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树斌 江 曦
编者按:74年前的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按照国际惯例,战败国签署投降书是投降日,翌日9月3日就是战胜国胜利日。14年浴血奋战,近3600万同胞伤亡,终于迎来民族抗战的胜利。为记录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记忆,淮安区委组织部、淮安区委老干部局、淮安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联合成立采访组,先后查阅、收集了我区97位离休干部资料,实地采访了30余位离休干部,其中重点采访了9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6岁,年龄最小的88岁。这是属于世界反**人民的胜利,更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胜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采访组的同志用文字、视频、录音、摄像等形式,记录抗日故事,讴歌了淮安老兵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民族精神。
孙应考、赵怀丽:抗战中结成革命伴侣
孙应考、赵怀丽是同乡,是在抗日的道路上结合为革命伴侣的,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并肩战斗,携手同行,白头偕老。
孙应考,淮安区钦工镇人,1926年9月出生,1944年5月入党,同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赵怀丽,同是淮安区钦工镇人,1927年7月出生,194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
孙应考回忆说,1939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从西门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淮城。日军占领淮城后,在钦工镇建了一座碉堡作为据点,从此,经常来村里烧、杀、抢、掠,残害百姓。当时,孙应考才13岁,从心里憎恨鬼子,暗下决心,宁死不做亡国奴。1940春,他参加了当地的一个组织,叫少年抗日先锋队,任小队长。因为年纪太小,没办法上战场直接和日本鬼子拼杀,就整天和小伙伴们一起贴抗战标语,散发革命**,鼓励乡亲们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同时也为新四军在日军的据点周围站岗、放哨、观察敌情。孙应考说,1943年春天,自卫队队长曹良(音)受组织上的指派,故意暴露抗日的身份,争取机会试探敌人。这一招果真灵验,他的家人随即被日军软禁在圩子里,我党决定借机攻打据点。攻打据点前,孙应考接受上级命令,要求在战斗开始前首先把曹良的家人救出圩子。等到天黑时,孙应考仗着人小、个子小的优势,机智的靠近圩子,乘敌人不注意,悄无声息地溜进了圩子,乘黑找到了曹良的家人,拉着他们一起,沿着东边的沟坡子,顺利地爬出了圩子。刚出来约摸一袋烟功夫,攻打据点的炮火染红了天空。
1944年5月孙应考入党后,成为新四军盐阜独立团的文书,发生战斗时就上前线抬担架,把一批批伤员送到后方救治。同年7月,孙应考被部队送入抗大学习、接受文化教育。1945年日本投降后,孙应考随黄三师北上,在东北打了三年解放战争,直至东北全境解放。
赵怀丽是孙应考的爱人,从小曾受到参加过钦工“横沟暴动”的堂叔叔赵心权的影响,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参加革命前,就在后方做了大量的抗日工作。她1942年4月入党,17岁任钦工西孙村妇救会长,带领村里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为前线战士做后勤保障工作,并与其他同志一起到村里宣传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作为淮安县大队宣传队员,仍留在原地进行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8月,接任原乡长孙毓俊任淮安县郝渠区和平乡乡长,成为淮安县第一位女乡长。在乡长任期内,她圆满完成了镇反肃反、拥军支前、抓生产、征公粮、与顽匪打游击等各项任务。由于她干事利索、风风火火,加上身材高大,工作上有男同志的风格,周围人形象的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赵大车”,意思是不怕艰难困苦,不怕工作多、任务重,像大车一样装得多,跑得快。以致在当时的淮安北乡,提起“赵大车”远近闻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档案中赵怀丽这一真名实姓,却鲜为人知。
贾正飞:车桥战役的见证者
贾正飞,淮安区钦工镇人,1925年3月出生,1940年2月参加革命,194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2月贾正飞当兵时,年龄尚小,枪都拿不动,当了三天勤务兵就被父亲带回家了。但是,回到家仅半个月,又偷偷跑回了部队。后被分配在淮安县总队担任警卫员。
1943年8月31日,身着便衣的日伪军窜进宋集后营“扫荡”。贾正飞所在的连队丢下饭碗赶到钦工的夏庄后营,在连长马少屏的指挥下,从东、南两个方向对敌人发起进攻,开始还比较顺利,后因地形开阔,在敌人机枪的扫射下受阻,被迫退回壕沟。当时我军离日伪军最近距离不到100米。战斗很惨烈,一直打到下午4点,日伪军开始往涟水方向撤退。这次战斗我军伤亡24人,马连长也在战斗中牺牲。
1944年3月5日车桥战役打响。当时贾正飞在县大队1连当班长,战斗开始时,1连事先前进到外壕,趁敌不备翻过外壕,架上云梯,首先登上围墙。当日伪军哨兵发现时1连和3连已经全部越过围墙。1连以一部分兵力向围墙两侧的两个碉堡发起攻击,歼灭了伪军一个班。夜间一举攻克日伪堡垒车桥据点,并阻击和消灭多批增援之敌,6日拂晓战斗结束。这一战共歼日军65师团72旅团一个完整的山泽大队,歼灭山泽大佐以下日军官兵465人,其中生俘山本一三中尉以下24人,歼伪军483人,摧毁碉堡50余座,并缴92式步兵炮两门。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共收复曹甸、泾口、塔儿头等敌伪据点12处,从而使淮安、宝应以东纵横50余公里的地区全部解放。
韩福森:带伤抗日成英雄
韩福森,淮安区季桥乡人,1943年2月参加革命,194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6月,韩福森出生在原季桥乡南湾村,日本鬼子打到淮安的时候韩福森刚13岁。日伪军驻在季桥的3个圩子里,其中石塘的圩子离他家只有3里路。1943年的1月,日伪军开始大扫荡,鬼子在庄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韩福森的二妈等5名平民百姓被日伪军活活打死。从此,在韩福森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943年夏天,在季桥联防队分队长的介绍下,18岁的韩福森加入了南湾村联防队,真正成了一名抗日战士,实现了他“为国杀敌”的愿望。此后的两年中,韩福森与战友们一起,在季桥附近方圆近10里范围内打游击,伏击敌人。有一次,敌人扔的手榴弹离韩福森身边没多远就爆炸了,弹片将他的脚炸伤了,但是韩福森照跑、照打,一点也不在乎。用韩福森自己的话说,那个时候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1944年春的一个深夜,伸手不见五指。40多名日伪军直奔南湾而来,准备突袭联防队。在桥头放哨的联防队员韩福森等人发现日伪军的身影,于是开枪还击。因为天太黑,日伪军弄不清楚联防队到底有多少人、多少枪,被我们密集的枪声吓坏了,急得在原地打转转,始终不敢贸然进村,最后不得不狼狈回撤。也是通过多次战斗的历练,韩福森被战友们称为英雄。
季甦:我们不怕死,我们怕被遗忘
季甦,淮安区苏嘴镇人,1928年7月出生,1944年1月参加工作,1949年2月入党。
1938年,我党在苏嘴成立了“淮涟阜联防办事处”,王一香为主任,季峰为党代表。1940年成立淮安县人民政府,赵心权为县长、李风为政委。苏嘴位于淮安、涟水、阜宁三县交界处,当时这里有三个政权。主要有代表人民民主政权的共产党黄3师部队和代表**的霍守义57军的残余部队,还有一个就是住在城里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部分伪军。日本鬼子和伪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下乡扫荡,每次扫荡回城他们都会抢劫大批粮食、牲畜、衣服、家具等物品。
面对凶残的敌人,我党提出反扫荡,组织正规部队狠狠地打击敌人。地方上开始组织民兵加强站岗放哨,严格盘查来往行人。在作战过程中,上级要求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939年7月的一天,日本鬼子在秦庄扫荡时,被我游击队打死了一名军官,敌人为了报复将秦庄几十户人家的房屋全部烧光。为了防止敌人再次前来扫荡,季甦等广泛宣传,上门逐户做工作,要求赶在鬼子扫荡前,将自己家里的粮食、牲畜、农具、衣裳等物品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并还利用日本鬼子在别处扫荡的机会,将其他村子地主们建的土围子扫平。他说:“我们不怕死亡,我们怕被遗忘。”
季甦家中至今藏着一把锋锐的大刀,这把大刀见证着季甦多次和日伪军面对面搏斗的场景。
胡美祥:打仗为了翻身过上好日子
胡美祥,淮安区顺河镇胡宋庄人,1926年9月出生,1943年1月参加革命,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9月解放淮城的战斗打响。解放淮城的战斗,由新四军3师参谋长洪学智指挥。我军以城中心南北大街为中心分界线,7旅、淮安独立团在城东半部,8旅、射阳独立团在城西半部,分别担任包围和攻击任务。胡美祥所在的淮安独立团先后从东南和东北方向对城内敌人发起攻击。部队开始从东门的韩桥攻城,有4架梯子(3架木头的、1架竹子的)每个都有4丈长。攻城的战士在我方火力掩护下,一个个手拿大刀冲上竖立起来的梯子,向城头攀爬。城头上的敌人(主要是二黄)向城下抛散石灰、泼浇开水和热油,对快要爬上去的战士用刀砍,用枪刺。但我方部队上下一心,干部身先士卒。胡美祥回忆说,这场战斗共用了近一天的时间。
1945年秋,胡美祥所在的淮安总队警卫连与日本鬼子进行了一场遭遇战。当时,淮总警卫连已经改编为新四军3师2团准备北上。部队行进中和一股日本兵在涟水南郭渡、淮安宋集北边地带不期相遇。敌我双方都摸不清楚,不知道对方情况,有多少兵力、火力。因此,鬼子刚开始十分凶狠,立刻抢占有利地形,步枪、机枪一齐向我军猛烈扫射。刚刚完成改编的战士们士气高涨、斗志昂扬、思想觉悟很高,不怕苦不怕死。虽然武器装备上与鬼子有一定的差距,但战斗打响后战士们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战斗打了1个多小时,鬼子渐渐不支,开始向涟水方向退缩。这次战斗,我方牺牲了一名战士,他是安徽人,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位战士,不顾家人的反对,只身投身革命,他说,参加打仗是为了翻身过上好日子,今天我们仍深深怀念他。
卢士英:是老大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卢士英,淮安区原茭陵乡章洼村人,1927年11月生,1940年6月参加革命,1965年入党。
1940年6月,14岁的卢士英参加淮安县独立团,参加了解放淮安县城的战斗,后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3师警卫2团,奉命一路北上到东北的义县、阜新一带,一直往辽宁、黑龙江开进。
卢士英说,我是党培养长大的,为党做些什么都是应该的,党培养了我上学,学习文化四年,上军医学校三年多,没有党、没有军队就没有我的一切!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生命十分脆弱,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给卢士英感受特别深刻的是,在一次敌人大扫荡中遇险,是老百姓挺身而出,机智应对,迷惑了敌人,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卢士英刚参军不久,跟随县独立团活动,武装抗日。有一次,鬼子下乡扫荡,由于敌我实力悬殊,部队需要立即转移。因为当时卢士英才14岁,个头又矮,跟随部队行动多有不便。首长指示将他安排在一户可靠的老乡家隐蔽起来,待情况好转再回归部队。
不久,鬼子进庄,一家不漏搜查。几个“二黄”气势汹汹地直奔卢士英隐藏的老乡家里来,老大娘赶紧把他搂在怀里。“二黄”一进院子就盯上了卢士英,一个劲地盘问。老大娘跨步上前,不慌不忙地说:“老总,这是我儿子。”其他群众见状,纷纷出来作证。
卢士英说,70多年过去了,我感激老大娘、特别想念老大娘,如果不是这位老大娘挺身而出认我做儿子,如果不是当地群众出面相救,我恐怕早就没命了。所以,老百姓是我的再生父母,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马文清:想方设法救伤员
马文清,淮安区平桥镇人,1930年12月出生,1945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马文清8岁时母亲因病去世,家里一贫如洗,不得以随父亲到扬州城里谋生,靠卖豆腐干维持生活。
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将马文清骗到当时日伪军在泰州郭村的一个据点里,逼着给伪军连长照看小孩,并威胁不准乱说乱跑。就这样他在这个日伪据点待了近一年时间。1945年8月份,新四军第7纵队一举拿下了这个据点,解放了郭村,也解救了马文清。
1946年6月,马文清在新四军七纵队卫生部医疗队工作,在这里亲眼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每一场战斗下来,前线都会有将士伤亡,就会有大量的伤员不断地送进医院。马文清每天要负责营救大批的伤员。有一次从前线抬下一名战士,马文清一眼就看出他伤得很重。马文清立即报告院长,院长马上组织医护人员花了近1个小时为他进行手术、处理伤口。没有麻药,马文清就拿出自己的毛巾让他用牙咬住。事后,在一次大会上院长专门表扬了马文清:说伤员能抢救过来,挽回生命,幸亏马文清报告的及时,要不然这位肠子被打穿的战士就牺牲了。马文清连续几天几夜没有睡觉,送茶倒水,喂药喂饭,一直陪在这名战士的病床前,直到这位战士身体基本得到恢复,方才重返前线。
王有成:浴血奋战夺取最后胜利
王有成,淮安区原建淮乡彭阳村人,1931年5月出生,1946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有成8岁时母亲得了伤寒,因为家庭贫穷,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根本拿不出钱来给母亲看病,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病死在家里。后经熟人介绍,如愿以偿穿上了军装,在新四军2师6旅当兵。当时队伍里有个吹号的伤病员,主动把他带到旅部,跟领导要求,让他学吹号。
6旅是抗战初期,新四军4支队挺进皖中、皖西地区后,依靠地方党组织,新组建起来的一支部队。旅长兼政委谭希林,参谋长朱绍清,政治部主任徐祥亨(后任副政委),是一支有着光荣传铳的部队。
王有成随这支部队参加了第二次涟水保卫战。当时**军队,主要是张灵甫的74师,向涟水进攻。我部奉命接替1师、10纵队30旅负责涟水城南地区的防务,担任阻击正面进攻的来犯之敌,并随时准备配合友邻部队有效打击敌人。晚上阵地上空的信号弹一颗接着一颗,把整个阵地照得如同白天。由于我军接受任务时时间紧、准备仓促,对敌情判断上不太精准,因此,在兵力布置、攻防力量掌控上未能显出优势。加上74师是**军张灵甫的精锐部队,武器优于新四军数倍。王有成的班长,也就是教吹号的老兵,也是在这场战斗中英勇牺牲的。仗打到最后,连6旅旅部的通信兵全都上了前线,王有成因为年纪小,还不能打仗,就负责向阵地送子弹、送饭。根据战场上形势变化,指挥员临时决定,把王有成等号兵组织起来,分别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使劲地向部队吹号,既是迷惑敌人,也是在向我参战人员传递上级的命令。
嘹亮的号声划破天空,战士们奋不顾身的向敌人的阵地冲锋。李木森副团长冒着枪林弹雨,身先士卒,手提大刀,冲在最前面,向敌人猛砍。他身后的战士个个争先恐后,浴血奋战,势不可挡,跟着副团长冲锋陷阵、前仆后继,早把自己的生死抛置九霄云外。这样的战斗接连打了七天七夜,直至敌军溃退。
涟水一战,使张灵甫遭到了重创,打破了所谓国军“王牌师”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