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著名作家王宗仁《长在树上的国旗》等

赵日超

长在树上的国旗
王宗仁


      汽车在唐古拉山北侧的一个洼地里抛锚后，我捣鼓了近三个小时也没有排除故障。这时天近暮晚，四周山峰上终年不化的积雪涂上了一层绚丽的晚霞，天地间罩着一天中最后的灿烂。我这才很不情愿地从汽车底盘下钻出来，搓掉了两手的油腻。我看到山根下的某一个角落，耸立着两尊雕塑般未归去的野牦牛，沉隐，厚重，如同一幅藏区的油画。
       我对还趴在引擎上苦苦修车的助手昝义成说：“别折腾了，省些力气今晚当山大王吧！”
       当山大王，是指我们汽车兵遇上车子抛锚，在荒原野岭守山看车，忍饥挨饿受冻，这是很苦涩的差事。听我这么说，小昝笑着回敬我：“今晚还真轮不到我们当山大王，你没看我们到了什么地方？”
       我顺着小昝指的方向望去，不足百米处的路边，类似小方桌一样的石头堆上，端端地放着一个铁皮暖水瓶。啊，格桑旺姆阿妈的拥军爱民茶水站！汽车抛锚后，我只是急头巴脑地顾着修车，竟然没有留意到了什么地方！格桑旺姆阿妈，一提到她的名字，高原军人滚烫的心就仿佛回到了故乡！这时，我再抬头望了望稍远处的山坡下，一棵不算很高的白杨树举着一面红旗，卷着高原的风一声高过一声地飘荡着。对于来往唐古拉山的人，特别是军车的司机们而言，那面红旗是插在他们心中的锁眼上的呀！就在红旗的后面，阳光充足的山洼里，有一顶黑色的牦牛绳编织的帐篷，那是阿妈的家。心不在这，肯定在那。阿妈的帐篷不仅能歇身，更是心灵的安歇之处。我们在高原跑车，千里万里，阿妈无处不在，好似从未离开。
       我几个小时忍饥耐渴只顾修车，此刻口干舌燥，接过小昝递来的一杯酥油茶，一仰脖子，满口生津，每个毛细孔都充满了甘露。我知道，总有不少路人不忍心在阿妈的帐篷里落脚投宿，端起酥油茶只是抿一口，浑身上下便充满了力量。真的，那个小小的铁皮暖瓶强壮了多少高原军人山峦般的筋骨，滋润了他们儿女情长的胸怀。白杨树上的五星红旗，还有那顶留下岁月厚茧的小小帐篷——这里像家，这才是与时间共存的、真实的家，它曾经也必将在未来漫长的日子里，深刻地影响一代又一代高原人的精神世界。
      往事引我回望，那是故事的起点……
      从山中延伸至公路边的那条并无野草掩盖、只有砂石蹭脚的崎岖小路上，一老一少两位藏家妇女背着一大一小两个酥油桶，心急腿慢地匆匆而来。格桑旺姆和她的女儿卓玛每天都会数次往返于这条路。公路边终年厚积着冻雪冰碴，然而却坦露出一块光溜溜的地面，那就是母女俩放置酥油桶及她们容身的露天茶水站。当然，有时候遇上风雪天，或是盛夏烈日的曝晒，她们的头顶也会撑起一把伞，那是汽车兵心疼母女俩，留下来的一块无风无雨的天地。过后，她们总会千寻万找地把伞捎给主人。有什么办法呢，领了情绝不欠债，她们祖辈都是从风风雨雨中走出走进的硬硬朗朗的实诚人！
      公路在茶水站旁突然变得平缓，前面不远处便是下山的陡坡了。司机们总是会在这里停车检查一下车辆，尤其要看看刹车灵不灵，才能放心下山。这也是母女俩将茶水站设在此处的因由。一杯酥油茶，甚或一杯白开水，都会让人品味到人间的温馨，大大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这么多年来，子弟兵给边疆的亲人创造着安宁幸福的生活，格桑旺姆和女儿每送别一个挥着手向她们告别的亲人，心里就像植入了子弟兵军帽上那颗鲜亮的红五星，亮堂堂的。有的战士得了高山反应，她们还会把他们领进自己的帐篷，熬中药、做藏医**。进家时的紧张、忧虑，最后变为分别时的不舍、祝愿。海枯石也不烂。茫茫人海中，藏家母女和这些生龙活虎的兵们仿佛注定邂逅，依依惜别，将所有的祝福都深藏在时光的深处。
     格桑旺姆记得很清楚，那天是藏历年的清晨，阳光少有的丰沛，她家的院子、水缸以及帐篷前的草场，一切都显得格外宁静、美好，汽车连的那位沈连长带着两个兵，把一面国旗送到了她和女儿手中。连长对她们说：“高原上有战士的家，家中有亲人。战士和牧民都是国家的好儿女。”随后，两个战士在帐篷前挖了个坑，将他们带来的一根木杆栽下，足有10米高。于是，那面国旗就神采飞扬地飘在了木杆顶端。
     太阳照在国旗上，国旗闪射出光亮，照在藏家母女的脸上，照在她们每天跋涉的那条山路上——不是一家一户，散落在周围的许多牧民都**着心灵迎着光亮。母女俩瞬间感觉到，生活了多少年的这个帐篷成了世界屋脊上的中心，脚下的草原和紧挨着帐篷的那片湖水，成了她们新的出发地。
      奇迹发生在第二年夏天。那根旗杆原本是战士们从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挖来的一棵正在蓬勃生长的白杨树，他们的初心当然渴望这棵移栽的树能够成活，但是说句掏心窝的话，这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不是有句话，“树挪死，人挪活”吗？何况是把一棵好不容易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成活的树，移到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上，想成活？太难太难了！然而，天意遂人愿，白杨树旗杆在格桑旺姆摇着转经筒默念着“六字真言”的诵经声中，在卓玛勤快的浇水施肥中，居然抽出了嫩芽，一瓣、两瓣、三瓣……抽出了春天！好个有生命力的白杨树旗杆！霎时，整个唐古拉山都变得鲜亮鲜活起来！
      国旗长在树上，树根深深扎入大地。杨树之根亦是国旗之根、人心之根。这不是一种艺术表达，而是军人对边疆藏族同胞的满腔热爱，是祖国对藏地神圣疆土的深情信赖！它传达出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妙！
      清晨，格桑旺姆母女俩升起国旗，傍晚，她们并不降下国旗，而是在旗杆顶端挂一盏马灯，让灯光映亮红旗。随风飘扬的红旗，猎猎吹起号角，猎猎发出呼喊，拂动了公路上奔忙的各路目光，把他们招引过来——人们肯定不是为了一杯酥油茶，而是要把藏家母女用**和生命点燃的信仰，把这些美丽的故事珍藏起来，诉说给世界。


难忘的一次讲座
——追忆著名作家张胜友
赵日超


      去年的11月6日，在得知当代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出版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张胜友老师病逝的消息，我很悲痛。认识张胜友老师还是在2009年5月23日，由中国散文学会主办的第二届“新视野”杯文学有奖征文颁奖会在北京富来宫温泉度假山庄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时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张胜友出席了颁奖会，我的《情醉海南》荣获全国随笔一等奖。当天我有幸谛听了张胜友一堂文学讲座，给我的印象很深。
       张胜友老师是福建永定人，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闽西石榴红》《破冰之旅》《穿越历史隧道的中国》《世纪回声》《张胜友语文教材作品集》《张胜友影像作品文存》（3卷本）等散文、报告文学集20部。撰写《十年潮》《历史的抉择——小平南巡》《海南：中国大特区》《让浦东告诉世界》等电影、电视政论片40多部。荣获（1985～1986）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冰心散文奖等20多项国家级大奖，被授予“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称号。多篇作品入选大、中学语文教材并被翻译成多种外文版本。他在担任作家出版社（后为作家出版集团）社长兼总编辑那几年，最大限度地发挥编辑人员潜能，使发行码洋飙升14倍，得了100多项国家级和省级图书奖。
     在谈到这次征文比赛时，他说，你们从8000多份来稿中获奖，很不容易。但是，你们要清醒，这次征文，很多散文大家都未参加，获奖的是业余作者居多，所以，获奖只能看成是一种鼓励。他说，茅盾文学奖才叫奖，鲁迅文学奖才叫奖，冰心散文奖才叫奖，你们的目光，应当盯着那里！他还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文学在艰难困顿中喘息。《人民文学》由最高时的140多万份订阅数，下滑到现在的3万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是精神的一种悲哀。但是，却也有那么一些人，不屈服，不低头，在文学的园地里耕耘播种，孜孜以求，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努力，也或许能唤起认知，改变当下文学的状况。作品要短而精，袁鹰是散文大家，何为的《第二次考试》起先有4000多字，被改成2000字发在《人民日报》上，又被拍成电视，何为一举成名。张胜友的这句话，让我萌发了去拜访袁鹰老师的念头。
       张胜友的讲座很有针对性。他结合自身工作、创作、阅读经历以及社会热点，旁征博引，娓娓道来，讲授思路清晰，语言生动，观点鲜明，深入浅出，让我们很受启发。他说，写作很艰辛，每位作者要过五关：文字关，作者努力；编辑关，编辑认可；读者关，读者接受；人情关，合乎情理；时间关，经得起时间检验。最难过的是时间关，有些文章，在这个时间你反映的主题很好，与政府工作比较贴近，诸如美化城市搞拆迁、砍伐城市树木之类的形象工程，写这类的文章，一定要站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上，只有站在人民群众的角度，作品才有生命力。成功要有四个条件：我喜欢干、我能干、社会允许干、**能成功。文学说到底，就是人学。所以，不管你是传统的，市场的，还是网络的，最后还是要表现社会，表现人生，表现品质。网络与纸介只不过是发表文学作品的不同载体，跟文学作品的优劣没有直接关联。他说，你们要加强阅读，一个是经典阅读，要读传统的中外古籍名著，包括文学、社会学、经济政治，因为它们会影响人的一生，提升潜质和品质；另一个就是专业阅读，从你的专业领域入手，不断提升专业水准。当然，我也不反对消遣阅读。但如果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被这类作品占据大量时间，对身心发展，将会起到负面作用。作为过来人，我的意见还是那句老套的话：经典阅读和专业阅读在任何时候都是主流。当然，文学阅读无地域之分，通过读书来涵养情绪、品格，是最好的修身办法。他说，初学写作者要注意角度、方法和技巧。他在回忆少年生活的散文《记忆》中把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生活，凝聚成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细瘦”情景中，就像把所有爱恨情仇凝聚在一根针的针尖上一样。每逢周六下午，他和弟弟便携手沿着这伸入田畴的青石小路走去。他们携着细瘦的手，迈着细瘦的腿，晃游着细瘦的身子，蹒跚地渐行渐远地走向村口，去迎候将归尚未归的父亲。这篇被选入高考作文参考教材的散文写的是铭心刻骨的个人记忆，但它们同样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是作者唱给渐行渐远的时代和逝去亲人的挽歌。
       讲座结束后，他不拿架子，与我们一一合影，让我们每人满意。他还对我说，这个随笔一等奖很不容易。他个子高，起初站着和我拍了一张合影，然后又坐下来和我拍了两张，直到让我满意。
       之后我加了他的微信，经常向他求教。他认为，传统经典文化，是我们国家、民族的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结晶和见证，我们的**实际就是经典文化所造就的，有很强的生命力。他在写作中，对历史深怀敬畏之心。始终坚持一个坐标，纵向是历史、现实与未来，横向是中国与世界。2016年8月17日他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他很高兴，把这则消息发至我的微信与我分享。后来，我把这则消息、图片连同介绍他热爱社会、热爱人生的文字发至我们的东方旅游文化网。张老师看到我发给他的图片和介绍后，向我发来一个笑脸表示感谢。2017年中秋国庆并至，我给老师发去节日祝福，很快收到回复“互道双节吉祥！胜友”。去年2月16日春节来临，我又给他发去节日美好的祝愿，之后我收到他的回信：“谢谢！互道戊戌吉祥安康！胜友”。然而过了不久，听说他患了重病，但他依然乐观，对未来充满希望。

天涯若咫尺
丁志方


      前年秋天，我们一帮战友，结束了西子湖畔的聚会，又兴致勃勃地去了一趟老部队。登上中巴车，沿着杭甬高速前行，到了宁波镇海，跃上跨海大桥，不知不觉就到了昔日的驻地——定海岑港。
      看看时间，还不到两个小时。真是天堑变通途啊！或许是走得太便捷了，一路上的说说笑笑，插科打诨，都无法拂去我心中的感慨，往事历历，又一次汹涌澎湃地涌进了我的脑海。
       我当兵的地方，要说离家乡并不算太远，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却有天涯海角的感觉。那时候回家一次，一路上的舟车劳顿，比现在出一趟国门还累。定海到上海的海轮，两天一班，夕发朝至。到了十六铺码头，下了船就得乘车去火车站。那时候上海的公交车太挤了，背着行李，力气小一点根本上不去。有一次，我刚刚塞进车门，头上的毡绒帽就被挤得滚到了马路边上，要不是热情的路人帮忙，那就只好跟那一顶棉军帽说拜拜了。上海火车站，虽然设有军人售票窗口，但随到随走的车票基本买不到，我们已习惯白天在市区转一下，夜里乘车到镇江。镇江的情况更怕人，出了站，总有一大群人背着大包小包，拼命地往轮船码头跑，为了赶上第一班轮渡，那种趔趄前行的阵容，真是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回家的路虽然累一点，总体上还能掌控，因为定海到上海船的票可以提前购买，而归队就要碰运气了，有一回我就遇到了麻烦。早上从家里出发，宜陵到江都，江都到扬州，扬州到六圩，一路上马不停蹄地转车，中午好不容易到了镇江。等到踏上绿皮车，哐当哐当地开到上海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出了火车站，随即乘车去码头，谁知道当天去定海的船票已经售罄。那时候好像没有票贩子，也没有倒手高价票的概念。怎么办理呢？不能按时归队，是要被处分的。情急之下，我赶紧折回火车站，买了一张次日凌晨去宁波的火车票。不得已，只好改道由宁波坐船回定海。
        行程受挫，坐在候车大厅里格外感到压抑，满屋子的旅客，挨挨挤挤，行色匆匆，想找个安静的地方打个盹，完全没有可能，我只好挤长条椅上，心不在焉地翻翻闲书，时不时地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十点过后，有一列开往宁波的列车开始检票，我顿生侥幸心理，随即挤进了队伍，想提前离开这令人窒息的地方。谁知，到了检票口，任我怎么解释，工作人员不但不予通融，还把我的票紧紧攥在手里，高高地举过了头顶，垫着脚尖，亮着嗓门，向她远处的同事吆喝我的不是。无可奈何，我只好以一个军人应有的克制，等待她的处理。没有想到，等队伍走完了，她居然嫣然一笑把票还给了我，然后一声不吭，掉头就走。这不是在皮人吗，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在心里真想狠狠地骂她一句：上海小娘辈，**扯烂污！
       屋漏偏逢连夜雨，到了宁波，跟在上海一样，还是没有能买上当日的船票，望着茫茫的大海，那一刻，我五内俱焚，一筹莫展。由于晚归了一天，后来指导员让我在小组会上做了一次口头检讨。部队执行纪律，不讲客观理由，只要违规，就得处罚。
       往事不堪回首，过去回舟山，最快也得一天一夜，现在沧桑巨变，几个小时就可抵达。海上大桥，一次次改变着空间概念，出行的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轻松。去年春天，我陪朋友又去过一次定海，下午一点多钟离开江都，晚上七点不到，就走进了下榻的酒店。一路过去，春光旖旎，风景如画，两边的花草树木，新芽绽放，生机勃勃。过了嘉兴，迈入杭州湾大桥，就像进入了梦幻世界，五彩缤纷的栏杆，一望无际的大海，让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走到大海深处，近处海鸥逐浪，远处白帆依稀，恍恍惚惚，就觉得不是在车上，而是乘着巨龙在海上兜风。
      上海的战友告诉我，现在他们去舟山更方便了，客运服务中心南站，开往定海方向的班车，每半小时一班，若想去普陀山烧香，早出晚归，绝对不会影响回来接孙子。想打打牙祭，尝尝正宗的海鲜大排档，邀上几个朋友，也可以说走就走。
       战友的这一番话，让我好生羡慕，也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想想不都是这样嘛，现在走出家门，好像不再有“远行”的概念，在国内出行，想去任何一个地方，基本上都能朝发夕至。
       海上大桥，见证了祖国的日新月异，便捷的交通，总是让人惊叹不已。桥多了，路好了，华夏大地好像被施以了魔法，忽然间，就觉得天涯若咫尺。

家在画屏中   史解元 作




爬山虎
咸其青


根扎岩缝伸细腰，春来志向九重霄。
悬崖峭壁迎风笑，骤雨炎阳把霭撩。
绿叶婆娑欢露润，红榺摇曳任霜飘。
不同娇蕊争名利，只为千家暑热消。


电话的演变
李仙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的办公室桌上就放着一部带摇把的黑色电话机，每次父亲用高八度的音调“喂喂喂，总机吗？给我接一下政工科……”可电话那端，要么是信号差听不清楚，要么是只闻刺刺啦啦的杂音听不见对方说话。于是放下话筒，父亲又焦急地呼噜噜摇，这个画面就不知不觉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那个年代，电话也算是“高端”的通讯设备，这个极具诱惑像个“千里耳”的东西也让我心神向往，有次在父亲办公室写作业，趁父亲去场部办事，我赶紧学着父亲“呼噜噜”摇响了电话，那头总机室传来熟悉的女声：“喂，要哪里？”我一听就乐了：“二姐，是我，好巧啊，今天你上班，我在爸办公室……”我话还未说完，二姐就厉声斥道：“赶紧把电话挂了，谁让你乱动爸电话的，啥你都敢动。”我悻悻然放下电话，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打电话。
      1988年，单位的办公楼里，给每个科室都装了数字拨号电话。我与同在一个家属院长大的宁和莉，周末的夜晚以写作业为名，要了各自父亲办公室的钥匙，在不同的三个科室之家玩“打电话游戏”。我们三个疯丫头握着话筒聊得不亦乐乎，欢笑声传遍整栋大楼。你说我电话里声音太嗲，我说你怎么和平时说话一点不像，三个花季少女在电话里叽叽喳喳像快乐的小鸟，隔着岁月之河，忆起当时打电话的新鲜与趣味感，依然让我嘴角上扬，忍俊不禁。
      1999年，儿子六个月时，按键式自动操作的程控电话开始走进百姓家庭。母亲和丈夫一商量，在一次邮电局的优惠活动中，他们毅然为我们家装了一部红色的按键座机，这下坐在轮椅上行动不便的我，接听远方友人和朋友的电话，再也不用转着轮椅急匆匆赶去邻居家了。那些年，每次二姐从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家乡给母亲打电话，母亲的脸上就溢满笑容，一边抱着我咿咿呀呀抢电话的儿子，一边幸福得和二姐聊着家常。那种天伦之乐浓浓亲情，在音波之间传递也在心间荡漾。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科技的飞速发展更是让我们的生活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近20年中手机的问世与普及，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对于“轮椅族”的我来说，一部手机简直就像一个迷你的“哆啦A梦”，它成了我生活中最大的帮手和依靠。一次从床上往轮椅转移，突然车闸失灵我被重重摔倒在地上，情急之下，我赶紧拿起手机拨通丈夫的电话。他迅速从外面赶回把我抱到轮椅上，他疼惜而欣慰的说：“幸亏有手机，否则你不知会在地上坐多久呢，天气还这么冷！”
      当我的一篇篇文章见诸报端与杂志，可能让人很难相信，这些文字我很多都是用手机打字和投稿的，而用手机看新闻、电子书也是我每天雷打不动的习惯。对于行动不便重残的我，手机不仅让我“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而且我用它网购、写作、阅读，闲暇时朗读、听音乐、更新博客，和友人聊微信，到医院就诊先用手机预约，我在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便捷，而所有这一切，都要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感谢那些在通讯电子领域辛苦工作的一代代科技工作者。

东方远见

国旗长在树上，树根深深扎入大地。杨树之根亦是国旗之根、人心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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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的散文充满灵性，闪耀着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