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记忆】《井冈翠竹》作者走了 | 袁 晞 | 蒋萌

江山

逝者丨袁鹰：中学语文《井冈翠竹》作者走了

　　逝者简历

　　袁鹰，原名田钟洛，1924年生于江苏淮安。在上海读完中学、大学，1945年末进入上海新闻界，建国初期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1952年调北京《人民日报》，任文艺部编辑、副主任、主任。4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以散文影响最大，出版文学创作、评论随笔的集子约四十多种。他的散文《井冈翠竹》《小站》《渡口》《白杨》《黄河的主人》等，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2023年9月1日早晨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

　　狂飙为谁从天落？

　　袁鹰

　　写在前面

　　袁鹰先生本名田钟洛，人民日报社的同事都亲切地称他“老田”。他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只有我多年尊称他“田老师”。三十多年前在田老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关于《人民日报》和《武训传》批判运动的硕士论文。二十多年前我用收集的史料写成《<武训传>批判纪事》一书，承蒙李辉先生编入“历史备忘书系”，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十多年前，有出版社想重版我的这本书，见到田老师时，我问他可否用他的文章《狂飙为谁从天落》（写于2006年，由报刊发表，后收入袁鹰先生的文集《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作为新版书的序言，田老师欣然同意。过了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写了一段“余话”，嘱我去他家中取。我拿到手的是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用钢笔一笔一划写成的上千字的文章，让我十分感动。书因种种原因没有出成。今天早晨，袁鹰先生因病去世，请新三届公众号转发袁鹰先生的文章以表怀念之情。愿田老师安息。

　　袁 晞

　　2023年9月1日

　　袁鹰先生

　　55年前的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室上夜班，编第一版要闻，那天是星期日，没有什么要事，也不开每天下午4时例行的编前会。我就处理新华社白天发来的电讯稿，挑选晚上要发的新闻稿。忽然从一堆稿件中发现一份用电讯发来的当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全文见本书第2章），厚厚一叠，字数很多。

　　我编一版要闻一年多以来，常收到新华社播发有关国内国际大事的《人民日报》社论，地方报纸必须转载，但是《人民日报》为一部电影发社论却是破天荒头一回，不禁有点惊讶，赶紧细读社论全文。

　　我连读了两遍，一面读，一面止不住心惊肉跳：这篇社论同以前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或者新华社作为电讯稿发出来的社论完全不同。那些关于抗美援朝、国际形势的社论，可以使你情绪激昂，充满自豪感；那些关于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法治安方面的社论，政策性指导性很强。但是这一篇社论，说的是一部电影，却提得那么高，那么严厉，“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觉得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些非常严峻的责问，哪里是社论的口气？点了那么多作者的名字，那么多文章的题目，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是不是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就可以用这样的口气写社论？我越读越糊涂，也越读越紧张，不管懂不懂，理解不理解，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论，也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

　　社论一开始提到的杨耳文章，使我忽视想起前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当时只看题目，未看正文，就从报架上取下来看了一遍，这篇文章是转载《文艺报》的，“编者按”明确而严厉地指出：“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们写的评论）全都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

　　冰心先生为袁鹰先生题词

　　这个“编者按”措词很厉害，上海话就是“很结棍”。但是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前两天读了都还没有引起重视，认为大概要批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了，没有想到其他。不料才过几天，社论就出来了，而且更加严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正想着，管夜班的副总编辑魏克明同志来上班了。没等他坐下，我就告诉他新华社发来一篇《人民日报》重要社论，说着，赶紧将那一叠电讯稿送到他桌上，他坐下来，茶也来不及喝，烟也来不及抽，先仔细地读了一遍。看完，对我微笑一下说：“这篇社论非同小可。我估计有几段很可能是毛主席写的。”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毛主席修改过《人民日报》社论，在战争年代用新华社名义写过评论和通讯，但是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电影的社论，却是从未想到的。听老魏的口气，似乎很肯定。果然，他的估计很准确，不久，就听说是毛主席亲自写了社论中除了一大批名单以外的段落。“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种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都有这篇社论，1977年4月，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就收入此文，注为“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节录”。

　　1951年上半年，全国上下正处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各项政治运动的**中，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热火朝天。这场突然从天而降的狂飙，虽然没有搅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但是规模还是不小。《人民日报》从5月20日至7日下旬的70天里，就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有关人士检讨、**消息和读者来信120余篇，声势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显得非常突出，也树立了一个模式，以后一二十年中历次政治运动，报纸如何贯彻和宣传，大抵都照章行事，如法炮制。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批判《武训传》开始两个月以后，《人民日报》从7月23日起连续6天每天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全文4.5万多字的调查，兴师动众，访问了武训家乡一带三个县许多人，搜集了许多县志、账册等文字资料，但是实际上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目的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完全正确，被调查的人只能顺着调查者的话说，要什么就说什么的主观主义的调查。毛泽东亲笔作了多处修改才定稿见报。调查记表明，调查组主要成员和执笔者为人民日报社袁水拍、中宣部钟惦棐、文化部李进等三人。那第三位“文化部李进”最容易为读者忽略，其实却是最重要的人物江青的化名。江青当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不知何故要冒称文化部的人。这是江青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尽管“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此后20多年的历史证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问题就立即严重而且变质。她苦心经营十多年后，羽毛渐丰，野心渐露，有恃无恐，取得最高领导人的绝对信任，居然攫得操纵“文化大革命”的大权，于是兴风作浪，舞剑挥刀，排演出长达十年之久、惨绝人寰的旷世大悲剧。

　　针对《武训传》问题对此后中国文化教育界以至整个知识界产生深远的负面作用，夏衍先生曾感慨地写道：“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40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袁鹰先生和夫人

　　这场民族悲剧从50年代初一直延续二三十年！那句“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的结论性语句，从此几乎成为某些领导人的基本思维定势，也成为文化界人士头上的一道紧箍咒，使他们时时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谁也不敢预测什么时候又会突然来一场风暴。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了一条消息，标题是《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全文如下：

　　本报讯 记者毕全忠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9月5日在谈到武训这个有争议历史人物时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胡乔木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谈这个问题的。胡乔木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同一天，新华社以同样内容向全国发了通稿。电影《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34年之后，终于得到**昭雪。话虽然说得平和委婉，字斟句酌，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搞错了，是一场大冤案！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凡是歪曲事实、不得人心的任何批判、任何决定，迟早总是要**昭雪、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鲁迅早就说过：“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延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自《武训传》批判起，从九天落下的狂飙，从此在中国知识界、文化人头上，时松时紧，时高时低，时密时疏，连绵不断，落了多少年，伤了多少人，谁能忘记？谁又能知道？

　　2006年

　　袁鹰先生

　　余 话

　　事过六十年，回头再看看那场狂飙的前因后果，人们在感慨万端之余，不禁有噩梦初醒、恍然大悟之感。那场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场在知识界发动的政治运动，是以后数十年中连绵不断的大批判的序幕。抓的是一部电影，而且是一部很受观众欢迎的电影，棍子却打在全体知识界（包括教育界、文化界、电影界）人士身上。那样严重的罪名，如同铁打的帽子，从此沉甸甸压在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头上，使他们直不起腰。人们从此意识到：自己是从旧社会来的人，受过或长或短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教育的人，有满脑子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思想意识，人人都有，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这种类似虔诚**的“原罪感”，从此像影子似的附在他们身上，几十年间，都未能摆脱。不是有句人们曾经非常熟悉的名言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实际上，与天地奋斗，并不是说到就做到的，需要庞大的财力物力，需要高超的科学技术，更需缜密的规划和安排，才能保证顺利开展，收到预期的效果，决不能一蹴而就，更未必全部实现。而“与人奋斗”，则简单得多，一纸文件，一篇社论，几句“最高指示”，立刻就能卷起一阵狂飙，掀起千层恶浪，将大批知识界、文化界人士陷入被诬蔑、批斗、残害以至身陷囹圄，家破人亡的惨境。

　　然而，正是这成千上万一代又一代曾经被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知识文化界人士，几十年来，遵从先贤们“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明训，献身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伟业，在书斋中、讲台上、实验室里、试验场上埋头苦干，潜心事业，勤勤恳恳，夜以继日，付出无数心血，在各个领域都作出前所未有、甚至让国际人士惊讶瞩目的贡献。这段奇特的历史，古今中外罕见，夏衍先生概括为“民族悲剧”。世纪老人宅心仁厚，讲得比较含蓄，却值得人们深思。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的胡耀邦同志，就讲得直截了当。我记得30年前他担任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时，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有一次长篇讲话，结束时他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忽然激动地从座位上讲起来，举起攥紧的拳头，高声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把作家打成反革命！”此言一出，顿时全场掌声雷动，有不少人激动出热泪滚滚。此情此景，永世难忘。

　　愿批判《武训传》一类大大小小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从此在中国大地上绝迹！

　　2012年立冬

　　人民日报文艺部老同志为袁鹰先生九十诞辰祝寿

　

　  可亲可敬的田钟洛爷爷走了

　　蒋萌

　　听闻田钟洛爷爷今晨去世，享年九十九岁。

　　田钟洛爷爷，笔名袁鹰，著名作家、诗人，曾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任。他是我父亲的老领导。

　　我与田爷爷曾在1994年至2000年做邻居，他家在三楼，我家在二楼。那时的我，因病三次大手术后坐轮椅，很自卑，不愿意出门。田爷爷见我父亲时，常询问我的情况。他还鼓励我多锻炼，别长太胖，那样活动不方便。报社里很多人都知道，田爷爷的女儿身体也有不便，他和老伴一直乐观地陪女儿锻炼和生活。或许，相似的际遇使他对我的情况更加理解和关心。我父亲还去田爷爷家“取经”，看他女儿的锻炼器械。

　　后来，我们搬家了，不能与田爷爷时常打照面了。没想到，过了几年田爷爷也搬到与我家同一栋楼。这回，他还住三楼，我住一楼。只是由于年事已高等原因，他很少下楼。逢年过节，父亲都去拜望，带去我们的问候。

　　2019年1月，我的自传《生命是劫后重生的奇迹》即将出版，我想到田爷爷了解我，能否请他为我写几句话。父亲把这个想法告诉田爷爷，他欣然应允，用老作家特有的方式——毛笔，为我写下一段极具鼓励性的话——水滴石穿，有志者事竟成。坚强的意志，不懈的努力，促使嫩苗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蒋萌的成长和成功，再次证明这个颠扑不破的人生哲理。衷心祝愿他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袁鹰

　　二0一九年一月

　　2019年5月底，罗雪村老师在报社举办《画憶——金台园的流年碎影》个人画展，画展的名字也是田爷爷题写的。我去参观时，发现一幅田爷爷的肖像画，还有他的笔触，内容是：看到报头上“人民”二字，既感到亲切，毕竟已同她血肉联系、生死相关五十多年；也会感到歉疚：真做到代表人民、为人民说真话了吗？田钟洛 二00八年三月 看到这样的自省与自我鞭策，凝望着画中田爷爷那慈祥的面庞，更令我这个晚辈深深敬佩和沉思……

　　报社里太多前辈曾给予我关怀，我更从田爷爷身上看到老报人的独特精神情怀，真心希望自己能学到几分。

　　田爷爷，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