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琍敏：逃之夭夭——别不了的“贡院”

赵日超

逃之夭夭——别不了的“贡院”

姜琍敏

　　是的，我没写错，这题目就是我参观了新开展的南京江南贡院，及其中国科举博物馆后的主要感受。如果需要再强调一句，我想说的是：万分庆幸，我“逃”过了那个时代！

　　其实，这么说并不准确，甚至有些自作多情。即便我生为彼时之人，以我对自己人格、学识尤其是心理承受能力的了解，野心未必没有，但如江南贡院展示的这般“科考”历程，别说去尝试一下，就是想一想都会毛骨耸然。更没有（本身概率极微的）一举高中，骑大马，挂红绶，吹吹打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的风光与狂欢的可能。虽然博物馆里分明告诉我们，当年可是届届都有无以计数的老童生、小神童，一而再、再而三地“赴汤蹈火”、屡败屡战，以求一逞——天哪，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的诱惑真就有这么大吗？可是，难道他们都是铁打的人吗？而他们作为人的尊严、人格又何在？　

　　或许，正因为我不是当时人，所以我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真实心态，所以我只能望洋兴叹、“逃之夭夭”……

　　不过，我想申明一点，本文无意抨击或探讨科举制度的是是非非。虽然中国的科举制度从开始到终结，再到现今，向来聚讼不已。称颂的誉其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叹美不绝。声讨的谓之曰扼杀人才、泯灭人性的绞肉机，几近切齿。尤其以八股取士等，诟病如潮。

　　如果一定要我表明一个基本态度 ，我认可它是封建专制时代前提下，一项了不起的制度创造；且在人才选拔上体现出来的相对公正性，不可否认。也是其得以延续千多年的生命所在。除此之外，乏善可陈。

　　当然，仅就我参观的江南贡院及科举博物馆来看，其展现出来的许多当年胜景，还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据介绍：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孝宗乾道四年（１１６８年），明清鼎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举考场，可同时容纳２０６４４名考生。江南贡院为中国历史发展提供了大量优秀人才，从此走出的名人包括吴敬梓、翁同和、张骞、郑板桥、陈独秀、方苞、唐伯虎等许多风云人物。林则徐、曾国藩等清代重臣则曾在此担任过主考官。科举制度自隋创立、唐完备、宋改革、元中落、明鼎盛至清灭亡，历时逾千年。数不清的中国读书人在科举道路上，以经史子集为本，以“学而优则仕”为纲，穷其一生，竭尽全力，换取仕途功名……

　　人们进入科举博物馆的参观过程，犹如探宝。这个尘封已久的“宝匣”深建于地下，游客由坡道狭长的空间环绕而下，一边是布满文字的经匣，另一边是瓦砾堆积的立体庭院。地底是环形水池环绕的开放庭院，庭院晴天有日影移动，雨季有水滴涟漪。庭院中央是四层通高的魁星堂，仰望上空，在魁星四周，历代状元名录在明灯照耀下熠熠生辉，引得观者云集，啧啧不已。而我却不禁暗中浩叹，此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呢。那更多的、无以计数的落第之人，其魂安在？

　　所以，我更想说的，还是参观中最剌激我的一些具体感受。即，是什么使得我竟至于想要逃之夭夭？

      那就是，科举制度在具体实施的层面上看，实在有着太多不近情理的问题。其根本症结且不在技术或经济等条件的局限。比如为防作弊等，而采用一人一个号房，且关起来不得随意出入的办法。这在当时无可厚非，但那是什么样的“单间”啊？即以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明清时期看，其大小如一的号舍，每间三面有墙，南面是敞开的，没有装门。每间仅宽3尺，深4尺，后墙高8尺，前檐约高6尺。清代每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31.1厘米，那么每间号舍的建筑面积只有1.16平方米，远比单人囚室还要小！而考生们不仅要在这巴掌大的空间里终日冥思苦索，挥毫疾书，还要在里面睡觉！还要自己做饭、拉撒等住上三天两晚！而贡院仅仅提供热水，其余所有用品都需考生自带——笔墨纸砚外，还要携带餐具、食品等，考生们这到底是去考试，还是去旅行？官方为什么不能提供最基本的食宿条件？号房又为什么不能建得大些，毕竟要住两三天，起码也得提供个能让惮精竭虑、疲惫至极的考生躺得下来的地铺，而不是只能猪狗般绻缩在硬板凳上睡几天的条件吧？

　非不能为，不欲为也！ 就是说，那个时代的官方，缺乏最起码的人权思想，或曰人道主义或人文关怀；许多方面根本就不把莘莘考生当人（尽管他们中每届必然要产生一些“朝为田舍翁，暮登天子堂”的国之栋梁，官之翘楚）；甚至还大搞有罪推定，比如为防作弊，公然无视应试者的基本人格、尊严，而将所有应试之人全都视为潜在的作伪舞弊者。或搜身，或喝斥，或监视，或体罚，直至把所有人都囚犯一样关在高墙之内，方寸之地，猪狗一般地监视好几天！

　当然，我也理解，这么做多少也是出于官方的不得已。由于一举高中与名落孙山之间的云泥之别，科举过程中，历朝历代从来不乏贿买（主考官以获取好成绩）、夹带（专供作弊的蝇头字书或抄录于随身物品中）甚至请人**等花样百出的奇招、奇人——但若深究，这一切现象的发生，恰恰在于科考制度本身。其根本目的及设计、执行上的种种缺陷，是难辞其咎的。就说入场搜检，由于入场考生人数众多，入口数量却很少，搜检需要耗费很长时间。以清朝道光年间情况看，江南乡试点名从初八日寅时（凌晨3-5点）开始，一直延续到初九日丑时（凌晨1-3点）才结束。因为搜检时，不但要考生解开头发，而且还要解开全部的衣服，包括内衣**，脱下鞋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搜个遍。考生需要等待十几个小时，“露处达旦，困惫极矣”；这对考生的身体和心理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以至有考生因体力不支，掉进江南贡院大门右边的水池之中，“溺毙数人”。

　再来看看考生们的具体感受吧。前面曾提及，中国现代史上不世出者陈独秀先生，有过参加江南乡试的切身体会，就来看看这位过五关斩六将的幸运儿，是怎么描述那一盛况的吧：

　　“……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长个子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的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好容易打扫干净，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

　　“一条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号’……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是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 ”
　　不妨再看看，清朝时期的美国传教士盖洛，又是怎样描述他亲见的江南贡院观感吧：

　　“万一有人在考试中不幸死去，尸体也都是从砖墙上方递出来。紧闭的大门上有总督的狭长封印，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启封，除非主考官因公殉职，死在场内。

      “生员们的宗教信仰并不妨碍他们**身亡，有的吞烟片、有的上吊，还有的抹脖子。科考失败是导致忧郁、走向自我毁灭的一种原因；而科考时的极度紧张和持续压力所造成的精神错乱，迫使很多不幸者自取性命。而且科举考试总在八月份举行，即一年中最炎热和最易发疾病的季节，正是人体机能因酷暑而变得虚弱的时候。无怪乎，即便是习惯于酷热和不怕吃苦的当地人也经常会想不开。

     “文怀恩是南京的长老会牧师，有一天路过街道旁的一口水井时，他发现水面上露着男人的一双脚。当时科举考试刚刚结束。就在头一天，有个考生不小心让一滴墨汁掉在了自己的文章上。眼看所有成功的希望毁于一旦，既没有时间修复污损，也没有时间重写文章，于是他决定投井**，以便一劳永逸地结束自己的失望和生命。文怀恩所看到的正是那名不幸的生员。

　　“有人告诉我，以前这里有个习俗，一位官员要站在贡院中央大门前的小桥上，挥舞一面长方形黑旗。就在考生们进考场之前，他会高喊：‘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伦理道德被神奇地糅合进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学子们都深信有些凶残的鬼魂会在这时闯进考场，夺走作弊考生的命。许多人屈从迷信，胆战心惊，吓得当场毙命……”

　　好了，不用多说了。还是让我快些逃离这里吧。

　　说“逃”，固然有所夸张。但当我逐级而上，步出这富丽堂皇的科举博物馆时，心头顿觉豁然开朗。我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尽情享受着舒畅而令人释然的新鲜空气。

　　地上华灯初上，眼前灯彩烂漫，周遭的氛围迷离匆迫却温馨。最是那一辆一辆来来往往、密如过江之鲫的汽车，猩红的尾灯像点点渔火，令人生出美好的遐思。假如芥川龙之芥魂归今日，他又会生出什么样的感慨来呢？

　　当年的芥川也到过江南贡院。也是这样的时分，眼前的景象与今日相比，无疑有隔世之别。难怪他会觉得：“在耸立于暮空中的明远楼的白色墙面之下，无数瓦片相叠连绵不绝的景观，不仅让人觉得十分夸张，同时也更显荒凉。我仰望着那些屋顶，忽然觉得普天之下的考试制度都无聊至极。同时，不禁对于普天之下落第的书生们深感同情。如果诸位也曾在考试中落第的话，那并非是由于诸位的无能，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不幸而已……千万不要怀疑自己的能力。如果真的为此而怀疑自己的能力的话，不仅葬送了自己，还会令高高在上的考官们深陷于“精神杀人”的罪行的渊薮中。事实上我自己即使落第，也从未对自己的才能产生过丝毫的怀疑……”

　　说得是呢，芥川先生！今日之我，仍然有着相似的感受。只不过，我有着更多的幸运感。毕竟我已经逃离了那个时代、那种“考试”。虽然，某种现实仍在提醒着我，还远远没到可以向身后的贡院挥挥手，潇洒地道一声：“别了，贡院”的时候——这不，身后一对母子正在交流着他们的观感。母亲满怀艳羡地敲打儿子说：“江南贡院真了不起啊，出了那么多名人。你看那些中举的人，不仅自己风光，荣宗耀祖，连邻里乡亲都敲锣打鼓放鞭炮，他们也跟着沾光呀……”

　　“出名人？出得更多的应该是范进吧？”儿子显然是一位中学生，他闷闷地抢白道：“还有那么多连范进都不如的人！”

　　“你这孩子真是的，怎么这么想呢？怎么不想着好好学学那些成功人士、先进榜样呢？”

　　“先进榜样？搞笑喔！反正你不用受那么些罪了，是不是？”

　　“怎么叫受罪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哪像你，现在条件这么好，可是叫你去住校还推三阻四的……”

　　儿子一扭身子，不吭气了。母亲则继续嘀咕不已。而我已没了听的兴致，加快步伐，隐入了人流。看来，“科举”虽然是寿终正寝了，“贡院”的生命力还依然强盛，想说别了，却未必别得了呢……

               

      （《山西文学》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