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统：激*情的青春岁月

赵日超

      
      志愿军战士张定统浙江温岭人，在胡炜师长的引导下参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赴朝鲜抗美援朝……2009年11月，儿子孔维克带着母亲张定统与阔别了六十年的老首长、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在北京见了面。2017年女儿孔薇薇带着八十多岁的母亲张定统参加了湖北卫视《大王小王》八一建军节的特别节目，讲述了烽烟滚滚的故事，感动了现场无数观众……2023年10月17日，张定统的子女孔维克和孔薇薇，将母亲珍藏了七十年的抗美援朝物品，捐赠给母亲的家乡浙江温岭博物馆，黄亚洲的妹妹黄亚瑟也代表哥哥捐赠了书籍《中国亮了》和《花门坊八号》！

　　激 情 的 青 春 岁 月
        张定统

　　1950年，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在国际上又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争直接威胁着新生的共和国、威胁着饱受战乱疾苦、刚刚获得和平解放的中国人民。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党和国家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

　　1952年春天，我所在的部队——东北战车三师（901）部队开始了战前的总动员。那时我才20岁，担任医护工作。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我毫不犹豫地写了申请书，最初领导未批准（由于解放初期部队文化普遍较低，虽然我是担任护士工作，但业余时间还要**教学，工作难以离开，因此申请未被批准），但我还是坚决要求上前线，总感到目前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是朝鲜战场，那里的伤病员更需要白衣战士，我们共青团员应该带头奔赴战场。经过三次递交申请书，终于在1952年6月20日领导批准了我的申请，我如愿以偿的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编入装甲师。我们的大军于6月22日换上了新军装，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过江的前前后后

　　过江前，我们在安东学习了三天，并写下决心书，大意是：打仗是不能怕牺牲的；要放下包袱，不能有想家思想；遵守朝鲜的一切制度，不损害朝鲜的一草一木；决心要以生命来保卫朝鲜人民、保卫祖国……。

　　6月22日晚，我们由安东出发，安东是个边境城市，夜间灯火辉煌，街上非常热闹。过鸭绿江大桥约10分钟，过江后，看到这边却是一片漆黑，凄惨荒凉，这10分钟我好象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闷罐车厢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们到了第一站——新义州。半夜下车，我们三位女同志（我属师司令部，那二位是政治部和后勤处的），由一位向导把我们带到朝鲜老百姓家里，这家住着一位老大娘和五、六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是失去父母的孤儿，他们很听话，看到我们的到来，老大娘和孩子们露出了笑脸，以表示欢迎，那时我们不懂朝鲜语，只好用表情来表示深切地谢意。

　　我们装甲部队，行军一律用汽车，三辆汽车一组，每辆坐10人，由一位车长负责安全，按规定每车只许跟乘一位女同志，如发生危险车长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车长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他多次告诉我，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女同志的安全。我说“我不怕，我要同其他男同志一样，你放心，我又小又瘦，跑起来轻巧，保证比男同志跑得还要快，这三道封锁线我一定会安全通过的”。我们每天夜间11点就出发，翌晨三点到达驻地休息，平常在开车前进中可开照明灯，快到封锁线时马上要关灯，此时一片漆黑，渐渐地听见敌机的隆隆声由远到近越来越响，简直震耳欲聋，车内的说话声也听不见，不一会听见我们车的前后左右都在丢炸弹。我们的司机非常机智、勇敢，他一刻不停地往前行驶，他在躲过一颗炸弹后沉着地对我们说：“你们放心，如果我牺牲了还有副司机呢，他会安全地将你们送往目的地的。”这时的车长更紧张，不断地喊着我的名字，惟恐我睡着，在这种情况下我哪能睡得着，我告诉他：“你放心，还是注意其他同志们吧！”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们终于闯过了第一道封锁线，这时大家的神经才慢慢地放松下来。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驾驶员告诉我们，前面就是东平壤，大家可下车休息，我们仍住在朝鲜老乡家，我们三位女同志住在一起，由各车的车长负责安排住宿吃饭等一切琐事，因为晚上行军白天必须休息，最辛苦的要算是三位车长，他们即要找30多人住宿的地方，还要找伙房做饭（每辆车都带一名炊事员）。五天以后，我们闯过了三道封锁线，安全地找到宿营地。由于天气太热，男同志们都想去洗个澡，我们三位女同志则被安排休息。到了开饭时间未见车长来喊吃饭，以前每天都很准时。可到了下午3点仍未来喊，我们挺纳闷，肚子也在唱空城计了，因此，我们三人决定去问一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我们又不知道他们的住处，根本找不到，无奈只好回来了。到了下午6点钟，战士们都回来了，沉痛地告诉我们：车长在抢救一位落水的同志时，不幸被洪水卷走了。他们从上午一直捞到下午也未见尸体，没办法只好放弃。这位车长原是司令部的一名参谋,暂到我们车来当车长,虽然大家认识他只有一星期的时间,可是他的一举一动,他对工作的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对同志们的热情关

　　心，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他是一位可敬可佩、可歌可泣的兄长，也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心里在想，从此大家再也见不到他了，而他的身影却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从鸭绿江到达目的地经过7天7夜的时间，虽然我是坐第三辆车，但是我所坐的车却是最早到达目的地，后来听说前面的两辆车部分同志受伤。后面的汽车也伤亡不少，可我们所坐的汽车却是安然无事，汽车表面受到一点损伤，可见我们这位驾驶员同志的技术多么高超，加上他勇敢机智，使这次驾驶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我们到达目的地——黄海道新幕面（音译）朝阳洞。天还未亮，一师留守的同志们早已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的汽车一到，大家就招手欢呼，欢迎我们的到来，这时我们非常兴奋，将一路的紧张、疲劳，早已忘在脑后了，换上了胜利的欢笑。

　　残酷的战争生活

　　我被分配在坦克第一指挥部门诊所工作，该诊所是为师部及前线的伤员提供医疗服务的，原有军医一名，医助二名，护士二名，司药一名。由于我是一位护士，师领导考虑到一个女同志每天晚上要爬几座大山给连队战士**，非常不便，为了工作的需要，经党委研究决定让我改行作司药工作。当时我顾虑重重，因处方上除了姓名是中文外，药名、用法、用量等均是拉丁文，而我从未学过拉丁文，连A、B、C、D的字母也未学过，怎么能担当此工作呢？所以有些顾虑，后经领导作思想工作，我想党委既然那么相信我，我就要排除一切困难来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最后我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安排。改行后由李司药安排我的短期业务进修，规定每天上、下午学习两节课，学半个月就要正式上班。为了争取早日上班，我在课余时间自学，前两天学习25个字母，第三、四天学习拼音，其余三天学习药房内全部的药名，第八天即开始工作了（提前一星期上班），同志们都觉得非常惊奇，没想到我学得那么快。为了不使工作出现差错，我也想了不少小窍门，如：将每瓶药的瓶底贴上中文，以便对照等等。朝鲜是我人生的闪光点，是我思想的升华点，也是我工作的转折点，我由一名护士转为药剂人员，后提升为主管药剂师至57岁在山东汶上县人民医院离休。

　　1953年，在师司令部召开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会上，我被评为优秀团员（全师司令部一名、政治部一名、后勤部一名，技术处一名），我们在一起合了影，并受到了物资奖励。

　　我在朝鲜两年多的时间里分停战前和停战后两个阶段。停战前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两年多来，我们从来没有吃到过新鲜蔬菜，因为上级规定不能动用朝鲜的一草一木，主副食都是从祖国运来的，尤其是停战前，要通过三道封锁线才能运到，驾驶员冒着生命危险运来的食物，我们每位志愿军战士视如珍宝，能吃上点干菜就觉得很知足了，这都是祖国亲人奉献给我们的！那时不但生活艰苦，就连最起码的厕所也都没有，我们要爬到后山去解手，还要防空，特别在冬天下雪时，山上非常滑，根本上不去，只能很艰难地攀着树叉往上走，常常滑下的路比爬上去的路还要多，还不如蜗牛爬墙快呢！最困难的还是下山，下雪时根本找不到路，我就干脆在山顶坐着往下滑，跌得头破血流是经常的事，直至第二年冬天停战后，我们住在朝鲜老乡家里，生活就方便得多了。那时志愿军战士充分感受到祖国人民的深深厚爱和温暧，成车成吨的食品、被服由祖国运来；全国各条战线和中小学生的慰问信象雪片一样飞入志愿军的手中；各种慰问团到前线演出……。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亲临前线慰问演出，因她捐献了一架飞机支援抗美援朝而倍受志愿军拥戴。我记得那是停战前后，她来我军（坦克第一指挥部）慰问演出，本来我们的会议室（大防空洞）开会只能坐200多人，为了迎接她们一行来演出，扩建至1000多人的更大的防空洞，这时正遇停战，我军欢迎祖国亲人和祝贺中美停战谈判胜利举行一次晚会，常香玉在我们指挥部演了七夜戏。第一场是“花木兰从军”，演出完毕，我代表第一坦克指挥部上台向常香玉献花，她立刻拥抱着我并转了一圈，现在回忆起来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时的幸福情景……。

　　我们白天行动很不方便，随时都要防备敌机侵入，洗衣服要下山走5 - 6里路以外的地方去，一手拎着衣服盆另一手还要拿着一根枝叶茂盛的树枝作掩护，敌机来空袭时，我们马上站立不动（像棵树似的），待敌机飞

　　过后，我们继续再走，幸亏四周山头上都驻有高射炮营的战士来保护我们，所以敌机不敢超低空飞，否则我们的高射炮即可击落它，飞高了它无法找准目标。敌机侵袭我们的目的，是想炸毁我们首长的防空洞，敌机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机会进行侵袭，我们不得不随时在防空，连湿漉漉的被子也不敢晒在外面，因被子目标太大，如不注意看守随时都会有危险，虽然我们的被子和衣服都是草绿色的，但也不敢往外晒，必须要看守着，随时要作收下的准备，我们每天都非常紧张，惟恐敌机偷袭。我们的防空部队恪守职责，始终未让敌机侵犯首长驻地，并且曾击落过一架敌机。

　　那是停战前的某一天，师部有几位同志来找我，让我去离本所30余里的地方去了解一个美国俘虏，因为美国佬说一口英语，他们听不懂，他们认为我会英语（国为处方上写的全是拉丁文），我便和所里一位杨军医一块去，原来这个美国佬早已预先作好俘虏的准备，我们到后他马上从左上口袋中掏出一张纸，上面用中文打印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如何优待俘虏，反面是朝文，可能是写着朝鲜人民军如何优待俘虏吧！以此推测，也许每个美国航空员都佩有此证，以备随时做俘虏时用，他又在右口袋中取出一张照片，内有他本人还有媳妇及孩子，他行了一个大礼，并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着：“请长官原谅，志愿军政策好，不杀俘虏，放我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吧。”事后同志们将降落伞的绳子分割开作为战利品分给大家作纪念，我至今还保存着呢。

　　在战争年代，年满18 - 45岁的朝鲜男性公民均要尽义务服兵役，只有妇女在田间参加劳动，有的身上背着幼儿，头上还要顶着东西，甚至是浇地用的大小便，也放头上顶，肩上是不会挑的，手上也没见拎过，男的老者挑东西时必须有个木架放肩上，然后东西放在架上就这样挑，因农村缺乏男劳力，所以妇女特别辛苦。我在朝鲜两年多的时间里，只碰见过一位20多岁的男青年（后来才知是个特务）。某日早晨约六点钟，我去沟外洗脸，那青年也在那儿洗脸，他很有礼貌地和我打招呼，身上穿着普通老百姓的衣服（白衣、大裤裆的白裤）我当时非常诧异地问他：“你没服役吗？”他说他得了肺病暂回家休养，那时我对他的回答非常怀疑，因他的

　　外貌根本不象有病的样子，我及时向领导汇报，经审查此人果然是个派遣特务。因为我们坦克第一指挥部的总指挥部驻扎在山沟的防空洞内，敌人已拍下照片，始终未曾投弹，只怕投不准。这个特务是想来搞情报的，不巧被我发现，保护了指挥部的安全。

　　回忆起在朝鲜时的往事，劳动强度最大的工作，要算是挖坑道了（如不停战，我们要作坑道战的准备），某天上午赵司令员在师、政、后、技（师令部、政治部、后勤处、技术处）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挖坑道动员报告：为了今后战斗的需要，全体指战员，无论男女，级别高低，总之，上到司令员、下至炊事员从今天晚上开始，每天8 - 10时是挖坑道时间，要求全体同志们一律参加，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参加……。因为我单位是师直门诊所、是司令部直属单位，挖坑道小组分好后，我被分配在司令部的某一组内，每组大约20人左右，我组有女同志三名。干活首先是打洞眼，一人把住钢钎，另一人拿大锤子往钎上打，要将石头打进一尺深度，才能放进雷管，然后点火爆炸，锤头最小的8斤，大的20斤重，我自知力气小，选择个8斤的往上轮，当举起后却怎么也砸不上去，另两个女同志也选择8斤的，但她俩打得很好，真使我羡慕。这时我十分惭愧，觉得无地自容，怎么办呢？难道就不参加了吗？不！第二天我抽空隙时间，偷偷去工地举着锤头慢慢在山上试敲，一次比一次举得高，一天比一天打得准，经过三天的锻炼，终于和同志们一起参加劳动了。我第一次的成绩敲了八下，觉得手酸立即放下，否则敲不到钢钎上而敲拿钎人的手上是要出事故的。我们二人一组，20人分为10组，轮流一遍又一遍地敲，敲到一定的深度，才能放上雷管。开始是放一根雷管，过了几天爆炸的面积在增大，我们就放两根雷管。两根雷管的药捻不一样长，先点长的后点短的，让它们燃到一定程度刚巧一起爆炸，人要快速跑到洞口，常常刚跑到洞口即能听到爆炸声，几分钟后我们进去用铁掀将石头全部清出洞外，接着又开始轮锤然后再放炸药……，一个月后洞越来越大，我们就放三根雷管，一根比一根长，这时离洞口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很难瞧见洞口，只能凭见到的一点点亮光来判断哪是洞口。我当时非要点这三根雷管，全体同志都

　　不同意，说一根两根不要紧，点三根太危险了，就是我们男同志心里也是惧怕的，我却说：“男同志能干，我一定能干，这又不是力气活我拿不动”。无奈他们只好让我点了，当时我在点第一、二根雷管时尚能沉住气，当点到第三根雷管时，发现那两根雷管的火花燃得很旺，心里一着急，我的手不由自主地就发抖，怎么也点不着它，心想完了！我大概要和大洞同归于尽了，这么一不在乎，猛然间竟点着了，高兴得我赶快往洞口跑去，突然觉得地上有块什么东西绊了我一下即摔倒在地，这时离爆炸的时间还有一分钟，洞外守护的同志可吓坏了，急忙冲过来把我拖到安全地带（洞外），刚出来一秒钟，我还没反应过来，即听见了爆炸声，好险呀！我高兴得忘了害怕跳起来说：“我成功啦！”幸亏这次事故没有出现，同志们救了我一次生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大约过三、四个月，后山的政治部同志挖坑道往我们这边会合，我们双方都能隐约听到对方的说话声了，似乎隔一堵墙的距离，我对着墙大声呼喊：“我们快会师啦！”这时我的大锤进步到能举敲100多下，同志们每天鼓励我（因为那两位女同志都累病了，早不参加了）。我那时扎两根小辫，头发较硬，经常坑道挖到一半，由于出汗过多，头发即披散开，坐在洞外休息时，同志们开玩笑地说：“电影上是白毛女，你像个黑毛女坐在山洞口，我们给你照张相作纪念吧！”。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能坚持看到和政治部同志“会师”的情景，因我挖坑道到最后一天，锤头都能轮到280下，同志们齐心在喊一、二、三、四、五一直喊到280下，这时我已筋疲力尽，大汗淋漓地瘫在洞外，第二天竟发高烧40多度，同志们急忙把我送往医院治疗，待我痊愈出院后他们早已“会师”了。

　　1953年春天，我在朝鲜碰到过中国的战友——廿一军六十一师卫校校长的通讯员小王，（我曾经在此校学习过）。事情咋这么巧，我真没想到老战友能在此会面，何况是异国他乡，当时他也根本没想到从半山腰走过来的一位穿着马裤军服的人是我，他怀疑地、试探地（看样子走路像我）喊着：“张—定—统！”我当时转身往下瞧，一位穿步兵服装的(模样看不清)当然不是在喊我,我一定是听错了,我又往前走了10多步,他还不断地在喊

　　我的名字,这时听得非常清楚了，的确是在喊我,可我觉得太奇怪了,步兵的战士怎么会认识我呢？我停下脚步，他快步地往上走，走近时模样看清楚了，真使我喜出望外，根本未想到在异国他乡会碰到以前在步兵时的老战友，算算时间虽不到两年，但我自52年春天调东北装甲部队后，又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年的变化多么大呀！好像过去了十年似的，老战友突然重逢是多么难得，他告诉我六十一师也上朝鲜来了，和坦克师的一个排配合作战，那天我们特别兴奋，便海阔天空地攀谈起来……。

　　在朝鲜虽然过着艰苦多险的战斗生活，但也有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师、政、后、技四个大系统合并开一个舞会。由政治部的文工团奏乐，会议室是只能容200多人坐位，如变成舞厅，则要将凳子搬到四周，中央空出地方当舞池。因人数多，地方小，男同志不能全部参加，只有营以上的干部和全体女同志能参加，我们女同志实在太少，只得特约野战医院部分不值班的女护士来参加，防空洞四周挂上防空布帘（两层布，外黑内红）光线一点也透不出去，外面经常隐隐约约听见轰炸声，我们都知道这声音来自在山后，因四周有高射炮营的同志们在掩护，防空洞里是很安全的，所以我们仍然照常愉快地跳着，似乎外边什么都没有发生。有一次，东北军区严司令员（听说他和朱德总司令很要好）来我军视察工作。某星期六晚上，我们照常进行舞会，对于跳舞，我不太喜欢，所以没有学好，严司令员来请我跳，我又不能拒绝，由于太紧张不小心踩了他一脚，我感到很抱歉，他却非常大方地说：“不要紧，你不会跳，我教给你吧！”结果他教了我一曲。在回国后的一次看电影时，从新闻简报中（五十年代，看电影首先要加演新闻简报），看见了朱德总司令和严司令员在对一架飞机模型比比划划的镜头，我们全体同志不约而同地喊着：“严司令员！”“严司令员！”不一会儿镜头即过去了。不错，朱德总司令和严司令员的确是好朋友，好战友……。

　　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

　　朝鲜的冬天非常寒冷。停战后我住在朝鲜老乡家，早晨五点半钟天还未亮（部队的作息时间，夏天五点起床，冬天五点半起床），我起床后即

　　去井边洗脸，这口井非常浅，只要拿个小铁桶往下一弯腰，即能提上半桶水足够我刷洗，谁知水井周围的水被寒冷的北风吹过后，一夜之间全结上了冰，当我弯腰时一不小心将一只脚滑进水井里去（好险呀，如两只脚都滑进去我就没命啦！）。因天太早,朝鲜老乡这时都未起床,卫生所唯我一个女同志,所以住在老乡家,当时我马上将脚拔上来，棉裤湿了半截，我即跑到司令部收发室去烤，一路上我这半条湿裤子哗哗作响，原来已冻结成冰了，当时我的脚已冻麻木也不觉得冷，收发室的同志们看见我这狼狈样，又可怜又好笑，赶快帮我生火烤起来，脚慢慢才有了知觉，结果棉裤却烤焦啦！就这条烤焦的棉裤伴我度过了1953年—1954年春，待春天换夏装时才换掉。

　　在朝鲜有一件事使我终身难忘：我在卫生所每天都看到炊事班的同志到后山去打柴，三人一组，午饭前挑着柴火回来了。每天如此。有一天仍是三人出去，午饭后仅见两人表情悲痛地回来了。我想一定是出了意外，便问道：“老王同志呢？”，他俩泣不成声地说：“被毒蛇咬死了，我们根本就没看见蛇，只管自已打柴，他大喊一声，我俩便跑过去，他当时还会说被蛇咬了，我俩扶他起来，他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我们又没蛇药，急忙找个带子想扎住伤口，认为可能会好些，可是一会儿伤口由红变黑，他马上就不省人事了，没想到他会这么快就死了，我们只得回来报告领导。”老王虽然死了。但他是为人民而光荣牺牲的。

　　还有一次，我有病住院，防空洞病房是比较讲究的，房顶和四周都用白布装饰，比较干净。某日早晨，听到有位男同志在外边呼喊，说清晨未起床时感觉被窝里很凉，赶快起来打开一看，一条蛇趴在被窝里，吓得他赶快往外跑，我跑过去对他说：“长蛇不会仅有一条的，必有两条，”我们大家都往屋里找，结果在布幔里发现有点动静，拨开布幔又发现一条蛇。我们共捉住了七条，都是无毒性的，听说只要不去动它，它是不会伤人的，但也很可怕。

　　一天吃过晚饭后，我在等值班护士来**，那天的值班护士是韩锦秀，因为医院暂没有女病房，给我安排在一个小防空洞内，没有门，每天由值

　　班护士来作伴，夏天的八点钟，天似暗未暗，我准备下山去找值班护士，一路上我喊着韩锦秀的名字，远远听见韩锦秀在护士办公室内传出的声音：“小张，千万别下来，门口有老虎……！”我往下一瞧，啊！看见黑乎乎的远处像有两盏大灯笼在发光，这可能就是老虎站在门口吧，当时我吓得像没魂似的，不由分说即往回跑，后面则听见有叭叭叭的脚步声，完了！老虎跟来啦！我没命地跑，不知是我脚步在山上的回音，还是老虎在后面跟的脚步声，一直听到后面有叭叭叭的声音紧跟着我。我跑回防空洞，本能地去关门，呀，没门！没有退路了，只能一直奔到最里面将自己拼命地裹在被子里面（因防空洞阴凉、潮湿、夏天也要盖棉被的），浑身像筛糠似地不住地哆嗦，我想这一下可真完了，必进虎腹了。也不知道哆嗦到什么时候，韩锦秀回来了，颤颤惊惊地喊我的名字：“定统，你还活着，没被老虎吃了吗？”我这时才知道自己还真的活着，猛地揭开被子，浑身是汗，我们痛哭地抱在了一起，她拧开灯看我全身像个落汤鸡似的，从头发直到脚底全被汗水湿透了，那晚我俩哪里还能睡得着觉，一会儿她问我睡着了没有？一会儿我问她睡着了没有？问来问去谁也睡不着直到天亮，第二天战友们看到我们俩人都不像人样了。我俩竟一连几天几夜不能睡觉，一闭上眼睛，就像有两盏明晃晃的灯笼浮在眼前，从那以后，我每晚要用手巾蒙住眼睛并服安眠药才能睡觉。回国后经各种治疗也无效，从此落下一个顽固的神经衰弱症，也是折磨我几十年的终生痼疾。

　　勤劳友好的朝鲜人民

　　停战前我们志愿军全部都住在防空洞里，大部分防空洞都漏雨，凡是不太漏雨的防空洞都作为工作室，漏雨的作为住宿之用，每下一次雨，洞外早已晴朗，防空洞内至少还得滴答两三天的水，炕上全是湿漉漉的， 我们没有栖身之地，只得坐在那里睡。有时坐着每夜还要转换几处地方，否则就要淋湿的。白天要防敌机，晚上还要躲雨水，真难熬呀！停战后，突然像到了天堂，好像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终于白天可以说说笑笑大摇大摆地去洗衣服，什么也不怕了，晚上再也不用住防空洞了，可以住在朝鲜老百姓家了。朝鲜老百姓对志愿军很友好，把我们当亲人，老百姓家一般

　　都挂三个人的像：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我们志愿军也多与当地人交朋友，他们教我们唱歌、学朝鲜语言，我们则教给他们中国语言，教给小孩中国文字、算术等，朝鲜的教课书除了朝文外，旁边还注有中国字，所以我们完全能看懂。朝鲜文的拼音法也很易学，很快我们即会念报纸了，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朝鲜的阿妈尼们多数会三国语言（即中、朝、日语）常常是我们念报，她们再告诉我们内容，形成了奇特的“共生现象”。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有时把我打扮成朝鲜人的样子并在一起合影留念。至今我还珍藏着一批那时的照片呢，常常拿出来看看，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1954年春天，我们坦克指挥部接到上级命令，除部分同志留守外全体战士一律回国，因为这是军事秘密，绝对不能告知朝鲜百姓，所以我不得不和朝夕相处的朝鲜群众不告而别。后来，一位留守的同志写信告诉我，我的国际妹妹金顺必（她搞防疫工作，在朝鲜也都有中国话喊我姐姐）有一天，一手拎着鸡蛋一手提着苹果来看望我，当得知我已回国时，她竟哭得死去活来，谁也劝不住，朝鲜老乡说她父亲死时她也没有哭得这么悲痛，她一直哭了好几天，留守的同志无奈之下只得告诉她我的地址：中国人民**坦克三师（九0一部队）门诊所，这样也才怏怏地回家。不久我真的收到了她的来信，因为她不会中文，是她姐姐代写的，我们共通过两次信，以后我转业了，从此失掉了联系。

　　朝鲜对教育比较重视，在如此朝不保夕的战争环境里，每个儿童都必须上学，那时根本没有学校和教室，由老师领着学生躲在山洞里上课，正巧，我们“坑道医院”旁边就有一个“坑道学校”。虽然环境如此艰难，但她们教出来的学生却非常有礼貌，每当我碰见学生放学时，每位学生都向我行礼问好，朝鲜不但学生有礼貌即便是家庭妇女也是如此，她们在路上如对面碰见老大爷（只要比自己岁数大，不管认识与否）都要打招呼问安，表现着朝鲜人民纯朴友善的习俗。

　　战争年代朝鲜人民非常艰苦，到处都是倒塌的房屋。有一次我们卫生所几位同志和司务长约我去新幕面赶集（在战争前新幕是很繁华的集

　　市，战争后一间房子也没有了，都是搭起帐篷卖东西，集市一过拆掉帐篷，又是一片荒地），我看见一位身穿中国妇女服装的青年，大约18岁，她一见我十分亲热并拥抱着我，口中喊着：“中国老乡，我可见到中国女老乡了！”她说从来没有见过女志愿军，这是第一次见到，所以分外高兴，她将买来的鸡蛋一个劲儿地往我口袋里装，并问及中国的情况，谈论中得知她是在朝鲜生长的中国人，她妈妈从小跟外公外婆自山东来的，她虽没有去过山东，但却非常想念家乡，为了纪念家乡，她妈妈全给她做中国衣服穿（这次穿的是大襟的上衣），完全是山东农村妇女的装束，在朝鲜见到是很特殊的，所以她在人群中也特别引人注目，她虽然穿着山东的衣服却一辈子没去过山东，感到很遗憾。其实，当时我对山东也非常陌生（怎么也未想到后来命运竟安排我嫁到了山东，并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下半生）。

　　有个星期日，赵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约我和胡新辉同志去百花里赶集，但那里也没有房子，搭着大帐篷，就地坐着卖东西，一堆一堆的东西，一声一声地叫卖，非常热闹。由于男人都去打仗了，剩下的全部都是妇女，因为语言不通，不知她们比比划划在说些什么，卖着什么，我们住下一看，一堆堆雪白的食品，不知道是啥？在中国没有见过，赵司令员说他带着朝币，叫我们大家就地坐着吃午饭吧！我和胡新辉两人都吃不惯朝鲜的食品，简直没法下咽，还不如中国的菜窝窝好吃。我看见赵司令员和王主任他俩吃得津津有味，我感到即惭愧又奇怪，我俩是吃大灶的，还不如他俩吃小灶的能吃苦呢。回来时我问他俩，你们真觉得好吃吗？不咸、不淡、不甜、软呼呼的什么味也没有，怎么能咽得下去呢？赵司令员告诉我，他是当大兵出身的，那时候爬雪山过草地能吃上这些东西已是不错了，我是这样想着才能吃下去了。噢！我明白了，艰苦的斗争生活磨练了他们的吃苦精神，正是这种伟大的人格力量才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乃至朝鲜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

　　青 春 无 悔

　　转业后我被安置在吉林省舒兰县人民医院工作，当时我的失眠病最重，有时竟会连续几天几夜不能睡觉。那时候全国医学界学习苏联的巴甫

　　洛夫学说，偏僻的小县城没人会讲此理论，后来县卫生局挖了一个人才，会讲“巴甫洛夫”，于是便组织全县医务人员听讲。说来也算缘分，我们医院调来一位山东的小伙子，专会医治疑难病症，我一看即是那天讲课的人，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让他为我诊治失眠病，他采取一个奇特的精神疗法，从此也结下了姻缘，直至随他返回故乡——山东省汶上县，被安置到汶上县人民医院工作。

　　我参加了县人民医院的创建，由于有战场上的拉丁文知识，处理了一大批在当时来说谁也不认识的“外文”药品。我在西药房药剂师位置上一干就是37年，直至离休。由于我的病，不能值夜班只能值白班，尤其文革中，大家都搞运动，白天从配药、管理**品和贵重药品到窗口划价、取药全是我一个人，全县的老病号都认识我这个“老药房”脸。我这个人生性认实干，不会多言多语，活得也很满足，不少同志说我37年来埋头苦干工作，不仅踏踏实实地奉献了一生，也带出了一批批的年青人，却既无提职长薪，也从不提要房、换房等生活需求，似乎太傻了，可我觉得人活着要对得起良心，并为社会和周围的朋友（作为医务工作者说即为病友）我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起那些在前线牺牲的战友来说，我们活着的人已经够知足了。在抗美援朝中牺牲了14多万人，连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也牺牲了，我们活下来的人算是幸运者，还能讲什么待遇呢？唉！人老了爱回忆往事，尤其是在三千里江山奉献出我青春年华的那些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