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淮安区报副刊《新四军五个师都与淮安区有关联》等作品

江山

新四军五个师都与淮安区有关联
秦九凤

　　在淮安区新四军研究会成立的会上，我曾发言说，新四军一共七个师，当时有五个师和我们淮安（县）发生过关系。新四军是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就地坚持战斗的人员组建成的，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为了反击国民党蒋介石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月20日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并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负责领导全军，继续坚持抗战。
　　重建的新四军军部设在盐城的泰山庙，新四军共组建成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以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编成第一师，辖第一、二、三共三个旅。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委，主要活动范围是长江以北的苏中地区。师部驻东台县乡间。
　　由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编而成的第二师，辖四、五、六这三个旅，师长由副军长张云逸兼任，副师长罗炳辉，政治委员郑位三，活动于安徽淮南地区，师部驻天长县境内。
　　以原八路军第五纵队组建成第三师，辖七、八、九这三个旅，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活动范围为苏北地区，师部驻滨海县境内。
　　由原八路军第四纵队组编成第四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辖第十、十一、十二这三个旅，活动于淮河以北地区，师部驻安徽的蒙城至怀远之间的乡间。
　　以原豫鄂挺进纵队组编成第五师，辖第十三、十四、十五这三个旅和第一、第二游击纵队，师长兼政委为李先念，活动于鄂豫边的大别山区一带。师部驻湖北的京山地区。
　　由原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组成第六师，辖十六、十八两个旅及东路、西路两个保安司令部，活动于苏南太湖、阳澄湖地区。师部驻太仓北部的乡间。
　　以原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及皖南突围部队组编成第七师，辖第十九旅和挺进团，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活动于沿长江的皖中地区，师部驻巢湖地区。
　　由原八路军115师教导第5旅组编成新四军军部独立旅，下辖第一、二、三团，第三团为原淮河大队改编。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驻军部附近，作为军部卫戍和机动使用的力量，一般随军部活动。按新四军各个师的活动范围和驻地范围看，主要是在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广大地区。但为啥有五个师与淮安县有关联呢？又是哪五个师呢？
　　一师。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所到之处都要抢占交通线、构筑据点，切断中国人民之间的联系。黄桥战役之后，新四军在江北苏中地区站稳了脚跟。但活动的范围多为偏远的农村、山区或水荡这些便于隐蔽的地方。我们淮安也不例外。因此，为便于革命斗争的开展，曾一度于1942年将淮安县的南乡（今渠南片）划归宝应县管辖，以涧河为界。这样，车桥等一大片淮安的土地均属宝应县，成了一师的活动区域。更为引人注目的是1944年爆发的车桥大战，那是人所共知的新四军一师粟裕、叶飞指挥和主打的。
　　二师。抗战年间，金湖、洪泽都还没建县，属于安徽的天长县和淮安县接壤。而二师的师部就设于天长县境内。天长县周围的水网地区都是二师的活动范围。1940年11月29日，新四军一纵、二纵（即后来整编为新四军一师的部队）和八路军五纵（即后来整编为新四军三师的部队）一起攻打曹甸（曹甸时为淮安县管辖，且淮城为日占后的淮安县政府所在地）时，时在安徽天长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即后来整编为新四军二师的部队）奉命以25团和26团通过白马湖水网地区，越过运河线前来打击韩德勤的西侧翼。由于枪炮声惊动了淮城、车桥、平桥和宝应等地的日伪军，这两个团在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主动撤出战斗，利用夜幕的掩护迅速返回。
　　三师。三师于1941年到达苏北时，就在淮安的茭陵乡打了一场气吞山河的战斗——大胡庄战斗。这场战斗就是八路军第五纵队刚刚改编为新四军三师后不久发生的。参战部队为三师八旅24团1营2连。全连84人仅剩1人生还，其余83人全部壮烈殉国。
　　新四军三师在苏北乃至淮安留下许多生动的故事。三师师部虽驻在滨海县天场镇一带，但他的后方医院却设在淮安的苏家嘴。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欢乐和喜悦之中。时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正在安徽淮南津浦路西。1945年9月上旬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部回师苏北。9月13日途经淮安到达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当时还在淮安的乡间）。这时，他得悉苏联红军已彻底消灭日本关东军。黄克诚即以高度的战略眼光向中央军委建议：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不论苏军同意与否，迅速进军东北，以经营和开辟东北根据地。
　　黄克诚在淮期间，很快部署了两淮战役。他以十旅先行解放淮阴，又以七、八两个旅解放了淮安。9月22日，黄克诚从淮安乡间进入淮安城，第二天就接到了中央军委命令，以他率领的三师全部主力三万五千余人立即开赴东北。
　　笔者老家的村子里就有跟“黄三师”去东北的人，名叫陈庆福，后来在解放战争的东北四平争夺战中壮烈牺牲。所以，新四军三师是和淮安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师。
　　四师。四师活动范围在安徽淮北地区以及河南和我们江苏的部分地区。因为日寇封锁运河线，所以，当时淮安运河以西地区划归淮北区所属淮宝县管辖。远在重庆的周恩来专门致电四师彭雪枫将军，彭即遵周恩来指示，派侦察员化妆成卖韮菜的商贩，将周恩来口信送达淮安城里驸马巷周家，让周恩硕渡运河前往淮宝县，后来当上了淮宝县的县参议。这是周恩硕的长子、周恩来的侄儿周尔辉亲口对笔者讲述的。
　　抗日民主政权的淮宝县县政府设在岔河镇。岔河无论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都属于淮安县管辖。一直到1962年洪泽建县才划归洪泽县。而且在抗战年间，在淮安的林家码头（今淮安区林集镇）专门设有地下交通站，包括刘少奇、粟裕、黄克诚、张爱萍等都多次经林家码头交通站前往淮北地区或进入苏中地区。
　　六师。六师的活动范围是在苏南的，他们怎么会到苏北淮安的呢？这个问题不仅当今史学界不清楚，连许多当事的地方领导也说不清。
　　笔者2012年春天参加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组织的在宝应周恩来童年读书处举办的活动。参加接待我们的宝应县一位分管文化教育的副县长在向我们介绍宝应情况时就提到了1943年关于新四军一师在宝应安丰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事。其实，1943年春在宝应活动的这支新四军部队是六师的。
　　1942年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的第二年，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在江苏无论是苏南还是苏北都不断进行清乡、扫荡、伪化的“三光政策。军事力量相对比较弱小的新四军已经成了日本法西斯欺侮的对象。六师当时处于苏南日寇力量强大的地区，活动空间小，一度被日寇挤得几乎无法生存。六师师长兼政委的谭震林就向中央请示能否让他率所部到其他地区开辟新区或者另派一人担任师长。中央认为六师所处地区非常重要，能够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至于军事指挥方面可以交由一师师长粟裕一并负责。
　　粟裕在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后便让六师十八旅所属的52团由靖江北上，挺进到苏中的宝应东北方向的安丰一带，成立淮（安）盐（城）宝（应）办事处。由52团政治部主任彭冲兼任办事处主任，在安丰设室办公。
　　52团到苏中后便在淮安县泾口的宥城一带组织抗日武装。他们还曾在淮安县境内先后组织实施了流均战役、泾口战役。车桥大战时，他们奉命警戒泾口之敌，防止他们离开据点增援车桥的日伪军，迫使泾口的日伪军不敢轻举妄动。
　　一个区区的淮安县，就和总共只有7个师的新四军的5个师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历史事实足以证明淮安在抗日战场上的重要战略地位。

清代权力内控典范
——清官施世纶
　　赵德美

　　提起施世纶，不能不提为收复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大名鼎鼎的清代靖海侯施琅。他是一位有名的忠孝之人。施琅共有八子，长子施世泽，过继给其亡兄施肇科为养子；施世纶是其次子，如果按照传统家族观念，他应该是施琅的真正意义上的长子。施世纶从小跟着施琅前后，甚至在挥剑波涛时，也不离左右，深邃的大海，莫名的恐惧，磨练了孩提时代的施世纶，使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更加坚韧不拔。施世纶耳濡目染祖辈的淳朴和乐善好施，经常和祖辈一起，看到海滨有无人清理的漂浮尸体，出钱出力，安葬尸体，在乡闾间有极好的名声。
　　施世纶在清朝的官场比较另类。如果按部就班，仅凭其十分丑陋的外表就不能得到一官半职，而他是荫生，由于跟随父亲征战，因有战功和父亲巨功，可以直接入仕，绝无仅有。殿试时，康熙帝见了他这丑陋外貌时说：“像你这等人，也好来参加殿试？”施世纶施礼说：“皇上是以才取人，而非以貌取人。如此我又如何参加不得殿试？”皇帝一想也是，但顺嘴还是挖苦了一下他：“脖子缩进耳藏肩，秃头斜眼腿划圈；前是鸡胸后罗锅，歪腮麻面身子弯；视君百年身后死，棺椁只需用犁辕。”可谓损之又损。施世纶也没客气，出口成章，“秃头明似月，麻面满星辰；独目观斜（邪）正，歪腮问事真；罗锅见真主，前胸藏诗文；只手扶社稷，单腿跳龙门。”殿试下来，施世纶成绩优异，康熙颇为惊喜，领教了什么叫“人不可貌相”，立马用为“八府巡按”，考察地方官吏去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26岁的施世纶被皇帝任命为江苏泰州知州长。由于他是“官二代”，看惯了官场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老百姓并没有对他寄予太多希望。他深知自己要成为别人值得托付的人应该怎么做。他到任后，首先给自己立了规矩，不给走后门的留门，并把自己的这个信条贴在了公堂之上，请大家监督自己。同时，他给其他官员立了规矩，如果有谁给别人行方便，他处理起来将不讲任何情面。有很多亲戚朋友来走他的后门，或为官，或为事，或为钱，他都断然拒绝，甚至让一些亲戚当众下不了台。在治理官员腐败方面，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清代官员受贿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一次有一人犯了死罪，送钱给一个具体负责办案的人，请求帮忙周旋。这位案件负责人收下钱后，给收贿者出主意说：“这事这么办，你临刑时只管大声哀求，我自有办法。”到了刑场，犯人果然大声哀呼。这位案件负责人却在旁边说：“你快快认罪吧!”转身走了，可谓品行极坏。施世纶不动神色，他从两个人的表情和对白中看出了猫腻，知道这个犯人被奸吏出卖了。他立刻停止行刑，细细盘查其中原委，让这个案件负责人蹲进了大狱，百姓无不欢呼青天大老爷。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施老。”
　　他在任知州任上时，定下“戒游荡，讲农工”的政策，并严格执行，不论是谁，一视同仁。他深知，权力属性是“公”，必须平等。有一次淮安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朝廷派钦差大臣带了一帮随员到泰州监督河堤工程，生怕工程偷工减料，影响泄洪和灌溉。哪知派出的随员中有人品行不端，到处吃拿卡要，沿途骚扰百姓，自恃是朝廷下派的，放荡形骸，毫不收敛，百姓和本地官员都恨得牙痒痒的，但却敢怒不敢言。有个人甚至强纳了泰州本地一名已有婚约的女子为妾，被告到施知州这里。作为泰州“父母官”，施世纶将这名随员拿下问罪。钦差得知自己人被拿，立刻火冒三丈，跑去兴师问罪。施世纶不畏权贵，有礼有利有节地应付着，让钦差无言以对，并告诫钦差，如果其随行人员再骚扰村民百姓，一定给予重罚。仅此一招，大小官吏被治的服服贴贴，再不敢借治水之名肆意妄为、欺压百姓。公理和正义站在百姓的一方，被抢女子平安地回家了。像这样的故事民间流传很多，群众的叫好声也此起彼伏。
　　对文官犯事他敢于依法办事，对军队官兵犯事他一样秉公执法。当时因裁撤绿营事情处理不当，导致湖广督标（相当于团长）夏逢龙发生兵变。朝廷派出救援平叛，官兵途经泰州。哪知道这些人还没和叛军交手，就用手中武器对准手无寸铁的百姓，大肆抢掠。施世纶很小的时候在广东，统帅郑成功允许部队抢夺百姓，闹得民怨沸腾。其父施琅对这种行为坚决加以制止，并上奏朝廷参了郑成功一本，最终朝廷将许多人革职查办，施琅也因此和郑成功结下了梁子。如今，这个事情又发生在他管理的泰州，他当然不能容忍军队欺负百姓。他在空旷的地方准备粮食、饲料之类的军用物资，整齐堆放好，他亲自压阵。这些军队的官兵哪见过这阵势，懵了。有人悄悄地说“这里县令是靖海侯施琅的儿子，手段多着呢？……”这时,施世纶发话了：“兄弟们，辛苦了，如果你们缺衣少食，可以到我县衙做客，如果有谁犯了朝廷律条扰民的，本县将立即逮捕法办。”果然，大军安静地取走供给物资之后，秋毫无犯。事后谈起这件事，大家还都替他捏把汗。这是有很大风险的，常言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这样做，很不给带兵的将军面子，将军很可能恼羞成怒，但他正气凛然、无所畏惧。
　　五年时间，他就在当地赚足了人气，年底考核时得了一个第一名。1689年，皇帝南巡，得知施世纶治理地方成绩显著，口碑很好，深得老百姓喜欢，就封了他“江南第一清官”，准备提拔他到北京做官，当地的督臣和百姓极力挽留。于是31岁的施世纶被就地擢升为扬州知府，成为五品官。后来又做了江宁、苏州知府。在江宁知府任上，父亲施琅病故，施世纶是个大孝子，他按照朝廷制度提出了“丁忧”(按例辞官回家守丧)申请。当地百姓有上万人前来恳求他留下来，在任为父守孝，不肯放他走。朝廷左右为难之际，御史胡德迈上疏认为施世纶不能夺情为例。恳求不成，当地百姓商议建一座“去思亭”，表示对他离任的思念。倡议一人出一文钱，几天时间，就凑足了钱，在府衙前造了两座亭子，俗称“一文亭”。康熙帝听说此事后，又称他为“天下第一清官”。他在任期间经常微服出访民间，征求老百姓对朝廷和地方制度设计上存在哪些不足，并加以改进。在湖南任布政使期间，他调研时发现当时湖南的田赋在人头税中还要外加徭役费，运往京师的漕米要加收运京费，群众意见非常大。他立刻免除徭役费，运京费减少三成，一些利益群体拼命抵制，聪明的施世纶一一化解了这些阻力，让这些想从徭役费征收中浑水摸鱼捞好处的官员无处可捞，解决了群众反映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因为他廉洁名声远播，钱粮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皇帝都会想到让他去做，对他很放心。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西北边境局势紧张，从河南到陕西，大军粮草调动运输频繁。皇帝又命令他协助总督鄂海督办军饷。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是养尊处优的朝廷大员，而是和士兵一起坐船，克服晕船和舟车劳顿之苦，亲自测绘运粮路线的水流和滩石，方便了粮草运输，节省了时间。
　　施世纶出任安徽布政使，很快又被调回京城任太仆寺卿，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长，专门负责皇帝出巡，管理车马杂物。他行事聪慧，廉洁清正，皇帝非常满意，又把漕运总督这个最肥的差事派给他，因为在皇帝看来，他总能让最肥的差事变成没有任何油水的差事。他的方法就是矫积弊，革羡金，斥贪吏，亲历亲为的同时强化制度建设。漕运是帝国的命脉，当时的国库7000万两纹银5000万两从漕运过，百分之八十漕粮从这里运抵京师，漕运的护卫部队近10万人，造船厂绵延几十里，可以说是最肥的差事，就是到这里做一个小兵，也能克扣点漕粮，藏点私货，要点好处。   
　　施世纶在江苏淮安当了漕运总督后，并没有想着去大捞一把，而是深入一线倾听来往漕船上船员和基层兵丁的辛苦，了解哪些环节哪些官员经常克扣漕米、敲诈船丁，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避免。他实行一把手一线带班制度，自己亲自坐在淮河边，等漕米过来时，自己上船开舱检查米色好坏份量多少。他只和船丁悄悄说话，不许当官的在旁边窥探偷听。为了及时了解漕船接驳时间，避免被其他官员和当地地痞流氓盘剥，他每天带着两三个文书坐船考察河流水文情况，并亲自详细记下晴雨风候以及水流缓急深浅情况，预测某船某日应到某处，十分准确。他的船先行，碰到有水浅滩急，就预先想到某船货重人少，先在这里准备好驳船。每每有船只遇险，总能在他的疏导下化险为夷。对于那些敲诈克扣、中饱私囊的官员，“立杖辕门，耳箭示众”。施世纶几个前任漕运总督每年收入都在百万两白银，他却分文不取，仅靠俸禄过日子，由于他样子放得好，管理得当，仅仅三四年的时间，漕运乱象不见了，漕船能按期往返，官员们也安分守己，老百姓和押运船员更是拍手称快。
　　他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不做越轨之事，同时还灵活地加强对别人的监督。他在当顺天府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时，禁包揽词讼、捐纳、娼妓，使京师官员风气为之清新。他还大力提倡建设亲民爱民首都，可有些人却同这一倡议格格不入，他就是当时正受皇帝宠信的步兵统领托合齐。托合齐是定妃哥哥，皇十二子允裪舅舅，可谓是皇亲国戚，又有皇帝撑腰，从没有人敢得罪他，因此得意忘形，每次出门都由骑卫前呼后拥。施世纶知道这事后，想监督一下他。一次，托合齐又大肆摆谱外出，恰巧碰到施世纶，施世纶拱手站在路边。托合齐一眼就看到是施世纶，人家是一品大员，还是要尊敬一下，就忙下车询问。施世纶大声说：“国家制度是王爷出行才有随马侍从。我以为是王爷来了，所以才在路边拱手等候，没想到是你，要不要上疏给皇帝啊。”托合齐满脸通红，连说谢罪谢罪，完全失去了往日耀武扬威的风采。
　　施世纶，可谓一生正气，两袖清风，他摆脱了历史上清官不能办事，办事当不了清官的怪圈。他的事迹在民间广为传颂。

也谈魁星门
梦是飞

　　在淮安古城东南隅，修建了一处“古城墙遗址公园”。这里风光秀丽，已成为结婚照像的佳境。此处原无城门，为了交通的需要，增建了城门，也无可厚非。城门由刘怀玉拟名为；“魁星门”，引起一些议论。
　　以毛鼎来为代表的淮安文史爱好者，认为此名不妥。他们认为，魁星是文神，这里是城门，不是庙门，叫“魁星门”值得商榷。
　　刘怀玉解释，理由有三：其一、“体现当地历史、文化、地理或者经济特征。”其二、魁星点斗，金榜题名，以振文风。其三没有可利用的名称。
　　我的愚见：第一， 体现不了当地的历史、文化，更体现不了地理特征。中国的城市建设，早就有严格的规范，自唐朝至清朝都是按照规范建城的，古时《营造法》有“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并且有核心，有轴线。西安、北京等许多城市都是按照规范建设的。如北京，核心是皇宫，皇宫前是钟鼓楼，前门大街为纵轴线。天坛在左前方。街道均以轴线为准建设成棋盘式里坊城市。
　　古淮城也是按规范建设的。漕运总督部院是核心，前是钟鼓楼、南门大街，府学院在左前方。
　　城门的名称也是有规矩的，前（南）朱雀，后（北）玄武，左（东）青龙，右（西）白虎。表示四个方向城门名称。朱雀是南方的一种红色神鸟，玄武是北方黑龙江五大莲池岩石的名称“玄武岩”，因玄武岩是黑色的，与龟同色，故也指神龟。东海龙王是青龙，战国时云：“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唐代西安南门即为“朱雀门”，老南京北门即为“玄武门”，这样就有规范。
　　第二 ，魁星是文曲星，是“文神”。 “魁星楼”、“魁星阁”、“文庙”等可以建“魁星门”，门里面供奉文神。而城门建“魁星门”，人们却找不到供奉文神的神位。
　　第三，新建的城门可取的名称很多。如“新东门”直截了当，告诉人们这里原无城门，这个门是新建的。“华东门”意为美丽的东门，同时也是纪念“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曾设在此处。“兴文门”与龙光阁相映，振兴淮安文化。

钟锦逵

好文章要加油。多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