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志庚：漫话大运河的历史变迁

赵日超

东方旅游文化



　　漫话大运河的历史变迁
　　金志庚

　　绍兴段运河穿城而过

　　苏州盘门运河 章 新 摄

　　大运河淮安段水上立交桥 赵日超 摄

　　隋唐大运河流经路线

　　济宁古运河 康桥供图

　　堂子巷大桥 李正林摄

　　说起大运河一般人都以为指的是从杭州到北京，全长近1800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其实不然，中国大运河历史悠久，且经数次变迁，笔者综合多种史料，以厘清大运河的历史脉络。

　　已有2500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大运河，跨越中国中东部地区3000多公里，流经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八个省级行政区及35座城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著名运河工程之一，还是沿用时间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目前仍在使用的一条人工河流。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浙江杭州，西接河南洛阳、东达浙江宁波。

　　一

　　中国大运河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在漫长复杂的时空中，经过不断适应社会和自然的变化，不断发展、整合、修治而逐步形成的动态的巨大工程体系。中国大运河是世界唯一一个为确保国家政治中心（首都）及军事需要的粮食供应与粮食运输安全而由国家投资开凿、国家管理的巨大航运工程体系，是解决中国南北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平衡的重要措施。

　　大运河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而言，中国大运河是一个开凿于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且时有兴废的运河群，主要由各自相对独立发展演变、并有一定重合度和密切关联的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大运河(又名杭甬运河）三条运河组成。依据历史上的分段和命名习惯，中国大运河包括十大河段：京杭大运河的通惠河段、北运河段、南运河段、会通河段、中运河段、淮扬运河段（里运河）、江南运河段，隋唐大运河的通济渠段、永济渠段及浙东运河段。10个河段基本上是不同时期分段凿成，所处历史时期与地理环境、人文条件各不相同，故而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亦各有鲜明特点，并时有兴废。其中，南运河与永济渠是在东汉末年曹操所开白沟、平虏渠和利漕渠等区间运河基础上形成的，约始建于公元3世纪初；淮扬运河的前身是公元前5世纪开凿的邗沟；江南运河于公元前3世纪已经出现雏形；浙东大运河的兴建始于春秋越国的山阴水道，约建成于公元前5世纪；通济渠部分河段可上溯至战国时期魏国的鸿沟水系，约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

　　7世纪初，隋朝在以上多条区域运河的基础上，通过统一的规划、施工，新修了部分河道，将之前已有的多个地方性内陆水运体系连通起来，完成了中国大运河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大沟通。

　　通惠河与会通河都是元代初期（13世纪）第二次南北大沟通时开凿建设的运河河段，北运河是隋运河的最北段，也是元运河的北段，中运河是清代为了进一步畅通漕运而开凿的河段。这些河段都是中国大运河第二次大沟通过程中重要的通航河段。

　　隋唐大运河的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均是在原有自然水道和运道基础上疏通联系、提升航道等级的，与其说是运河开凿工程，不如说是航道整治工程。元代的大运河除临清至微山一段的会通河为新开凿外，其余各段均有遗迹可循。

　　二

　　中国大运河自开凿以来，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1）春秋至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初创阶段（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6世纪）

　　中国大运河的开凿始于春秋后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在今扬州附近开凿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河水系，成为中国历史文献中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记载的运河。到战国中期，魏国为争雄称霸，于公元前361年前后开始挖掘改造鸿沟，北接黄河，南边沟通了淮河北岸的几条主要支流，构成了黄、淮之间的水路交通网络。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建立和巩固新的空前统一的大帝国，更充分利用了鸿沟水系，将各地漕运大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和京师咸阳。

　　西汉时期，朝廷为了向京城长安运送漕粮，将运河向西延伸到达关中地区。东汉定都洛水北岸的洛阳，开凿阳渠以沟通洛水与黄河，洛阳成为全国最大的漕粮集中地。这一时期，鸿沟水系的许多支流均已因黄河泛滥而淤塞，只有其主水道汴渠尚未断流。东汉朝廷十分重视汴渠的修治，并对邗沟进行了整治。当时，由京城洛阳入汴渠，至徐州入泗水，由泗水入淮水，再转经邗沟可达于江南。

　　东汉末期，为征战北方，曹操利用黄河故道，开挖了白沟等运河，使运河向黄河以北延伸，抵达今河北省东部地区冀州一带。此后的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统治阶层着力开凿修治浙东大运河，自杭州南渡钱塘江至萧山县的西兴镇，再由西兴镇东通至宁波，沟通了姚江、甬江、钱塘江、曹娥江等自然河流。

　　经过1000多年的陆续营建，到隋统一中国之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贯通东西南北的中国大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为隋唐时期运河的大规模开挖、整治及航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2）隋唐宋的第一次大沟通阶段（公元7世纪至公元12世纪）

　　隋唐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等南方地区，而国家政治中心仍处于北方的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隋大业元年（605），为了加强东都洛阳与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保证南方的赋税和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隋炀帝征发了百万民工开凿通济渠，沟通了黄河与淮河。同时，隋炀帝下令重新疏浚邗沟以及疏凿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并对前代开凿的浙东运河航道加以整治，使大运河越过钱塘江沟通宁绍平原。此后，为了开展对北方的军事行动，隋炀帝又于大业三年在黄河以北，在曹操时期开凿的原有运道的基础上，开凿永济渠，直抵涿郡（今北京西南郊），从而完成了以洛阳为中心，东北方向到达涿郡，东南方向延伸至江南的一条“Y”形运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成了从南方重要农业产区直达中原地区政治中心和华北地区军事重镇的内陆水运交通大动脉。

　　唐宋时期，运河各段的名称多有变化，但大运河的主要河段、格局和走向都变化不大。朝廷一方面做好维护航道、疏浚河道、改建航道等事项，同时兴建粮食仓储、转运等运河配套设施，并逐步完善了统一进行运河维护和运输管理的漕运行政体系，保障当时朝廷的政治与军事需求。

　　经过第一次大沟通，大运河成为沟通中国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大动脉，有力地保证了繁忙的物资与人员交流，不仅为维持中国一统的政治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促进了运河沿线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繁荣。

　　北宋时期，政治中心东移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大运河作为朝廷联系海外的重要通道凸显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北宋晚期，宋、金对峙，战乱频仍，运河航道维护逐渐松弛，航道不断淤积，航运逐渐不畅直至中断。期间黄河数次泛滥，淮河以北的大运河河道大多被黄河带来的泥沙淤塞，再加上后来南宋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朝廷不再需要把粮食等物资运到北方，故而以洛阳为中心的粮食物资大运河体系逐渐崩溃。

　　（3）元明清的第二次大沟通阶段（公元13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上半叶）

　　在元朝完成对中国的统一并在大都（今北京）建立政治中心后，从南方经济中心供给北方政治中心的需求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朝朝廷组织开凿了山东境内会通河，北通卫河，南接泗水、黄河，从根本上改变了淮河以北大运河的格局与走向。从此开始，大运河不再流经洛阳，河南和安徽北部的河段逐步被废弃，大运河形成了南北直行的走向，缩短航程千余里。公元1293年，沟通大都城与城东通州的通惠河建成，来自南方的漕粮可直接抵达城内积水潭，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也是中国大运河第二次大沟通。明清以来，北京依然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为了保障漕运的持续畅通，明清朝廷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在元代大运河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整治修葺，陆续新建、改建多处河道和水利设施，并不断完善漕运管理制度和机构。其中，为了减少清口以北借道黄河行船所带来的危险，清廷于1686-1688年间在宿迁与淮安间于黄河东岸一线组织开凿了中河。中河的建成标志着大运河彻底脱离了借自然河道行运的状况，实现了完全的人工控制。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运河成为联系全国经济的交通大动脉，在运河沿岸形成了一批转口贸易城市，促进了运河沿岸城市商业的繁荣。

　　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省兰考铜瓦厢决口,于阳谷张秋镇穿过运河,夺大清河入海,不仅影响航道,还造成了运道补水不足,通航困难。清廷虽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到了清末,由于内忧外患,清政权岌岌可危,无力顾及运河之事,因此逐渐放弃了修复运河的计划,宣布各省漕粮全部改折银两交纳,运河及漕运管理机构也陆续裁撤。至此,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全流域航运中断,变为多条局部通航的地区性运河,除浙东、江南、淮扬、鲁南等段运河外,其它河段渐渐淤废。民国时期虽然曾有过重开运河的计划,但没有什么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对大运河进行着修复和整治工作。山东济宁以南的河段一直保持畅通,成为连接山东、江苏、浙江三省，沟通淮河、长江、太湖和钱塘江水系,纵贯中国东部沿海山东至浙江地区的内河水运输通道,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运输航道之一。如大运河苏北段是国家北煤南运的“黄金水道”,承担了江苏北部地区大部分经济发展所需原材料的运输,2011年货运量达2.2亿吨;浙北运河网经过“九五”时期以来的航道等级提升改造,货运量从1995年的0.8亿吨增长到2011年的2.6亿吨。同时,国家还大力发展“绿色航运”,在航道整治中引入生态理念,以减少对原有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使货物运输量稳步提高，也使沿线水环境和生态环境得到不断改善。历经2000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中国大运河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排涝、灌溉、供水及促进沿岸城镇建设、旅游发展调节改善生态环境等综合作用，是大运河沿线地区不可缺少的经济、文化与生态之河。

　　三

　　2006年,全国政协58位委员联名提案大运河申遗,同年,京杭大运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在全国政协委员的呼吁下,经中央领导批示,大运河被列入中国2014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牵头,组织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教科文全委会、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等有关部委和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8个省、直辖市人民政府共同成立了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级会商小组。

　　通过长期以来扎扎实实的科学保护和申遗努力,中国大运河终于在2014年6月22日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