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旅游文化

走在长征开始的地方

　　刘岸

    刘岸，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厦门文学院院长，厦门文学杂志社主编。迄今发表作品近500万字。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浴火重生。是一群有信仰的人，用生命和鲜血写在雪山草地上的一部宣言。2016年6月，我们重走长征路，一踏上红色闽西大地，就发现血开始升温，心开始震颤，生命开始被一种信仰的力量激荡……

　　——这里正是长征这部宣言开始书写的地方。

　　在长征开始的地方，我看到信仰之花，在血泊中绽放；

　　在长征开始的地方，我看到信仰之花，在人们心中绽放。

　　血色中秋：长征前的最后鏖战

　　松毛岭保卫战最激烈的时候，红军伤亡很大，急需兵员补充。红屋区裁判部部长钟大兴振臂高呼：“共产党员和不怕死的跟我走！”在他的带领下，红屋区两百多热血男儿参加红军，义无反顾地奔赴了炮火连天、血腥弥漫的松毛岭战场……

　　似乎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它的党员就和“不怕死的”画上了等号。

　　共产党员刘壮志说：共产党员并非不怕死，只不过和他们的信仰相比，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牺牲都微不足道。

　　——重走长征路札记

　　骄阳似火，挥汗如雨。

　　天空仿佛在燃烧。站在红军烈士纪念碑前，我的心中却飘曳着阵阵苍凉。

　　高洪波老师说他看到了“天空中有一万双眼睛，地面上有十万棵青松……”由此，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烈日下我们祭拜先烈，

　　一万双眼睛，

　　悬挂在高渺的天空……

　　这首诗名为《松毛岭上》。

　　松毛岭，山势绵延起伏，层峦叠嶂，地形险要，是扼守闽赣东南边境的交通要道。

　　1934年秋，**50万大军从北往南、自东向西，层层包围、步步逼进中央苏区。素有“客家首府”之称的长汀战云密布，黑云压城城欲摧。9月，广昌失守，中央苏区北大门洞开，松毛岭成了中央苏区东线最后一道屏障，**军6个师7万多重兵压境，与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3万余人在此展开了殊死对决……

　　9月23日上午7时，在“朋口战役”和“文（温）坊战斗”中失利的**军调集几十架德国造轰炸机、战斗机和上百门山炮，突然向松毛岭红军阵地发动总攻，数小时内投弹数千枚，发射炮弹无数。与此同时，**中央军的三个精锐师趁着硝烟弥漫，蝗虫般向红军官兵及游击队、赤卫队展开了猛烈冲击，第五次反围剿最惨烈的、也是红军长征前的最后一场大战“松毛岭保卫战”由此拉开了战幕。

　　这天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团圆节”，象征着人间团圆，生活美满。客家人的根本在中原，虽移居四海，但心向故土，自然特别看重这个节日。往年到了这一天，他们不管有钱没钱，身在何处，都要尽力回家，吃月饼，品香茗，赏明月，叙亲情，与家人欢聚一堂。

　　但1934年的那个中秋，却被人为地扼杀在了血泊之中。

　　这是个蓄谋已久的诡计。**军判断：苦战日久的红军会在中秋之日，军民同乐，放松警惕。故而把总攻的日子定在了中秋，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突破红军防线，攻占松毛岭。而与**军将领同文同种，同样深谙孙子兵法之诡道的红军将领也料到了这一点，下令全军上下提前一天过中秋……

　　一场双方精心准备的血战如期而至，其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长汀县志》记载：“是役双方死亡枕藉，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

　　当年的参战将军撰文：“11时许，红军在白叶洋岭一侧山腰隐蔽运动，准备突袭敌三十六师左侧背。不想被敌发现，遭敌大炮、飞机密集轰炸，阵亡500余人，极为惨烈。”

　　而村民和参战者的记忆则更加具象。

　　谢镜辉老人亲眼看见年仅14岁的福建军区红军补充团宣传员肖子荣，“比我还小一岁，被敌人炸弹打中，一下子就没了人影。后来只找到他写标语用的铁桶，铁桶上沾满了血和碎肉。”

　　而**军第三十六师团副肖兆庚也回忆说：“在进攻时，第二一五团的一个营长詹铁生被红军用手榴弹把脑袋炸得粉碎，蒋军相以为戒。”

　　天地之间炮声隆隆，杀声震天，松毛岭上一片火海……

　　双方鏖战一天，从早上一直打到傍晚，均伤亡惨重。

　　那年的中秋之月还没升起来，就被血染红了。

　　傍晚，红军炊事员和当地群众上山送饭，发现岭上的松树横七竖八，多数已被打断，山岭被削去一层。许多村民熟悉的战士没了踪影，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后生缺了胳膊没了腿，村民们忍不住流出了眼泪……为了犒劳参战勇士，他们特意带了月饼、瓜果等，可幸存者们连看一眼的心思都没有。他们用木头和砖石修筑的工事许多被炸平、炸烂，他们要趁着月色，打扫战场、修筑工事……

　　相传，那年中秋没有清风送爽，没有桂花飘香。整夜，空气里都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火药、血腥和尸体腐烂的气味。而惨淡的月光洒在发紫的血上，像落了一层冻霜。

　　血色中秋带给人们的记忆是那样挥之不去，以至松毛岭一带的乡村从此移风易俗，都在八月十五的前一天过节。

　　中秋节后的战斗更加惨烈。

　　当时的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激战中，敌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率部冲上山头阵地，被忽然冲出的红军轻机**扫射，身负重伤，抬下战场后，先后送往上海、南京救治……

　　同年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也记载：东路剿匪军李延年等师攻克红军第九军团之坚固阵地松毛岭……瑞金红军以石城之驿前阻北路军，长汀之松毛岭阻东路军，至是全失。

　　蔡少妹是当年的担架队员。她说，那年她刚嫁到中屋（复）村，和堂侄媳六妹一起负责一个担架，冒着枪林弹雨，心惊肉跳地把伤员从山上往下抬，“一路上伤员血淋血漏的，村里三四里长的石阶路爬满了招引来的苍蝇，脚一踩上去，苍蝇就飞舞起来，好像一条嗡嗡叫的大乌龙……一些疼得嗷嗷叫的伤员刚抬到医院就没救了。死尸像堆柴火一样堆到屋檐高。后来红军在我家屋后的田里挖了好几个大坑，埋烈士……”

　　战斗进行到第六天，村民罗五妹亲眼看到住在她家的红军炊事员挑着满满的饭桶，一边哭一边走回村，向炊事班长报告：“不得了啦，饭送去没人能吃了。部队糟了（没活人了）！”

　　腥风血雨的战斗就这样打了七天七夜，红军撤退了，留下了近万名烈士。后来，为了告慰这些英魂，人们在松毛岭上建起了一座纪念碑。

　　现在，这座红军烈士纪念碑就静静地矗立在我们面前，接受着我们的致敬和默哀。

　　这是一座无名烈士纪念碑，因为近万名烈士绝大多数都没有留下姓名。

　　“仗打得太激烈了。罗五妹家老屋驻扎了红军一个连，早上出去，到傍晚就剩一两个人回来了。”村民黄润通站在碑前对我说。

　　是啊，整连整排的牺牲，谁能记住谁呢？望着身着灰色红军服的黄润通老人，我默然点头。

　　“那时候的人，没想那么多，他们就一个信念：保卫苏维埃，保卫苏区人民。有了这个信念，个人有名没名，谁在乎啊？好多人上山参战时，根本就没管名册上有没有名字……”黄润通老人感慨地冲我又摇头又点头。

　　我望着他，竟然半晌无语。

　　黄润通是个皮肤黝黑、有点文化的古稀老人。他不算是红军后代，更不是红军。却常年守护着松毛岭的战场遗迹，收殓当年的烈士遗骸遗骨。在每个祭祀日，都要穿上红军军装，带着家人，上山祭拜红军烈士……

　　黄润通老人告诉我，战后，**军队留下一个八百人的加强营，花了整整一个半月才把**军的遗体火化完。红军烈士没人收拾，附近的村民便自发组成“无祀会”，出钱出力，偷偷上山把红军遗骸遗骨装进大瓮，掩埋进青山松林。

　　收殓红军遗体这件事儿，他们干了很长时间……

　　这天晚上，我写下了这样一则日记：

　　今天认识了黄润通老人。他的家曾经是红军的指挥所。他的父亲、爷爷曾经给红军送粮送猪送牛。为此，他爷爷被**军抓去拷问，回家后七天就饮恨离开人世。

　　黄润通老人告诉了我一件事儿：松毛岭上的烈士多数无名，是因为他们不在乎名利，他们只是为了一个信念在战斗，在牺牲。

　　我写这段话时，脑海里一直浮现着松毛岭上的纪念碑，它像个巨大的惊叹号，在华严浩森的群山中，格外震撼人心。

　　万里长征第一村

　　这是一群有信仰的人，他们相信自己看到了真理的火炬，并且拥有了它，他们就想用这把火炬照亮全人类……

　　他们面对牺牲，不能畏惧，无法回避，只能浴血奋战，勇往直前。因为在他们高擎的火炬后面，有成千上万的人民大众在追随跟踵……

　　——重走长征路札记

　　凝视长征路线图，您会发现：以陕北的吴起镇为终点，最远的出发地是松毛岭下的中复村。

　　血战七天七夜后，红九军团军撤退到了中复村。

　　中复村，位于长汀县与连城县的交界处，四面环山抱水，是周边交通、商贸要地。据说，松毛岭阻击战打响后，这个村子“家家无闲人，户户无门板”—— 成年男女全部参加武装支前，挖战壕、抬伤员、运物资、送茶饭，而家家户户的门板则都卸掉作了担架……

　　2016年6月 ，我们从松毛岭上下来，来到了这个村落。

　　走在村里的明清古街上，情不自禁就会想起毛泽东的诗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

　　这是个充满了红色遗迹的大村落。红屋区苏维埃政府旧址——九厅十八井，红军战地医院——超坊围屋，红军征兵处——接龙桥，还有红七军团旧址、红军街，等等。

　　当然，最引人关注的还是观寿公祠。

　　观寿公祠本为钟姓宗祠，建于明末，占地面积三百多平方米，是一组古朴庄重的客家建筑群。尤其它的喜雀巢式结构门楼，古色古香，是长汀县著名的十大门楼之一。1934年松毛岭保卫战打响时，这里是战役的指挥部，朱德在这里指挥过战斗。

　　观寿公祠是最远的红军长征出发地。如今，门楼前立着“零公里处”石碑。

　　几乎是心照不宣，我们在“零公里处”展开旗帜，簇拥着它，肃穆地合了影。我们的旗帜上写的是：2016年中国作家重走长征路（红九军团）采风团。

　　请注意！括号里是“红九军团”。它是松毛岭战役的主战军团，我们为能举着这个铁血军团的旗帜而骄傲！

　　1934年9月30日上午，中革军委下令转移。红九军团数千名战士，在“零公里处” 召开了誓师大会。

　　大会由红屋苏区主席蔡信书主持，红九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做告别讲话。郭天民的话简短而自信：“乡亲们，红军马上要转移。我们走后，敌人一定会跟踪而来，你们要坚壁清野！”接着他充满信心地说：“乡亲们不要担心，红军是要打回来的！”

　　之后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红军向西疾行，拉开了长征这部悲壮史诗的序幕。

　　那是个雷声隆隆，乌云密布的日子。天空中飘着小雨。

　　下午3时，看见飘扬的红旗逶迤而去，知道红军即将转移，乡亲们冒着细雨秋风，拿着鸡蛋、花生、地瓜干、草鞋、布鞋，从四面八方涌来送别亲人。

　　山河破碎人别离，观寿祠前泪纷飞。

　　蔡冬莲送儿子钟童生，蔡四嬷送丈夫钟才登，上官妹送丈夫钟百寿，何香妹送丈夫钟则林，一天前才新婚的赖二妹送丈夫钟奋安……

　　千叮咛，万嘱咐，那依依不舍、生离死别的情景，让无数人肝肠寸断，泪流满面。

　　长窠村的妇女涂从孜赶来送丈夫钟大廷时，部队已经出发。她手拿布鞋，一边追一边哭喊着丈夫的名字。终于，她在村口的甲水桥追上了丈夫。而丈夫留给她的就一句话，“我们会回来的。”

　　然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钟大廷从此杳如黄鹤，再没回来。

　　当年，中复村一带的群众跟随红军长征的有六七百人，他们几乎都杳无音信、再没回来。

　　新婚一天就送别丈夫的赖二妹，十个月后产下遗腹子。她除了上山砍柴、打短工含辛茹苦养活孩子外，大部分时间就是坐在自家大门的门槛上，痴痴地等待丈夫回来。她答应了奋安哥，哪怕等到天荒地老也要等他回来。

　　这一等就是三十年。

　　三十年后，她家的门槛也在她苦苦的等候中坐出了一道深深的凹槽。赖二妹等到了丈夫的消息：钟奋安已经战死沙场！

　　她含着泪带着孩子给丈夫修建了衣冠冢，棺材里放的是赖二妹每年给丈夫做的一套新衣裳，一共三十套。

　　赖二妹把丈夫的衣冠冢建在离家不到五十米的小山坡脚下，墓门与家门遥遥相对，她依然每天坐在门槛上，絮絮叨叨地给无言的丈夫诉说往昔故事……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步伐沉重地走出村口时，我们看到了“红军长征第一村” 的红色石碑。没有谁招呼，大家自动聚拢到碑前，迎着夕晒，合影留念。

　　是的，谁都想记住这个村子。

　　几百年前，中复村被称作钟屋村，因为村民大多姓钟。钟姓村民在这里围屋而居，慢慢地，村子越来越繁华，成了周边的中心，遂改名中屋村。1934年，就是这个人口众多的中心村落，竟然一夜之间成了无人村：

　　当红九军团离开钟屋村后，全村男女老少立即开始向涂坊、河田、濯田等地疏散。**军进占钟屋村时，这里早已坚壁清野，十室九空，变成一个无人的“鬼村”了。

　　无计可施的**军，面对死寂的村落、无门的房舍，恼羞成怒，遂以谐音将钟屋村更名为“中复村”，即中央军光复之意。

　　但村名可改，人心能变吗？后来中复村人回来，依然像黄润通的父亲那样偷偷上山收殓、掩埋红军的遗体，依然像赖二妹那样怀念远去的亲人。

　　郎当红军莫念家，专心革命走天涯；

　　十年八载不算久，打倒反动再回来。

　　至今，中复村还有人会唱当年送别红军时的山歌。歌声如泣如诉，催人泪下。

　　长征前夕的密报

　　我主张，我担当。为了主张和信仰，愿意担当由此产生的所有苦难和牺牲。

　　我相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初就具有的基因遗传……

　　——重走长征路札记

　　松毛岭下的文坊村，旧名温坊村，位于连城县朋口镇，离中复村不远。

　　文坊村是红军福地。在1934年的血色中秋之前，红军就在这一带发动了著名的“文坊战斗”，歼敌两千多人，俘敌两千多人……

　　像闽西的大部分村庄一样，文坊村看上去平淡无奇，甚或还有些贫瘠。

　　其实，这是个人杰地灵，钟灵毓秀的地方。

　　1934年，就是出生在这里的一个“乞丐”，以他的赤胆忠心，写下了长征序曲中最生死攸关的一笔。

　　这一笔，63年后还有人记得——一九九七年，习仲勋同志为纪念此人的文集《山路漫漫》作序，依然称赞它是“最为辉煌的一页”，是“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把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了瑞金，交到了周恩来手中。”

　　这个人叫项与年。当然，他不是真正的乞丐。他是一个共产党员。

　　项与年（1894－1978），原名项廷椿，化名梁明德，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特科”成员之一。项与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负责上海与苏区的秘密情报联络工作。1932年接受组织安排，化名梁明德打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1934年10月携带重要情报乔装前往中央苏区……

　　以上是正史记载。

　　项与年是位传奇英雄，他的故事令人唏嘘不止，后来有人把它写进了小说《英雄无语》，但还没有家喻户晓，我愿意再说一遍。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计划以150万大军、270架飞机和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战术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为防止红军突围，还计划配备1000辆军用卡车快速运送部队实施机动截击……

　　这是个由德国顾问制定的、与前四次围剿完全不同的严密计划。据说耗资上亿元，仅计划文件就重达两三斤，每份文件上都打着蓝色的“绝密”字样。

　　显而易见，中央苏区和红军正面临着巨大危险。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却还在命令红军处处设防，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应对**军的进攻。

　　军情十万火急！庐山牯岭军事会议一结束，已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莫雄便连夜赶回，向项与年等地下党员通报情报，并将整套绝密计划交给地下党研究。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情报。项与年等立即启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计划”要点。随后又连夜用特种药水将绝密文件主要内容密写到了四本学生字典上。

　　之后，项与年就扮成教书先生，把字典装进布袋，连夜奔赴中央苏区。

　　为减少与敌人关卡接触，项与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林。

　　经过三四天风餐露宿，忍饥挨饿，38岁的项与年已变得形容憔悴，浑身乏力，几乎走不动山路了。加之离瑞金越近封锁越严，山上布满铁丝网和暗堡，山下更是岗哨林立，四处盘查。如何继续闯关过卡，成了最大难题。

　　项与年反复思索，苦无良策，便毅然钻进山林，做出了惊人之举——他找到一块石头，对着自己的嘴巴连砸几下，砸掉了自己的4颗门牙！

　　那一刻，他的嘴里血流如注，仿佛红花绽放——请原谅，我在这里居然进行了诗性的唯美表达——事实上，当我想到这一情形时，我的脑海里的确冒出了诗：

　　这是一群有信仰的人，

　　在他们走过的地方，

　　我看到信仰之花，

　　在血泊中绽放……

　　只不过我的诗让我从心理到生理上都疼痛难耐。

　　不难想象，当时的项与年也是疼痛难耐的。但他忍着巨痛将四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上发馊的食物，赤脚下山了。

　　此时的项与年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俨然一个地道的叫花子。再加上他脸色苍白，嘴肿腮胀，面部变形得狰狞吓人，身上还散发着酸臭味，沿途敌军士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

　　项与年就这样一次次混过了层层封锁线。

　　一路上，他饿了就跟人乞讨，渴了就喝山泉水，实在困了就倒在树下睡一会儿，每当发现四周无人就努力疾走快跑。

　　出发后的第6天，项与年到达了苏区。

　　据说，当他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惊愕半晌才认出这个面目全非的叫花子就是项与年，随即眼眶湿润了。

　　项与年送来的“情报”使临时中央负责人充分认识到了红军危在旦夕，必须抢在敌人“铁桶”尚未合拢之前，迅速跳出敌人包围圈。于是，临时中央一致决定：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行动命令。

　　于是，国共两党的历史上就有了这样的记载：

　　庐山牯岭军事会议结束仅一周，“铁桶计划”尚未布置完毕，中央工农红军即突然实行战略大转移，果断突围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项与年的传奇并不仅限于此。他随部队长征没几天就接到新的特殊任务，继续使用化名，潜入了白区。之后他在被捕、越狱的过程中又创造了一系列传奇……不过这些已非本文主题，只能省略。

　　项与年在长征前夕的传奇故事文坊村人都知道，他们把它写成文字，放在了项南纪念馆。

　　项南系项与年之子，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生前，他被誉为共产党干部的优秀代表，一生忠诚的人民公仆……

　　项南没有他父亲项与年那样闪光的传奇。但多年前，文坊村的村民们却自发地给他修了纪念馆。现在，在绿树掩映中的这个建筑依然保持着当年的风格：低调，简朴，自然，一如它的主人……

　　让人难忘的是：就在我们离开文坊村的次日，连城新闻网发布了一条“高调”新闻，说“2016年中国作家重走长征路采风团”到访了项南纪念馆，“在纪念馆里，采风团的作家都被项南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所震撼，纷纷表示要学习人民公仆项南，坚持信仰，一心一意为人们服务”……

　　看到这条新闻时，我陷入过沉思。人们记住了项与年，是因为长征。人们没法忘记项南，又是因为什么呢？

　　答案好像很简单，又好像很不简单。

　　记得我是在长汀看到这条新闻的，当时我写下了这样两则日记，其一：

　　长汀是瞿秋白英勇就义的地方，他是个有信仰的人。项与年、项南也是有信仰的人。他们说过：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普天下的劳苦大众。他们说了，就去做了，而且做到了。

　　他们没想着要谁记住他们，他们只是为了信仰和人民而自觉地奋斗、牺牲。

　　但他们却活在了人民的心中，而且永远不会被忘记。

　　其二：

　　明天过后我们将去桂北，那里发生过湘江战役，还流传着红军走过瑶、苗等少数民族地区时发生的种种故事。灌阳、全州，兴安、龙胜……对我而言，那都是些陌生而遥远的地方！

　　征途漫漫，我们得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注：项南，1918年11月出生于福建省连城县。其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母亲曾为革命坐牢，叔叔在白色恐怖中壮烈牺牲，一位前国家领导人曾赞誉这个革命家庭“满门忠烈”。项南12岁当上红色少先队队长，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书记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等职，1997年11月10日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