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旅游文化

　　从上海唱响的国歌

　　沈裕慎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每当这首只有84个字、37个小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我深信，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这首激昂的歌曲，始终以催人奋进的旋律和歌词，给所有国人注入昂扬向上的民族气节。无论何时何地，每当国歌的第一个音符响起，铿锵有力的旋律，总是能准确地叩击到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弦，点燃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豪情，曾经激励了千千万万同胞的爱国热情。但许多人并不知道，最初是一部老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这首歌，从上海唱响！

　　上海市杨浦区荆州路151号的国歌纪念广场，是一座绿树环绕的街心花园，还是一座地铁的出口处，占地2.7万平方米。以唱片的造型设计成，是一个大型开放式圆形广场。当我来到这里，远看如同一张唱片，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独特的12米高的青铜主题雕塑，其造型为一面经过战争和历史风云洗礼的国旗，另一面则为充满造型肌理和斑驳色彩的国旗。雕塑中间，是一把利剑似的青铜长号，像是正在吹奏出嘹亮的音节，簇拥它的是一叠叠唱片，像是组成了万众一心的合奏。我知道，我们每天早上升国旗时，播放的国歌，就是从这里响起。


　　从这里出发，我走进了位于下沉式广场的国歌展示馆。



　　（一）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陷。紧接着，日本侵略者又挑起了“一二八”事变，攻打上海。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上海的形势日益紧张。租界内外，气焰嚣张的侵略者不断挑衅，高高扬起血淋淋的军刀；蒋介石当局奉行“不抵抗主义”，镇压民间抗日活动，夜以继日，押送爱国人士的警车，凄厉地呼啸掠过大街小巷。压迫越深，反抗越烈，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断抗争。在这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我们听到了中华民族发出的怒吼声。而国歌的前身——《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是与中国共产党有着那密不可分的关系呢！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决议：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实施文化战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影响下，为了唤起民众抗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组织，以笔作刀枪，进行了反帝爱国宣传活动。核心人员为鲁迅、冯乃超、夏衍、钱杏邨（阿英）、田汉等，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1933年3月，正式成立了由沈端先、阿英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实施党对电影工作的领导。1934年春，一家由夏衍、郑君里、金山、顾梦鹤、司徒慧敏等人组建的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一批怀着**的共产党文艺战士，开始以文艺创作的形式为抗战发声，田汉、聂耳也在其中。1935年初，电通公司从斜土路2567号迁至杨浦原荆州路405号，拍摄了第一部影片《风云儿女》。

　　《风云儿女》这部影片，由左翼文化重要领导人、电影剧作家田汉编剧，许幸之导演，袁牧之、王人美主演，聂耳作曲。影片叙述了一对年轻情侣冲破重重阻拦，勇敢地走向民族战场的感人故事。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很快就以其激昂的曲调和动人心魄的歌词感染了无数观众，也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起了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战斗意志。

　　这部影片中，田汉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男主人公创作了一首《万里长城》的长诗，《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就是这首长诗的最后一节。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伟大精神，中华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不怕牺牲，奋勇前进，就一定能“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道精神上的钢铁长城，是任何飞机大炮摧不垮、打不烂的。电影最后的场面，女主人公的家乡父老在义勇军带领下，奋起抗战。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这时唱起的。悲壮雄浑，底气充沛，富有极强的唤醒力量，在战斗烽火中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历经岁月的考验而不衰，依然震撼在人民的心中，这才是抒发中华儿女豪情的国家之声，民族之魂，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凝聚力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心，爆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具有跨越时空的感召力。



　　（二）

　　国歌的作曲者是聂耳。他和田汉是一对“黄金搭档”，在民族危亡关头，一共合作创作了14首歌曲，而其合作的绝唱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民族之歌，正气之歌，革命之歌，激励了一代中国人民奋勇抗战。



　　田汉回忆《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经过的手稿，讲述了当时创作的情况。田汉于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和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33年，聂耳经田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的音乐创作天赋喷薄而出。1933年有《卖报歌》、1934年有《毕业歌》、《开路先锋》等，1935年创作的数量和质量更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巅峰之作，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1934年底，田汉在山海关路274弄安顺里11号的石库门旧居——这里也是左翼文化和中共地下文委活动的阵地——完成了电影《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



　　《风云儿女》的出品人，后来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在《大众电影》1982年发表了《在暴风雨中诞生》文章，他回忆道：“田汉同志只写了十来张直行的稿纸，不依行格、用毛笔细字写成。这仅能称作故事梗概。夏衍、阿英、孙师毅和我读了都很高兴。当时，由于田汉忙于别的工作，环境的险恶也不容许他自由自在地进行创作……我告诉聂耳：剧本中有一首《义勇军进行曲》的诗词，希望他能谱写成歌曲。聂耳很兴奋，他说，田汉曾告诉过他，他自己也有这个思想准备……就在这一年春节刚过，田汉和阳翰笙同时被**特务绑架，夏衍、阿英被搜索追捕。”就在《风云儿女》即将开拍，田汉被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了。

　　关于田汉创作的歌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位当事人回忆历史，由于时间隔得远了，出现了两个版本，一说是田汉在被捕前，已经完成了歌词文本，就写在剧本梗概的最后部分。另一说，田汉被捕后在监狱中，把歌词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传递出去带给同志的。挂在山海关路274弄（当年田汉住在该弄11号）墙上的文本，采用的是后一种说法。我想，两种说法均无碍，时间略有差异，但都说清楚了主要史实，是田汉为《风云儿女》创作了这首充满战斗**的歌词。

　　聂耳于1928年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共青团组织，参加党领导的青年读书会和音乐、戏剧演出，参与散发**等活动。1930年7月到上海后，他参加由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1931年4月，考入“明月歌舞剧社”。1932年11月进**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4年4月进入东方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1934年12月，聂耳搬到淮海中路1258号的三层阁楼居住，直至次年4月东渡日本。聂耳在淮海中路居住地不断酝酿，反复思考，开始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创作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初稿，由于宣传抗日，1935年4月1日前后，又传来了**反动派要抓捕聂耳的消息。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聂耳决定立即离沪，东渡日本然而转赴欧洲，继续自己在音乐上的深造。

　　出国前一天，聂耳前往荆州路405号电通公司摄影棚，用简谱初稿试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认真倾听司徒慧敏和张云乔等人的修改意见。到了日本后，为了使歌曲的曲谱和节奏更加有力，他对曲子进行了修改的同时，对歌词也作出了几处修改，如将原歌词第六句的“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又在“前进！前进！”后增加了一个“进”字。于是，一首显示祖国尊严，豪迈气概的战歌，就此诞生了。1935年4月底，聂耳从日本东京将这个定稿曲谱寄回上海给孙师毅和司徒慧敏，这就是后来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被海浪夺去年轻的生命，年仅23岁。但对他最大的告慰是，伴随着《风云儿女》的公映，《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歌声，传遍了中华大地，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国歌，时时刻刻响彻大地之上，苍穹之下。

　　作为音乐天才，聂耳从未上过正规的音乐院校，但他在短暂的一生里，谱写了三四十首脍炙人口的曲子，受人欢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伴随着中国人的脚步，走向世界。《风云儿女》上映后不久，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流传开来了。同月，从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出来的田汉，虽然听到大街小巷传唱着这首曲子，他惊闻聂耳遇难，极度悲痛，泪如雨下，发誓说：“沒有了聂耳，我这辈子再也不创作歌词了”。并作了一首悼念聂耳的诗，因为他们不仅是朋友，更是有着共同信仰和革命理想的战友：

　　一系金陵五月更，

　　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沧巨侵，

　　边疆次第怀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

　　好与吾民鸣不平。

　　（三）

　　国歌，从上海唱起。

　　1935年5月初，青年歌唱家盛家伦，电通公司演职人员郑君里、金山、顾梦鹤、司徒慧敏和施超等，在吕骥、任光等音乐家的鼓励下，组成一个小小的合唱队，经过几天的练习，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灌制了第一张《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并将该录音转录到影片《风云儿女》胶片上。同年5月，影片《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从此，随着影片的不断放映，《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中华大地。



　　同衡山电影院隔街相望，原徐家汇路1099号（现衡山路811号）徐家汇公园的树影婆娑中，伫立着一座建于1921年而具有海派风韵的红色小楼。那是老上海人口中的百代小楼，曾为中国本土的第一家唱片公司，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的办公楼。小楼为假三层砖木结构，独立式花园别墅。由于其红瓦坡顶和红砖墙面，被称为“小红楼”，是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录制地。春夏秋冬、日出日暮，变幻着城市的颜色，但那栋红色的小楼始终醒目，周边常来常往的居民，或是偶尔匆匆路过的旅人，走过这段衡山路，总会不自觉地驻足，探头望一望，仿佛听见楼里传出慷慨激昂的国歌声。

　　风云儿女多壮志，一曲旋律天下知。1935年5月24日，国歌展示馆里这张编号为34848b的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拂去岁月的尘埃，轻轻地放到唱机上，仍能正常播放。正是这张唱片，如今成为传世之宝，镇馆之宝。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曲的电影《风云儿女》，在誉为“国片之宫”的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从5月20日开始，上海各大报纸纷纷宣传《风云儿女》。当时的报纸宣传广告：“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再唱一次胜利的凯歌！”以及“昨日客满”，报纸还报道了银幕上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场景。从此，风靡全国，成为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发出的最坚强的呼声“起来”“前进”“筑起我们新的长城”的呐喊，通过电台、唱片和歌咏队，回荡在城市和乡村的天空。



　　民族危难孕育了音乐，音乐又召唤起命运的共同体。1936年，音乐家吕骥在上海电台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同年6月，全国救国联合会成立一周年之际，爱国人士刘良模指挥民众歌咏会，和几千名群众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1937年9月，南京举行纪念“九一八”群众大**，电台里播放的也是“义勇军进行曲”……

　　随着全国性群众抗战歌咏的发展壮大，抗战歌曲通过歌咏团、演剧队，深入到城乡的角角落落。那些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在不同的地方唱着同一首歌，心汇到了一起来。1938年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42个国家参加的反**侵略运动大会上，音乐家任光指挥巴黎华侨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从此走向了世界。



　　抗战的全面爆发，《义勇军进行曲》深入军营，响彻在中国军队奋勇抗战的战场，成为军歌和战歌。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曾在他的抗战报道集《人民之战》中说，《义勇军进行曲》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的动员报告。他在台儿庄战地采访时，看到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着大刀，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冒着猛烈的炮火，前赴后继，打败了敌人的进攻。《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的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

　　在国歌展示馆那一条条通往各个展厅的甬道里，始终回荡着国歌激昂、雄壮的歌声，往复回旋，激动人心。然后，在一个屏幕前，我们看到了一个黑人歌唱家，正用中文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个人就是“美国歌王”保罗·罗伯逊。1940年，他在著名的美国纽约罗易桑露天音乐剧场，先后用中文和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CHEE LAI!），还未唱完，全场掌声雷动。他还灌制了《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片名为《起来》。宋庆龄为唱片撰写了英文序言。



　　而法国，埃及和莫斯科等国家和城市，同样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英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国的广播电台，常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因为，在二十世纪30、40年代，《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民族战歌，也成为世界反**阵营的国际战歌。

　　国歌所展现的，不仅是先辈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的决心．也是每个中国人捍卫国家尊严的信念。国歌所代表的，不但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见证，也是当代中国人自信心的最大来源。国歌见证了中华民族从深重的苦难中一路走来，矢志奋进，直至民族和国家伟大复兴的史诗征程。

　　（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奏响。不久后，人民日报头版刊文提出：“《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



　　在国歌展示馆的展柜里，存放着毛泽东主席拟写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草案）》的手稿文件，以及《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第二次全体会议记录》，述说了当时的情景。

　　1949年7月9日，新政协筹备会正式发出了由周恩来签发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1949年7月15日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报纸刋登了8天，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纷纷转载。仅一个多月，收到国歌应征稿件632件，歌词694首。但是，应征稿件不理想，无一中选。当时，第六小组的著名画家徐悲鸿提出：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组长马叙伦同意，大多数人表示同意。



　　9月25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国歌问题协商座谈。经过热烈讨论，毛泽东综合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宣布接受徐悲鸿的建议。因原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张溪若、梁思成认为应保持歌曲的完整性。黄炎培也赞成不修改歌词。毛泽东、周恩来也赞同和支持不修改歌词。毛泽东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是最好的，这一句不仅现在不可以改，永远也不能改，我们要有“安不忘危＂的意识。最后，大家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全场鼓掌表示赞同。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四个决议案中第三个决议写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它彰显了人们对以往历史的充分尊重，具有安不忘危的意识，也是对其在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乃至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尊重。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2003年4月8日，党中央先后发出通知，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部分省市及**总政治部的同志提出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建议在宪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党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作为一条修改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2004年3月14月，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宪法第136条增加一款，即作为第二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样一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地位，被宪**式确认。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颁布并实施，国歌法规定，一切公民和组织都应当尊重国歌，维护国歌的尊严。

　　何为国歌？国歌一定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也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最能代表国家和人民意志的乐曲，每句歌词都表达着人民的心声，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的缩影。从这一点来看，《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因为凝结着中华儿女对民族振兴的不懈求索才久唱不衰。因此，每当国歌响起的时候，总是最激励人心的时刻。从雄伟激越的国歌声中，总会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追求，一种沉稳的力量，一种英勇不屈的斗争意志，一种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奥运健儿扬威赛场，航天勇士邀游九霄……凡振奋人心的时刻、红旗飘扬的地方，总有一段激昂的旋律澎湃在中国人的心间，见证历史、铭刻记忆——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传唱已有80多年，始终以催人奋进的旋律和歌词，给所有炎黄子孙注入昂扬向上的民族气节。在国歌纪念广场，通过珍贵的胶带、图片和影像，回顾了《义勇军进行曲》自诞生以来的传奇历史。最伟大的诗歌，才能升华为民族心声；再熟悉不过的旋律，早已超越旋律本身。它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忘过去，牢记使命，筑起新的长城，砥砺前行！



　　一曲《义勇军进行曲》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却承载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2021年7月31日，东京奥运会女子RS：X级帆板比赛在江之岛举行，中国选手卢云秀摘得金牌。离赛场不远，正是聂耳溺水遇难处，《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飘扬到距离颁奖仪式现场不足一公里的聂耳纪念碑旁，这是对这位国歌作曲者最好的告慰。




　　在这里，一部电影，一首歌曲，一座雕塑，都能还原岁月的底片，唤起一段红色的记忆，在人们的情感与国歌的故事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激励人们前进，前进，前进，进！


　　沈裕慎，本名沈裕生，上海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上海散文》杂志社社长。出版有《风荷忆情》《风荷忆往》《风荷忆味》《缘行神州》《我的花溪情缘》《心在山水间》等散文随笔作品集。曾荣获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六届会员作品散文集奖，第二届郦道元山水文学奖，第九届《禾泽都林杯一一城市、建筑与文化》散文大赛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