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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三义”
赵晏彪
友人之邀,重庆小聚,恰逢周末,山城沸腾,楼江相映,一派繁华景象。满鼻诱人的麻辣,满耳欢乐的笑语,满目人潮的涌动,即使是步行亦俨然无法自由进退,双手自然而然地保护着身体以免被撞到或是碰到他人,被前拥后挤的人流推着前行。友人大声地对我说:“当下网红就是这般火爆,若兄想寻个安静之处,不如顺长江上游走走,有一义渡古镇颇有意趣,如何?”
“义渡古镇?听此名定有故事。”友人笑道:“要得!”
“义渡”,崇德向善的义举之魂
虽然义渡只是一种“小小的行善”,但大渡口人民记住了那段“小善大义”的历史,作为一种精神,代代延续着、传颂着。
坐在车上友人并未向我介绍山城夜景,而是讲述着大渡口——“义渡”的故事。
所谓义渡,就是免费渡行人过河的船只。在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中,主人公翠翠的爷爷就是做义渡的,他每天载人过河,不收取任何费用。而从史料记载得知,义渡最早出现在宋代,真正兴盛是在清代。清人入关之后,政局稳定下来,义渡慢慢兴起;到了乾隆时期,义渡事业达到顶峰。
在北京从来没有听过“义渡”这个词,为什么会在南方出现义渡?
南方长江水域河湖多,蜿蜒曲折,再加上降雨频繁,经常给行旅造成不便。官渡不能遍布各地,是义渡兴起的第二个原因。再者,官渡多设置在交通要道,而在一些人口众多但偏僻的地方,却没有官家的渡船,一些以牟利为目的私渡又价格太高,这就为义渡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最重要的一点,民间积德行善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有着公益慈善之心的乡绅,富有后,便愿意拿出一部分钱资助义渡事业。
任凭汽车在江边飞驰,岸边风景五光十色,我们谈兴正浓。“民国《巴县志》中曾记载,清朝乾隆年间,大渡口义渡已成风尚,人称义举,慈善已成风气,乡绅纷纷出钱。清道光时,有乡绅捐钱置船二艘雇人推渡,1867年正式命名为义渡。在清朝时可以如此有情有义,说明当时的社会风尚人心向善,富不强横,好善乐施,多爱美名。当下的人们或许认为这义渡是件太小的小事了,但当时对两岸的百姓意义重大,义渡的精神于是流传百年。”
义渡是仁义之举,所以流传下来了。
也并非一直如此。断断续续的,流氓地痞加无赖,官者见利忘义,数次废除义渡归为已有。但是大渡口的义渡精神已经根植于百姓心中,至今在传承。历史上大渡口区境内曾数次设立义渡。如1899年,在九宫庙有一残碑,记载:九宫庙因设庙会,修桥补路所余金银租米,屡生弊端,巴县正堂张判将所剩财物,购船一只,雇船夫一人,以食米一斗五、工资钱六十文,于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二日正式义渡。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跳磴乡济米义渡会在龟亭溪捐置木船一只,设义渡,每年给渡夫薪资。1927年,县人张姓在吊二咀(今钓鱼嘴码头)捐置木船两只,设义渡。1939年,珞璜和白沙沱民众捐募置田业30石,木船两只,设义渡。
“兄弟你对义渡如数家珍,莫非……”
“我是大渡口人。后来父母调到渝中区教书,我十岁才离开大渡口。爷爷奶奶和父母,经常谈起大渡口的义渡。在大渡口区博物馆,有一块刻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石碑,保存完好。碑文记述了巴县跳磴乡济米义渡会在龟亭溪捐置木船设立义渡的史事,对义渡管理的规定,在维护乡村秩序、道德风俗等方面有一种正效应。”
“我对义渡的管理规定很感兴趣,有这方面的资料记载吗?”
“有的。记得在三篇文章里读过。”友人说着翻看手机。我接过手机,一则《义渡定章》映入眼帘:“一个姓丁的知县发的告示,为义渡的管理规定。具体内容明了:每年冬月(即农历11月,以下均指农历月份)、腊月(12月)、正月(1月)和二月,每运载三十人过江收取制钱二文。每年九月十月和第二年的三月四月,每运载二十人收取制钱三文。每年的七月八月和五月六月,每运载十人收取制钱七文。来往客人应遵照此规定给钱渡江,如有不遵守的情况,送官府追究。”
“这是收钱的呀,不算是义渡吧?”我疑惑地问。
“义渡分为两种,一种是前面所说,不收费的,这是另外一种是收费的,但收得少,半收半送。义渡定章,就是规定,主要解决的是渡江运价不可乱涨价的问题,扼制强取豪夺,是对渡口进行有效管理,它规定了不同季节时的运价,是根据长江水的枯荣把一年分为三个季节。其中寒冬和初春时节水量最少,此为长江的枯水季。最热的五六七八月水量最大,此时是长江的丰水季。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时期水量不大不小,是长江的寻常季。枯水季便宜,丰水季价高,而寻常季则比枯水季略高。它规定了不同季节的运载人数量。枯水季可载三十人,寻常季可载二十人,而涨水的丰水季则只能载十人。它虽然是由义渡会所定,但由知县颁行,有种官方赋予的强制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义渡定章》实际是一份对传统渡口进行管理的文献。”
义渡,表现为千百年来这里的百姓乐善好施、扶贫济困的美德。虽然义渡只是一种“小小的行善”,但大渡口人民记住了那段“小善大义”的历史,作为一种精神,代代延续着、传颂着。
友人之语直刺吾胸,“小善大义”,不恰是当今社会需要宣扬的精神要义吗?义渡之举看似事小,实非意大;坚持善小而为之,实为大善。天下大势,无外乎“民心民意”四字。自有清一代,便崇尚“以民为本”。康熙四十九年十月三日(1710年11月23日),在对户部的谕旨中,康熙帝论述了他的施政方略与钱粮蠲免(减免租税)、钱粮蠲免与国家积蓄、纾缓民力的关系。“方朕八龄践阼之初(为即位、登基之义),太皇太后问朕何欲?朕对臣无他欲,惟愿天下治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岁矣,此心,未尝一日少释。每思民为邦本,勤恤为先;政在养民,蠲租为急。”
康熙“民为邦本,勤恤为先”的廉政思想,不仅铸就了全国大一统的全盛局面,成为封建帝王中的佼佼者,被后人称之为“守成之君,开创之主”,更为全国大小官吏立下了一条训诫:清朝能统一江山,永不要忘记:“无民岂有国,无民岂有官,无民更无商”的思想。故而,富人不攫夺民生,官员不欺压百姓,爱民敬民恤民,方是兴国正道的思想,在当时蔚然成风。
友人如数家珍地一路介绍,大渡口历史悠久,文化沉淀厚重。马王场旧石器时代遗址、杨家嘴新石器时代遗址,见证了重庆市主城区早期人类的活动遗迹。大渡口区位于重庆市中心城区西南部,长江大渡口段西北岸。东南与巴南区、江津区隔江相望,东北、西南与九龙坡区毗邻。它位于重庆主城两山、两江之间。两山,为中梁山、铜锣山;两江,乃是长江和嘉陵江。由江与山为之自然环抱,不仅环境优美,自古也是交通要冲,大江两岸,百姓互通有无,谈婚论嫁,船只是唯一交通工具。当有人以赚钱为目的时,有义商挺身而出,以义为先,摆渡不收费用,使得大渡口孕育出上善若水的仁义之风,从此义渡百年不变,舍财为民、舍身为人的思想和英雄情怀亦百年得以赓续。
一路畅谈,我对“义渡”有了深刻的理解。义渡,承载着无数大渡口人的历史记忆,成为一代又一代大渡口人对乡愁的寄托,是大渡口历史文化的象征,也是大渡口人心中的一座地标。
“义钢”,抵御外侮的铁钢之魂
抗战时期,重钢承担了全国械弹三分之二的份额,钢铁产量一度占到抗战大后方钢铁总量的90%。
“这义渡精神真的很神奇,大渡口区一直在赓续着这种精神。而且它的影响力一直在增容扩大……”友人的话再次将我的好奇心点燃。
“我给你讲一个庞然大物‘义钢’的故事,再讲一个发生在现在大渡口年青人舍生忘死‘义人’的故事。”
此时的天空,几颗明亮而硕大的星星和一片小小的星星好奇地看着我们,似乎也在聆听着我们的谈话。我猜想着,友人讲述的“义钢”与“义人”故事,他们会不会是天上的哪颗明亮的星宿?
“‘义钢’,是我们重庆人对重庆钢铁厂的尊称,它就坐落在大渡口区。”
重庆钢铁厂前身是国民政府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第四所。工厂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新中国铁路、军工产业的发展和钢铁工业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御外侮的见证,也是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建设美好生活的见证。
大渡口有如此“义钢”,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大渡口之幸,是可永载史册的辉煌。
1890年6月,在湖北武昌三佛阁,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为铁厂购机、设厂、采铁、开煤的工作机构——湖北铁政局。细心的人发现,牌匾上的几个大字竟然是由新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亲笔题写的。日后,由它过渡而来的一个企业,就是大名鼎鼎的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就是重钢的前身。从汉阳铁厂到重钢的百年历程,是一个企业的发展演变史,更是中国钢铁工业坎坷前行的缩影和写照。
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最早、最大的钢铁厂,人称“20世纪雄厂”,但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却生不逢时、命运多舛。1924年,汉阳铁厂停产,配套矿山落入日本人之手,成为日本制铁所的原料输出基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上海相继沦陷。东北、华北等地的钢铁厂相继被日军控制,或是被日军炸毁,中国钢铁工业基础遭受重大打击。国民政府军政部以“前方抗战需要,自行铸造钢件甚急……亟需借用汉阳铁厂”为名接收了汉阳铁厂,计划重新开炉炼钢以供军用。然而1938年春天,由于武汉也朝不保夕,决定将汉阳钢铁厂迁移。
从1938年3月开始,钢铁厂人员冒着日机的轰炸,随炸随修,日夜不停,一直坚持到武汉撤守。为保存中国工业实力,支援抗战,钢铁工业西迁便成为当务之急,刻不容缓。为抢在日军攻陷武汉前,将汉阳铁厂的机械设备和钢铁物资转移。在短短7个月的时间里,共计从汉阳铁厂等处拆卸设备器材5.68万吨,占到整个西迁物资半壁之重。
抗战时期,重钢承担了全国械弹三分之二的份额,共生产各种枪弹超过8亿发、步枪超过800万支、捷克式轻机枪超过100万挺,钢铁产量一度占到抗战大后方钢铁总量的90%。除提供钢材供各兵工厂制造武器外,还试制、制造过飞机炸弹、迫击炮弹、德式磁质地雷、避弹钢板和卡宾枪用钢料等半成品武器,是抗战时期后方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被赞誉为“国之桢干,厥在钢铁”,为抗战作出不朽贡献。
80年前那次悲壮的搬迁,是为了躲避日寇侵华战火,保存中国工业一点宝贵的血脉,延续民族生存的希望。“铁血西迁”的悲壮故事,记载着一段关系中国民族工业火种和希望的历史。
2007年,这一次是“重钢”为生态环保而主动搬迁。重庆人民用复杂的心态欢送“国家的栋梁”。2011年,重钢完成环保搬迁,离开了大渡口,“它没有走,厂址在,精神在,传说在……”百姓的话,是出自肺腑的,那份民族记忆、肩负家国重任的“义钢”精神,永远在大渡口传承。
“‘重钢’,是中国钢铁文化的一面旗帜,是铁血钢魂,是抗战之魂,是民族复兴之魂。”我感慨大渡口有着如此厚重的历史积淀和荣耀。
“义人”,师爱永恒的时代之魂
友人感慨地说,王红旭已经不是第一次救人了,有过六次救人的事迹。
“‘义人’同样会打动你。”友人为他的家乡人自豪中,透着一股心酸。
这“义人”是?……
他叫王红旭,是一名年仅35岁因救助落水儿童而牺牲的小学体育老师。
2021年6月1日傍晚时分,重庆市大渡口万发码头长江段附近,大人孩子们在欢天喜地游玩着。因为是儿童节假期,大人小孩都喜欢在码头边上嬉水、挖沙、筑城堡。
大渡口区育才小学的体育教师王红旭,也带着夫人和孩子在码头附近游玩。忽然,前方传过来“娃儿落水了”的焦急呼救声。王红旭反应极其灵敏,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江边,只见一女孩被冲入距离岸边数十米的江水中……紧急关头,王红旭顾不上脱掉衣服,纵身跳入江水之中。紧接着,重庆巴南区典雅小学体育老师许林盛也跳入江水中,后来张广荣也跳入江中参与施救。
事发江段水流湍急,在事发地江边的马波、王显才等人迅速组织江边其他群众,以手拉手、搭人墙的方式,自岸边延伸至江水中,配合王红旭、许林盛、张广荣开展施救。
一个人,两个人……一共八个人,他们自发地手拉手组成人梯。此时王红旭已经救起一个女孩,递给了他身后的许林盛、张广荣,转身又游向已被江水冲远了的另一个男孩。在救起男孩回游过程中,因体力严重透支,他将生的希望留给了孩子,耗尽全力将小孩推给了许林盛。
最终,两名落水儿童被成功营救上岸。游在最后的王红旭因体力不支,已无法游至岸边,因距离问题,搭起的人梯也无法将他拉住。在其妻子和孩子的目光中,他渐渐地被江水吞没了。
我的眼睛湿润了,“他舍身救人,成就了别人的家庭,却失去了自己完整的家,他的妻子和孩子如何面对丈夫、爸爸在自己面前被无情的江水淹没的现实呀……”
友人感慨地说,王红旭已经不是第一次救人了,有过六次救人的事迹。妻子常常回忆王红旭说过的话,“我是在义渡长大的,‘义’就是一种道德的标准,就是随时可以舍身取义。”王红旭以胸怀大爱的师者仁心,铸就师爱永恒的精神丰碑,而人梯精神亦可赞颂。
我仰面而涕,心如刀割。王红旭救人是自发的,是在一瞬间爆发出来的,是他平日爱学生的体现,这是他深藏在内心的人性光辉的闪现。我寻找着天上那颗王红旭的星宿,发现了一颗从来没有见过的亮晶晶的星星。我轻语着,就叫你“舍身取义”星吧。“舍身取义”几个字,我说出口来如此轻松,王红旭做起来如此义无反顾,但旁观者是否可以感同身受,是否也可以随时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舍身取义?
友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王红旭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后,在教育界引起不小的反响。大家都在议论一个话题:王红旭作为一名老师,他多次舍身救人的举动,体现了教育事业的本质——一棵梧桐树,生长迅速,可以绿化一片街道,被称为“行道树之王”;一个纯净的灵魂,他的行动与呼唤,可以唤醒另一个灵魂乃至一群灵魂。
我素无熬夜习惯,竟然夜半仍无倦意,仍然被友人讲述的“三义”故事激荡着,感动着,久难寐之。打开电脑,敲击着此时此刻的心境:大渡口之行,因了“三义”精神之感染,才彻悟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真谛。不来大渡口,永远无法知晓这里藏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大义。
“三义”精神的内核是“人梯”精神。
“义渡”(行来北凉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唐·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这个“义”字的前提是,没有任何利益驱使。几个乡绅联合起来,像人梯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地出资出物造船免费摆渡,成为永远的美谈。
“义钢”(不畏义死,不荣幸生——唐·韩愈),一代又一代的重钢人,像人梯一样前赴后继,重钢虽然搬迁了,但它在国家、在民族、在大渡口人民中心,永远屹立。
“义人”(重义轻生怀一顾,东伐西征凡几度——唐·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二首》),王红旭舍己救人的精神,带动着他人一同入水救人,或手拉手,自发站成一排,结成“救命人梯”,汇成一道见义勇为的人性暖流。
这是一架以忘我精神铸成的生命之梯,承载的是血肉之躯。历史上,这架“人梯”曾经伫立于城墙下,伫立于洪水中,伫立于危崖、绝壁、险滩;如今,它又伫立在湍流汹涌的长江大渡口,伫立在钢铁博物馆,伫立在大渡口人民的心中。每一次伫立,都立起一座丰碑。
此“三义”,诞于大渡口,衍于大渡口,名于大渡口,亦必将随江水而流,传颂于华夏神州。文至此似意犹未尽,随奉四行小句——
路见危难舍身前,我死他生心无怨。
义渡再添英雄曲,大义之江永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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