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医 江 杏 农

东方远见

名  医  江  杏  农
江崇其

　　淮安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中医药文化尤其特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经过不断地传承、发展、积淀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而自成一派，史称“山阳医派”。作为“山阳医派”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它的代表人物，江杏农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江杏农，名江祖照，1879年生于下关，自幼聪明好学，悟性极好，且相貌奇伟，初入塾学，即能过目成诵。在自家塾学里与堂弟江来甫一道从学子中脱颖而出，老师曾赞曰：“此二人日后必为社稷之栋梁。”
　　乡塾毕业后，江杏农巧遇“山阳医派”之淮城刘氏医家、享誉清末医界的名医刘小泉，相谈甚欢。刘氏见其天资聪颖，称其“孺子可教”，便纳入门下习医，成为“大方脉家”应金台的师弟，刘小泉见其有志于杏林，倾其平生所学，悉心教授医道。刘氏医家原住淮城上坂街水洞巷，系从清乾隆年间延续至民国历时二百余年的医学世家，刘小泉的父亲刘紫楼因治愈漕运总督管某儿子的天花而名声大噪，刘小泉本人也以擅长小儿科而享誉两淮大地。投入刘氏门下后，江杏农全心投入，忘我学习。白天跟随师傅或坐堂诊疾，或出巡诊察；晚上或手不释卷攻读，或请教疑难问题……五年后，江杏农艺成满师，在位于下关大街的家中开设药室，挂牌行医。后又与韩玉甫（御医韩达哉次子、应金台弟子，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两淮中医界）合作经营，使得下关中医药勃兴。
　　江杏农在下关行医期间，淮城居民曾遇到两种典型病症：一是中老年人的失眠，二是小儿的积食。这两种病给一老一小带来了不少痛苦，尤其是小儿积食，时间久了影响儿童的发育，且得了积食的小孩由于抵抗力下降，稍微受点冷又会感冒发热，许多家长对此束手无策，万分无奈。鉴于此，江杏农精心研究，自配药方，免费赠送前来就诊的患者。这个小药方，既能治中老年人的失眠，又能治疗小儿的积食，真是一举两得。加上此方药系自配免费奉送，疗效颇佳，患者作义务广告，互相传播，闻名求治、索药者纷至沓来。当看着憔悴的失眠者精神焕发，看着黄瘦的幼儿呈现苹果般脸蛋，江老则露出会心的微笑。　　
　　1918年，江杏农为了再攀医学高峰，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自己悬壶济世的夙愿，携二女儿（后成为名中医汪济良的夫人）前往上海行医，在上海市闽行区新闸路悬壶坐诊，专研小儿科与内科。1922年，江杏农年届四十，在上海中医界也已经是小有名气，但是他并不满足，主动进入上海中医馆悉心研习中医疗法。在此期间，他依然是每日天未亮就起床，研究疑难杂症至天亮，晚上也常常是焚膏继晷，不辍“夜耕”。江杏农一生救人无数，行善无数，素有“善人”之称。在上海，江杏农曾把自己行医所得与四处“化缘”筹集来的资金，于上海闽行区新闸路街北修建了一所养老院，收容无依无靠、无处可归的老人。他常居于院里，前来医病者甚众，行医所得都舍于院中，用以赡养老人。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期间，江杏农在上海行医，有一日本人在虹口开设西医诊所，这位日本医生有一段时间烦躁不安，茶饭不思，夜不能寐，自己怎么也医治不了。慕名来到江先生处就诊，先生一边把脉一边观颜察色，并不作任何询问，少顷，先生曰：“你七情不和，需调七情。”日本医生问：“何为七情不和。”江老先生答曰：“你思虑过度，致使精神紊乱。”这位日本医生忽地站起，作九十度鞠躬表示拜服。经江老先生用草药调理，不几日便康复。
　　江杏龙，有“起始回生”之术，有菩萨之慈悲心肠，关于他的行医还有一则故事：
　　1914年冬的一天，江杏农出诊归来，从一陈姓人家门口路过，闻内有哭声，侧身望去，只见有人在下门板铺设“停人凳”，还有人七手八脚将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性垂危病人从房间内往当间抬。先生见状大步跨入陈家，先止住众人啼哭，再叫放下病人号脉，随即叫家人取来火纸一张搓成枚，点着后在病人鼻孔前来回晃动熏蒸，又掏出银针从病人耳后扎入轻轻捻动。不一刻病人哼出声来，先生又开出方子叫家人立即抓药煎熬，待病人服下汤药病情稍缓后方才离开。后来继以汤药调治，半月后痊愈，又享年二十余载。因为此事，人送“江半仙”称号。
   江杏农还重视培养中医人才，其中影响较大、成就较高的弟子有汪济良、蒋佩、江继农等。
   江杏农于1958年驾鹤西去，享年79岁，葬于板闸篆香楼江氏祖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