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旅游文化

谈作家的“器”与“识”
　　——读卞毓方《从私塾到北大》
　　高长深

　　1985年夏，我在北京与卞老师相识。那时，他在某大报国际部，给我的感觉，虽为部门负责人，好像不怎么畅怀。“您不就是学国际新闻的吗？”我奇怪。他说：“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国内，改革开放，千古难逢。”

　　那次，我向他请教如何写稿。他安排我住下，把着手教——要知道，我当时的身份还是农民，连通讯员也算不上——离别时，他跟我说：“人之根本，在于器，在于识。”又说：“新闻这行当，只要抓住热点，出名很容易。”

　　出名？这是我不敢想的。我最大的心愿是改变身份，能进入县里报道组。

　　几天接触下来，我相信卞老师会出名，他身上有一股魅力，着眼点很大，看什么都像从高向下俯视，这使一般人难以接受，但他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也许与他的国际新闻训练有关，我想。

　　后来，十年后，卞老师果然出名了。突破点选在散文，他在《十月》杂志开辟了专栏，连续抛出《皇皇上庠》《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凝望那道横眉》《梦灭浮槎》《高峰坠石》……读者普遍感到惊奇，不知道他从哪儿冒出来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以他多年的阅历总结说：“小说看李国文的，散文看卞毓方的。”在中国散文界，也很快有了“南余（秋雨）北卞（毓方）”之说。

　　卞老师的出手，令我敬佩得五体投地。他在《南天拭剑》一文中，专门分析过“出手”的奥秘，就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只是，他怎么会成为散文领域的行家？北大毕业，他学的是日文。研究生毕业，他学的是国际新闻。似乎能诠释一些，但又没有其必然性，像卞老这样剑走偏锋而又出类拔萃的——恕我孤陋寡闻——又有几人？他那“或如天马行空、大气游虹，或如清风出岫、明月入怀，其风格如黄钟大吕，熔神奇、瑰丽、嶙峋于一炉，长歌当啸，独树一帜”的偌大本事，究竟从何而来？

　　拜读《从私塾到北大》，谜团终得解开。

　　卞老把《张謇是一方风水》作为本书的代序，估计是强调环境的影响，名人的影响。风水即是环境，张謇是晚清状元，是卞老家乡的名人，是后世文化人崇拜的偶像。卞老年幼，祖父就教他“认识”张謇，受名人的熏陶和吸引，心底肯定是向往名人的了。

　　卞老从小跟祖父长大，祖父是“乡村知识分子”，“无党无派，满腹诗书，看事极为超脱。”处事总有上中下三策。他认为有文化的人，才会有大展宏图的基础，将来才会成大器。所以把卞老从四岁半就送进了私塾，较早地熟悉四书五经。私塾将要烟消云散时，又审时度势，及时将卞老转入小学插班。有了三年多的私塾基础，插班小学二年级，顿显知识优势，学习成绩一直在全班领先。

　　祖父过世，又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劳作维持生活成了头等大事，继续上学成了奢望。此时，又是父亲继承了祖父的好传统，支持卞老继续上学。父亲同样是个文化人，深谙为人处世哲学，“任何人，只要入他的眼，其来路，能耐，时运，都能说个**不离十。”在卞老北大上学身处逆境，想停学回家种田时，他则回信鼓励：“人都有七灾八难，捆起来经住打，牙打碎了往肚子里咽，挺一挺就过去了。大丈夫能伸能屈，一根扁担能睡三个人，天无绝人之路。”从而坚定了卞老继续求学的意志。卞老说：“‘一根扁担能睡三个人’，这话给了我力量。我后来遇到过更大的苦境、逆境，都是凭了这种信念，咬牙度过。”卞老的大哥也是文化人，每到春节，街坊邻居都来求他写对联，作为小弟站在一旁，羡慕不已。一家三代都是文化人，可谓文化世家，书香门第，从小对卞老起了熏陶、引领、培育作用。

　　家庭以外，邻居也在濡沫他。与他住对门的张四维先生，是民国时期的文化人，“是一部大书”，曾在傅作义部队当文化教员。他喜欢聪明好学的小邻居，小邻居羡慕并吮吸着他的满腹经纶。对小邻居有过两次大的的启蒙，助力了他的成长。卞老说：“没有他，我就不可能是今天的我。我的气质、眼光，味道，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当然不可能是全部——潜移于他的默化，顿悟于他的醍醐，想赖都赖不掉。”

　　张謇是这一地的大风水，家庭和邻居是一个人的小风水，这大大小小的好风水，滋润了卞老的幼年。

　　反言之，风水再好，她也只是外因。伟人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读了《从私塾到北大》，方知卞老成名的内因——

　　勤奋好学，像是他的天赋异禀。在私塾第一本书读《百家姓》，不足一月，就读得滚瓜烂熟，且能倒背如流，以此打赌，赢了他人。第二本读《三字经》，更感有趣，于是“如饥似渴，课上，课下，嘴里总是念念有词。”而后又读了《千字文》《幼学琼林》等。关键是“除了规定课程，还读了许多闲书，如《神童诗》《千家诗》《封神演义》《今古奇观》《拍案惊奇》《醒世恒言》。”你想，他的脑海里，要比别个多拢进多少干货！

　　上小学时，每到学校放假，别的同学多是帮大人做家务，或是结伙出来玩耍，他就寻个好环境，越墙钻窗，躲到学校教室里学习。后来，他又把河边的苇垛动手“改装”，腾出一个狭小空间，躲在里面学习。因“改装”破坏了原来的结构，一天苇垛坍塌，险些把他砸在里边。上中学时，家里人多房少，室内拥挤，他“就养成了与众不同的习惯：喜欢在路灯下看书。......月色如银之夜，也喜欢在月光下看书。”本街有个书店，成了他业余学习的好去处。爱看哪本，随手抽出。为分次看完《镜花缘》，中间又怕被人买走，看后竟将书藏于书架后面，以备下次来看。书店的阿姨说，这镇上的学生我都认识，数你学习最用功。卞老自己说：“少时读书，至会心处，......喜不自胜。如沐春风，......感到文字的确如混了书香的空气，可以大口大口地呼吸。”“整天睁大眼睛、竖尖耳朵、不放过任何一点新鲜知识。”陪他同屋相睡的知心同学王登成说：“我见过用功的，但没见过你这么用功的。”卞老求知成癖，上大学时“串联”到南京，等人期间，晚上竟搬出旅馆，到公园的凉亭下，一连三夜与几个乞丐同睡，为的是省下钱来多买几本书。

　　古人讲，看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看书，当然能开阔眼界，丰富大脑。更可贵的是，卞老从“高中时期，养成习惯，天天练笔。也许是一篇完整的作文，也许是三言两语，皆为一气呵成，积成大小厚薄不等的若干册。”中学期间，他写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苍天不负苦心人，卞老就这样，练出了一笔硬功夫。他想考北大，就如愿以偿；想考研究生，也顺利中榜。后来，他学识深厚，文思泉涌，下笔如流，眨眼成篇。文采闪耀，篇篇惊人。

　　书中还有一个细节：每与小学中学同学合影，他总是自动站在一边。这是他为人的另一面，也包含了他独具只眼的“器”与“识”。

　　我又想起1984年秋，那时他国际新闻研究生毕业，刚进入某报不久，到河北省我所在的地区采访——据他自己说，是他记者生涯的第一站——写了两个人物，一个专员，一个农民（后被收入《八十年代优秀通讯特写集》）。文章见报，顿时震撼了本地区的媒体人，其文章之奇特、之精彩令人啧啧叹服。那时，我对卞老师，只知其人，还未见其面。我认为，如照八四年那个势头走下去——中间别走岔路——他早就该在新闻界崭露头角。（高长深）

　　卞毓方
　　中国文促会国学艺术委员会顾问，聊城大学季羡林学院名誉院长，著名学者、作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国际新闻系，长期供职于人民日报。中年皈依文学，有《长歌当啸》《季羡林：清华其神，北大北魂》《寻找大师》《北大与时间之外》《日本人的“真而目”》《天马行地》等书问世。作品或如天马行空、大气游虹，或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其风格如黄钟大吕，熔神奇、瑰丽、崎峋于一炉，长歌当啸，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