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邗沟、黄河、运河与河下古镇
王福林


河下古镇位于淮安市淮安区西北隅，是一座有着2500年历史的古镇。她诞生在古淮河之滨，得益于邗沟的哺育成长，也曾遭受过黄河455年的侵扰，里运河的贯通，又使她发展成为一座经济昌盛、市井繁荣、人文荟萃、闻名遐迩的重镇。


本文试图从河下古镇发展的不同阶段，探讨淮河、邗沟、黄河和运河的水文化对她的影响。


一、古淮河孕育了河下古镇的诞生


淮河是我国第三大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北麓，自西向东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古淮河水系，是由独流入海的淮河干流以及干流南北的许多支流组成。古淮河干流是一条河槽宽深、出路通畅、独流入海的河流。在河南和安徽境内的淮河干流，基本上是沿古淮河干流自西向东流的。在古泗州城北，古淮河由安徽进入江苏后，先向东北流，经淮阴北，自草湾急转向南，经山阳大湾再向北进入安东县（今涟水县）境，最后，在涟水县云梯关（现属响水县）入海。这就是古淮河的基本流路。


所谓山阳大湾，是指古淮河从草湾向南，经钵池山东侧南下，直抵山阳县城北，后转弯向东北到季桥，这段河床大体呈U字形的弯道，基本上在山阳县境，故称山阳湾。


河下古镇北临淮河，就位于山阳大湾的凹岸顶部,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有利于船舶停靠，有利于人群聚集，有利于商业发展。


淮河与长江之间的苏北平原，是一个地势平坦，湖荡密布的水网地区，大大小小的湖泊主要分布在淮河中、下游沿岸。由于湖泊是发育在冲积——淤积平原上，湖盆呈浅碟形，岸坡平缓，湖底平坦，多数湖泊平均水深不足2米，湖泊贮量不大，调蓄能力较差，但是非常有利于水生植物、水生动物的生长和繁殖。


河下古镇南濒湖荡，既有利于农业生产，更有利于水产业和航运业的发展。


古淮河一线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以北为暖温带季风气候，以南为亚热带季风气候。这一带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雨量比较充沛。


河下古镇位于南北气候分界线上，是南船北马的交汇地带，适宜人群居住，有利于繁衍生息。


可见，河下古镇的水环境和气候条件都很好，这就为一个集镇的形成，提供了优越的先天条件。


河下古镇的范围并不大，最初也就是几个同族人的小村落，或者是小渔村。山阳大湾上有个小河湾，叫相家湾，正是这个小湾，让淮河上往来的船舶，能够停泊，躲避风浪，上岸休息，补充给养，于是在相家湾周围的淮河大堤上就开始有了商店。当时淮河以南，山阳与淮阴之间，旱路就是淮河大堤。东西往来的行人也都在此憩脚。这就孕育着一个集镇的诞生。


古淮河在苏北大地流淌了数千年，冲积了淮河下游平原，滋润了这片沃土，养育了一代代淮水人，孕育了一方文化。


二、邗沟通淮加速了河下古镇的形成


邗沟是联系长江和淮河的古运河，是中国最早有明确记载的运河。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图强争霸。吴王夫差欲北上伐齐，于公元前486年～前484年，在长江北岸筑邗城（今扬州市），开邗沟，通江淮。以利于向北方运送军队和粮草。邗沟南起邗城以南的长江，向北绕经樊梁湖（今高邮附近）等一系列湖泊，折向东北，入射阳湖，以较短的人工渠道相连接，航道弯曲，再向西北经山阳口（今淮安城）到末口入淮河。


在春秋晚期以前，古淮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水上交通是隔绝的。直到开凿邗沟，这才沟通了淮河和长江两大水系。


两大水系沟通后，南北船只往来频繁，淮河航运量迅速增加，尤其是河下古镇北自清河口至古末口的淮河段，简直是黄金水道。在以水上交通为主的农耕经济社会，百业因运而起，航运业的兴盛，带动了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渔业等行业的发展，长江、淮河下游的社会经济逐渐繁荣昌盛。


自邗沟通淮（前484年）到黄河侵泗夺淮（1128年）的1600多年中，河下古镇北的古淮河经历了她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前后经历了东周、秦帝国、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等10多个朝代。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水利工程建设，发展农业生产，都很重视开挖疏浚河道，发展航运或者运兵运粮。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驰道，其中一支就由济水南岸的定陶入泗水，由泗水入淮水，再由邗沟以达大江。


公元605年，隋炀帝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贯通漕运航道，征调110万人开挖通济渠，又发动淮南军民十余万人，疏浚邗沟，并将淮扬运河改道取直，自山阳至扬子（今扬州南）入江，当时称山阳渎，300余里，渠宽40步。到公元608年，自杭州经江苏、安徽、河南到河北涿州长5000多里的南北大运河全线建成。公元616年，隋炀帝御龙舟，沿运河南下，游江都。


到了唐朝（618——907年），漕运非常兴盛，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甚至，大食、波斯、朝鲜、日本等国外商也来淮经商，络绎不绝。


河下古镇得益于邗沟开凿，淮河航运业的兴旺发达，南北物资的交流，使得以手工业为主的集镇，正在河下这块土地上迅速形成。


末口是邗沟的入淮口，北上京都的必经之地，水上交通的十字路口。因此，她南边的山阳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各朝各代的统治者，纷纷在此置县、置郡、置州。


公元前117年，西汉武帝始建古射阳县城，公元411年，东晋安帝义熙七年置山阳郡，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置楚州，公元625年，唐武德八年，又改置东楚州。县、郡、州治所均设在山阳城内。


河下古镇在山阳县西北仅五里之遥，县、郡、州府的置设，对古镇的发展真是如虎添翼。


淮河大堤上随船而来的船夫和承担陆上运输任务的车夫、挑夫皆是劳苦大众，适应他们需要的各种小吃店、面店、饭店、米店、茶馆、老虎灶、理发店、洗澡堂、杂货店、钉鞋铺、旱烟丝作坊、豆腐作坊、酱醋作坊等等小店铺、小作坊，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大堤两旁，并日益兴旺，这就是后来因街上有不少估衣店，而得名的“估衣街”。她东起新城西门，西至石工头，随河堤弯曲并不顺直，但她是古镇建立在淮河大堤上最早的街道。


随船而来的手艺人，来此谋生，带来了南方传统的手工技艺，大大促进了古镇手工业的发展，一个个手工作坊在估衣街南侧陆续兴建。在古镇兴起的手工作坊主要有：染坊、毛巾粗巾作坊、腰带作坊、绒花绢花作坊、箱柜作坊、盆桶作坊、印刷作坊、香烛作坊、鞭炮作坊，铁匠铺、铜匠铺、银匠铺、刻字铺等等。


邗沟水文化为古镇带来了作坊文化，作坊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古镇社会经济的兴旺。随着来河下谋生的人、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估衣街南侧由东到西，直至茶巷，先后建起了八九条巷陌。为了满足山阳县与淮阴之间往来的需要，又在这些巷陌的南边开辟了一条东西向的大通道，这就是后来的竹巷。集镇人口越来越多，集镇规模也越来越大。河下古镇在淮河和邗沟船夫的号子声中逐渐形成了。


经济社会的繁荣，促进了文化诸领域的兴盛，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先后传播到古镇。唐朝末期，古镇上就创建了佛教“通源寺”（即现在的闻思寺），后毁于水患，宋初僧人兰盂重新修建，改名为“大悲庵”。始建于唐的“古天兴观”，是古镇上道教最大的观殿，是道教供奉“三官神”的殿宇，后改名为“三官殿”。


在这一历史段中，河下还诞生了一位我国汉初文学家——枚乘，他以善写汉赋而知名，被誉为汉赋鼻祖，《七发》是其代表作。其子枚皋也是汉初有名的辞赋家。在我国文学史上，他父子俱负盛名。“枚皋故里”就坐落在河下莲花街萧家湖畔。


三、黄河夺淮给河下古镇带来灾难也带来机遇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为了阻止金兵南进，东京（今开封市）守将杜充，扒开黄河大堤，黄河侵汴河至徐州，入泗水至淮阴，由清河口入淮河。然而，没能阻止金兵南进，却给淮河下游带来了巨大灾难。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大决于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境），主流循道南下，全面侵占淮阴以下淮河入海水道，黄河主流夺淮，这是黄河第四次大改道。


从此以后，河下古镇北边的淮河入海水道，不仅要承担自西而来的淮河水东流，而且要承担自北而来的黄河水下泄。一河承担两河之水，经常泛滥成灾。加之淮河中游水系也频遭黄河扰乱，水灾为害就更为频繁。


从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到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的287年中，由于元代统治者开辟海运航线运粮，运河漕运渐少，加之不重视治水，水旱灾害较多，仅在至元十六年到至正二十八年（即1279—1368年）的89年中，黄河就溃决泛滥达38次之多。


到了明朝，统治者对兴修水利，发展漕运非常重视。决定将粮赋仍以漕运为主，江、浙漕粮专行运河经淮安末口北上。并将大运河总称为漕河。


黄河夺淮后，黄淮合流，水量增大，古镇北的山阳湾水势湍急，风涛尤急，不宜漕舟行驶，溯流而上，漕船损失较大。为避开山阳湾风涛之险，确保漕运安全，于是在山阳湾南岸修筑水利工程。明洪武元年到三年（1368—1370年），淮安知府姚斌，于新城东门外柳淮关（即下关），建筑了仁字坝，以新粮、货转运，车盘入淮。明永乐二年（1404年），平江伯陈瑄，又建造了义字坝与仁字坝相连，在新城东北角建造了礼字坝、智字坝和信字坝，三坝相连，车盘入淮。五坝既是防洪护岸工程，又是转运码头。


当时漕运总督府还规定，官民商船北上，不再过闸，而分别从不同的坝口盘坝过淮，起旱车运至清口，再由水运北上。漕船由新城东门外的仁、义二坝入淮，商船、民船由西门外的礼、智、信三坝入淮。


这一规定给河下古镇带来了繁荣机遇，从礼、智、信三坝卸载的货物，经车载或人担，从估衣街最东头的新城西门外苹果桥，沿估衣街过石工头，出西围门沿淮河大堤运至清口。估衣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片繁华景象。估衣街成了古镇最早繁华的街道。


另外，明永乐七年（1409年），陈瑄任漕运总督时，为了便于补充和修理漕船，勘定在淮安府山阳县西北运河边兴建清江造船厂（今乌沙河船厂）。造船业的兴起，又大大促进了河下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成为漕船零部件加工基地，钉铁巷、竹巷、打铜巷、摇绳巷、小绳巷、扁担巷、风箱巷、夹板箱巷等等，皆因当时营造漕船商品而得名。


在这一历史段中，河下古镇的儒学发展很快，元朝时，山阳县儒学就设在河下，到了明朝洪武年间才迁入县城。


四、里运河贯通使河下古镇步入漕运行列


明永乐十年（1412年），当时江南漕舟北上京都，抵淮安新城（即北辰镇）后，都要经陆运过坝度淮（安），逾淮（安）到达清河口再由水路北上。船只盘坝过淮，不仅效率不高，而且费事、费时、费力，劳费甚巨，船只损坏严重，平江伯陈瑄因此深为忧虑。他走访当地老人得知：淮安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鸭陈口二十里，宜凿为河，引湖水通漕运。他采纳了老人们的建议，遂发军民开河，循宋代乔维岳所开沙河故道，由淮安城西管家湖，向西北至淮河鸭陈口，凿河（疏浚故沙河）二十里，导湖水入鸭陈口进入淮河，与北岸的清河口相对，新河称之为清江浦。随后，他再次西移邗沟，使得从扬州经邵伯、高邮、宝应、淮安到清河口的里运河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全线贯通。


里运河贯通后，南北行驶的船只，包括漕运的粮船，不再经末口入淮河，免去了山阳湾的风涛之患，免去了陆上转运，节省了时间和费用。不但结束了漕船在末口盘坝过淮的历史，而且大大缩短了漕船在淮河中逆水行驶的路程，使漕运更加便利安全，推动了漕运的发展。


漕船和官民商船不再经邗沟入黄淮河，除仁、义二坝尚有淮盐转运任务外，礼、智、信三坝不再有货物转运，使得估衣街的繁华景象有所冷落。但估衣街仍以她独特的产业经济，和领先的产业地位，一直保持着兴旺和昌盛。估衣街上的估衣店、铁匠铺、铜匠铺、粗手巾作坊、硬腰带作坊、旱烟丝作坊等是河下其它街道上所没有或很少有的，甚至木盆木桶作坊在周围县乡也是没有的。


里运河就在河下古镇南缘的管家湖，随着贯通，湖嘴码头、中街码头航运业的兴起，又给河下古镇注入了勃勃生机，估衣街和湖嘴大街的先后昌盛，带动了整个河下的繁荣。鼎盛时有“扬州千载繁华景，移至西湖嘴上头”之美誉。


漕船和官民商船在此停靠，南北方的物资在此交流，河下的土特产、手工业产品也可以南下苏杭，北上京都。此时的河下已经发展成一个繁华的商埠。


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清江浦开凿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黄河草湾改道的168年中，随着河下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也迅速增加，很多有识之士，纷纷来此落户，一些文人学士也来此办学。


我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吴承恩先生(1501-1582年)，就是在这个历史段，随祖辈从祖籍安徽桐城高甸（今枞阳县雨坛乡高甸），迁徙到淮安府的，居住在河下粉章巷内的曲巷尾。他出生在一个由学官沦落为商人的家庭，家境清贫。他自幼聪明过人，“性敏而多慧，博览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但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他在河下编著的《西游记》响誉全球。


在这个历史段中，河下古镇还出了一位状元沈坤（1507年-1560年），他是明朝嘉靖钦赐状元及第，是明朝淮安历史上第一位状元。他还是著名的抗倭民族英雄，高中状元16年后，因母亲去世在家守孝，看到倭寇活动猖獗，便招兵买马，组织抗倭队伍，人称“状元兵”，两次打败大举侵犯淮安的倭寇，歼敌2000多人。


五、盐河开发又使河下古镇成为全国盐业中心


明万历四年（1576年），黄河泛滥，大水直冲淮安三城，为缓冲城北淮河相家湾急流，根据兵备副使舒应龙建议，由北部草湾开支流三十里，复与正河相接，裁弯取直，以杀其势。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黄河再次夺草湾新河而东，漕运总督吴桂芳、兵备副使舒应龙、知府邵元哲等，于徐杨筑坝堵住黄淮主道，使其主流向南不通，迫使黄河水由新开的草湾新河(今废黄河)流向东北，经安东（今涟水）再东行入海，使支流变成了主流。


黄河经过这次改道，淮安三城就远离黄河，恃以无恐。此时的清江浦代替了过去的末口，成为淮扬运河漕船入黄的主要口岸。


黄河自草湾改道入海后，由于此时淮阴以下的淮河入海水道已被黄河泥沙淤垫成“地上河”，加之陈瑄大修高家堰，防淮水东侵，和后来漕运总督吴桂芳、兵备副使舒应龙、知府邵元哲等，于徐杨筑坝堵住淮河主道，使得淮河水已经不能回归故道。


河下古镇北的黄淮河故道，水缓沙停，渐渐淤塞。尚存旧河，形如淀，长20余里。由于山阳湾是一个U形大湾，主流靠凹岸，自钵池山至新城北门外，河槽较深，尚可行舟。人们利用故道里尚存的河沟河汊运送海盐，这些河沟河汊就成了“盐薪要道”，被世人称呼为盐河，河汊较小者，被呼为小盐河。在高滩上堆放海盐，河滩变成了盐场。


早在元代，世祖中统元年至元末（1260—1368年），淮北盐场已经兴起，河下曾设有数十处盐堆栈，淮城与河下已经成为北盐南销的中转站，盛极一时。


到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9年），两淮盐为32000余引，占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两淮岁入太仓余盐银60万两，当时全国银税总数才120余万两，两淮占其一半。可见，盐业的兴盛。


到清朝康熙年间（1662—1722年），仍然是“天下盐课两淮最大”。


封建统治者为确保盐运、漕运的畅通无阻，还在河下分别设置相应的衙署，管理盐运和漕运，用以维护其统治的经济命脉。据《淮安河下志》记载，在河下这一弹丸之地，分别设有淮北盐运分司署、淮北批验盐引所、漕标右营游击署、山阳县丞、城守营之新联正副汛等5处衙署。


清朝统治者特派盐运使驻于淮安河下，主管盐政，并分巡各盐场。沿海各地所产淮盐，全部运到河下，经检验抽税后再分运各地销售。


盐河的开发使河下古镇俨然成为全国的盐业中心，淮盐的集散地。


统治者为了确保盐运，多次疏浚河道，增加盐河水量，以利通舟。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里运河上建永利闸引水，开乌沙河沟通盐河。乾隆八年（1743年），重建永利闸，挑浚乌沙河，挑浚鱼变河，为给盐河蓄水，抬高水位，以利盐舟，在新城西北礼字坝旁筑三孔石涵洞。乾隆十一年（1746年），又拆去三孔石涵洞，建裕民闸由故沙河引水，分入鱼变河和盐河。


在这个历史段中，盐务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大量海盐运至河下，堆放在河北岸的高滩上。卸船、搬运、堆放、分装、装船，聚集了大量盐务劳力。为便于盐河两岸往来，盐商又在盐河上建筑了“程公桥”，河北大街逐渐形成。河下古镇也因此成了北方乡镇通往县城的陆上唯一通道。


六、漕运和盐务使河下古镇进入了鼎盛时期


河下古镇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水环境使其成为盐务、漕运的要冲，重要的商埠，苏北大地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从1415年到1885年的470年中，是古镇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


经济繁荣必然带动市井兴盛


自明嘉靖至清乾隆年间，生意鼎盛，山西、陕西、安徽、江西、福建等省大批商人，纷纷来淮投足盐业，不少富商大贾还卜居于此。河下地处淮安城西北隅，仅五里之遥，大批外地盐商云集河下，特别是徽州盐商。


为了联络乡谊，进行商业交流，盐商们还在河下及其周边，建立了很多会馆，如新安会馆、福建会馆、镇江会馆、山西定阳会馆、宁波四明会馆、江宁会馆、江西会馆等。


古镇规模不断扩大，当时河下已有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63座牌坊，55座祠庙。富商们的豪宅甲第连云，主要是盐商构筑，尤其是徽州程氏盐商具多。


康熙年间还改造了市面，街道由程姓徽商捐资，购条形麻石铺设而成。石板街两侧均为明清时青砖小瓦建筑，古色古香，别具风味。另外，还在估衣街上建筑了“二帝阁”，在竹巷街上建筑了“魁星楼”“文昌阁”。


经济繁荣必然带动文化兴盛


当时的河下镇不仅是一个经济繁荣，士民殷富的集镇，也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据不完全统计，仅明清两朝，河下就出了67名进士、123名举人、12名翰林，有10余人在《明史》《清史》中有传。而且状元（沈坤）、榜眼（汪廷珍）、探花（夏曰瑚）三鼎甲齐全，历史上出生于河下、或与河下息息相关的著名人物众多。有的人任过翰林、侍郎、尚书，御膳房总管、光禄大夫，也有人做过皇帝的老师，其中有一批是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物。


河下古镇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有自己的地方志书《河下志》共16卷，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佛教文化方面，闻思寺在元、明时期由于黄河多次泛滥，大悲庵数次被洪水淹没，到了清初，寺貌才逐渐恢复如初。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玄烨下江南巡视，途经淮安府河下镇，钦赐寺名为“闻思寺”。在这个历史段中，还兴建了湖心寺、赞真寺、广福寺、关帝庙、财神庙、火星庙等。


道教文化方面，也兴建了莲花庵、弥陀庵、药师庵、清妙观、联云道院等道观。


经济繁荣也带动了饮食业的兴盛


我国八大菜系中的淮扬名菜，明清时就兴盛于河下古镇，当时的河下，富商众多，食客云云，所以厨艺大师们就发明了各种美味佳肴来满足富人的要求。如文楼餐馆的蟹黄汤包和涨蛋，篆香楼的玉兰片，宴乐酒楼的长鱼宴，同一种长鱼原料，可以做出108道菜肴；梁红玉在淮河边抗击金兵时，鼓励士兵用以充饥的湖塘蒲儿菜，也被厨艺大师们制作成三洋蒲菜等佳肴。淮扬美菜，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之美誉，名扬海内外。


七、水环境的变化又使河下古镇逐渐衰落


清末，由于盐河水源匮乏，海盐无法运至河下，朝廷决定改由涟水运至淮阴王家营，淮北盐的集散中心移至王家营的西坝，从此，河下古镇失去了全国盐业中心的地位，逐渐衰落。盐河枯竭，几成废河。


清同治元年（1862年），应山（阳）盐（城）士民农田灌溉用水之需求，水利专家殷自芳建议，重建永利闸旁旧耳洞，改旧盐河为新市河，挑宽加深，仍自乌沙河引水，灌溉农田。但挽救不了河下古镇走上衰落的命运。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山东长青等县黄河决，改由会通河出海，运河堤防冲毁，济水被迫东流，运道梗阻，漕粮由河运改为海运，自此漕运停止，河下古镇进一步衰落。


尽管盐务文化，漕运文化都告一段落，但里运河中的官民商船仍川流不息，商业文化在河下古镇仍旧延续，2000年的作坊文化也在延续。所以，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期间，甚至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河下古镇的社会经济，虽然没有鼎盛时期那样繁华，但仍然比较昌盛。


随着社会的进步，机械制造取代了手工操作，有些手工作坊逐渐被淘汰。新中国成立后，对广大手工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手工作坊转变成了工厂。至此，河下古镇的作坊文化也画上句号。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大力发展陆上运输的同时，仍以水上运输为主，河下古镇的湖嘴码头客运业务、中街码头货运业务仍很繁忙，特别是大跃进年代，笔者目睹了河面上轮船、驳船、帆船穿梭往来的盛况，目睹了河下腌制的大头菜运往南方，本人也曾坐轮船南下镇江。虽然远远比不上漕运盛世，但毕竟是一条流动的生命线。　


1959年里运河裁弯取直，大批船只都往来于运河新道，只有少量船只仍航行在里运河上。基本上给古镇的商业文化也画上句号。2011年淮安又在老城西南的里运河上建设了防洪控制工程，这就彻底切断了与大运河的联系，从南角楼到淮阴闸口，这段里运河再也没有商船、货船往来，成了一弯静水。


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古镇北边的市河因没有灌溉任务，水量逐渐减少，直至干枯，加之淮（安）涟（水）公路建成，“程公桥”不再是北乡人进城的唯一通道了。


古镇南面的萧湖，水域面积也逐渐缩减了近六成。


风水变了，人气没了，古镇彻底没落了。回顾河下古镇走过的2500年的漫长历程，都与水息息相关。


八、美化水环境使河下古镇在旅游大潮中获得新生


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将河下古镇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纵看历史，河下古镇依水走过的辉煌历程，是值得人们研究的，古镇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值得人们观赏的，开发古镇的旅游资源，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


现在河下古镇是淮安历史文化名城保存比较完好的历史街区，至今整个街区仍保持着明清时的建筑风格，历史风貌基本保存完好。韩信钓鱼台、漂母祠、左宝贵墓、清真寺、古文楼、韩举人故居等古名胜、古建筑，也保存完好。唯鼎盛时期建筑的二帝阁、文昌阁、魁星楼、状元楼、闻思寺、广福寺、赞真寺、三官殿，有的毁于战火，有的毁于动乱年代。河下的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桥梁，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全国所有古镇中文化底蕴最为丰厚的。


值得庆幸的是，淮安市和淮安区政府都很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近年来，先后整修了湖嘴大街、花巷大街、石工头、估衣街的街面和石板路面；修建了吴承恩故居和纪念馆，猴王陈列馆；修建了吴鞠通中医馆、沈坤状元府，梁红玉祠；重建了闻思寺、程公桥。


淮安市政府还把昔日的里运河建设成为运河文化风光带，从淮阴大闸到淮安老城的南角楼，并在里运河上建设了防洪控制工程，来调节水位，以利观光事业的发展。淮安区政府又开辟了萧湖公园，进一步美化古镇周围的环境。


让优美的水环境映托着这座千年古镇，向人们讲述她因水而生，依水成长，得水兴旺，失水悲伤的故事。河下古镇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旅游大潮的到来，她将在大潮中获得新生！


作者简介：王福林，淮安河下古镇人 ，原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金堤河管理局局长（正司职）、党组书记、教授级高工。退休后，长期住河下古镇粉章巷。

本文史料翔实，行文朴实，是系统地介绍淮安河下古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这篇文章如果刊登在淮安地方报副刊上，想必会使版面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