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散文批评的维度与阐释
       王兆胜

　　王兆胜，1963年生，山东蓬莱人，文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副总编辑，现为南昌大学特聘教授。专著有《林语堂的文化情怀》《林语堂与中国文化》《新时期散文发展向度》《散文文体的张力与魅力》等20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被《新华文摘》等转载60余篇。编著《百年中国性灵散文》《精美散文诗读本》及散文年选20多部。散文集有《天地人心》《负道抱器》《情之一字》《阳光心房》等。出版《磨心镜的男孩》等儿童文学作品。散文多入选中学教材、中高考试题和散文选本。获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当代作家评论奖、第四届全国报人散文奖等。

　　内容提要：一般来说，当代散文批评呈繁杂无序状态，但也经历了不断演进、发展、创新的过程，呈复杂多样、多元多维、创新发展的状貌。在散文批评维度上，可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大陆与域外、中心与边缘、宏观与微观、史与论六个方面理解；在散文批评尺度上，有广义与狭义、真实与虚构、自由与限度、思想与审美、人的文学与天地文章之分。基于此，当代散文批评已走出传统的单一化模式，其基本理路是从社会学到文化学、印象批评到文本细读、思想评论到艺术阐释，具有多样化、多元化、辩证性的特点。这既拓展了散文创作的范畴、内涵，也提升了散文批评的质地与高度。

　　关键词：中国当代 散文批评 多样性 多元化 辩证性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进程中，散文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作用，这不只表现在散文创作，也包括散文批评。然而，目前的散文远没有诗歌、小说等文体那样得到应有的重视，散文批评更是如此。事实上，与诗歌、小说等文体一样，散文创作与散文批评成绩显著，大有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之必要。就当代散文批评来说，它看起来显得松散、零碎、个体化，但也是一条涓涓溪水汇成的河流，呈复杂多样、多元多维、不断开拓、发展创新的状貌。因此，从散文学角度看，亟须对当代散文批评进行系统整理、科学研讨、分析阐释，以寻找其带有规律性的内容，并审视其价值意义。

　　一、散文批评的维度与尺度

　　一般认为，当代散文批评远没有诗歌批评、小说批评发达，甚至还远滞后于散文创作实践，单一性、碎片化、同质化比较突出。一方面，这一看法不无道理；另一方面，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观点，它忽略了当代散文批评的丰富性、多样性、多元化，尤其是其间包含的散文批评维度与尺度。纵观当代散文批评，丰富多样的成果各有千秋，大胆探索创新彰显的是各自的个性风采。

　　（一）当代散文批评维度

　　从维度看，当代散文批评视域广阔，涵盖多种可能。这既与当代社会生活、文学的广阔发展直接相关，也与散文创作的开放、开拓、创新有关，还与散文批评家的视野和境界有关。当散文批评家对时代、社会有了真正理解，与散文创作有了亲缘关系，并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文体自觉，他们有走出狭小天地，有天地之宽和不断突破自我的可能。具体说来，当代散文批评主要有以下维度。

　　传统与现代。众所周知，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至为重要。当代散文批评也不例外，某种程度上说，以现代性突破传统观念，进入充满个性、人性、自由、民主、科学、平等的新境地，这是大势所趋。因此，以现代观念反思传统成为一个“新传统”，也是与中国古代的“大传统”相对应的“小传统”。事实上，自周作人、郁达夫、林语堂等人始，强调个性、美文、“以自我为中心”等具有普遍性和引导性。也是在此意义上，当代散文批评承其余绪，将“现代”作为一个最突出、重要、有力的角度。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姚春树的《中国现代杂文史纲》、袁良骏的《现代杂文的劲旅》、郑明娳的《现代散文纵横论》《现代散文类型论》《现代散文构成论》《现代散文现象论》《现代散文》《现代散文理论垫脚石》、汪文顶的《现代散文论集》、丁晓原的《行进中的现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论》、陈剑晖的《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化演变》、周海波与王金胜的《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散文艺术精神研究》、黄科安的《现代散文的建构与阐释》……，这些都是以“现代”为核心词。当然，这个“现代”既是时间概念，又是价值判断，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突显其现代性维度。林非在《现代观念与散文写作》中说：“以现代观念为思想指导进行散文创作，就是要求作家以现代人的心灵和眼光去观察生活、思考时代和分析题材，并倾注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读者的情感得以升华。现代观念还应具有这样的特点，就是在使人变得尊重自己的同伴，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变得思想开放，知识丰富，善于思索和创新。”1吴周文在《中国现代散文观念的建立及其嬗变》一文中，主要从“人本主义为主体的散文观”“意在表现自己”的美学2等角度分析问题，突显了“现代”特色。丁晓原以“晚清散文的现代性元素”“‘五四’散文现代性的生成”“《新青年》与现代散文精神”“语言之维与中国散文现代转型”3为题，它们都以“现代性”为标尺。周海波、王金胜用“现代散文研究的新视角”“研究方法与散文观念的重建”4阐释散文研究“现代”维度的重要性。不过，用现代遮蔽传统的散文研究一直存在，这既与“五四”以来的反传统有关，也与散文的创新性突破、发展意向有关。尽管从周作人以来就有人肯定中国现代散文继承了传统文脉，但长期以来“现代”视角的散文批评远大于“传统”。然而，新世纪以来从“传统”视角研究散文开始兴盛起来，如从文章传统的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散文5，从“和而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6，还有从家庭与家族角度研究当代散文7，等等。这种注重传统并从中寻找价值资源的批评视角，一改过于偏向“现代”的理路，既有助于为现当代散文寻根溯源，又有利于确立中国文化自信和中国散文自信。更重要的是，将传统与现代进行辩证融通渐为散文批评的共识，也形成更为理性、科学、有效的研究思路。有人认为，“中国自五四开创的现代散文，已走过了80年的历程。倘从文化视角看来，无非是三种类型：一是以朱自清为代表的新瓶装旧酒式的传统派。二是以徐志摩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三是以余光中为代表的中学为本、西为中用的改革派”，“三种不同文化类型的散文，清晰地反映了20世纪中西文化碰撞与融汇的轨迹，从传统到矫枉过正式的叛逆，上升到中学为本、西为中用的形态，是我们民族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也为21世纪中国文化暨散文的发展展示了一种健康的方向”8。这一结论或许值得商榷，但从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视角探讨散文的思路值得给予充分肯定。

　　中国与外国。整体而言，研究散文的“中国”视角与“中国”元素较为普遍，因为中国是“文”之大国，批评家又多有中国经验，面对的研究对象也主要是中国散文家，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内在化、普遍性、深刻性，使得散文批评有显著的“中国化”特色。以朱自清、郁达夫、杨朔、孙犁等人的散文研究为例，人们多从传统的意象、修辞、趣味入手，这当然可抓住问题关键；但较少从“外国”视角出发，审视其所受的深刻影响。这就带来人们在注重散文批评的内在性研究时，自觉不自觉产生的封闭和固化的思维模式。当然，众多散文批评也不乏“外国”视角，最突出的是鲁迅《野草》研究，不少人从象征主义、存在主义出发，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有人从世纪末情绪认为郁达夫是一个“自身灵魂的拷问者”，许地山是“饮过恒河圣水的奇人”9。王风认为，“《野草》采用外来的‘散文诗’这一文体，大部分属于内心独白式的主观叙述方式”10。还有人从波德莱尔和诗的散文的关系，以及外国作家对《野草》等中国散文诗的影响展开11，进行深入研讨，等等。在1994年举行的散文国际研讨会上，不少人从“外国”角度探讨现当代散文，较具代表性的有：汪文顶《日本散文及其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影响》、黄万华《艺术借鉴：沦陷区散文与外来文化影响》、黄科安《论徐志摩散文与英国浪漫派想象艺术》等。12傅德岷《中外散文纵横论》一书在确立“中国”视角时，加强了“外国”视角，特别是外国散文理论及其对中国现代散文影响的研究力度。其中，“中外散文观之比较”“借鉴与吸收：外国散文及其滋养”，研讨外国散文的发展轨迹、特征，还有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的散文概述，以及介绍英国亚·史密斯的《小品文作**》等，13都是颇有价值的成果。还有徐治平《散文美学论》一书第二章“中外散文美的比较”，从主体意识、人与自然的永恒主题、中外散文的相互渗透影响等角度，特别是将蒙田、培根与巴金、泰戈尔与冰心放在一起比较14，有助于开拓视野和深化散文作家研究。不过，与傅德岷和徐治平偏于知识介绍、梳理和总结不同，黄科安、吕若涵、蔡江珍在“外国”视角的散文批评研究中更重学理性、学术性。如黄科安从黑格尔《美学》角度撰文比较“诗”与“散文”，令人耳目一新；他还在西方散文理论视野考察“散文”与“诗”的关系，并立足于当代散文批评话语建构15。吕若涵通过中西散文比较，确立“散文”概念的异同16。蔡江珍从“中西之辨”视野探讨现代性视界与散文理论问题，对散文源流进行辨析，特别是对中外小品的比较颇有启发性17。由于外国散文理论并不发达，其文学地位不高，因此，当代散文批评的“外国”视角相对缺乏，这突显了黄科安、吕若涵、蔡江珍等人研究的重要性。

　　大陆与域外。作为中国现当代散文主体，大陆散文创作更为突出和繁盛，散文批评当然也是主流。不过，随着社会发展、文学观念变化、散文研究深化，海外散文乃至华文散文研究渐成开阔、突破、深入之势。较有代表性的有喻大翔《两岸四地百年散文纵横论》，他在该书中以专章研讨台港澳散文，像黄维梁、潘铭燊、许达然、三毛、陶里等都进入研究视野18，这是将大陆散文批评拓展到中国更广泛的地方。方忠《台湾散文纵横论》与《台湾散文40家》集中探讨台湾散文，范伯群给予高度评价：“这次读了方忠的《台湾散文纵横论》，就好像被他吸领到高空，鸟瞰了一次台湾散文广阔的沃土，在成熟的收获季节里，展示了一块块各有特色的作物‘丰产田’。”19还有程国君《论台湾女性散文的诗学建构》等，它们共同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关于世界各地的华人散文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孙绍振的《抒情和幽默冲突──当代华人散文考察》、钱虹的《美国华人女作家吴玲瑶及其幽默散文》、王列耀与闫美萍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散文中的“家园理想”》、程国君与许珍的《陈瑞琳游记散文的思想内涵》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与大陆相比，海外散文、国外华人的散文批评尚嫌不足，明显存在重复、同质化、游离状态，需有更多人参与，并做出学理性的深度研究。

　　中心与边缘。所谓“中心”，是散文批评的重点、焦点、要点，大家不约而同关注重点作家作品、现象、地域、流派等，从而形成研究的“显学”。比如，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郁达夫、朱自清、孙犁、杨朔、秦牧、刘白羽、魏巍、汪曾祺、史铁生、余光中、贾平凹、余秋雨等人的散文，尤其是他们的经典作品成为大家争相阐释的对象，从而形成一种规模化甚至模式化的研究状态。又如，杂文研究、小品文研究、学者散文研究成为时尚，研究成果也多。在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中，杂文居首章，共58页，占全书200页的四分之一；小品文研究为第二、三两章，近百页，占全书的近半。另外，小品文研究成果甚多，李宁编选《小品文艺术谈》将现当代作家的小品文论汇聚一堂，其中收录王了一《谈谈小品文》、佘树森《关于小品文的论争》、陈漱渝《林语堂的幽默小品》等，李宁还专写《中国现代小品文概论》，其中有言：“1934年及其之后小品文的刊物急剧增加，创作空前活跃，争论日趋激烈，所以人们把1934年命名为‘小品文杂志年’，或称‘小品文年’。作家们围绕小品文的概念、特征、价值、功能、技巧和趋向展开热烈的讨论。”20黄开发的小品文研究颇为突出，他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对“小品文”既有追根溯源又有话语展示。他认为：“如果说小品文是自由主义作家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化政治象征，那么从小品文中突围的杂文可谓左翼作家追求社会解放的文化政治象征。”21还有文学研究会、京派、荷花淀派、杨朔的诗化散文批评成为重镇，成果不胜枚举。不过，散文的“边缘”也逐渐受到批评家重视，如傅德岷《巴蜀散文史稿》、江震龙《解放区散文研究》等可为代表。“解放区散文”研究一直并不发达，还有很大的拓展和再阐释空间。江震龙表示：“现有的‘解放区散文’研究虽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但是从总体上看，大多数的研究者都缺乏大散文的研究视野，很少能用整体综合、纵横比较的方法，从生活、作家、文本、读者的多元互动方面对‘解放区散文’进行深入研究。并且时至今日尚未见到专门对‘解放区散文’进行综合系统与纵横比较的整体研究的理论专著。仅就现有成果来看，也存在着论题重复、领域封闭、观念老化、方法单一、研究滞后等现象……”22这是其2005年的看法，但今天这种情况并没得到根本改变。

　　宏观与微观。在当代散文批评中，宏观研究成果甚多，如佘树森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姚春树、袁勇麟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傅德岷的《新时期散文思潮概观》，陈剑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汪文顶的《现代散文学初探》，姜振昌的《中国现代杂文史论》，张堂锜的《现代散文概论》，李一鸣的《中国现代游记散文整体性研究》，丁晓原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论》，李林荣的《嬗变的文体：社会历史景深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王兆胜的《散文的张力与魅力》，沈义贞的《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散文话语策略研究》等均属此方面的研究专著。与此同时，宏观研究散文的论文成果更多。这些成果既反映了散文批评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也是散文批评理性自觉意识的显现。当然，更多散文批评属于单个作家作品研究。还有一种“微研究”，它更重细节、细部、细化、潜在化研究，特别是借助**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微科学等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如余光中对朱自清散文的细读，他从比喻、意象、错句入手进行挑剔，可谓条分缕析的“细读”典型。作者列出朱自清《荷塘月色》的比喻，认为：“11句中一共用了14个譬喻，对一篇千把字的小品文说来，用喻不可谓之不密。细读之余，当可发现这些譬喻大半浮泛、轻易、阴柔，在想象上都不出色。”23又如郑明娳以叙述学、结构主义等方法研究散文，均属微研究之列。

　　史与论。应该说，散文史在散文研究中最为发达，也是最稳定和最具学术含量的，这为当代散文批评提供了新维度。透过各式各样的散文史，可见当代散文批评的维度。目前，有影响的散文史包括：林非《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俞元桂、姚春树、王耀辉、汪文顶的《中国现代散文史（1917—1949）》，朱德发的《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范培松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下）、《二十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史》，傅德岷的《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黄开发的《中国散文通史·现代卷》（上），刘勇、邹红的《中国散文通史·现代卷》（下），刘锡庆的《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上下），王尧的《中国当代散文史》，张振金的《中国当代散文史》，袁勇麟的《当代汉语散文流变论》，庄汉新的《中国二十世纪散文思潮史》，梁向阳的《当代散文流变研究》，滕永文的《中国当代散文批评艺术的历史观照》，唐小林的《中国白话散文百年史》，张清芳、陈爱强的《台湾当代散文艺术流变史》等。这些“散文史”具有史识、史胆、史学，既注重散文发展变迁，又强调散文的特点与规律，还有思想和艺术的分辨，为当代散文批评奠定了地基和打开了视野。有学者谈到散文史写作：“我们以历史通变的眼光，从‘文随世变、代有创新的时代性’‘历代积淀、古今贯通的民族性’和‘各师成心、文如其人的个体性’三个维度，考察历代散文的沿革变迁和古今转化，阐发和弘扬中国散文修辞立诚、重道崇文、匡时济世、文质俱美的民族特色和优秀传统。如此重写散文史，当有古今贯通、守正出新的自觉追求吧。”24这种“通史”观对于当代散文批评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当然，当代散文批评在“论”上也有所加强，出现理论提升特别是理论话语突显的现象，这对一向薄弱的散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重视的有：林非的《论散文》，傅德岷的《散文艺术论》，郑明娳的《现代散文纵横论》《现代散文类型论》《现代散文构成论》《现代散文现象论》，姚春树的《中外杂文散文综论》，汪文顶的《现代散文史论》，朱世英等的《中国散文学通论》，孙绍振的《审美、审丑与审智——百年散文理论探微与经典重读》，方忠的《当代海峡两岸文化散文整合论》，丁晓原的《精神的表情：现代散文论》，陈剑晖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诗性想象：百年散文理论体系与文化话语建构》《现代散文文体观念与文体演变》，欧明俊的《现代小品理论研究》，陈亚丽的《文海晚晴：20世纪末老生代散文研究》，王兆胜的《新时期散文的发展向度》，黄科安的《现代散文的建构与阐释》，谢有顺的《散文的心事》，段建军、李伟的《新散文思维》，蔡江珍的《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想象》，周红莉的《精神生态与散文演变》，刘军的《新世纪散文观察》，吴周文的《散文审美与学理性阐释》，李林荣的《散文新潮远近观》等。在散文理论薄弱的情况下，这些成果有特殊意义。如林非就“关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研究的问题”“散文研究的特点”“散文研究的关键”“关于当前散文研究的理论建设问题”等展开理论阐述，有较强的学理性与理论高度；孙绍振从“视域：理论探微”“主体：从创作到理论的突围”入手，进行散文理论的突破与建构；陈剑晖在散文理论上用力最多，他在散文的诗性、文体等方面有全面、系统、理性的研讨。陈剑晖的散文理论自觉建构与创新意识非常突出，他说：“正是鉴于从‘五四’新文学确立至今，尚没有一部较深入系统地研究现代散文文体的专著，笔者愿意在这方面做一尝试，或者说愿意在文体路上做一次冒险。不敢说这个探究成果能填补中国现代散文文体研究的空白，但笔者自认这是一次在理论上有所开拓创新，在文本上有深入精细解读的散文理论建构，这样的理论冒险也许能拓展和深化当代散文理论的研究空间。”25欧明俊的小品文理论研究颇为精到，他从“现代小品理论界说”入手，针对“现代小品及其相关概念”“现代小品特征”“现代小品范畴”“现代小品功能及价值”“现代小品渊源”“现代小品理论的价值”进行论述，26可谓全面、系统、细致，是散文理论研究的重要收获。应该说，“史”与“论”，特别是史论结合既是散文研究的基础工程，也是向纵深推进和理论提升的关键，对散文创作与研究具有指导和引擎作用。

　　（二）当代散文批评的尺度

　　散文批评的尺度往往因人而异，更呈多样性和多元化趋向。大致说来，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广义与狭义。衡量和判断散文，最直接和关键的标准，什么是散文，什么是好散文？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狭义地理解散文，认为散文是抒情、审美、文学、艺术的，没有文学性的散文就不是散文，更不是好散文。因此，将散文写得精粹、美妙和富有诗意，是不少人的努力追求。当年，周作人提出“美文”，王统照注重“纯散文”，到刘锡庆则提出“净化散文”。刘锡庆说：“旧有‘散文’范畴的‘文体净化’已是当务之急。”因此，他提出“艺术散文”的概念，希望它从杂文、报告文学、抒情散文中独立和净化出来，强调其高雅与纯粹。27作者看来，只有散文真正成为纯粹的艺术，有了文学性，才是名副其实的。不过，另一观点认为，散文固然要有文学性、审美性、艺术性，但它不是固化的，更不是没有联系的独立行为，“散文文体净化得越彻底，散文之路就越窄，就越接近死亡”28。因此，有人主张，在注重“狭义散文”的同时，又要有“广义散文”概念，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徐迟曾用“塔基”和“塔尖”作喻：“广义的散文好比是狭义散文的塔身、塔基，狭义的散文好比是广义的散文的塔顶、塔尖。塔尖、塔顶不能没有塔身、塔基。有时，尖顶已塌，身基还在。然而，有了塔基、塔身，就会有塔顶、塔尖。”29林非借此阐发道：“如果说广义散文由于充分发挥了这种文体的触角，因而使自己积蓄着极为强大的生命力，并且给予狭义散文滋长的广袤和深厚土壤的话，那么狭义散文却由于自己最富有抒情和文采方面的成就，因而提高了对于撰写这种文体的严格要求，要求它在更为自然流畅与率性挥洒中间，通向情感与艺术的极致，从而全面地提高了广义散文的写作水准。”30因此，应辩证理解散文的广狭之分，以避免片面、单一、机械的认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散文可漫无边际进行“跨文体”，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散文的价值就是没有规矩，于是对抒情散文、艺术散文、美文极为反感。当然，反过来，不少人站在文学性、审美性、艺术性批评包括大文化散文在内的“非驴非马”式散文，认为那不是散文，是“四不像”，是散文的怪态与异化。这两种判断标准都是简单思维和单一标准，忽略了散文的复杂性、变动性、创新性，也不顾散文的本体特点。因此，徐迟、林非的辩证看待散文的广义与狭义，有助于全面、公正、科学理解和评价散文。

　　真实与虚构。作为散文的衡量标准，“真实”是根本性、标志性、稳定性的尺度，这似乎已成为共识。新时期之初，巴金《随想录》以说“真话”著称，这是对长期以来人们不敢讲真话的超越。季羡林强调散文要“真实”，他甚至强调，不仅抒情散文要“真”，议论文等也离不开情感真实。31林非一直强调散文之“真”，散文是“交心”的文体，并认为真实是散文的生命线。他说：“不仅狭义散文必须以情动人，就是广义散文也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对于散文家来说，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自己作品能否存在和流传下去的生命线。”“时刻注意摒除矫揉造作，杜绝虚情假意，时刻注意萌生、培养和巩固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对于散文作者来说是两个相反相成的关键，只有这样才可能向广大读者献出自己的心来，向他们倾诉自己的真情实感。”32范培松认为，散文是“穿泳装的艺术”，是“立诚”和“裸心”的，因此，他表示自己是“反对把‘虚构’引入散文创作”的。33可以说，在散文的真实性面前，人们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没有真实就无法谈散文，更不要说写出好的散文。因此，有人坚持散文“真实观”，反对把小说等文体大量和无度引入散文。陈亚丽认为，“在散文创作中，有一道红线是不能触碰的，就是叙述者是不能虚构的”34。周红莉则表示：“我所说的散文的‘真’，主要就散文的精神、思想而言。它是以现实主义或现实性为根基，将灵魂、真相、真情、真理、时代为观念核心，以写真实、讲真话、守真理为基本职能的思想言说。”35不过，事物都不是绝对的，随着社会变化，特别是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散文也面临巨大变革和探索创新，其中最突出的是对真实性的重新理解和解读，更有怀疑与批驳的声音出现，还有对于“虚构”的认同。如王炳中坦承：“尽管真情实感是现代散文个性说的一致追求，但这种‘真’不是一种绝对化的‘真’，它是有一定限度的。”36孙绍振曾提出散文的“真情实感”有十大漏洞，主张散文要“虚实相生”37；陈剑晖主张“有限制虚构”，即“允许作者在尊重‘真实’和散文的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真人真事或‘基本的事件’进行局部的经验性的整合”，当然，他又强调，“同时，又要尽量避免小说那样整体性的‘无限虚构’或‘自由虚构’”38；沈天鸿认为，既然诗歌与小说已确立了求假精神，“散文，也应追求这种更高真实的自觉求假精神”39。莫言则表示：“我认为，散文可以大胆地虚构，而且我相信90%的作家已经在这样做了。……所以我就说索性把散文真实性的定义彻底否定掉。”40这种散文的“虚构”甚至“虚假”观现在颇有市场，这是对散文“真情实感”的冲击、反驳，也表明了散文评判标准的乾坤大挪移。

　　自由与限度。与小说、诗歌等文体比，散文是最随意和自由的，不论是选材还是写法都是如此。因此，散文被称为最具包容性的文体，林语堂办《论语》杂志时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入文，“凡方寸中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即是牛毛细一样题目，亦必穷其究竟，不使放过”41。林非认为，“散文是一种自由自在地表达情感与思想的文体”42；范培松说，“我们提倡一种无拘无碍、自由舒展的写作心态”43；陈剑晖提出，散文“以广阔的取材、多样的形式、自由自在的散文文句，以及优美和富于形象性、情感性和趣味性的表述，诗性地表现了人的个体生存和心灵状态”44。随着散文文体的破体与解放，其自由开始漫漶无度，有人还提出散文的最大价值是自由，即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于是，“散文河里没规矩”45成为一种新共识。不过，应怎样理解“散文河里没规矩”？如它针对的是散文的规矩太多，太墨守成规的散文写作，那是有道理的；但若将散文的体性、个性、边界抹杀了，认为散文可随意甚至胡乱书写，那就太过简单。散文写作可以“自由”，以充分发挥主体性；但如毫无“限制”，连散文的基本特性也置之不顾，那必然走向异化，将散文写成“四不像”。吴周文从“自我表现”与文体革命、“自我”本真与生命写作、人格审美与权重标准三个方面谈“散文内在的审美特质”46，王兆胜从内在化的真情实感、平淡自然、开放自由与兼容并包、均衡悠然状态四方面谈散文的审美特性47，都在为散文文体设限，避免散文在“自由”书写时陷入“没有规矩”的泥淖。其实，与小说的虚构、夸张、奇异、神秘相比，散文更趋于自然、平淡、均衡、超然，这是自由中的内在规约与限度。

　　思想与审美。思想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点，也是散文批评特别关注和强调的，如鲁迅《野草》的思想性广受赞誉，也成为衡量其成败的重要标准。林非高度重视散文的思想，他说：“散文批评的更为重要的胆识与慧眼，还在于能否发掘散文创作中出现了若干新颖独特和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思想光芒，并且指出其重要的意义，大力去加以发扬。……这样说来散文批评家就不仅应该紧紧抓住散文文体的本质特征，具有鉴赏散文的审美能力，还应该具有思想家的素质，尽可能成为推动时代精神的健康趋势发展的弄潮儿。”48在此，思想特别是深刻的思想成为林非判断散文的最重要标准。陈剑晖曾用“特立独行的思想者”赞扬王小波的散文，对韩少功散文也给予思想者的评价，给筱敏以“思”的散文家赞誉，并总结道：“在散文创作中，精神的诗性即思与诗的契合，可以拓展我们的散文视域，这是一条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散文之路。”49谢有顺重视从思想角度评价散文：“说到散文的重，史铁生的文字是极好的例子。他喜欢读思想和哲学著作，这决定他的写作既关注现世，也关注永恒，无论小说，还是散文，他总是持续地在思索人的存在如何才能获得意义的确认。”50王冰用“思想的重量和现实的穿透”谈散文主体的个性自觉，以便“用探求的广度打磨思的亮度”评女性散文的主体性掘进，他还归结说：“散文必须有思想，有思想的散文肯定是心态自由自立的结果。”51王尧批评当下散文缺失，是“人的思想、精神、胸襟、情怀、格调等从散文中退出，散文中已经没有了名士、绅士、隐士和叛徒。缺少了这些要素，散文的‘内在结构’或苍白或扭曲，甚而荡然无存”52。看来，思想有硬度也是有高度的，它像钙支撑起散文重量，也成为好散文的风骨和优劣高下的试金石。另外，思想如无审美作为血肉与气韵，或者变成**的思想，那也不会成为好散文，因此，从文学性、审美、艺术研究散文者众，也将它作为散文批评的重要标尺。如汪文顶《现代散文学初探》中有“冰心散文的审美价值”，司马晓雯、陈剑晖有《论杨文丰科学散文的美学策略》，谢有顺《此时的事物》中有“散文的美，美在适中”，等等。如果说思想是散文的精神骨架，审美则是温润的滋养，它让散文变得风姿绰约，并从更深层次陶冶和改变世道人心。席扬称，“许地山和丰子恺的散文作品都有一股‘仙’气”，“与丰子恺一样，创作成果里传达出他对恬淡式悠达艺术趣味的倚重。而不同之处也很明显，丰子恺的悠达是基于对人间俗见超脱的悠达，而许地山‘玄思’所表露的悠达怎么也掩不住其灵魂深处的深重来”53。这一评价标准是审美意义的，是富有灵性的审美判断，它在同中有异的细微处进行区分判断。

　　人的文学与天地文章。“人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关键词，也是衡量文学乃至于散文的核心标尺。可以说，符合人的个性、人性等的散文就是好散文，反之，则是“非人的文学”。郁达夫说，几乎每一篇现代散文里都有个性，是对人的发现；余光中认为，“散文家必须目中有人”。谢有顺更直观提出：“散文写作应该面对人物，面对个人；散文家只有学会了如何与自己说话，他才能向许多人说话。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在散文家笔下，是藏不住的，它随时会站出来向读者发言。”54因为有人在，有富有个性与人性的人在，散文才有活力、张力、魅力，才能引起读者的心灵共鸣。周红莉强调“散文”是“‘人’的复调式存在”，她说：“散文精神首先是关于人的精神。所谓的个人、自由（独立）、现实、创造、时代精神、社会思想、个体精神、人性等语词都是以‘人’为底色。而我所指的‘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知识群体，他们作为散文的一种复调式存在。”55基于此，“人”，大写的人，一个有精神高度的现代人，成为衡量散文的重要标准。但另外，“人”又不是衡量散文的唯一标准，更不是绝对标准，因为人虽是天地精华，有创造性与审美精神，但也只是天地间的一分子，不能代表世界全部，何况人有其自身局限。因之，“天地万物”“宇宙世界”也是衡量散文高下的重要尺度，有时比“人”的尺度更重要。林语堂曾提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个宇宙文章就超出“人的文学”局限，进入更广大的视域。王兆胜曾从“天地之宽的博大与仁慈”谈好散文的境界56，从“文的世界”“人的世界”“物的世界”“天地大道”谈散文的多维世界57，长期以来，散文批评忽略“物”，也缺乏“天地情怀”，容易以“人”代“物”，更不深究“天地之道”对人的内在性规约。强调天地文章，希望以多重标准衡量散文，以超越“人的文学”观的局限。

　　当代散文批评已走出传统的单一模式，不论在视角维度，还是价值尺度都呈现多样化、多元化、辩证性的特点，这既拓展了范畴，深化了内涵，也提升了质量与高度。表面看，当代散文批评是零散和不成体系的，实际也有规律可循，即在观念变革中不断探索与创新，批评视角与标准亦变得愈加多元化了。

　　《野草》 鲁迅 著

　　二、从社会学到文化学的拓展

　　当代散文批评与中国社会发展相伴而行、共同成长，其显著特点在于，从重视社会、时代发展向更加重视文化的价值选择转变。究其因，一方面，中国当代社会确实走过了一条从社会意识到文化意识转型的道路；另一方面，当进入20世纪**十年代，文化反思、文化引鉴、“文化热”成为时代大势，这在散文创作与批评中均有所体现。有学者称：“文化批评是1985年‘文化热’的产物，是我国的文学批评方式不断嬗变，从单一化走向多元化的又一证明。”58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及其文化批评热潮就是典型例子，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这一趋势变得更为突出，也为散文学的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由社会学到文化学的转向

　　五四新文学就是以社会启蒙为主要目标的，《新青年》与文学研究会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随感录等都具有社会学意义。随着工人运动兴起，农民意识觉醒，左翼文学产生，特别是抗战文艺如火如荼，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学的社会学意识不断得以彰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意识更成为文学主潮，以至于出现杨朔、刘白羽、秦牧、魏巍等高歌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散文佳作，就连长期以来与时代疏远的巴金也创作了反映新中国的散文。

　　散文批评也是这样，从1930年代瞿秋白评鲁迅杂文，用马克思主义敏锐评价鲁迅是“清醒的现实主义”，是“社会论文”和“战斗的‘阜利通’”，到郁达夫所说的，“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其中的“社会性”占据重要位置。1960年代以来，人们对杨朔等人的散文多给予社会学关注和赞美，一度成为时代主潮。改革开放后，散文批评进入新时期较长一段时间，人们仍注重社会学研究模式。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整体观念与思维方式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傅德岷的《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也是以政治学、社会学观念架构和阐释的，其中以“文学革命初期的启蒙散文”“‘五四’运动后的觉醒散文”“饱蘸血雨腥风的论争散文”“高张民族正义的抗战散文”“催生光明与希望的曙前散文”为主脉，其散文叙事及其话语显然是有时代社会的站位的。俞元桂等主编《中国现代散文史（1917—1949）》共三编，分别是“萌芽于思想革命的文苑新花”“在新的革命风涛中发荣滋长”“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拓展”，其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观念意识特别鲜明。从历史发展看，这无疑是对的也是有价值的，因为离开政治、社会、时代，没有启蒙、战斗、斗争、民主、平等、科学等话语，中国现代散文史就会失真，也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但也要承认，中国现代散文史除了政治学、社会学的观照，还有更丰富、复杂、多样的景观，否则其“文化”内涵很容易被忽略。随着时代与社会发展，散文批评开始由社会学向文化学过渡。如林非《散文写作的甘苦》提到“文化学的涵义”，他说：“由于散文创作是通过情感与形象的艺术途径，记载整个人类生存与思维的方式，表现他们纷繁复杂的心灵活动，因此就不能不具有普遍和重要的文化学的涵义，从而可以潜移默化地升华广大读者的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审美水准，这样就为提高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59这与早期《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有了明显变化。当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兴起，从文化学角度进行评析者众。后来，“文化”成为散文批评的标识性概念，这从一些著述题目可见一斑。如丁晓原的《文化生态与报告文学》，陈亚丽的《文化的截屏：现代散文面面观》，都具有“文化”的透视力。陈亚丽从“北京地域文化”“北京胡同文化”“北京民俗文化”和“北京名胜古迹”探讨散文，60自然别开生面，多有新见和启发性。喻大翔直接提出“学者散文批评文化学方**”，他说：“以文化……的眼睛观察散文，并将哲学的、审美的、文学的、心理的、历史的等种种视角内藏其中，我以为能建立起最符合散文文体特性的文化学批评方**”61。值得提及的是，在新时代，由吴周文、王兆胜、陈剑晖主编的“文化自信与中国散文丛书”出版多本散文批评专著，“文化”成为显著标志，以“文化命名”者就有陈剑晖《散文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葛杰、何平等《家族文化再造与中国当代散文》，还有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散文著述，如李继凯等《“和而不同”与中国散文》，王兆胜《天地之心与散文境界》、杨庆存等《“文以载道”与中国散文》等，从中可见“文化学”之于散文批评的整个观念变化，以及由此推演出的中国文化自信及其本位立场。正如该丛书的总序所言：“本丛书的理论起点，是基于中国散文与中国文化的一种内在逻辑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化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中国散文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载体；或者说，是将中国文化具体化、书面化和审美化的一种文体。二是散文与文化处于一种共构共荣、相长相生的状态：它们既共同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体现了一个社会共同的价值标准，又是现代人的精神、感情和心灵的栖息地。三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唯有在散文这种文体里，才能得到最为充分、扎实的传承和发展，这是其他文体所无法比拟的。”62还有吴俊的《斯人尚在 文统未绝——关于九十年代的学者散文》，周海波的《最后的浪漫：九十年代的“新学人散文”》，李林荣的《新时期散文创作态势的文化分析》，王琳、李怡的《人文关怀的多侧面意义——20世纪90年代学者散文刍议》等也值得关注。这种文化使命感与文化学意义的标识度整体推动了散文批评的开放、拓展、深化。

　　因此，散文批评的“文化学”越来越突破“社会学”，进入深层的探索与创新过程中。

　　（二）文化学的多样性与多元化

　　由于“文化”是个复杂宽泛甚至模糊的概念，很难给它下定义，也没法对“文化学”作具体有效的阐释。不过，从社会学向文化学转换确实是当代散文批评的明显趋势，也突破以往散文批评的单一模式，赋予批评主体更大的自由度与阐释空间。

　　如对林语堂散文，站在社会学角度观之，当年的小品特别是幽默小品确如鲁迅所说的“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63，但站在文化视角看就不那么简单。林语堂说：“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在中国人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来享受悠闲的人，也便是受教化最深的人。在哲学的观点上看来，劳碌和智慧似乎是根本相左的。智慧的人决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决不是智慧的，善于优游岁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他还说：“我很怀疑世人是否曾体验过幽默的重要性，或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个文化生活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生活上的地位。它的机能与其说是物质上的，还不如说是化学上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和经验的根本组织。我们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64因此，文化学意义的幽默小品远不是社会学、政治学意义的单面性，而是具有独特价值功能意义的。同理，散文批评的文化学也不是单面的，而是有各自的不同理解和评价方式。

　　早在1988年，喻大翔就提出“文化散文”概念，1997年他出版《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一书，2024年又提出“诗文化散文”概念65，可见其在散文批评的“文化”视域、执着与热情。王尧从“文化乡愁”“文化之至美的‘诗’与‘史’”来评价董桥、余秋雨、张中行等人的散文，并表示：“‘悲天悯人’与‘人琴之戚’的话多见于文章的结尾处，几成一种结构模式。我不愿把它看成一种章法，而是视为心对心的缅怀。文化之至美可能会进一步消逝，但不灭的是文人的缅怀。”66陈剑晖提出“散文的文化诗性”，认为“站在散文的立场上来解释散文的文化诗性，我认为‘文化诗性’应包含这样的一些内涵：一是对于人类的生存状态、生存理想和生存本质的探询，并在这种追问探询中体现出诗的自由精神特质；二是感应和诠释民族的文化人格；三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守护；四是文化诗性还包含着对‘还乡文化’的认同和感受”67。丁晓原重视历史文化散文的“信史”与“心史”，即在史实基础上有“我”，有以“心”来“‘化’文的能力和才情”，能“提供读者所期待的、可以吸附读者的且新且深且具有当代意义的个人话语”68。还有，范培松提出“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散文批评理路与实践，作者通过梁实秋、王了一、钱钟书的散文，认为“更重要的文体意义，是他们对散文中实现‘文化自我’的自由，进行了实践和演练”，并就“以文化自我为中心”做出以下概括：其一，文化散文的作家在恢复文化的尊严和人的尊严中创造了真正的“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自由空间。其二，“以文化自我为中心”所持的立场是文化的广场，奉行的是文化尊严政策，追求的是文化个性自由。69可见，散文批评对文化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

　　以上虽然都是从“文化学”上谈论散文，但他们的概念限定、内涵、意义、理论与方法都有所不同，或者说在同中有异，有各自不同的偏重，这既是探索性、丰富性、创新性的展示，也反映了散文批评的多元话语掘进。

　　（三）社会学与文化学的兼容并蓄

　　整体概括散文批评从社会学到文化学的转型，可见其前行步履；不过，这不等于说它是一种线性发展，而是包含交叉、叠合、回旋、反复、调整、谐和的一个过程。换言之，散文批评是在社会学与文化学的兼容并蓄、互为借鉴、相得益彰中向前发展的。

　　其一，不能简单对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散文批评进行优劣高下区分。因二者各有特点，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学术语境、话语表达、理论方法中，今天，文化学的散文批评虽有社会学批评不具备的特点，但其社会反响、理论高度、学术分量却很难达到当年瞿秋白用社会批评研究鲁迅杂文的水平；反过来，用社会学观点研讨周作人、林语堂的散文，恐怕也难免误读和误解了其价值意义。因此，看散文批评的文化学研究要充分意识到，不能无视社会学研究的长处与价值，更不能以“此”贬“彼”，最关键的是看其效果、深度、高度。

　　其二，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散文批评并非孤立存在，散文研究前后甚至在某一研究者身上也是有交融的。纵观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文化学”并非从某一点拔地而起，突变成一种现象，全面超越社会学研究。事实上，社会学研究离不开文化学，文化学研究也离不开社会学，二者很难绝对分开。以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为例，它处处充盈着文化学的光照，“文化”及其“文化学”成为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之根脉与底气，这是他有文化眼光，能做到高瞻远瞩和富于前瞻性的关键。散文批评也是如此，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稿》主要是社会学意义的，但其中也不乏文化气度与审美韵致，他写道：“梁遇春的小品写得潇洒自如，跌宕多姿，俊秀妩媚，玲珑晶莹，在‘五四’以后涌现出来的大量小品创作中，是明显地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的。他将知识、哲理和情感凝结在一起，犹如汇成一条淙淙的小溪，既是那样的清澈见底，又映出大千世界中若干明亮的光和影来，给读者留下了鲜明的印象。”70当然，后来的文化学的散文批评也不乏社会学批评的理念与方法，如范培松2009年出版的《中国散文史》就有社会学视野与理论方法，他从“愤”“怨”“怒”概括五四散文以及鲁迅杂文，用“蜕变”书写1920、1930、1940年代散文，用“工农兵”代言研究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散文，其时代感、社会性、政治色彩是比较浓郁的。当然，显性结构是如此，在更深层的历史叙事、修辞运用、观念阐释中，散文批评都是以社会学为主的。当前，社会学与文化学的散文批评已具有双向互动、共通融合、辩证发展的趋势。

　　当代散文批评从社会学向文化学转向，既是研究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以往过于重视时代、社会、政治的纠偏，还是社会多元化发展及其文化软实力得以突显的表征。文化学视角在观念更新和方**变革中，为散文批评打开一些新视域，也克服了简单用社会学研究散文的局限，还从更广泛、长久、细致、深入的方面推进了散文批评迈上新台阶，进入新境界。需要说明的是，这不只是文化学之功，它离不开社会学的奠基、底色、动力，还有社会学本身在散文批评中不断优化、发展、深化的更新能力。

　　《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 著

　　三、从印象批评到文本细读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虽不乏《文心雕龙》式的体大思精、逻辑严密的学理性著作，但主要是印象式点评，这不能不影响当代散文批评。不过，中国现当代以来的散文批评深受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影响，如文本研究和作品细读是典型例子，这构成当代散文批评的发展变化、复杂面貌、相互生成特点。分析从印象批评到文本解读的细化，有助于总结当代散文批评的成效，为今后提供新的经验和应注意的问题。

　　（一）印象式散文批评

　　印象批评也可称为感悟式批评，是注重感觉、体悟、灵性的审美批评，这在中国传统主要体现为点评。这种批评方式充分发挥批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个人喜好，特别是调动其鉴赏力与审美情趣，于是在批评者与批评对象之间形成更直接的交互作用。好的印象批评能达到高超的艺术效果，不好的印象批评则会变得云山雾罩，甚至与批评对象无关。

　　长期以来，散文批评主要是印象式的，由于散文是交心的文体，印象式的散文批评就更容易发挥批评主体的创造能力，给人以思想的穿透力与强烈的审美愉悦。林非1980年出版《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就属于印象式散文批评，这本小书初版竟印行15万册，除了特殊年月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也离不开林非的清丽优雅的文字、思想的力量和审美的光泽，这是让读者能亲切感到批评家与散文家一起心动、心跳的散文批评著作。王尧的散文批评偏于印象式，他以诗意之笔、心灵之光、生命质感、智慧闪现评论散文，颇得美文的文化之妙。王尧写道：“所谓艰苦历尽、风尘压身和云散雪消、花残月落之感，这是一位长者在‘黄昏’说人生。与其说是消极低沉，毋宁说苍凉肃穆。在孙犁，这是人生经验，生命体验和晚年心境的‘综合’。它汰洗了铅华，生命更接近于其本真状态；逝者如斯，生命长河中的浪花所溅出的泡沫也在‘夕照’下幻灭。于是生命和作为文体的散文之间不存在距离，技巧与手法只得隐去，否则便成为生命与艺术的累赘。沧桑感、本真感与人格精神都在老到的状态下凸现出来。这是80、90年代一批文化老人的散文给人的印象之一。”71这不只是在评论散文，也是作者在以自身的阅历、思考、趣味、智慧与作家、读者对话，更是心灵的对语与映现，其思想和艺术感染力是浸润的、弥漫的。席扬用“散文的风流”作为他散文批评的“代前言”，其中也多有诗意的表述。这样的散文点评深得中国文化精神，也是个人化的智慧显现，在诗眼般的高度凝练与概括中尽显批评家的灵光与气度。谢有顺的散文批评整体也是印象派，是用心感悟和折射思想与智慧，其灵思与见解常在不经意间流出，给人以明晰、亲切、温润的透亮感。他写道：“阿来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多维度交织的散文，一种有声音的散文，也是一种重的散文。它的重，就在于他那干净的文字后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世界、人生和存在的追问。”72这种价值判断与审美旨趣充分发挥了印象式散文批评之长，有言简意赅、以少胜多、画龙点睛之妙。

　　当代印象式散文批评还有一个长长的名单，这包括孙犁、汪曾祺、贾平凹、冯骥才、铁凝、张炜、王剑冰、韩小蕙、古耜、李敬泽、苇岸、冯秋子等人，他们中间多是作家，但作家的散文批评往往很有特色，其点评式论断常能一语中的。

　　（二）文本细读批评

　　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特别是新科技的日新月异，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坛与学界有着深刻影响，人们已不满足于传统的印象批评，而是加大了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力度，努力强化学理性、学术性、技巧性。散文批评由印象式向文本细读转换就是其突出标志。

　　席扬将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散文称为“‘直派’散文”，并将其特点概括为：饱满的**、价值取向的功利观、泼辣的战斗风格、率真和科学的态度。73且不说这种判断是否准确，只是“直派”这样的话语命名就有失表面化和简单化。又如奚学瑶的印象式散文批评给人不少启发，特别是独特的思考多有灵光；不过，由于概念命名和话语表达随意，有时显得不够严谨。作者提出并阐释“意绪散文”概念说：“意绪散文，思维轨迹模糊、朦胧，是一种意绪的漾溢与皴染，有时甚至是一种泼墨或大写意，来去自由，挥洒自如，显得十分潇洒。它的思维往往变幻莫测，呈横向发展，多联想，多跳跃，像晚风一样悠忽，像浮云一样散淡。其中许多文章，漫无明确的主题，信马由缰，如梦如幻，似真似假，显示了一种自在的心态，给人以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与此同时，在虚与实之间，真与幻之中，造成了散文意蕴的多义性，形成一种含蓄、蕴藉、丰富、浩大、灵动的内涵，有的还能给人以一种联绵抑扬的音乐旋律感。”74这样概括以意绪见长的“新散文”无疑是印象式的，也有精彩的一面，可充分调动想象力，将此类难以把定的散文样式形象化、想象化、浪漫化。问题在于，这一印象批评过于随意，特别是在概念运用、话语表达上都不准确，因为用“意绪散文”是很难代替“新潮散文”“现代散文或朦胧散文”“虚幻散文”的。而且，作者还表示：“意绪散文，亦可称作‘潇洒散文’。”这就变得更加随意，因为“潇洒散文”就如同席扬命名的“直散文”一样，很难成为严谨的概念和科学的话语。这恐怕是印象式散文批评的不足或软肋。

　　文本细读有助于弥补印象式散文批评的局限，它更重科学性、学理性、学术性，充分表现出专业化、学院派、严密化的特点。当然，文本细读的散文批评既包括对作家作品的细致分析与理解，更是指受**批评等西方理论影响的文本研究，这在散文批评中主要表现在用结构主义、叙事学、心理分析等理论与方法所进行的新探索。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就用“**的散文”“浣衣女的散文”批评散文的华而不实，以及“素”得没有质地，这显然是印象式批评。不过，余光中在民初散文的文本细读中颇见功力，他用的主要是细读法，是对谴词造句的精读法。他通过比较徐蔚南《山**上》与王思任《小洋》的落日，认为前者远没有后者来得精彩。郑明娳用叙述学、结构主义研究散文，她结合作家作品进行文本细读，呈现出科学的精度和密度。在谈散文叙述时，她从叙述者、叙述观点、叙述时间和叙述内容入手；谈散文结构，她用形式结构、情节结构、体势结构、思维结构进行条分缕析；谈散文的“叙述时间”，她又用“直线叙述”“倒装叙述”“交错叙述”“扦插叙述”和“平行叙述”，可谓极尽细分之能事。以“形式结构”为例，郑明娳认为，它包括题目与正文，正文又有开头、中段与结尾，这都是散文形式结构不可或缺的。作者分析散文的“题目”，认为“题目的消极功能是提示全篇的重点，但是如果见了题目并读了文章，让读者感到从题目就一览无余，则是失败的题目。所以定题应该努力建设积极的功能。除了切合文义，还要机智警策，使读者一见题目就想看内文，例如钱钟书的《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张晓风的《生生世世说不完的两个字》，吴鲁芹的《闲人请进》和梁遇春的《‘失掉了悲哀’的悲哀》《无情的多情和多情的无情》等，这些题目必然会使读者一见就想详读内文”75。接着，作者还对张晓风的《关于爸爸这种行业的考核制度》的开头与杨朔的《茶花赋》的形式结构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足见其文本细读之妙。陈剑晖有“叙述：散文艺术革命的突破口”的说法，并用叙事学研究散文。丁晓原也注重叙事细节的散文研究，他通过李欧梵《我的哈佛岁月》的叙述细节，显示作者与费正清的内在特质与独特情怀。于是，他总结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来，细节决定着叙事文学的质量。细节不仅可以使概述式的‘线性’叙事模式变得富有深度，而且由于细节所浓缩蕴含的情思能量和高效的造型功能，所以更能抵达作者表达理想的彼岸。我不知道李欧梵的写作是否有着细节的自觉，但是我们阅读他的散文，可以发现他的‘自我独白’也是注重以细节说话，借此显示自己的某种独特。”76还有欧明俊《现代小品理论研究》、黄开发与黄科安的散文研究都是注重文本细读的，显示了学院派研究的全面、系统、严谨、细致、深入。黄科安在《现代散文名篇：审美创造与文本细读》中提出：“中国现代散文的诗学批评，应该具有宏观现象的审视与微观文本的剖析相结合的特点。”“新批评派的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散文‘文本’的研究同样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77于是，黄科安解读了包括鲁迅《墓碣文》、周作人《乌篷船》、冰心《霞》、何其芳《画梦录》、余秋雨《风雨天一阁》等作品。这是借鉴西方新理论与新方法对中国现当代散文所做的文本细读，有不可忽略的价值意义。

　　（三）辩证理解印象式散文批评与文本细读

　　文本细读有其优势特长，不足在于学院派批评的刻板，以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限。当散文批评进入科学公式的条分缕析，很容易被概念、逻辑、规范、理性束缚，变成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的奴隶。特别是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文本细读的散文批评在借鉴诗歌与小说等理论时，面临是否接地气，是否合国情、世情、人情的情况，还有散文批评的有效性等问题。因为散文毕竟是中国传统文类，它与中国人的心灵直接相关，因此，散文批评要考虑到特殊的时代语境，一味用叙事学、结构主义恐怕只能看到散文的一面，难以尽显其精神风貌与心灵高度。所以，学院派的文本散文研究要吸取印象批评的长处，尽量在印象批评与文本细读之间达成协调融通，并做到取长补短。

　　以范培松的散文批评为例，他擅长做文本细读。范培松从文化心理学角度谈林语堂、朱自清、冰心在1930年代的消极，并指出其在无奈状态下的逃避，都是从细处着眼，是在文本字缝见内心的研究。在“文本说散文批评”中，范培松通过朱自清的“辨异辨味，崇尚写‘独得的秘密’”，于是引朱自清下面一段话：“于每事每物，必要拆开来看，拆穿来看；无论锱铢之别，淄渑之辨，总要看出而后已，正如显微镜一样。这样可以辨出许多新异的滋味，乃是他们独得的秘密！”为此，范培松阐发道：“这一过程概括起来便是一‘拆’二‘辨’三‘融’四‘得’。‘拆’要透，既要‘拆开’，又要‘拆穿’，还要反复‘看’。‘辨’要细，细到‘锱铢之别’、‘淄渑之辨’均要能予以显示。‘融’要合，‘物’‘我’合，‘人’‘景’合，‘形’‘神’合。此时才水到渠成，乃得‘独得的秘密’。”78这样的文本细读令人佩服，反映了范培松如剥茧抽丝般的细读法。不过，贯通其散文批评的又不乏印象点评，是那种点到穴位的精到处，如“散文脉络的玄机”“论散文的三重境界”“京派散文的文化思乡梦”“注重圆通，追求流行色的海派散文”“‘散文热’：重塑‘自我’灵魂的狂欢”“梁遇春的‘懒洋洋’散文观”“精粹的小品文是一个极端”等均是充满灵性的印象批评。陈剑晖也是如此，在学院派的学理性、学术性、理论性追求下，他一直重视文本细读，但同时也贯穿着印象批评的点睛之笔、诗意情怀、通透之感。陈剑晖提出：“散文尤其是散文中的随笔是一种需要智慧的文本，但智慧不是聪明的滑头和技巧，不是知识的炫耀和卖弄，也不是冷冰冰的理性推理和演绎。智慧从根本上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的境界和心血的燃烧，一种带着生命体温的可触可感的文字。散文中的诗性智慧，只有具备了上述的品格，它才能真正燃烧起来；相反，有‘智’而没有‘诗’，或者只有一味的抒情而缺少智慧的穿透力，这样的散文从本质上都不能称之为具备了‘诗性智慧’的散文。”79某种程度上说，文本细读是一种掘进，印象式点评是镜与灯，二者合力方能推进散文批评不断前行。王尧和谢有顺的散文批评整体是印象式的点评，且多有灵光慧眼，均重思想与智慧，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品质、品位、境界；只是前者更讲究气势与阳刚，后者更重视平和从容，也柔韧一些。还有，两人的散文批评都有穿透力，并能从文本的细部甚至缝隙中看到散文的独特之处。如王尧细读出韩少功散文的内在隐秘：“在韩少功的散文中，与‘灵魂’相对立的是‘技术’和‘技术主义’。‘灵魂’与‘技术’是韩少功散文最重要的关键词。‘灵魂’有时又表述‘心想’、‘心血’、‘心魂’。”80谢有顺《散文中的心事》是一本关于文本细读的书，其间不只是用“叙述学”，还有“心”的穿越，以便能抵达散文家的灵魂深处。在“没有偏见的叙述”中，谢有顺表明正确理解文本细读的叙述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叙述问题从来是为大多数散文家所忽略的。叙述不仅是一门语言艺术，也是散文风格化的醒目路标。余华是一位先锋作家，在现代叙述上的严格训练，使他建立起了高度自觉的文体意识和语言觉悟——这是多数专业散文家所匮乏的。我认为，这么长时间来，散文之所以无法从那种陈旧的、急需批判和清理的话语制度里解放出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散文家都对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遗产——现代叙述艺术——所知甚少。”81在此，对文本细读的叙事学有了更急切的呼唤与更深切的理解。目前，散文批评以印象批评为主，文本细读虽有进展，但还处于初级阶段。不过，也要看到，在印象批评向文本细读转型过程中，二者有互相渗透交融之势。只是年轻的学院派的散文批评有陷入文本细读误区的危险，他们对中国传统点评多有忽略，易陷入生硬、固化、僵化的学术生态。

　　印象批评与文本细读应该取长补短、互相借鉴、融合发展。前者需有大局观、识见、鉴赏力、思想、智慧，还要有才情、灵性、胆识，是一种艺术人生的综合能力与经验智慧；后者也不只是技术，要有深刻的洞察力，还要对世界人生有觉悟与感知，更要有自我的独特体验与创造生成。然而，当下这两种状况虽各有所长，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但还有较大的完善和优化空间，这对丰富复杂和多样多变的当代散文批评来说尤为重要。

　　《随意录》

　　结语

　　在纷繁复杂甚至有些碎片化的当代散文批评中，不论是选题、内容、形式还是思维方式、理论视野、观念形态、话语，抑或是研究方式与审美情趣，都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观，这是对单一、简化、固化模式的突破与超越。不过，在这些众声喧哗的音调中，寻求变革创新、强化批评的主体性、追求自由与个性、重视文体建构却是主要的，这是与时代、社会、文学、散文发展一脉相承的。从当代散文批评的多元阐释中，似乎能听到散文家、读者与批评家一起形成的合唱，也显示了巨大声势和感人力量。只是要注意的是，当代散文的多元阐释还有些杂音，也缺乏纯粹性与经典性，这是今后需要努力突破和加以完善的地方。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当代散文理论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AZW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林非：《林非论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374页。

　　2 吴周文：《二十世纪散文观念与名家论》，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3 丁晓原：《行进中的现代性——晚清“五四”散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3、155、212页。

　　4 周海波、王金胜：《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散文艺术精神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6页。

　　5 汪卫东：《文章传统与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6 李继凯、任竞泽、马杰等：《“和而不同”与中国散文》，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7 葛杰、何平：《家族文化再造与中国当代散文》，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8 74 奚学瑶：《散文的传统与现代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79、121—122页。

　　9 李复兴、蒋成瑀：《中国现代散文家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4、201页。

　　10 王风：《〈野草〉：意义的黑洞与“肉薄”的虚妄》，《学术月刊》2021年第12期。

　　11 车镇宪：《中国现代散文诗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小说文体的影响》，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92页。

　　12 中国散文理论研究会、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中外散文比较与展望——’94中外散文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3 傅德岷：《中外散文纵横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 徐治平：《散文美学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4页。

　　15 参见黄科安《现代散文的建构与阐释》，海峡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散文：在与诗的参证互释中推进自身的文类建设——以西方相关的理论文献考察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16 吕若涵：《中西现代文类理论中的“散文”界说》，《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7 蔡江珍：《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想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4页。

　　18 喻大翔：《两岸四地百年散文纵横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 范伯群：《〈台湾散文纵横谈〉序》，《华文文学》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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