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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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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15 17:10: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吕  梁  纪  事

                蔡 怀 森

                        一

早年因工作关系,曾去吕梁(当时叫离石市)考察当地煤、焦、铁资源,有着较深的印象。20多年后再去吕梁,寻访老朋友,看老城新貌,很有些亲切感。
吕梁市位于山西吕梁山山脉中部,西临黄河,是在黄土山壑中一条叫金川河的河滩坡地上建起的古城,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
经市区向北,越金川河,有座凤山,是吕梁市区的著名景点,陡峭高耸的土崖半山腰,有一座宋代建的道观,当年来访曾在这里被朋友怂容抽了一签,竟是下签,观中老道欲为释惑化解,未应,匆匆离去。回想后来经历确是坎坷不少,这是题外话了。
这次再进道观,适逢大兴土木整修扩建,即从道观侧门登上了凤山顶端的吕梁市凤山公园。公园经改扩建,比早年增色不少,站在公园边上居高临下,吕梁市新老城区尽收眼底,颇具气势,很是壮观。
凤山公园中有一座“吕梁教育纪念碑”,形制为其他各地所未见,这次再见,依然瞩目。
长期以来,吕梁地区既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也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贫困地区。境内黄土山梁,沟壑万千。山间土窑,农民种些坡地杂粮,雨水足些的年份,能有温饱。虽蕴藏有丰富的煤炭、铁矿、铝土等资源,但似乎与农民,甚至是地方政府并无多大关系,都是国家资源,开发与否是国家政策计划说了算。加之长期交通不便,地方经济只是农田的五谷杂粮,能与经济收益沾点边的只有盛产的红枣、核桃和农户放养的牛羊。
黄土坡梁深处,放羊娃放羊为娶媳妇,娶了媳妇生娃再放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吕梁遇到了下定决心为农村脱贫的地区领导,这回不光是打坝蓄水大寨田,而是选上了一条教育扶贫的道路。
早期的教育,在山区农村,能走出一个中专生就意味着走出了一个拿工资的“公家人”,也就能使一户人家告别极端贫困。就这样,吕梁地区的领导发动全区机关单位、各界人士,挖掘一切潜力千方百计投入教育事业,历时十一年,筹资2亿5千万,新建扩建校舍130万平方米,维修房屋107万平方米,添置桌凳33万余。大大促进了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多少放羊娃放下了羊鞭,走进了课堂,走出了大山,还有的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吕梁地区的领导在7—80年代教育事业处于低谷时期,想尽办法,克服种种困难,在吕梁办了一所“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完善扩建了吕梁师范学校,给吕梁地区的山里娃铺就了一条光明的成长之路。这些和今天的吕梁新城、金川河风光带、及年年攀高的JDP相比,吕梁地区曾经的大力发展教育,也是值得称道的政绩。
“吕梁教育纪念碑”形制庄严,有碑文,在碑座的围壁上镌刻有捐资助学的单位和个人。
吕梁教育纪念碑建立初衷,或许仅是纪念表彰捐资助学以彰显教育事业为重的意义,然而这也将注定会成为一段铭记的历史。百年之后也许会成为文物,只是后人们再看这座碑时会不会为这一段历史做出些研究,成为社会学家案头的论文。比如说:教育,这种国之大计,当时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是怎么作为的,国民收入中,对教育投入的比例是多少?比起当时政府的行政费用支出、“三公”经费支出、“维稳”经费支出、和对外援助资金支出,对全民教育的投入是个什么情况,竟需要地方政府发动千万群体和个人捐助一桌一凳、一砖一瓦去维系发展。
教育的成败,关系国家民族的兴衰。“明天的太阳照样升起”。明天的太阳当然会照样升起,可当我们不是真的把教育当回事的话,若干年后,社会就会多了一些愚昧、贫穷、落后、野蛮、暴戾、奴性、刁顽、缺德、无信等劣根性让我们面对。一面叹息“中国人素质不高”,一面再追加维稳经费。
教育的落后还意味着科学技术、文化和创新的落后。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只能制造而不能创造,只能挖煤、发电、炼钢,而难以让传统的产业升级、转型、创新、改造。
吕梁的教育纪念碑,是一处有意义的景点。

                    二

吕梁山厚重的黄土坡梁,山峁沟壑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储量丰富,埋藏浅,煤质优良。有时车行县乡公路上经常能看到山崖坡脚下裸露着的呈灰黑色的风化岩层。
第一次来吕梁,曾在离凤山不远的一处山坳里见到一堆杂树棒,一处刚挖出的煤堆。山脚下掏出的洞口有民工模样的人在洞里掘进,以树棒杂木支撑,掏出的煤装在铁皮斗内,用手扶拖拉机牵引拖出,完全是一种近乎原始的小煤窑掘煤方式。记得吕梁的朋友告诉我:这里的山坡地下都是煤,只是埋藏的深浅、质地不一。村上有些在矿上做过工有些经验的,三五人凑一伙,选个地方,购些树棒杂木,张罗一些简单工具,烧个高香就掏洞挖煤了。几块钱一吨的煤炭,好歹也能弄些收入。曾问过吕梁的朋友,这样挖煤没人管吗?朋友告诉我,吃苦受累的活,还有风险,爱干不干,谁去管啊。只是煤堆大了,村上干部会找来要求给村民们派点廉价些的煤,省得占地、用路村民们有意见。如挖有上千吨了,乡上就来要手续、要税费了。挖的再多,小有规模了,县里就有人来叫先停下,办理各种手续事项,再行审批。其实还是税费问题。
后来查过一些资料发现,在山西象这样的小煤窑有着悠久的历史,反正比现代工业化生产煤炭的时间长。其生产经验也比我们现在管理煤矿生产的经验丰富。阎锡山祖上本是山西乡间一普通农户,其祖父就是靠农闲时去煤窑挖煤驮炭,受尽辛劳积攒了一些小本钱,至阎锡山父亲开了一个小店铺,还放起了高利贷。
千百年来,曾经带给民间温暖、带动手工业社会发展的正是这种小煤窑里挖出的煤炭。今天,高度机械化、自动化设备的大规模煤矿生产,极大促进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当然也掏空了地下,掏断了水源,污了河流,还使得城乡处处蒙尘。
如今人们遗弃了小煤窑,官家们更是憎恨不已,不安全,私采乱挖。小煤窑背着种种污名,退出了煤炭生产的历史舞台。目前情况是何谓小煤窑?人们还不甚清楚,一段时间10万吨以下关停,谓之小煤窑,后来30万吨也不行了,又有说法,50万吨以下的也是小煤窑,要重新洗牌,要重组,要集团化、规模化生产。
放了收,收了放,放了乱,乱了再收,收了不活,不活再放。不断的整顿,不断的调控,不断的加强管理,靠煤炭养活的管理人员也越来越多。到最后,主导经济工作的官员们终于明白:最具权威,最有效的还是市场,市场不懂常委们的决议,不认识各种文件,不受数不清的部门管理,市场只会按市场运行的规律行事。再具权威的常委会,再强势的文件也不可能把煤价永远钉在每吨1000元上。还是由市场决定。现实就是如此。

                      三

说到吕梁,回避不了的当然还是目前现实中的一出出官场腐败问题。
随着中央反腐败的深入开展,吕梁官场呈现了大面积腐败,“断崖式腐败”。仅从公示的情况看,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近年来吕梁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发掘,“两次煤改”和煤炭市场的一度火爆,造就了一大批身价亿万的富豪煤老板。赶毛驴车的农民办起了煤矿都能上胡润的财富榜。由此产生的煤老板与官员的相互支持、利用,当然也就织成了官商互动的关系网。碰上反腐浪潮,不到一年时间,吕梁市就有六名副市级以上干部,七名县委书记被调查,目前反腐还在进行。
大批干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成了常态。煤老板们信奉“没有花钱办不了的事”。企业扩容、资金筹措、资源占有、官员升迁、寻攀靠山,都靠金钱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应该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这一切现象的背后,究竟原因何在?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一些倒下的常委官员们大多数应该或曾经是品学兼优的青年才俊,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完成了学业,挤进了官场,有的还是山坳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是什么让他们变得见钱心动,贪婪成性,最终成了阶下囚。
长期以来,我们奉行的是政府主导经济,而不是市场主导经济。我们的政府很辛苦,什么都管,什么都想管,管得太多,权力无边且不受限制,更没有笼子。煤是政府的,矿是政府的,政府自己搞不好了,常委们就开会研究“改革开放”、“改制”、“民营”、招商引资、“有水快流”。煤炭市场火了,民营的发财了,常委们再开会,研究发文,加强管理,加设门槛,加发证书,整顿秩序,兼并重组。谁能挖煤,谁不能挖煤,谁要兼并,谁要关停。会议不断,文件不断,精神常新,政策常变。大小煤老板们当然知道文件、规定、指示、精神背后的常委们在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头脑稍健全的当然也就会用金钱攻关打点。大量的事实证明,没有人能抵御得了这种攻势,甚至有大肆借机巧夺豪取的。
还是山西的事:
清光绪30年(1904年)清廷也似乎要改革开放了,办了一阵洋务后,又要求地方发展工商业经济,并设商会统筹之。旨意到达山西,时任山西巡抚的张小明自然不敢怠慢,虽没有各种会议,文件出台,但他却把眼光瞄向了当时全省的商业中心—太谷县,提笔给太谷实力雄厚且德高望重的晋商头面人物曹润堂写了一封信,请他负责筹办成立山西省总商会等事宜。就这样,一桩事关地方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大事,山西巡抚没设衙门,没调配人员增加编制,没增加财政开支,也没有专家官员们大大小小的会议、论坛和政策研究,更没有各级文件的传达动员和学习讨论。一封信就给办了。
曹润德接到山西巡抚的亲笔信后,即与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知名绅士、商界名人大户进行了反复酝酿协商,选举产生了商会总办、会办、董事等职,成立了山西省总商会。山西总商会成立后的工作职责、职能即章程、条例和各项事务据现有文字记述的,啰嗦一点罗列如下:维护商界合法权益,调解商事纠纷,协调会员之间、会员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评议协税,分摊各种费用,征收铺捐,筹议工商业的改良及发展事项,调查通报商情,统计营业资本、劳动人数,监管市场物价,审批各商号店铺之开业、停业,向政府提出工商法规、课税制度之变更、修改建议,监督管理商号店铺及市场营业,鉴定商事争执和商品优劣、价格高低,票据真伪等。办理以发展工商业及增进公共福利为目的的其他事项。维护巡查街面市场秩序,对欺诈、赖帐行为进行干预,保护城市公共设施使用,组织节日演唱娱乐活动,承办省、府、县下达的其他有关事项。
一道昭书,一封亲笔信,一帮商贾大户自己商定组织的商会,不需财政拨款,没有行政编制、级别。林林总总承担了大半个政府的工作职能,发展了山西现代史上繁荣兴盛的工商业经济。至民国初年全省的JDP已居全国第一,什么“长三角”、“珠三角”根本没法与之相比。
那时官商的概念是:你做你的官,我经我的商。当官的,保境安民,完好皇粮国税。坐稳大堂,守好牢房。匪盗者剿之,犯奸作科之人庭审之,刑法侍侯。经商的,诚信经营,繁荣市场,交捐纳税。各担各的责任和义务,到也和谐。
那时社会,山西的大姑娘、小媳妇最亲睐的是头戴瓜皮小帽,身着青布长衫的商号学徒。一把算盘在手能迷倒多少人。而官府跑腿当差的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
吕梁地区西临黄河,几百公里的晋陕峡谷中,一泓碧水,秀美壮丽。如今黄河边上的小山村、空寂落寞,人们已不满足几亩滩地和枣林了,青壮劳力都去了市上、省城,为下一代离开这片黄土地而奋斗……。
高墙牢狱内,一些昔日的常委、富豪们,此刻最大的梦想应该是:在黄河边开着杏花的小村里,拌一盘“羊杂割”,炒个青椒土豆丝,开瓶老白汾酒。看着黄河水缓缓的流淌……。

                      2015年 10月 16日

                    吕  梁  纪  事

                蔡 怀 森

                        一

早年因工作关系,曾去吕梁(当时叫离石市)考察当地煤、焦、铁资源,有着较深的印象。20多年后再去吕梁,寻访老朋友,看老城新貌,很有些亲切感。
吕梁市位于山西吕梁山山脉中部,西临黄河,是在黄土山壑中一条叫金川河的河滩坡地上建起的古城,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
经市区向北,越金川河,有座凤山,是吕梁市区的著名景点,陡峭高耸的土崖半山腰,有一座宋代建的道观,当年来访曾在这里被朋友怂容抽了一签,竟是下签,观中老道欲为释惑化解,未应,匆匆离去。回想后来经历确是坎坷不少,这是题外话了。
这次再进道观,适逢大兴土木整修扩建,即从道观侧门登上了凤山顶端的吕梁市凤山公园。公园经改扩建,比早年增色不少,站在公园边上居高临下,吕梁市新老城区尽收眼底,颇具气势,很是壮观。
凤山公园中有一座“吕梁教育纪念碑”,形制为其他各地所未见,这次再见,依然瞩目。
长期以来,吕梁地区既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也是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贫困地区。境内黄土山梁,沟壑万千。山间土窑,农民种些坡地杂粮,雨水足些的年份,能有温饱。虽蕴藏有丰富的煤炭、铁矿、铝土等资源,但似乎与农民,甚至是地方政府并无多大关系,都是国家资源,开发与否是国家政策计划说了算。加之长期交通不便,地方经济只是农田的五谷杂粮,能与经济收益沾点边的只有盛产的红枣、核桃和农户放养的牛羊。
黄土坡梁深处,放羊娃放羊为娶媳妇,娶了媳妇生娃再放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吕梁遇到了下定决心为农村脱贫的地区领导,这回不光是打坝蓄水大寨田,而是选上了一条教育扶贫的道路。
早期的教育,在山区农村,能走出一个中专生就意味着走出了一个拿工资的“公家人”,也就能使一户人家告别极端贫困。就这样,吕梁地区的领导发动全区机关单位、各界人士,挖掘一切潜力千方百计投入教育事业,历时十一年,筹资2亿5千万,新建扩建校舍130万平方米,维修房屋107万平方米,添置桌凳33万余。大大促进了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多少放羊娃放下了羊鞭,走进了课堂,走出了大山,还有的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吕梁地区的领导在7—80年代教育事业处于低谷时期,想尽办法,克服种种困难,在吕梁办了一所“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完善扩建了吕梁师范学校,给吕梁地区的山里娃铺就了一条光明的成长之路。这些和今天的吕梁新城、金川河风光带、及年年攀高的JDP相比,吕梁地区曾经的大力发展教育,也是值得称道的政绩。
“吕梁教育纪念碑”形制庄严,有碑文,在碑座的围壁上镌刻有捐资助学的单位和个人。
吕梁教育纪念碑建立初衷,或许仅是纪念表彰捐资助学以彰显教育事业为重的意义,然而这也将注定会成为一段铭记的历史。百年之后也许会成为文物,只是后人们再看这座碑时会不会为这一段历史做出些研究,成为社会学家案头的论文。比如说:教育,这种国之大计,当时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是怎么作为的,国民收入中,对教育投入的比例是多少?比起当时政府的行政费用支出、“三公”经费支出、“维稳”经费支出、和对外援助资金支出,对全民教育的投入是个什么情况,竟需要地方政府发动千万群体和个人捐助一桌一凳、一砖一瓦去维系发展。
教育的成败,关系国家民族的兴衰。“明天的太阳照样升起”。明天的太阳当然会照样升起,可当我们不是真的把教育当回事的话,若干年后,社会就会多了一些愚昧、贫穷、落后、野蛮、暴戾、奴性、刁顽、缺德、无信等劣根性让我们面对。一面叹息“中国人素质不高”,一面再追加维稳经费。
教育的落后还意味着科学技术、文化和创新的落后。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只能制造而不能创造,只能挖煤、发电、炼钢,而难以让传统的产业升级、转型、创新、改造。
吕梁的教育纪念碑,是一处有意义的景点。

                    二

吕梁山厚重的黄土坡梁,山峁沟壑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储量丰富,埋藏浅,煤质优良。有时车行县乡公路上经常能看到山崖坡脚下裸露着的呈灰黑色的风化岩层。
第一次来吕梁,曾在离凤山不远的一处山坳里见到一堆杂树棒,一处刚挖出的煤堆。山脚下掏出的洞口有民工模样的人在洞里掘进,以树棒杂木支撑,掏出的煤装在铁皮斗内,用手扶拖拉机牵引拖出,完全是一种近乎原始的小煤窑掘煤方式。记得吕梁的朋友告诉我:这里的山坡地下都是煤,只是埋藏的深浅、质地不一。村上有些在矿上做过工有些经验的,三五人凑一伙,选个地方,购些树棒杂木,张罗一些简单工具,烧个高香就掏洞挖煤了。几块钱一吨的煤炭,好歹也能弄些收入。曾问过吕梁的朋友,这样挖煤没人管吗?朋友告诉我,吃苦受累的活,还有风险,爱干不干,谁去管啊。只是煤堆大了,村上干部会找来要求给村民们派点廉价些的煤,省得占地、用路村民们有意见。如挖有上千吨了,乡上就来要手续、要税费了。挖的再多,小有规模了,县里就有人来叫先停下,办理各种手续事项,再行审批。其实还是税费问题。
后来查过一些资料发现,在山西象这样的小煤窑有着悠久的历史,反正比现代工业化生产煤炭的时间长。其生产经验也比我们现在管理煤矿生产的经验丰富。阎锡山祖上本是山西乡间一普通农户,其祖父就是靠农闲时去煤窑挖煤驮炭,受尽辛劳积攒了一些小本钱,至阎锡山父亲开了一个小店铺,还放起了高利贷。
千百年来,曾经带给民间温暖、带动手工业社会发展的正是这种小煤窑里挖出的煤炭。今天,高度机械化、自动化设备的大规模煤矿生产,极大促进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当然也掏空了地下,掏断了水源,污了河流,还使得城乡处处蒙尘。
如今人们遗弃了小煤窑,官家们更是憎恨不已,不安全,私采乱挖。小煤窑背着种种污名,退出了煤炭生产的历史舞台。目前情况是何谓小煤窑?人们还不甚清楚,一段时间10万吨以下关停,谓之小煤窑,后来30万吨也不行了,又有说法,50万吨以下的也是小煤窑,要重新洗牌,要重组,要集团化、规模化生产。
放了收,收了放,放了乱,乱了再收,收了不活,不活再放。不断的整顿,不断的调控,不断的加强管理,靠煤炭养活的管理人员也越来越多。到最后,主导经济工作的官员们终于明白:最具权威,最有效的还是市场,市场不懂常委们的决议,不认识各种文件,不受数不清的部门管理,市场只会按市场运行的规律行事。再具权威的常委会,再强势的文件也不可能把煤价永远钉在每吨1000元上。还是由市场决定。现实就是如此。

                      三

说到吕梁,回避不了的当然还是目前现实中的一出出官场腐败问题。
随着中央反腐败的深入开展,吕梁官场呈现了大面积腐败,“断崖式腐败”。仅从公示的情况看,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近年来吕梁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发掘,“两次煤改”和煤炭市场的一度火爆,造就了一大批身价亿万的富豪煤老板。赶毛驴车的农民办起了煤矿都能上胡润的财富榜。由此产生的煤老板与官员的相互支持、利用,当然也就织成了官商互动的关系网。碰上反腐浪潮,不到一年时间,吕梁市就有六名副市级以上干部,七名县委书记被调查,目前反腐还在进行。
大批干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成了常态。煤老板们信奉“没有花钱办不了的事”。企业扩容、资金筹措、资源占有、官员升迁、寻攀靠山,都靠金钱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应该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这一切现象的背后,究竟原因何在?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一些倒下的常委官员们大多数应该或曾经是品学兼优的青年才俊,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完成了学业,挤进了官场,有的还是山坳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是什么让他们变得见钱心动,贪婪成性,最终成了阶下囚。
长期以来,我们奉行的是政府主导经济,而不是市场主导经济。我们的政府很辛苦,什么都管,什么都想管,管得太多,权力无边且不受限制,更没有笼子。煤是政府的,矿是政府的,政府自己搞不好了,常委们就开会研究“改革开放”、“改制”、“民营”、招商引资、“有水快流”。煤炭市场火了,民营的发财了,常委们再开会,研究发文,加强管理,加设门槛,加发证书,整顿秩序,兼并重组。谁能挖煤,谁不能挖煤,谁要兼并,谁要关停。会议不断,文件不断,精神常新,政策常变。大小煤老板们当然知道文件、规定、指示、精神背后的常委们在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头脑稍健全的当然也就会用金钱攻关打点。大量的事实证明,没有人能抵御得了这种攻势,甚至有大肆借机巧夺豪取的。
还是山西的事:
清光绪30年(1904年)清廷也似乎要改革开放了,办了一阵洋务后,又要求地方发展工商业经济,并设商会统筹之。旨意到达山西,时任山西巡抚的张小明自然不敢怠慢,虽没有各种会议,文件出台,但他却把眼光瞄向了当时全省的商业中心—太谷县,提笔给太谷实力雄厚且德高望重的晋商头面人物曹润堂写了一封信,请他负责筹办成立山西省总商会等事宜。就这样,一桩事关地方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大事,山西巡抚没设衙门,没调配人员增加编制,没增加财政开支,也没有专家官员们大大小小的会议、论坛和政策研究,更没有各级文件的传达动员和学习讨论。一封信就给办了。
曹润德接到山西巡抚的亲笔信后,即与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知名绅士、商界名人大户进行了反复酝酿协商,选举产生了商会总办、会办、董事等职,成立了山西省总商会。山西总商会成立后的工作职责、职能即章程、条例和各项事务据现有文字记述的,啰嗦一点罗列如下:维护商界合法权益,调解商事纠纷,协调会员之间、会员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评议协税,分摊各种费用,征收铺捐,筹议工商业的改良及发展事项,调查通报商情,统计营业资本、劳动人数,监管市场物价,审批各商号店铺之开业、停业,向政府提出工商法规、课税制度之变更、修改建议,监督管理商号店铺及市场营业,鉴定商事争执和商品优劣、价格高低,票据真伪等。办理以发展工商业及增进公共福利为目的的其他事项。维护巡查街面市场秩序,对欺诈、赖帐行为进行干预,保护城市公共设施使用,组织节日演唱娱乐活动,承办省、府、县下达的其他有关事项。
一道昭书,一封亲笔信,一帮商贾大户自己商定组织的商会,不需财政拨款,没有行政编制、级别。林林总总承担了大半个政府的工作职能,发展了山西现代史上繁荣兴盛的工商业经济。至民国初年全省的JDP已居全国第一,什么“长三角”、“珠三角”根本没法与之相比。
那时官商的概念是:你做你的官,我经我的商。当官的,保境安民,完好皇粮国税。坐稳大堂,守好牢房。匪盗者剿之,犯奸作科之人庭审之,刑法侍侯。经商的,诚信经营,繁荣市场,交捐纳税。各担各的责任和义务,到也和谐。
那时社会,山西的大姑娘、小媳妇最亲睐的是头戴瓜皮小帽,身着青布长衫的商号学徒。一把算盘在手能迷倒多少人。而官府跑腿当差的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
吕梁地区西临黄河,几百公里的晋陕峡谷中,一泓碧水,秀美壮丽。如今黄河边上的小山村、空寂落寞,人们已不满足几亩滩地和枣林了,青壮劳力都去了市上、省城,为下一代离开这片黄土地而奋斗……。
高墙牢狱内,一些昔日的常委、富豪们,此刻最大的梦想应该是:在黄河边开着杏花的小村里,拌一盘“羊杂割”,炒个青椒土豆丝,开瓶老白汾酒。看着黄河水缓缓的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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