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琳：于记忆与传承中回望张贤亮的文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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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纪念特辑|| 朔方文学




　　于记忆与传承中回望张贤亮的文学贡献
      王琳琳


　　一个人真正的终结，指的是生命的逝去、记忆者的离世和所有文字记录的消逝。张贤亮先生离世已经十年了，然而其人、其事、其作品依旧流播于世，影响着许多人。1979年，年届不惑的张贤亮，在历尽磨难之后重新执笔创作，短短几年，创作了多篇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作品。1983年，继《灵与肉》之后，其凭借《肖尔布拉克》第二次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获奖感言《学到的和感受到的》中他陈述道：“我常说，我不怕死，就怕‘老’。”

　　一位优秀作家创作的作品必有其过人之处，伟大作家则更需要面对压力、承认历史，并用直面现实的勇气坚持自我。张贤亮不仅用忧郁的情怀回望、思索历史，且以饱含深沉而又苦涩的感情之笔描绘了一个个令人战栗的灵魂，塑造了一系列纯洁温柔、顽强乐观、泼辣大胆的女性形象；回视历史，反思伤痕，直面国家改革，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并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用充满理性的话语开掘人性。他借小说《男人的风格》中的文字说：“上乘的作家，自觉地把握了这个规律，也就是你所说的套子，在这个规律或者套子里写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来；中流的作家是想跳出种种套子，自己创出个新套子来。可是最终他会发现，他那个新套子恐怕在希腊神话中早就有了。而下乘的作家呢，却没有自觉地把握这个规律，只是照着别人搞的套子去依样画葫芦。”张贤亮先生犹如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赋予宁夏文学以理性思辨的审美价值，并引领宁夏文学创作的后继者们，用文字走向全国、走进世界。

　　2013年，张贤亮无偿授予宁夏电影集团《灵与肉》的版权，宁夏的编剧也未辱使命，将张贤亮的人生和作品融入剧本。2018年，张贤亮先生虽已离世，央视八套播出的四十集电视剧《灵与肉》中依旧上演了先生的一生，和他对人生的观察及人性的思考。今天，回望张贤亮先生的文学成就，站在当代视界融合的现实主义视角，重新思考并审视其超前的创作理念与方法，进而在宁夏文学记忆与传承中观照其卓越的历史地位，以此助推宁夏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一、现实主义叙事方法的创新实践者

　　张贤亮是中国当代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中国当代备受争议的作家之一。朱栋霖等学者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000年版）评价其作品时说：“张贤亮的小说在艺术上存在着两个明显的局限：一是袭用了传统小说中‘才子落难，佳人搭救’的情节模式；另一是往往运用大段哲理性语言来深化主题，造成一种气势，使人警醒。”该书2018年版本中创作局限的评价变成了“如果说张贤亮的这类小说比较多地袭用了传统小说中‘才子落难，佳人搭救’的情节模式，那么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则显示了传统小说戏曲中‘始乱终弃’模式的某种变体”。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认为张贤亮的小说“暗合了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的表现‘落难公子’模式”。就争议而言，有关张贤亮文学创作袭用“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优劣，评论家们各执己见。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才子佳人”叙事模式是张贤亮文学创作的特色。但随着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的迭代，这个相对守成且备受争议的叙事模式，当下来看，具有深厚历史感和鲜明当代性，展现了中国意识中传统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特质，凸显了创作的丰富性、创作手法和审美价值的超越时空和永恒性，是中国传统叙事方式向现代化转型探索的实践。

　　张贤亮的成就并未止步于文学。他曾对记者说过小说创作是他的“平面文学”，镇北堡西部影城是他创作的“立体文学”，他希望“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1982年以后，张贤亮的小说、剧本先后改编并拍摄为电影、电视剧的共有十部，分别是《牧马人》《黑炮事件》《肖尔布拉克》《龙种》《异想天开》《我们是世界》《男人的风格》《老人与狗》《河的子孙》《灵与肉》。根据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荣获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等多项大奖；根据小说《浪漫的黑炮》改编的电影剧本《黑炮事件》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小说《老人与狗》的同名影片获得了上海电影第四届评论学会“十佳影片奖”，等等。

　　因而，在张贤亮的研究中，应综合其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独特性，运用跨媒介的视野，在中国文学和宁夏文学的历史演进中围绕文本叙事，更多元地比较并整合其文学成就。在以往对张贤亮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对《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的分析较为全面，较多的话题如饥饿和苦难、性与政治、“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等。毋庸置疑，学界对中国传统叙事模式的应用，褒贬不一。但在其改革类作品研究中，如《男人的风格》《龙种》《河的子孙》等作品，学界多从题材、主题等方面分析评价，忽略了其作品叙事模式的特征。新时代的文学研究提倡跨越已有研究壁垒，从文学到影视，或者从影视到文学，通过媒介交融来分析文本。

　　我在《张贤亮文学与电影比较研究》中提出，中国传统“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是张贤亮先生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这种创作风格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具有连贯性和整体性。

　　具体到文本，《男人的风格》是一部讲述城市改革家陈抱帖的故事，但从叙事结构入手分析，这位改革家的故事嵌入了事业与婚姻两条叙事线索，依旧是才子与佳人的故事模式。小说的故事由二十个事件构成，第一章的事件不能作为故事的开始，作家用第三人称视角“他”叙述了陈抱帖对爱情和婚姻的理性思考，并未打破故事的平衡。第二章中作家用第三人称视角“她”叙述海南的故事，由“他”转换为“她”时，一个女人对爱情的幻梦打破了婚姻生活的平衡，故事才真正开始。由此，小说的故事是从海南“她”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两个叙述视角进入讲述，分别描述了两个男人的风格，即陈抱帖的改革家形象和石一士的知识分子形象。故事由一个女人的幻梦开始，那么，故事结尾便不是第十九章“陈抱帖改革遇阻”的事件，而是第二十章的事件，用“一个女人对婚姻与现实的妥协”来结束故事的讲述，生活也进入了新的平衡状态。通过类似的方法细读文本，比对电影与小说中的叙事线索，张贤亮的创作风格得以明晰展现，其独具特色的“才子佳人”叙事模式在改革类文学作品中依然存续，凸显了其一贯的创作特色与文化传承意识。

　　张贤亮先生具有极为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涵养。1984年，张贤亮在和宁夏大学学生谈文学时说过：“我很小就开始接触中国古典文学了。唐诗宋词，包括六朝的骈文都在内……我在这里面吸收了什么呢？就是它绝妙的、极其精练的语言和它非常严谨的文章的布局方式。”（《张贤亮谈创作》，第92页）可见，张贤亮先生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底蕴构成了他作品传承的基石，并贯穿其创作始终。小说《土牢情话》中的石在和乔安萍、《灵与肉》中的许灵均和李秀芝、《绿化树》中的章永璘和马缨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和黄香久、《老人与狗》中的邢老汉和逃荒女、《肖尔布拉克》中的李世英和妻子、《龙种》中的龙种和穆玉珊……“才子佳人”的结构应用就是张贤亮先生承继中国传统叙事模式的当代实践。但叙事模式是为文学作品深层文化意蕴服务的，《小说美学》的作者万·梅特尔·阿米斯说：“人们摆脱了动物状态，既能变成魔鬼，也能变成天使。最坏的恶和最好的善都属于心灵，而这二者都在文学中得到最完整的再现。”张贤亮先生在其小说中思考的都是人性中“灵与肉”的内涵，才子与佳人依旧是男人与女人物种的原初状态，生物性的本能需放置于社会规约中，深入到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属性中思考人的价值。“才子佳人”叙事模式在文艺的传播与接受活动中易读且易于接受，但张贤亮先生认为文学的形式服务内容，形式亦会反作用于内容，真正的文学需用合适的方式深入探讨人性，只有将生活本真的底蕴书写出来，创作具有改革精神的文学作品才是其艺术作品的价值追求。

　　其次，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创新与尝试。这位经历丰富的作家，反思创作，在创作理想中提出独特的“这一个”（黑格尔语）的创作观。张贤亮先生对于叙事手法的探索极为深入，他说：“我的创作手法较传统，是现实主义的……像荒诞派、黑色幽默、印象派，我也喜欢。”（李镜如《张贤亮谈创作》，第186页）因而，在《张贤亮文学与电影比较研究》中，我不仅从张贤亮每部作品各种类型的独特性入手，研究文本的创作特色和叙事特色；同时在分析每部作品时，又从两种不同艺术形式和阐释方式的差异性切入，着重用影视作品文本的特质反观张贤亮文学作品的创作特色，分析那些电影文本中舍弃的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和结构，发现了一些学界忽略的有关小说叙事形式创新特色的研究。

　　张贤亮对小说形式的创新，未被学界全面认知。20世纪80年代后期，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的研究开始进入小说形式的探索，提出了艺术上摆脱写实，追求形式创新等文学观念。而早在1984年，张贤亮在《文学家》第二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浪漫的黑炮》，已经从艺术形式创新的角度做了探索与尝试。《浪漫的黑炮》很快就被改编成电影并被拍摄，1986年上映。电影《黑炮事件》只保留了小说辅线讲述的故事情节：一场因丢失黑炮引发的荒诞闹剧，隐喻了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缺失，讽刺了文化惯性及人的劣根性。由于电影剧本成绩斐然，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的电影剧本卷。原著《浪漫的黑炮》中电影剧本舍弃的另外一条叙事线索便无人问津，最终淹没于辅线深刻主题的光辉以及传统叙事模式的争议中。实则，小说的主线是文本中隐含作家探索如何写小说的内容。相比先锋小说寻找的“形式”，此部小说能够在叙事线索上突破，并在叙事内容的象征、隐喻、寓言中创造意识形态意义，这已是有关文学创作形式的创新。多年之后，当我们探讨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国作家影响的时候，那些坚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原则以及叙事视角重建、打破线性时间等结构形式的特点，在《浪漫的黑炮》等作品中亦能发现。张贤亮先生是一位兼容并蓄的作家，他立足传统，扎根生活，汲取各种艺术创作理念的现实主义文学，正是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急需的特质。

　　同理，从文学、剧本、电影三种文本样式入手比较分析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将三种文本置于阐释学视野，梳理不同叙述方式在结构、语言等方面相同的特色，尤其是文本与故事情节线索相连的具有画面感的戈壁、沙漠、风沙等语言和非语言符号，显示出了强烈的地域风格意识和前瞻意识，从而提出张贤亮文学作品诗意表达的叙事特色。张贤亮先生谈小说与电影的区别时说：“《肖尔布拉克》也正在改编。我写小说注意形象，强调画面，也就是常说的‘过电影’。”（李镜如《张贤亮谈创作》，第73页）作家巧妙地将电影的画面和空间书写特色融入文学形式的创作实践，透过那些符号**出的恰恰是诗情画意的情感，在一个个美妙的景色中，借助诗意的情感表达深蕴的意义，即那些经历过苦水和碱水的人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颗如同金子般闪耀的心灵。《龙种》《河的子孙》等小说的创作特色亦如此，对黄河流域景色等文化符号的描摹如同影视作品中波澜壮阔的黄河镜头，极具画面感。可见，张贤亮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并未受限于特定形式，在创作实践中还将诗歌、音乐等多种艺术符号融入文学创作，描绘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人、事和景物，这些艺术形式交融创作的特色展现了其对生活、艺术的敏锐感知，对文学创作的深入思考。

　　总而言之，张贤亮先生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叙事方法的创新实践者。杰出作家的著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鲁迅先生的作品在运用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方法进行分析后，反而展现出更为丰富与精妙的内涵。张贤亮先生在创作中一直希望多侧面地写人，描写真实生活中人的命运感。在小说《早安！朋友》第一章的第四个小节中，作家用教室里仿演《阿Q正传》的情节，隐喻了那些看热闹人群的麻木与无知，揭示了不同人物之间的差异表现及其对于当事人的无形伤害，从而将时代变革时期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问题暴露在众人面前。据结构主义叙事学方法解构，张贤亮的作品《初吻》《早安！朋友》和《一亿六》等都呈现出了多种叙事形式的继承。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同时，张贤亮还在叙事形式上持续创新与实践，是一位被低估的文学大师。在张贤亮先生的研究中，只有不断探索、综合考量，方能更全面地理解这位杰出作家的作品。

　　二、宁夏文学守成与创新话语的传承者

　　近年，“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的文学现象持续引发学界关注，热度持久。但文学上的地域，是于地域差异性中重新发现地域传承的当代特色。贺绍俊教授认为：“宁夏文学是中国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有着自己的优长和特色。”宁夏当代作家群体坚守传统，相对守成的话语特色并非落后和退步的代名词，是于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等各种外部要素语境中，对中国文学传统“前现代文化的精华”的传承。张贤亮先生作为宁夏老生代的代表作家，其创作话语呈现出了明显的地域传承特色。他坚持从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中学习精妙的语言和结构，坚持传统叙事模式的话语风格，在认知地域文化创作特质的基础上，深入人性，尊重历史与传统，于世界中探索地域特色，进行有限度和渐进式的创新，是宁夏文学守成与创新话语的传承者。

　　“每一个时代皆充斥着复杂性与冲撞，而这些复杂性与冲撞所构成的诸色型态，有待文学考古学家予以讯问。”王德威先生凭借“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一题旨，追问了没有晚清文学传统何来五四新文学的命题，深入中国文学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在宁夏文学话语交融的聚合场，运用知识考古学进入张贤亮作品话语特色的研究，在历史与时代语境中回望其作品，正视其作品对中华文化的线性历史传承，跨越历史进程的迫切性等因素，才能挖掘出这位作家的伟大之处。宁夏当代作家群体保留着“传帮带”的创作传统，张贤亮这棵宁夏文坛的大树，用其开阔的胸怀、世界的视野成为宁夏文学传承的给养，帮助宁夏当代中青年作家创作。至今，宁夏中青年作家依旧在探索中坚守传统，硕果累累。2024年前后，就相继推出了《中国之美》《阿娜河畔》《亲爱的人们》《银骆驼》《飞起来的村庄》等优秀作品。

　　宁夏文学话语呈现守成与创新的特质，外显出来的特征又是诗意的。我在《宁夏当代作家话语嬗变研究》中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宁夏文学放置于开放且流动的媒介语境中分析其话语传承特色，结合文学的历史延展性特色与文学内在的审美精神，提出宁夏当代作家具有“三代耦合”“多元共生”的话语嬗变特色。“三代耦合”中的“三代”是指宁夏当代作家的老、中、青三代；“耦合”是指文学研究中地理与人文的耦合，即在宁夏文学研究的多元语境中比对作家生平事迹、小说文本与人物、文体与文论等数据，从中寻找作家的话语共性，具体梳理了认同、乡土、意识流、成长等“多元共生”的话语特色。张贤亮作为老生代作家，其文学话语特色鲜明且全面，几乎可以在其作品中找到宁夏文学地域话语特质的各个方面。近年，探索新时代文学创作类型，宁夏提出了生态文学、城市文学、工业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我在研究中回望张贤亮的文学成就，发现他曾尝试各种文学题材、类型的创作，那些独特的创作体验也成了无数宁夏中青年作家前行的方向，给予了非常多的创新启示。

　　正如张贤亮自己常说的，文学创作的来源就是生活，他虽然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但他文学创作的风格还是描摹西部地域风貌的中国模式；他醉心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的文学话语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创造，具有极为显著的国家、民族、地域的话语认同特色。他常说自己虽然不是宁夏人，但对于宁夏的情感是最难割舍的，他在《安心银川》中这样描绘他心目中的宁夏：“1955年7月我从北京以支宁移民的身份，携老母弱妹来宁夏，至今已有四十八年了……当然，外国有许多精彩之处，但在我看来似乎总是平面的。宁夏或银川却会在我视网膜上出现叠影，我的视线能够穿透她，像穿糖葫芦般地形成一条‘时光隧道’即俗话说将她‘看透’，从而，哪怕她一处单薄的线条，也非常厚重，非常丰富多彩。”（《银川文史资料（第十三辑）》，第20-23页）张贤亮先生有着如同许灵均般的爱国情，对于黄河文化浸润的这片土地，更有着陈抱帖、魏天贵、龙种等形象在城市、农场、土地和社会改革精神中的独特思考。在小说的创造中，先生用具有独特地域文化的花儿等民歌小调和方言话语符号，在文学文本中呈现了话语空间的坚守与认同特色。

　　乡土话语是宁夏文学的底色。艰难的生存与贫瘠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宁夏乡土文学冷静克制的“虚实相生的诗意”。张贤亮的文学作品中，探索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是现代文明和经济变革冲击下西部乡土社会的现代转型，审视的是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深层关系。他认为：“我区南北很有特点。银北主要是工业区，银南主要是农业区，所以，银南应侧重农业题材，搞出些特色。银南的文学创作力量是很强的，人才不少，会出成果的。”（李镜如《张贤亮谈创作》，第191页）在肯定宁夏银南乡土或农业题材创作的同时，他也鼓励中青年作家在语言等方面提高创作水平。张贤亮还认为传统并不只是继承现成的事物，而是在参与发展中的创造。因而，他提出了创作目标，追求“空灵”的作品，要去书写黄河文化哺育成长的人及其参与社会变革时面临的生命体悟。《绿化树》中章永璘在苍茫大地上感受到的黄土地的辽阔与深远，就是张贤亮的创作实践。章永璘听到海喜喜唱的那具有活力的、令人魂牵梦绕的花儿，开始思考的是，生生不息的来自这片土地的高亢、悠长而爽朗的人性力量。《河的子孙》中魏天贵赶着驴车走出城市，沐浴在黄河河滩弥漫的暮霭中，黄土地和金色的灵光唤起了农民对乡土的回忆与改革经验的人性思考与价值追求。

　　张贤亮先生对宁夏文学创作的影响是重要的，他激励并影响了一批坚守写作的宁夏文学创作者。成长话语及现代意识流话语等特色是张贤亮又一代表性话语特色，其作品中有形式的创新、隐含的作家发表言论的意识流话语等特色，诸如许灵均、章永璘、陈抱帖等人物形象的精神追问和成长。小说《早安！朋友》中探讨的就是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作家用班长这个城里人的叙述视角讲述了一个农村姑娘的故事，凸显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成长之痛，深蕴了个性解放和人格平等的问题。同时作家又用自信且强大的叙述者声音告诉家长、孩子乃至社会，教育存在问题。这个强烈的叙述声音带着“社会尺度代言人”的话语特色，揭示了时代变革中青少年面临的时代变化、城乡差距、原生家庭与自我成长等诸多问题。当叙述者的全知视景在其所设定的“适中距离”里发声，张贤亮的这些话语“似乎超越了个人经验的层面，而到达了一个更广大、更可以公开的意义范围中”（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第89页）。传递了更多的声音，去叫醒那些睡着的人，并发出孩子们珍视生命的呐喊。这些振聋发聩的思考在宁夏文学中得以传承，后继者们如金瓯、张学东等作家塑造了一系列面临生活波折、社会问题的青少年形象，通过历史情绪与现代性思考，深入探讨成长者的人生价值，描绘生命成长的困惑、迷茫与顽强等主题。新生代作家马金莲笔下的农村留守儿童，于成长困境中思考的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变引**理观念冲突，以及如何重建中国乡村伦理现代化的问题。宁夏文学的创作者们共同构型出了对于成长者的反思，并不断引发自我主体精神意识流动的成长叙事，这就是宁夏文学中成长叙事话语形成的独创语境。

　　其次，“深耕文学沃土”“勇攀文学高峰”是新时代宁夏文学的使命；用文学浇灌心灵、培铸精神，用文学深入行业、描摹时代是新时代文学的方向。张贤亮1984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写道：“文学是写人的，本不应该分为‘农村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军事题材小说’、‘城市文学’等等。但文学作品要写人，就要写人生活的时代，写人活动的社会背景，写出人所处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角度来说，按文学作品所展示的人的生活环境划分为各类不同题材的文学，以便从总的文学规律中得出某种带有特殊规定性的东西，再反过来指导创作实践，又是恰当的和必要的了。”（李镜如《张贤亮谈创作》，第33页）在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面前，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创作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资源，继承与创新地讲述中国故事。宁夏新时代文学在题材选取和主题经营等方面，不断向着“新时代新征程”调姿定位，陆续推出“石嘴山城市文学”“银川市生态文学”“现实主义工业文学”“纪实文学”等，积极推动宁夏新时代文学的高质量发展。追本溯源，宁夏新时代文学是在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只要稍稍改变事件初启的任何一个关键，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整个物种进化的过程将会形成截然不同的途径”（高德语）。在宁夏当代文学语境中，各种题材类型必然有着其独特生成因素。

　　张贤亮先生是宁夏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在宁夏城市题材文学产生、发展的历程中，他创作出了优秀的作品。张贤亮在其改革文学作品《男人的风格》中，用城市空间完成人物塑造，他从家庭空间的冷战、公园长椅的市委碰头会、体育场的群众大会到文化馆的舞会，真实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城市及变化。作品中一段对银川城市的描写流传至今，“一条马路三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四只猴，一辆汽车赛老牛，一家饭馆尽卖粥。”这已成为银川市现代化城市景观的历史对照。同时，先生运用“一条马路”“一个公园”“一家饭馆”等词语描写宁夏城市空间，并巧妙地将城市景观的心理感受融入其中，那种孤独、匮乏、封闭的情感充斥在文字间。宁夏城市文学截然不同于上海等地的“都市文学”，宁夏的城市空间不写物欲化的都市空间及由物欲引发的权**望，多描写的是城市变革带给人们心理的封闭性，着重呈现的是一种与乡村开阔、自然的亲密感截然不同的空间状态，人物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感受着生活的局促、疏离与困惑等。继而，在宁夏城市文学的创作传承中，如于秀兰“品画”“品茗”的家庭空间，郭文斌“蛋黄色的办公室”的工作空间等就是这样的城市文学特色；新生代作家计虹的小说集《刚需房》《半街香》中呈现的皆是城市封闭空间里人的困惑及市井文学众生态的话语传承特色。

　　新时代宁夏工业文学创作渐成气候，曹海英的《黑色版图》《炽热》，樊前锋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贺兰山东麓》，李振娟的《国家工人》，赵磊的《铁骨铮铮》等作品，把握时代脉搏，以“工业文化”视角进入工业经济各行业，描绘时代变革和工业建设状况中奋战在一线的工人、科研工作者、企业家等形象。回溯历史，宁夏颇有影响力的工业作品有那守箴的短篇小说《大雪歌》，这是一篇描写煤矿工人英勇战斗的小说。除此之外，由张贤亮的小说《浪漫的黑炮》改编的电影《黑炮事件》，讲述的就是一个工业故事：国营某厂工程师赵信书负责WD工程，他因象棋黑炮丢失而被停职调查，不能与国外工程师汉斯交流，致使国家损失巨大。再如小说《龙种》，张贤亮说这部小说创作动力的来源是与蒋子龙的对话，龙种和乔厂长实则是一类人，描写的是农业工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改革探索，“关于龙种这个人物，我不想多谈，我只想引用几句革命导师和文学大师说过的话就够了。列宁说：‘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张贤亮谈创作》第135页）这段述评印证了张贤亮对于各类题材创作的观点，工业生活只是小说叙述的内容，小说中可以塑造农业工人，也可以描写改革家或知识分子，关键是通过人性**的挖掘，拓宽人们对于社会问题思考的阈限。张贤亮《河的子孙》《龙种》和《男人的风格》三部改革小说，虽不能算作工业题材的作品，但在探讨时代变革的过程中，先生从农村、农场和城市等不同视角，涉及了农业工人的生活与思考，展现了他们在面对改革等诸多问题时的内心挣扎，这些内容必将成为宁夏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及研究不可回避的部分。在新时代宁夏工业文学创作中，缺乏的正是像张贤亮这样对作品进行深入思考的品质。要创作出高质量的工业作品，宁夏当代中青年作家必须具备宽广的历史视野，深刻认知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涵，唯有如此，才能塑造具有历史变迁和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

　　张贤亮先生有关生态文学作品的创作理念，可从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生态关系和生态治理等方面来看。他的生态内涵更为宽泛。首先，他描写人与自然的生态文学观是中国传统文化语境的现代性思考，自然是万物之本，作品中着重描写那些具有西部风光的地理、地貌，尤其凸显黄河等景致中的诗意话语特质，并借助自然景物的变化表达人物情感的丰富与复杂。如小说《灵与肉》中，具有地域显著特色的“沙枣树”“白杨树”等自然风物，承载的是黄土高原厚重的记忆。这些植被每次出现的时候，都能牵动许灵均内心思想与情感的波动，成为许灵均对祖国及宁夏地域深情的象征，于作品中营造出具有人性思考的诗意乡土话语语境。张贤亮有关“空灵”的创作理想“正是作品中表现了心灵的充实与丰富的表象和心理描写”（李镜如《张贤亮谈创作》，第141—142页），是如王蒙所说的“天籁感”，这是用任何技巧所不能达到的，而是需要将自然融入文化意识中，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巧妙地透过人物、事件或场景才能描绘出来的生态美。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与多样化，人类与大自然共生之时还需要与动物和谐相处。根据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名为《牧马人》，由此可知文中许灵均与马的关系之紧密。马历来是西北人的忠实伙伴。小说中“棕色马”虽然只出现四次，但此时马已不是载物工具，而是许灵均心中最重要的朋友。许灵均举目无亲且被所有人防备和疏远之时，只有棕色马对他不离不弃，马用湿漉漉的鼻子嗅他的头，用软乎乎的嘴唇擦他的脸，触碰着许灵均的心灵。张贤亮描写的是人与动物的相依相伴、彼此信任的状态，亦如《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与狗的相依相存的邢老汉。在死亡、饥饿、枪杀这样不可逆的时代因素出现后，先生想通过这样和谐的生态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无尽伤痛和绝望的呼喊。宁夏当代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动物叙事成了一个重要的具有标识性的话语特质，如石舒清作品中的牛、漠月作品中的骆驼等。牛与骆驼是人类相依为命的伙伴，作家通过那些充满奇幻色彩的情节如牛看到清水里的刀子、消失在沙漠中的儿驼等，表达人类与动物和解、沟通的渴望及礼赞生命的至深情感。

　　近代生态学研究的范围，除生物个体、种群和生物群落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类型生态系统的复合系统，深入探讨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治理问题。张贤亮在《我们是世界》电影剧本中着重描写了西部贫穷等地质因素，对人类干旱缺水、植被稀少等生存环境做了影视化叙述，以牧羊娃的成长故事为线索，讲述长大后的牧羊娃为了解决土地沙化，献出了生命。这部影片极具超前意识，探寻的是我国荒漠化治理的问题，影片中以黄土地为原动力，通过牧羊娃等治沙造林形象的塑造，描摹了誓把荒漠变绿洲的淳朴人性，并用影片警醒世人重视生态，亦诠释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

　　张贤亮先生认为西北地区以粗犷、雄健、恢宏的笔调和结构来描写人与严酷的命运和严峻的大自然的斗争，故事多半带有传奇色彩。然而这种传奇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在曲折艰难的生活中表现了人类积极的品质。张贤亮先生的创作理念与创作成就，在相对守成的话语传承中，贮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与传统、西部、中国以及世界的交融碰撞中，创新地展现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他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叙事方法的创新实践者，亦是宁夏文学守成与创新话语的传承者。

　　我对于张贤亮先生文学作品的分析思路只是批评方法中的一种，期望通过这个不太完善的研究，多侧面地回望先生的作品，探索新时代宁夏文学的创作，助推宁夏文学向着“高峰”发展。

　　原载《朔方》2024年第9期

　　责任编辑 火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