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区报1月6日选发《袁鹰和他的家族》等作品

东方远见

袁鹰和他的家族
楚 淮

　　淮安市淮安区王文韶老校长出身名门世家，与当今大散文家袁鹰有着表亲关系。2009年10月，王文韶老校长专程到北京把自己收藏的关于袁鹰的祖父、父母的照片和袁鹰父亲田少渔与淮人丁志安合编的《耐佣老人集》等珍贵材料赠送给了袁鹰同志，袁鹰深表感谢，并手书感谢函馈赠给王文韶老校长。
　　袁鹰的祖父田鲁渔（1865.1.21——1954.3.25），于清同治三年甲子古历十二月初四生于淮安郡城旧察院西堂子巷内。先生号孚庵，晚号耐佣。原籍淮安府安东县（今涟水县）。六世祖龚商公清康熙癸卯科举人，即安东籍。七世祖始迁淮安郡城，籍隶山阳。先生五岁入私塾，勤苦诵读，其父淦亭公谓“此儿时读书种子，吾将勉力培育之”。鲁渔十七岁的时候，淦亭公病故。鲁渔，光绪己丑（1889）议婚于淮阴唐氏（后被朝廷封为：唐恭人）。于光绪癸卯（1903）中进士，历任安徽宁国、太和知县及六安州知州，先后为官近十年，素以廉洁自励；卸任后宦囊羞涩，一家十余口全赖当地绅商各界馈赠程仪，始得买棹（棹，一种划船的工具）东归。六安地方人士为了缅怀善政，于田鲁渔离任后特建立“去思碑”一座，以颂扬其政绩。
　　返故里后，鲁老对于地方文化、公益、慈善事业多所擘画、襄助，每每亲执其劳，不辞跋涉，枵腹从公，深得乡邦人士的崇敬与爱戴，晚年与王文韶的外公姚竟芙、裴楠（楚州中学离休教师郝孚宁的外祖父）、顾震福、陶仲篪、段笏林、周钧、徐绍泉、秦湘渔常宴于淮安城东紫霄宫。姚竟芙并绘有《紫霄宫休稧图》，秦湘渔先生为之作记，余人各有题诗。鲁渔堪称清末民初淮安德高望重的绅耆之一。其生平著作甚丰，惜因战乱频仍，辗转迁徙，未及付梓而散失殆尽，仅存《易例类征正续编》手稿。
　　袁鹰的父亲田少渔（1904——1997.6）出身名门，幼承庭训，嗣又师从著名学者、人称“江北才子”的毛乃庸先生，青少年时代即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尤酷嗜格律诗词。其早年曾于淮安觅得《潘评王摩诘诗集》残本，视为拱璧，特日夕诵读，并请当时淮安诸前辈为之序跋。
　　少渔先生为了保存先人遗泽，关心和支持家乡文化事业。1994年冬，田少渔先生趁返里之便，特将其仅有的一部手稿复印本，捐赠给淮安市（今淮安区）图书馆。图书馆除颁发藏书荣誉证外，并在《淮安日报》上作了报道。少渔先生青年时代即投身金融界，先后供职于天津、杭州盐业银行和镇江江苏省农民银行，历经半个多世纪，直至解放后退休，定居北京。田府与王文韶家几代世交，与王文韶的伯父王振之是要好的同事关系，可谓通家之好。夫人袁氏亦出身名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1985年在北京病逝，少渔先生为此还著了一本《哀思录》，以此怀念夫人袁氏一生在田家为儿女操劳的功劳。
　　1994年初冬，少渔先生返淮住淮安招待所，王文韶校长闻讯立即前往拜谒，见其精神矍铄，心情特别愉快，谈古论今，兴致盎然，曾对王校长说：“我们家与你府上确系多年世交，又是表亲，表亲代代表。”同年十月，少渔先生又携同子孙一家十四口人，专程返淮探亲访友，游览名胜古迹，欣赏家乡变化，虽届九十高龄，仍兴致勃勃。离淮后又成《故乡行》七律二首：“甲戊秋末，偕子女孙曾一行十人，返淮安故里三日，自1934年秋，举家迁杭以来，忽忽六十矣，感而赋此。晚秋重返旧家园，转瞬离乡六十年。车轴辚辚循故道，功勋赫赫仰先贤。亲朋情谊浓于酒，少壮风华淡似烟。儿女孙曾人四世，寻根盛况喜空前。有鸟归来丁令威，人民城郭两全非。层楼广厦高千尺，夹道森林阔十围。妇幼同心齐奋发，工农展翅待腾飞。眼前景物今殊昔，游子何伤老大回。”诗句充分体现了作者乐观的情怀，谦逊的雅趣和当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字里行间洋溢着热爱家乡特别是期待家乡经济进一步腾飞的深厚情感，给人以一种奋发、欢快、积极进取的感受。
　　少渔先生的儿子袁鹰（原名：田复春），早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学生时代，就在上海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一直从事文艺工作，系当代著名散文作家、诗人，曾任全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等职，在文学界享有盛誉。与乃祖一样，袁鹰也著作等身。已出版的散文集、少儿文学作品、诗选、评论集计有数十种之多。真可谓“礼乐家声远，诗书世泽长”。
　　袁鹰的夫人吴芸红是袁鹰的大学同窗。作为一个生长在旧社会传统家庭的女孩，她只在家祠小学听过课，但为了争取读书的机会，她与父亲据理力争，靠着吃苦、自强的精神，在免费的公立中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后来，她在一所小学任教。在这里，她一个人包揽了所教班级的所有课程：语文、数学、历史、地理、音乐、体育……有些技能，如弹钢琴、做体操都是跟其他老师学习或自学后才教给孩子们的。这段“现学现用”的经历吴芸红至今记忆犹新。考取之江大学后，她利用业余时间教书。1946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了一张儿童报纸——《新少年报》，目的是培养孩子们热爱真理的意识和正确的人生观，使之有朝一日能加入到推翻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斗争中。吴芸红和其他几位地下党员参加了报纸的采编工作。然而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这样的办报宗旨不能公开体现在报纸上，只能将其寓于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童话、神话故事之中。由于没有来稿，吴芸红和同事们就自编、自写、自画。报上有一个深受小读者欢迎的信箱栏目，它的主持人正是吴芸红。一次，负责绘画的同事在信箱旁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从此，吴芸红就被小读者们亲切地称为“咪咪姐姐”。和蔼可亲、善良正义的“咪咪姐姐”成为了一代小读者的知心人。至今，有些当年的小通信员给她来信时还称她为“咪咪姐姐”。吴芸红和同事们不仅办报，还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儿童活动。在他们的培养下，200多名在校的少年儿童成为了《新少年报》的小通讯员、小记者。“那些小孩子可高兴了，小小年纪就当上了小记者，多神气啊！”1948年底，《新少年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1949年上海解放后复刊，不久并入《中国少年报》。此后，吴芸红先后调入共青团上海市委和团中央少年儿童部工作。机缘巧合，1964年她又调入《中国少年报》任社长兼总编辑。
　　袁鹰与《新少年报》也有一段不解之缘。他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就发表于该报。当时来搞少，吴芸红便向爱人袁鹰约稿。热心儿童文学创作的袁鹰很快写了一组描述贫苦儿童生活的《不大好听的故事》，在报上连载。
　　《新少年报》成为那个年代的孩子们心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尤其是当年的那些小通讯员、小记者们，如今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却依然对这份报纸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每逢《新少年报》的重要纪念日，他们都举办庆祝活动并邀请袁鹰夫妇参加。三年前，他们还创办了一份内部交流信息的小报《青鸟》，这一次袁鹰夫妇成了读者和撰稿人。
　　“文革”期间，袁鹰夫妇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三年后回京，吴芸红被分配到儿童刊物《北京少年》工作。之后她又回到团中央，在《辅导员》杂志担任顾问，直至六十二岁离休。离休后的吴芸红并没有闲下来，她向当时在团中央主管少先队工作的书记胡锦涛同志建议：将儿童团、少先队的历史编写成书。在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后，她和退下来的同事颜学琴、薛樵荒先后到福建闽西、江西瑞金和河北等革命老区进行调研，挖掘、收集有关少先队的历史资料。
　　一直在报社工作的袁鹰则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1950年，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的袁鹰去北京出差，回来后他将自己办事之余游览首都的经历写成了文学生涯中的第一本书——《丁丁游历北京城》。
　　“文革”期间，少先队被红小兵取而代之。袁鹰便根据井冈山上少先队员给毛委员、朱总司令送信的传说创作了叙事诗《打不烂的少先队》。至今，他一共出版了近二十种儿童诗集和散文集，其中《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和《刘文学》先后获奖。退休后，尽管创作减少了，但他对孩子们的关爱丝毫没有削弱。
　　前二年，老家淮安周恩来红军小学的校长专程去看望他。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八十多年前的江北慈幼院，它的创办人正是袁鹰的祖父。当袁鹰得知学校不但存在而且还不断发展壮大，非常高兴，他当即表示要将家里的儿童书籍捐献给这所学校，并建议学校办个孤儿班，延续八十多年前的办学宗旨。
　　田少渔的其他子女巽春、颐春、和春、泰春、丽春，也都在各条战线、各自工作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不平凡的贡献。
　　“完全可用探祖寻宗,来喻我们随中国当代“十大徐霞客”李存修教授此行淮安的目的。王姓是安丘的第二大姓,据其来源、族系情况,可分为汶阳圈子王、寿山王、藳街王等数十支王氏。据《藁街王氏族谱》记载,藳街王氏始祖王伯农,原籍江南淮安府山阳县西湖嘴上,元朝末年为避战乱携妻儿迁来安丘,后入军籍守卫山西大同,立功后回安丘,因在藳街定居,史称藳街王。遥想当年,倍感荣耀。”

“探祖寻宗”游淮安
王宝林　辛宝祥

　　6月22日,中国大运河项目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四川省旅游局原副局长、现任广东省旅游文化协会会长、作家、翻译家、旅行家李存修先生,对大运河成功申遗功不可没。世代受京杭大运河的哺育,山东人民同样对大运河申遗寄予厚望,作为500年前来自运河之都淮安(河下西湖嘴上)的山东安丘藳街王的后裔,我们同样无不翘首期盼和欢欣鼓舞。8月11日—13日,笔者有幸随李存修先生赴江苏淮安等地观光考察。
　　因为行走大运河的缘故,年轻的淮安籍作家赵日超成了李存修教授的忘年交。我们下榻于“古镇河下”牌坊附近的御馨宾馆后,日超先生即匆匆来见,携其3月份新版的《窗外风景》相赠每人,袁鹰、王宗仁、曹业慧三位散文作家分别作序,陈建功致祝贺短信，其交友层次、文学成就与影响可见之高。
　　事先对淮安有些知晓,至少是外出旅游必备的需要,特别是历史人文方面。查阅资料知,历代科举考试中,淮安人会试不乏魁首,且三鼎甲齐全,淮安府先后出了2000多名进士,仅山阳(今淮安区)一县就出过一文一武两状元,榜眼4名,进士210名。而“天下第一进士镇”河下,则有进士67名,两状元,一榜眼,一探花,且有五世巍科,一门六进士,有兄弟同科中进士,父子同为博学鸿词。著名的河下古镇坊上有许嘉璐先生题写的楹联绝句,是为点睛之评。
　　读日超先生的《窗外风景》,对淮安,就更有了一个简洁明快、过目不忘的印记,“梦里依稀看淮安”,淮安历史之古、人文底蕴之厚,故事传奇之多,被他浓缩为了一部书,一府衙,一古刹,一座桥,一条街,一棵树；河下古镇几度兴废的闻思寺,淮安城乃与韩信有关的“胯下之辱”典语出处,周恩来总理故居中的一品腊梅,再是河下古街与漕运总督府。时间与任务的关系,我们只能去一条街和一府衙。
　　8月13日晨,笔者早早地喊醒服务员开门走出御馨宾馆,于风摇雨斜中,来觅寻梦萦魂牵的“西湖嘴”光景,去体验赵日超先生笔下的“一条街”古润今风。自踏入淮安大地,明初大学士邱浚诗句“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曾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便时时萦绕心田,一刻也不能再等。我们此行,每天都是缜密地既定好了每一活动事项,最后一天亦不例外,到淮安市旅游局的座谈定在10点,这之前是早餐后还要看漕运总督府、淮安府署,午后返程途中还要走洪泽湖高家堰的一个景点,环环相扣的哪一个时间节点都“窝工”不得。
　　完全可用探祖寻宗,来喻我们随李存修教授此行淮安的目的。王姓是安丘的第二大姓,据其来源、族系情况,可分为汶阳圈子王、寿山王、藳街王等数十支王氏。据《藁街王氏族谱》记载,藳街王氏始祖王伯农,原籍江南淮安府山阳县西湖嘴上,元朝末年为避战乱携妻儿迁来安丘,后入军籍守卫山西大同,立功后回安丘,因在藳街定居,史称藳街王。遥想当年,倍感荣耀。
　　老祖王伯农,因当地连续几十年水旱灾害再是战乱,携妻带小来安丘投靠安丘赵、孟两家,把淮安的家风民风人情同时也带到了安丘,并很快融入安丘当地人际,不忘耕读,培养下一代,勤俭持家,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终成安丘盛门。藳街王氏五百年来,经繁衍、迁徙,现已遍居安丘境内外。受祖上重文好学浸洇、传承、影响,安丘藁街王在明代也出过两个颇有政声廉名的祖孙进士。藳街王氏家族中的祖孙进士,即其五世祖印台公王嘉谟及王嘉谟的孙子七世祖济川公王应揖,再是在清代,还出了安丘汶阳道院(三教堂)的创始人王清心。安丘解放以前的老城区牌坊众多,在不足1平方公里的古城区曾有23座,其中的“两世宪臣”坊,即为旌表王嘉谟与其孙王应揖而建。
　　觅得程公桥,知是河下古街北之始,即躲进桥畔亭檐下横竖硬拍。雨中洗浴着的程公桥,其路面、石阶、扶栏格外地新色,它曾是古河下的标志性建筑,见证了千年古镇的繁华鼎盛,今为淮安区旅游业的繁荣昌盛再立新功。过桥南行直至老街入口,脚下尽是当年程公船队压舱石铺就的光洁滑润的石板街。这时,我们才放慢步履,要看、要感觉这种历史的遗存。
　　石板石条片片块块相连,万千时光与万印足迹打磨出的沧桑路面,中间稍显凹凸不平,踏着道道浅浅水湾,丝丝惬意浸湿了鞋袜、也漫上了心头。街道两侧是鳞次栉比的家家店铺,我一手举伞,还要一手不时地举起沉甸甸的相机,生怕漏掉一处景点。窄巷蜿蜒、楼阁齐天、灯笼高挂,巨幅的华夏酒器馆牌匾映入眼帘。馆主人钱从顺先生平生与酒无缘,闻酒作厌,喝酒过敏,但却与瓶、壶、杯酒器深结不解之缘,别人醉酒他醉瓶。自1960年爱上酒器起,到2006年就已集藏了古今中外精品酒器4000多种,藏品来自全国30多个省市和世界20多个国家,随后兴办起了淮安市第一家民营酒器馆——艺术酒器珍藏馆。2010年底,他的藏馆迁至古老而美丽的河下古镇,更名为华夏酒器馆,并免费对外试开放。
　　明清时期的河下镇是淮安的重要商埠,全国各地客商多聚居于此,商铺林立,人居稠密,因而防御火灾非常重要。河下消防机构即水龙局,多为民间自行建立,今有2处保留,这个花巷水龙自然引我驻足拍照。
　　于濛濛细雨中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一路前行,尽情地欣赏着各派大家等写就楹联的大书法,感觉就是穿行在一座历史文化长廊中。沿街两侧,像挂以文楼、河下诗词大院、海慕霖老店(名医鞠贯通题写牌匾)、怡石轩、陈秉环艺术馆等牌匾标志的古风今韵有多处,足见古河下当年的商贾云集之盛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台湾著名画家陈秉环艺术馆由廖静文女士题写馆名,1936年出生的陈秉环女士也是河下古镇人,12岁离家,现任台湾《中国美术》杂志社社长、台湾“中华书画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其创作的仕女画线条遒劲飘逸、韵律流畅,曾在美国及中国台湾等地举办画展。近年来,陈秉环女士不顾年高劳顿,奔走于家乡和台湾之间,为两地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路急行,一路狂拍,不觉已至标有湖嘴街1号的郭记馒头铺。拾阶而上,便出了河下古街,来到高高的内河岸边一路走来,感觉河下古镇,沿街与小巷尽是黛色古(或仿古)建筑,长时间地穿行在雨中的窄街小巷,鲜见一位行人,难免陡生隐隐的凉意。不过,上苍也让我独享了一街的静谧安然,能够不受打搅地尽情拍照,能够触景生情时可与老祖宗静静地心灵对话。此时天已放晴,坝顶远处路人点点,岸边京杭御码头的风雨亭探出几杆垂钓,乌蒙蒙的一湾河水,游着一群悠闲的白鹅。曾有三位皇帝参拜、斑斓艳丽、气势雄伟、庭院广场宽敞靓丽的闻思寺就在近前,眼前不由一亮,登高望远天地宽时的敞亮心境顿生。　　　　
刘鹗与甲骨学
许文金

　　文字学中所称的“甲骨文”，乃是留在甲骨上的古文字。甲骨最初是于1898年在距河南省安阳县城西北五里的小屯村发现的。小屯村北滨洹水，南接邺县，是殷代的都城，秦汉间叫做殷墟。而正由于龟甲、兽骨是从殷墟中发掘出来的，所以又称“殷虚文字”。《史记·项羽本纪》称：“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乃期于洹水南，殷墟上。”
　　最初，安阳有农民在洹水岸旁种地，偶然在黄土层下掘出许多龟甲兽骨，因为不识，误作“龙骨”卖给药店作药物用。据说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内阁学士王懿荣（字濂生，清山东福山县人。光绪年间进士，精研训诂、金石之学，喜收藏，于光绪26年即公元1900年死于庚子八国联军之难。）患疟疾，所吃中药中即有一味是“龙骨”。他偶然发现上面刻有文字，但字形和当代的文字不同，很难辨认。他认为这种骨头一定很古老，即派人到药铺精选了一些文字较为清楚的“龙骨”，花钱全部买下，一时惊动了古董界。
　　最初把这种“龙骨”（实为甲骨）作为商品贩卖的是山东潍县的古董商人范寿轩。当时国内收购甲骨最多、最早的有这么几家：天津的孟广慧和王襄，北京的王懿荣；相继有淮安的刘鹗，上虞的罗振玉，海宁的王国维，还有端方、沈曾植、方地山、方若等人。其中数刘鹗收藏最多，后来甚至连王国维收藏的那一部分也尽归刘鹗所有。据说王懿荣死后，其收藏也为刘鹗所购藏，共得5000余片。
　　无独有偶，先初刘鹗也是偶然从别人倒掉的中药渣中发现有文字的“龙骨”的，于是他开始收购甲骨。凭他的天才和聪慧，经过仔细揣摩和辨认，解读了大部分甲骨文字。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解读甲骨文字的专家。1903年，他从所藏甲骨中经过精细选剔，选出千余片，照像后石印出版，名为《铁云藏龟》。以后，相继出版了《铁云藏匋》和《铁云泥封》，一时轰动了朝野和史学界。从甲骨学的角度出发，刘鹗是中国甲骨学中第一个专门出版甲骨文专著的学者，也是破天荒者。如果没有刘鹗甲骨文专著的面世，中国的甲骨学不知延宕至何许年月？因为刘鹗执了牛耳，所以出现许多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一时趋之若鹜，最终还是以孙贻让等人为登峰造极者。因此，刘鹗对甲骨学的贡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惜刘鹗没有沿着这条路走多久；加以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只是他后来蒙难，于是其收藏的甲骨，部分为姻亲罗振玉所得，部分为上海犹太人哈同妻罗迦陵所得。而罗振玉则顺藤摸瓜，于宣统年间继续搜集，所得益多。
　　经学术界判定，这些甲骨是殷代史官所保留的文献资料。因为小屯村是殷首都所在，地下还会埋藏很多的龟甲兽骨。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人到安阳进行过大规模的发掘，至1936年春，先后进行了15次，获得甲骨24913片；1948至1949年，遂将这些甲骨分别印成《殷虚文字》甲编、乙编，乙编又分为上、中、下三编。
　　解放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50年春在安阳旧址又作了小规模的发掘。在洹南四盘磨又发现了卜龟、卜骨和字骨一版，横列三行16字；1952年在河南洛阳东关泰山庙发现有字龟腹甲一片，上有五字；1953年郑州市文物工作组发掘了二里岗殷代遗址，发现甲骨极多，有牛骨、羊骨和鹿骨，也有少量的龟甲；1954年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出土左牛胛骨一片，有8个字，唯字形与殷代似有不同，与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的铭文相似；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有两行文字的牛肩甲骨一片……
　　过去甲骨出土的地点似乎仅限于安阳，现代从郑州、洛阳、山西、陕西等地也发现了有文字的甲骨。数量虽然不多，却关系到使用和埋藏甲骨区域的扩大，并打破了凡有甲骨都出于殷代的成见……
　　甲骨的出土，不但使我们掌握了商代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资料，为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而且还使我们见识到了几千年前的古老文字……
　　刘鹗在他的诗词中写道：“骨董鬼子（疑为“字”）雁行来，抱负牛腰横座侧”，表明了他在研究甲骨文字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卓绝的贡献。其功，不可没！

江山

吴芸红先后调入共青团上海市委和团中央少年儿童部工作。机缘巧合，1964年她又调入《中国少年报》任社长兼总编辑。
  

东方远见

袁鹰。淮安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