压抑。然而，他看到了一束花，在废墟般的房屋里，在残破的桌子上，一束花被主人照料得很好，它开得镇定，也开得旁如无人。没有语言，没有询问，没有说明，记者得出一个结论：法国人民必胜。我站在那个花枝招展的窗前，突然想到这些似乎和登山毫无关系的问题。

      第二天，我们从海子沟进山。盘山而上。四姑娘山巍峨耸立。四座山峰，从大峰至幺妹峰，依次排开，由易而难。幺妹峰至今还无人登顶，只有少数的几个老乡登上过它的卫峰。海拔5025米的大峰，是四座姊妹峰中唯一不用办理登山证就允许攀登的雪峰，但政府要求必须有注册登记的向导引路，必须备案。

     阿辉是我的向导，他二十三岁，他将带领我攀登四姑娘山大峰。初见阿辉，如果不是他黝黑的高原皮肤，我绝对会以为他是一个时尚的都市青年。很干净，没有一般山民的邋遢。穿着很地道的户外服装，一付很酷的墨镜，挡住了他略显羞涩的眼睛。

马夫老刘，一个有丰富经验的中年人。一匹枣红色的马，驮着我们三个人的三个登山包。此外，马夫老刘的狗黑狼也是这支队伍的成员。它极通人性，通体黑亮的毛发，黑豆一样滴溜溜的眼睛。用湿润的鼻子轻轻地嗅了嗅，就把我纳入了它的保护范围。这只非同一般的狗，跟随它的主人上过四姑娘山二峰、三峰和尖子山，上大峰更是如履平地。上山时它是开路先锋，人冲击顶峰时它看护营地，下山时，它是一个称职的收队。

     三人、一马和一狗走在海子沟的山脊上，牧草开始发黄，与它碧绿的时候相比，发黄的草使人觉得柔软和温暖，带着谷物成熟的气味。空气透彻，云朵游移，而太阳像个慵懒的家伙，和山坡上的牦牛与羊群一样对如此静美的秋天显得漫不经心。

     

      那个秋日，是我见过的最幽美最静谧的秋日，天空淡远，雪峰峭立，牧草轻舞，白云悠悠。因为贪恋这样的美景，我总是远远地落在后面，阿辉很有耐心地等我，笑眯眯地看着我，那神态就像一个很乖的大男孩儿。他等我的时候，总是用躺着的姿势，就那么顺势一躺，好像山坡是一张大床。阿辉躺在海子沟的山坡上，秋日里的川西高原，明艳的阳光，照在他青春的黝黑的脸庞上。微黄的草地如一块柔软的毯子，在他瘦削却又不失强壮的身子下，泛着温暖的光泽。牦牛或羊在他身旁悠闲地啃着草，一朵一朵的白云，在他头顶游走。我总是觉得这是一个梦境，因而时时驻足发呆，阿辉不声不响，只是冲我一笑，牙齿洁白，笑容和善。老刘和枣红马走在最前面，他们常常在我的视线中远成两个点，黑狼前前后后地跑，它顾及着这支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像个忙忙碌碌的、操心的总管。

     山路蜿蜒，时而山脊，时而谷底。有时四位妖娆的姑娘仿佛就近在咫尺，我能够细细端详四座姊妹峰的容颜：大姑娘和善，敦厚得失却了棱角；二姑娘凌厉，瘦骨嶙嶙地陡峭；三姑娘俊俏，风情万种充满诱惑；四姑娘孤傲，总是扯片旗云遮住脸，拒人千里。我也几乎能闻到扑面而来的冰雪的气息，感觉登上峰顶不过是须臾的功夫，但是转过几个弯路之后，它们立刻又会远得遥不可及，好像纵然使尽浑身的力气，也无法到达。

     午后，晴空万里的天又象小孩儿的脸一样说变就变，雾岚顿起，阴云密布。好在阿辉就在不远的地方时前时后地等着，黑狼也不离不弃，我便像吃了定心丸似的，多停下来喘息了几次。我到达海拔4700米的营地时，老刘已经在风雪交加中扎好了帐篷，正支起炉子准备做饭。但是风雪太大了，几乎要封锁我们的呼吸，哪里做得成饭？老刘找到了一块避风的大石头，煮了几包方便面，每人草草地吃了几口面，然后，钻进各自的帐篷里休息了。

     我一点睡意也没有，毕竟才是下午五点多钟，如果天气晴好，此时应是落霞满天的时候。帐外的风雪却一阵紧似一阵，雪粒抽打着帐篷的声音和狂风的呼叫此起彼伏。阿辉说这样的天气预示着明天会是一个适于登顶的好天气。

  凌晨4点钟，阿辉叫醒了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我们俩开始轻装登顶。老刘带着黑狼看管营地。一切都象预料的那样顺利，夜空中繁星满天，风平浪静，我内心却因激动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刺激。阿辉略显沉重，不像在海子沟那般轻松。在及膝深的雪里，他站稳脚，摘下墨镜，看天色，看云的态势，有时还念念有词。我想这个年轻的向导，在关键的时刻，大约在念叨师傅的教诲吧。几年的向导生涯，他的经验或许还不够丰富。但我知道，若是有一丝一毫暴风雪的迹象，他会断然阻止攀登。

    那一天是一个多么适宜登山的凌晨啊，阿辉说，这是他从业以来遇到的最好的一天。很快我们就上到了海拔4800米处，雪线以上的山峰是没有黑暗的，透着白亮。缺乏阳光的照射，雪在黑夜里没有刺眼的光芒。走在松软的雪地里，周围的群峰在晨曦中渐渐矮下去，而大片大片的云朵渐次升起，初始是洁白的，如白雪腾空，慢慢地，云朵由纯白渐渐粉红、又缓缓发紫，那是太阳这个君王即将喷薄而出的前奏，紧接着，一轮红日蹦了出来，它一出世，便咄咄逼人地射出万丈光芒，和雪光交相呼应，只霎那的功夫就叫人无法正视。

    登顶毫无悬念，毕竟大峰是四姑娘山四座姊妹峰中最容易攀登的，我站在海拔5025米的峰顶，欢呼声像预先设计好的仪式一般似乎顺理成章，但是，当我像个疯狂的孩子打算用嗓子和肢体庆祝这一时点的时候，阿辉制止了我，他把他的手指放在嘴边，嘘了一声，示意我安静。不仅如此，他还非常果断地说：只允许在山顶停半个小时，然后，下撤。这个大男孩无比深沉地倚坐在玛尼堆旁，目光悠远，神情肃穆。

    半个小时，对于迢迢而来的我显然是不够的。站在大姑娘山峰顶，遥望二峰、三峰和幺妹峰，它们的每一条筋骨都清晰可见，甚至能听见他们均匀的呼吸，感受它们跳动的脉搏。山永远在那里巍然不动，然而它的魂魄却是灵动的，悠悠然地钻进无数人的梦境，诱惑着人类跨越的欲望，或因难以跨越而生发的痛楚的遥望。我惊诧于高高在上的云朵竟然唾手可得，而险峻的群峰如奴仆般匍匐于脚下。我陶醉于视觉、听觉带来的刺激，沉浸于成功登顶的胜利、喜悦和狂妄中，甚至肢体的极度疲倦也给我带来快感，我妄想尽量长时间地延续这来之不易的峰巅之上的感觉。

    更为重要的是，登上大峰峰顶的这一天是我的生日，当然这不是巧合，而是我谋划已久。四十岁，差不多是人生的初秋了。5025米，是四十年中我徒步攀登的最高峰。两个本来毫无关联的数字在这个秋天交汇，像经线和纬线，我为它们选择了一个交汇的时点，我把它们牵在了一起。过了这个时点，它们将永诀。站在峰顶，人生的意义以及岁月的长河这些形而上的概念涌入我的脑海，我几乎要对着雪山发表一番生日感言了，而群峰之上的膨胀感或许正是这个时刻不可缺少的背景。

    所以，半个小时怎么够？但是，阿辉，看似稚嫩的小伙子，却大手一挥，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半小时后，必须下撤。这个毛头小伙子哪里明白我内心的思绪和起伏，但是在雪山上，向导具有绝对的权威，我不得不服从，不过我在心里还是把我的生日感言默诵了一遍。下山时，他又恢复了一个大孩子的调皮，像弥补过错一样拉着我的手，在雪地上教我滑雪，还顽皮地和我扔雪球玩儿。我也回到了正常状态，顿觉自己渺小如雪山上的一粒雪籽。

    那一天的好天气一直持续到我将要离开海子沟的时候。坐在山坡上小憩，午后的阳光更加温煦，黑狼偎依在我怀里，它对我就像我对海子沟一般恋恋不舍。马夫老刘说黑狼是一条公狗，它喜欢女人。阿辉躺在草地上，用帽子盖住眼睛，嘴里叼着一根牧草。我问阿辉，像个蹩脚的记者采访一位当事人：你觉得住在这里幸福么？阿辉并不配合记者，他不夸赞他的家乡，他吐掉牧草，用一种神往的语气说：等我挣了钱，我要去丽江，和我的女朋友一起住在丽江。

    黑狼吠了一声，它大概也赞同阿辉的想法吧。风景在别处，从来如此。

蹩脚的记者没有放过阿辉，又问了严肃的问题：为什么不允许我在峰顶欢呼？为什么只让我在峰顶待半个小时？

     年轻的高山向导阿辉说，这是师傅教给他的。

     师傅说，人在顶峰的时候应该保持安静和镇定，不然的话，引发雪崩可就危险了。

    师傅还说，人在高地待半小时以后就有可能出现幻觉，然后将失去方向。

     我突然怀疑阿辉的师傅是一位哲学家，他藏在大山深处。

    选自《北极光》2023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