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航行在漓江的烟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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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诗人写漓江的诗多矣！我最喜欢的有两首，一是唐·韩愈的《送桂州严大夫》：



苍苍森八桂，

兹地在湘南。

江作青罗带，

山如碧玉簪。



二是清·袁枚的《由桂林溯漓江至兴安》：

江到兴安水最清，

青山簇簇水中生。

分明看到青山顶，

船在青山顶上行。



韩诗是在观江，其罗带玉簪之喻，千百年来一直为人称道。而袁诗是游江，很显然，他的浪漫在韩愈之上。船在青山顶上行，若无实地游览的感受，断不会理解这句诗的妙处。

现在，我正坐在漓江的游船上，斯时风雨交加，但雨是艺术的，会淋湿你，却是那种“空翠湿人衣”的感觉；风是善解人意的，会吹乱你的头发，却让你享受“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温润。



因为雨的缘故引发了山洪，漓江的波纹从碧琉璃变成了胭脂浪。同样因为雨的缘故，低纬度的水气在江面弥漫，在山间氤氲，在凤尾竹丛中摇曳，在古榕树林里浮漾。最终，它们都听命于风，向着山峰升腾，向着田野扩散，在你的视线最宜停落的地方，你能看到或者说你能感受到伟大的空间中，一种类似于白雾的灵气包裹着我们，拥抱着我们。你飘飘欲仙，你摇摇欲坠，恍兮惚兮，摇兮晃兮。人欲登仙，山却成了醉汉。一簇一簇的峰头，许是酒燥的原因吧，都纷纷跑到漓江中洗濯。黛青色的峰头一摞一摞的，醉眠在波浪里，船在青山顶上行，不是行舟变成了飞艇，而是拨浪的桡楫，都划动在浸着翠峦的江花上。




迎我而来的，是江心的烟雨；向我招手的，是山头的烟云；夹岸献媚的，是垅间的烟花，乘兴漂流的，是筏上的烟蓑。一曲一曲，一程一程，我的眼睛越吃越饿，我的燃烧的诗情越烧越旺。尽管须臾不肯离去的烟雨不是拓宽而是收窄了我的视野，但眼光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却激发了我无穷的想象。我相信烟雨之外，一定别有天地。在某些时空交织之处，另一种烟雨可能更加稠密。



眼下，漓江流淌在生态中国也是乡愁中国的怀抱中。可是，在那些充满危机或饱受国恨家仇折磨的岁月里，漓江上的行舟，坐着的恐怕不是陶醉自然的诗人或者追逐风景的游子。“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的这种哀叹，恐怕也有不少人在漓江上得到了体验。

因为写作《张居正》长篇历史小说，我曾花了六年时间，研究了明代与张居正相关的历史，其中有一段涉及到桂林，即万历进士，后任南明政权的大学士瞿式耜与张居正曾孙张同敞一起在桂林殉国。其时，瞿式耜在桂林总督军事，清兵南下势如破竹，守军战败四散逃亡，只剩下瞿式耜一人独守空城。时任兵部右侍郎的张同敞闻讯，特意赶到桂林与瞿式耜作伴，瞿式耜对他说：“我留守桂林督军，当死在桂林，你没有守土的责任，还是去罢。”张同敞回答：“古人耻独为君子，相公为什么不让同敞共死呢？”

斯时，瞿式耜是垂垂老者，而张同敞还不到四十岁，师生二人抱着必死的决心留在桂林府衙内。清兵入城后，两人被抓。清兵给了他们两条出路：一是投降，二是落发为僧，遭到两人断然拒绝。他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殉国求死，清兵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行刑那天，瞿式耜写下了绝命诗：

从容待死与城亡，

千古忠臣自主张。

三百年来恩泽久，

头丝犹带满天香。

张同敞的自诀诗如下：

弥月悲歌待此时，

成仁取义有天知。

衣冠不改生前志，

姓字空留死后思。

破碎山河休葬骨，

颠连君父未舒眉。

魂兮莫指归乡路，

直往诸陵拜旧碑。

据载：两人被押出桂林城，看到漓江边上的叠彩山时，瞿式耜对张同敞说：“我平生最爱山水佳景，此地风景颇佳，可以去兮！”

1650（顺治七年，永历四年）农历闰十一月十七日，两人在离叠彩山不远的仙鹤岩引颈就义。那一天虽已入冬，但处在亚热带北端的桂林，却并无刺骨的寒风。漓江依然清澈，只是比起春夏水量略少而已。历史也没有记载，那天是否下雨，叠彩山与仙鹤岩是笼罩在烟云之中呢还是在睛空之下展现它绚丽的容姿。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小饱读圣贤之书磨砺儒家人格的他们，在王朝倾圮社稷颠覆的大难之中，他们选择死亡。这既是殉国，也是殉道；既是殉志，也是殉城。这志，是与家国共存亡的铁血男儿之志，这城，就是山环水绕的桂林城。一位老人，一位中年汉子没有选择当一只超然物外的仙鹤，却死在了仙鹤岩；他们喜欢叠彩山，他们的生命又何尝不是两座叠彩的山峰，在中国历史的拐弯处，迸发出不容逼视的光芒。




苏东坡有一首《观潮》诗：

庐山烟雨浙江潮，

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这首诗之所以为人称道，乃是因为苏东坡通过浅显易懂的语言道出了两种烟雨，两种潮流，一为自然的，一为人文的。



此刻，坐在游船上的我，面对着这一场如诗如画的烟雨，我一直处在“既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的兴奋之中。温婉的漓江，永远不会给你惊涛骇浪的感觉；而众山的烟云翩跹着、舞蹈着、幻化着、摇曳着，如群仙聚会中瑶池的裙裾；如烛影摇红时唐代的霓裳。

感官的享受无法拒绝，特别是大地自然的呈现，你会讨厌东施效颦，也会厌恶扭捏作态，但“清水出芙蓉”的美感，你又怎么能掉头不顾呢？

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漓江自桂林南来，两岸森壁廻峰，中多州渚分合。无翻流之石，直泻直湍，故舟行屈曲石穴间，无妨夜棹。第月起稽缓，暗行明止，未免怅怅。

这位旅游者自述了游漓江的感受。他说漓江没有翻流之石，亦没有急流险滩，是可以夜晚行船的。可是那一天月亮升空太晚，船家系缆歇息不肯来一次浪漫的夜航之旅，他因此而生了惆怅。



从文字来看，这位游客富有旅行经验与夜游漓江的极大兴趣，他不是别人，正是明朝末年的大旅行家徐霞客。

徐霞客游桂林山水的具体时间是1637年4月28日至6月11日，行程约一个半月。期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漓江东岸的岩溶地貌最为鲜明的峰林、七星岩、龙隐岩、屏风岩等奇特的山洞，穿山、塔山、普陀山、月牙山、辰山、屏风山、尧山等峭丽的山峰，所到之处，皆留下考察笔记。



赞美桂林山水的文人，虽多于过江之鲫，但大都浮光掠影。他们是桂林山水的赞美者，却还称不上知音。徐霞客行脚江湖，犹如佛界的头陀，他之醉水耽山，攀岩面壁，俗事中所有恩怨、烦恼、是非与名利，都被他抛诸脑后了。称誉他为旅行家并不准确，山水是别人的爱好，对于他，却是虔诚的宗教。

徐霞客浏览桂林是崇祯十年，对于大明王朝来说，这是个极为不幸的年份。在这之前的1600年（明神宗28年），中国历史上第五个小冰河期的高峰已经到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之一。经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皇帝的执政，这一个小冰河期经历了七十年之久，最终导致了王朝的灭亡。



对于这一时期的灾异，史不乏载。《明史·卷二十八·志第四·五行一》记述：

崇祯八年十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东、河南蝗。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陕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记载虽然笼统，但可以看出支撑大明王朝的中原、江南两大最为富庶的地区，已经成为旱、蝗肆虐之地。

天灾之后必有瘟疫。自崇祯十三年开始，一种被称之为“疙瘩瘟”的烈性传染病首先在河北爆发，仅数月便传至京城。尔后蔓延至黄河中下游地区，时人记载：“见则死，至有灭门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人收敛者。”

这种“疙瘩瘟”后来证明是鼠疫。旱蝗、鼠疫之后，接着是虎视眈眈的满清崛起于东北，揭竿而起的饥民啸聚于西北，皇太极与李自成两人，成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徐霞客来游桂林，正值中国进入第五次小冰河期的中期，斯时柄政的崇祯皇帝内忧外患，福不旋踵。强虏叩关，反魁盈路。饿殍遍野、城廓荒芜。明代所有的皇帝中，崇祯应该是一个勤政努力的君主，怎奈不得天时，亦无地利，人才匮乏，财力空虚，纵是他的老祖宗朱元璋再降人世，也无法改变这大厦将倾的局面。

就在崇祯皇帝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1637年，徐霞客来到桂林。此时的中国，处在西南腹地的桂林，可谓偏安一隅。

近一个多世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视野的扩大，一些天文学家与气候专家提出改变历史的新观点，中国明王朝的终结者，表面上看是多尔衮创建的满清与李自成建立的大顺，但作用于他们的，实际上是气候的改变。许多学者认为，其具体的诱因是1257年至1258年之间某个时候发生的印尼龙目岛萨拉马斯火山大爆炸，它的威力巨大，火山灰和岩石落在了340公里之外的爪哇，一位名叫拉维涅的学者在2013年所写的论文中提到，“基于这些记录中的硫酸盐沉积的估计表明，它产生了过去7000年最大的火山硫释放到平流层。”



萨拉马斯火山大爆炸导致了地球第五次小冰川期的诞生，它从十三世纪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直接受到冲击并产生毁灭性灾难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北美较低的地区，从十三世纪开始，那里有了一次显著的降温，导致了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干旱，而北部地区因气候的变化而更适合于农业的发展，从萨拉马斯火山爆炸之后，那里的家庭规模开始增长，并从此步入了繁荣时期。但不是所有地区都像美洲北部，夏威夷群岛这么幸运，以卡霍基亚为代表的美洲土著文明，从14世纪开始日渐衰落，在1650年即瞿式耜与张同敞在桂林英勇就义的同一年，卡霍基亚的文明也宣告终结。



同样的例子也存在于非洲与欧洲，津巴布韦王国的废弃以及波罗地海的结冰，大量的牲畜被冻死，农作物连年歉收导致北欧甚至西欧的人民饿死或者冻死，农业大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依耐贸易与商业的欧洲国家尤其是南欧，却从此迎来了它的繁荣。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中国低纬度的南方，并没有经受小冰河期带来的如此巨大的气候灾难。此一时期的岭南两广地区，应该成为了中国最为富庶的地方，这导致了明末清初的又一次衣冠南渡。亡于北京的大明王朝，留下的贵族士人、王室子弟，纷纷来到两广建立小朝庭，与满清政权作最后的抗争，这一阶段，历史学家称为南明。



徐霞客来游桂林的时候，大朝王朝正处在崩溃的前夜，一般的士人，往往都是政治的候鸟。但徐霞客显然不属于这一类，抱烟霞之癖，享山水清娱，徐霞客算得上一个纯粹的文人。

他来桂林七年后，崇祯皇帝吊死在北京紫禁城后的煤山；又过了六年，瞿式耜与张同敞，引颈就戮于漓江边上的仙鹤岩。无论是大明还是南明，这一切的悲剧，与徐霞客无关。



但可以肯定的是，动荡的岁月，深沉的国难，对徐霞客的心情还是有所干扰。他留下的游记，佳作迭出，但他写桂林的笔记，在他的作品中，却算不得上乘。

参照夏威夷、密西西比河北部地区因气候变迁带来的福祉，十七世纪中叶的漓江，水量充沛应胜于今天。韩愈的诗，让我们看到小冰河期没有发生时的漓江；袁枚的诗，让我们看到了小冰河期即将结束时的漓江。但徐霞客的游记中，却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处在小冰河期中期的漓江的形象描述。这只能说明，在他浏览考察桂林的那些日子里，他所处的时代，欠他一支彩笔。



如果在当下，我能与徐霞客同时站在这一艘渡轮的甲板上，我想我会与他讨论，眼前的这一场烟雨，是否揭示了自然界某种隐喻，或者说，它的无定与幻化中，又藏了多少人间的奥秘。

这该是多么奢侈的一场烟雨啊，从竹江码头上船到阳朔，这雨从未停过。雨过云生，云飞雨下，山环水绕，云雨之欢，从纤细到雄壮，从冥坐到狂舞；从猿鸟到渔樵，从丝竹到管弦……雨细如烟，云淡如烟。没有烟雨，漓江便失了神韵；没有烟云，岩峰便失了缥缈。



我坚信，烟雨漓江是生态中国的象征，烟雨阳朔可以搁放国人的乡愁。

这么想着，一首诗便吟了出来：

降生阳朔地，

鸡犬亦神仙。

遇水皆丝竹，

逢山便圣贤。

渔翁江上住，

霁月画中闲。

我欲和烟卧，

簪花学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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