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歆耕：余秋雨《黄州突围》的误判与臆断

赵日超

余秋雨《黄州突围》的误判与臆断陈歆耕?

黄州-赤壁公园苏轼像

      绝佳的“豹头”“凤尾”

      写此文纯属偶然。前段时间，写一篇关于苏东坡“乌台诗案”的文字，忽然就想到余秋雨先生有一篇写苏东坡的文章，想找来拜读，做些参照。在家中书柜翻了半天，未找到收有此文的余著，便特地网购了一部最新版本的余秋雨散文集《山河之书》。记得早先看到的文章题目是《苏东坡突围》，这部书中改为《黄州突围》。如果记忆无误，应该是同一篇文章。如果不是同一篇文章，本文的探讨也以《黄州突围》为准。

     读了《黄州突围》，参照相关史料，产生一些疑问，这里提出来，期待作者，也期待读者和专家帮助释疑解惑。  
     在开始敲打键盘时，我一再提醒自己，写此文一定要注意，所有文字，只就此文说此文，绝不由此而涉及对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整体性评判——那是一个体量非常大的课题，非吾辈文史知识积累浅薄、审美眼光粗陋之人所能评说；其二，一定要像鲁迅所提倡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力求客观、公正地对待要论说的文本。

     先“好处说好”——

     文章的开端和结尾，都堪称“棒极”，也许只有余先生这样的大才子才能写出。人们形容一篇好文章，常用“豹头、猪肚、凤尾”作比喻。此文的“豹头”“凤尾”，皆是可以进入大学教科书的典范，也是专业写作者应该揣摩学习的典范——只是想学还未必能学到。所谓“才气过人”，就“过”在此处。
      起笔文字这样写道：
      这便是黄州赤壁，或者说是东坡赤壁。赭红色的陡坡直逼着浩荡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供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仰望。  
      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倒错，因此也就有了冥思的价值。
      文章从赤壁的地理态势着笔，勾画出“一俯一仰”的特征，倏然间就有了一种高远、宏阔的视野和气势，如同一通撼天动地的开场锣鼓，让人期待着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亮相。
      再看结尾收笔：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述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关于“成熟”的一连串气势如虹的排比，非经人生历练者写不出，非才气逼人者写不出。随即戛然而止，犹如音乐会上听一曲精彩的演奏，当人们还陶醉其中、余音绕梁时，乐队指挥的那根指挥棒已瞬息凝固在空中。

“名太高”与“乌台诗案”

       欣赏了《黄州突围》的“豹头”“凤尾”后，我们再来审视一下文章的主体——“猪肚”。愚以为，问题就出在“猪肚”上了。
      这个“猪肚”里都装了些什么？或许有人为让猪瘦身的“瘦肉精”，或许有为防猪瘟而添加的过量的“抗生素”……这么表述显然是非学术化的，不能说明问题。需要做一点文本分析。
      文章的主体部分是写苏东坡历经“乌台诗案”的折磨，最终被贬谪到黄州。秋雨先生对“乌台诗案”生发原因的判断，显然偏离了史实。他认为，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是因为“名太高”而受到一帮小人的嫉恨、攻击。“突”谁的“围”？“小人”之围也。文中说：……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时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于是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
      错也！错也！先看看文章所引苏辙那句话的完整内容，以及苏辙是在何种语境下说那番话的。东坡被拘押在御史台时，已经致仕南京（今河南商丘）的老臣张方平愤而上书营救。他的奏疏原拟通过南京府衙上达，但府官不敢受，只好让其子张恕持书至登闻鼓院投进，但“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这份奏疏最终是否上达神宗皇帝那里，神宗是什么态度，未见史料记载，且不论。东坡出狱后，看到了这份奏疏的副本，其表情是“吐舌色动久之”。人问其故，东坡不答。后来苏辙也读到这份副本，对其兄为何“吐舌色动”做出了符合情理的解释：“且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而张方平的奏疏中强调东坡“其实天下之奇才也”，岂不是进一步激人主之怒？虽为天下奇才，但不能为人主所用，如何博得人主的同情和宽释？苏辙表示，当时为了救人，情急之下如此说是可以理解的。（见刘安世《元城语录》卷下，转引自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65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本来苏辙的完整表述是“且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但余文只引前半句，强调“名太高”，而把关键的后半句“与朝廷争胜耳”舍掉，由此生发的判断，就完全脱离史实了。
     什么是“断章取义”？这就是了。
     难道秋雨先生引文所据另有版本？愚夫查阅了多种史料，苏辙的原话皆如此。根据当时整个时代背景，“名太高”显然不可能成为激发“乌台诗案”的原因。要说名气，当时的大名家还有不少，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辙等，为何要抓苏东坡，不抓别人？且抓苏东坡是得到神宗的御批，不是御史台的官员因“嫉恨”他的名气太大，想抓就抓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苏东坡是新旧两党政治斗争的焦点人物之一。在两党为变法而争持不下时，朝廷为了新法能够推行，把以司马光、苏东坡为首的旧党基本全部外调移任了。按照官场的“游戏规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诸如司马光离开朝堂后，就不再发表政见，埋头皇帝交给他的任务——编纂《资治通鉴》去了。而东坡先生心中怀有的反对变法的政见，在移任外地后仍然激荡不已，无法在朝堂直陈己见，就在写给友人的很多诗文中讥讽、批评新法存在的弊病。就如《曲洧旧闻》中所载：“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这些诗文通过镂版传播，影响很大，给朝廷推行新法带来很大的舆论压力。苏辙说的“与朝廷争胜耳”就在此。也许由于“名太高”，东坡此举的关注度、影响力成倍增加，这当然让正在推行变法的官员恼火，相信看到弹劾奏章的神宗皇帝也不会开心。
     东坡在从徐州移任湖州时，上呈的《谢表》中自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35页）这两句话中的“新进”“生事”，都是非常敏感的词汇。“新进”暗讽那些力推新法的朝廷新进用的官员，而“生事”，正是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中批评新法所用的关键词之一。（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集》第16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5月版）于是，这份《谢表》就成了御史台“新进”官员弹劾苏东坡的“导火索”。
     苏东坡那些讥讽新法的诗文，是否为“小人”们凭空捏造？显然不是，有多种史料记载可证实，苏东坡入狱后的“供状”中也是承认的。江祖桢著《中国古代诗案》（崇文书局2018年8月版）中引录了多首（篇）东坡涉及讥讽变法的诗文，这里就不一一转引了。江先生认为：“平心而论，乌台诗案并非冤案，而处理结果是审慎而宽容的。”“讥讽”得对与不对难做定论，但“讥讽”确实存在。东坡被贬处黄州期间，对自己的行为有反思，曾在给友人的书简中说：“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苏东坡文集》卷五十二，转引自《苏轼年谱》第476页）这么说，不是肯定构建“乌台诗案”的合理性，愚夫对一切“以言获罪”的制造者都持批判态度；但分析具体案例，却也要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不能随意扭曲，为我所用。
     在狱中是否被“扑打”
    《黄州突围》中又一个让我感到困惑的问题是，东坡先生在狱中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坐牢不是赴宴，更不是洞房花烛。身陷囹圄，失去自由，随时可能断送老头皮，当然不是人过的日子。但具体论及东坡先生究竟受到什么折磨，却也要有历史依据，不能无中生有，何况秋雨先生是写历史文化散文，不是写小说。
     文中有这样的文字：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
      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经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这里连用七个“打”字。余文用诗意的文字，把“打”与东坡诗词中的名句联结到一起，还是要说明他的观点：诗人受到折磨，就是因为他“名太高”，诗词文章写得太好，而遭到“小人”嫉恨。
     那么东坡先生在狱中究竟有没有被“扑打”呢？虽然是小细节，却是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细节，认定事实得有依据。余文提供的依据是：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这位官员名谁？此诗出自何处？余文未说。经核查，该段记载出自宋代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记东坡乌台诗案》，诗作者为苏颂，全诗已不可知。这两句诗后，苏颂有一个自注：“所劾歌诗有非所宜言，颇闻鎷诘之语。”按“百度汉语”的解释，“鎷”是错认的第43号化学元素的名称，是德国人诺达克1925年宣布并命名的，宋代显然并没有此说。有考校者疑为“镌”，“镌诘”的意思是责问查究。如此，根据诗作者苏颂的自注，他所“不忍闻”的声音来自审讯者的责问，而非苏东坡因“扑打”而发出的“嚎叫”。（转引自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56页）笔者同时查阅多种涉及“乌台诗案”的书籍，包括东坡本人有关这段磨难的回忆诗文，皆未见东坡遭到“扑打”的记载。难道此类重要细节，写历史散文就可以想当然地编造？常言道，“伤筋动骨一百天”。东坡如果在监狱中遭到“轮番扑打”，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出狱，他人看不出来？史家笔墨会忽略这类重要的历史细节？
      根据另一些史料记载，我更相信苏东坡在监狱中除了接受根勘审讯，不大可能受到皮肉之苦。刚入狱时，东坡“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神宗）遣使就狱，有所约敕，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臣亦觉先帝无意杀臣，故复留残喘，得至今日”。这是东坡本人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的自述。他本想自杀，正是因为看到神宗皇帝派人到监狱关注、关心他，感到了生存的希望，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苏东坡文集》卷三十二，转引自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55页）“不敢别加非横”——东坡自述证明，他不可能在狱中受到“轮番扑打”；倒是相反，“有一狱卒，仁而有礼，事子瞻甚谨，每夕必然汤为子瞻濯足”——狱卒每晚必烧温水为东坡洗脚（《孔氏谈苑》卷一，转引自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55页）。我想，狱卒对东坡的友好态度，可能有敬慕东坡文学才华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因皇帝传递了对此案的态度信息。尽管御史台官员“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但未得皇帝诏令，动用“扑打”的刑罚来逼供，也不太可能。
      还有一处也让我困惑：苏东坡是怎样被差官押解去京城的？余文中说：“差官……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绑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笔者在各种涉及“乌台诗案”的史料中，均未见东坡被“捆绑”的记载，不知余文所据何处？
    谁是“捆押”文化大师的凶手？
     本文第二节谈到，《黄州突围》关于“乌台诗案”生发原因的观点，属于断章取义、脱离史实的误判，那么关于构造“乌台诗案”的主导者是否“小人”，已经无关紧要了。
     但余文中有很多文字谈到“小人”，对构造此案有关的主要人物的人格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因此，似乎也有必要对某些主导人物的实际人格形象做一些剖析。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君子与小人是两个重要的人格符号，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如果不对具体人和具体事情做客观分析，余文关于“小人”人格的批判，确乎是铿锵有力、鞭辟入里的：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小人”真的是太可怕了。忽然就想到，秋雨先生是否把“小人”的作用无限度地夸大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给文化带来大劫难、残害优秀文化人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罪魁祸首？稍稍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不难得出结论。我怀疑，秋雨先生在这里有意忽略了文学批判应该聚焦关注的主要历史对象，而把视线转移到一群只能喷喷口水撒撒尿，至多做做帮凶的无足轻重的人身上了。
    还是来看看“乌台诗案”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小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吧。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是弹劾苏东坡最力者之一，也是饱受诟病者。舒亶（1041—1103），治平二年（1065）试礼部第一进入仕途。他与苏东坡本无个人恩怨，却在弹劾奏章中认为，苏东坡不仅仅存在讥讽新政的问题，而且是犯了“大不恭”的罪行，虽“万死不足以谢圣”。若说他是因为嫉妒东坡的“名太高”而要置东坡死罪，这没有根据。他的理由是，东坡用诗文讥讽朝廷新政，对力主变法的神宗表现“不恭”，干扰新法推行，不能容忍。他“上纲上线”，欲置东坡于“死罪”的行为确乎令人不齿，但其出发点，很难说出于一己私心私利。
     除此之外，他在个人品行上，有一件事常被人拿来说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这件事即便属实，也是发生在元丰末年，在“乌台诗案”之后，两者之间并无瓜葛——同属新党的重要人物张商英给舒亶写了一封信，同时附上女婿的文章，请舒亶帮助指点。舒亶把张商英的信和其女婿的文章直接呈送皇上，并弹劾张商英以宰辅之重干扰谏官的事务。由此，张商英遭到贬斥。而舒亶在仕途上升中，张商英曾有举荐之功。如此说来，这不是“忘恩负义”么？余文中也列举此事，说明舒亶是“小人”。此事的历史记载，见之于旧党人物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其中有很多笔墨诋毁包括王安石在内的变法派人物，因此，采录其记载，尤其要谨慎。另外，在同时代文人魏泰的《东轩笔录》中，有对此事不同说法的记载：张商英为了让女婿在科考中顺利中举，想借舒亶之力，因此写信暗示，并附女婿文章请舒亶关照。没有料到，这个舒亶是不徇私情的“二杆子”，却反戈一“弹”，让张商英谋私未成反丢官。（魏泰《东轩笔录》第123页，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对同一事件不同视角的记载，我们该相信前者还是后者？按照常理，张商英是文化水准很高的官员，女婿的文章有岳父指点足够，似无必要找舒亶当导师；而舒亶的“六亲不认”，似也有违中国的人情世故。但搬到桌面上来讨论，我们该说舒亶是“忘恩负义”的“小人”，还是忠于监官职守、铁面无私的好官？余文讥讽他是“检举专业户”，这个称号恰恰不该含贬义。身为监察官，发现官员有违法违纪等不端行为就该弹劾（举报），岂可认为是“小人之举”？
     这个问题需请秋雨先生指点一二。
     面对人性的复杂性，有时真的很难用一个标签符号化。有当代学者对舒亶生平形迹综合考证后得出结论：“单纯以一‘小人’盖棺论定的评价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孙福轩《北宋新党舒亶考论》，《浙江学刊》2012年第2期）
      再来看看“乌台诗案”中最高等级的弹劾官——御史中丞李定。关于李定，笔者在另一篇写“乌台诗案”的文章《刀尖上颤抖的灵魂》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为读者方便，现节录于此——
     ……李定（1028—1087），曾是王安石的弟子。其时，李定是被皇上倚重的执掌御史台的权势熏天的人物。他的存在，对东坡来说，是一颗时刻可能被引爆的“地雷”。大多史家习惯将李定说成是迫害苏东坡的“小人”。苏东坡的文名越是响亮，而李定“小人”的恶名也就愈发昭彰。但细究起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历史上很多人物，也不是用“君子”或“小人”就可以简单划分的。“君子”与“小人”间，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小人”向前一步可能是“君子”，“君子”退后一步可能成“小人”。某人在某件事或某时段有君子之风，而在另一件事或另时段，则可能比“小人”还卑劣。
      说李定是随时可能被苏东坡引爆的“地雷”，不仅因为李定是力主变法的御史台高官，手中握有监察弹劾“利剑”，而是另有缘由。从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往前推至熙宁三年（1070），李定任秀州军事判官，这是一个地方小官。这一年，王安石的变法团队推行“青苗法”，与司马光的反变法团队正为此法是否可行争论不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此时李定应调至京城，等候新的任命。远离京都的李定，对朝堂之上已形同冰炭之势的变法之争，以及由此而来的“口水仗”，一概不知。他至京都拜见的第一位官员，是反变法派人士李常。李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何如？”李定据实相告：“皆便之，无不善者。”李常听了，神态有点诡异地提醒他：“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李定感到蹊跷：我说的是实情，有何不可言说呢？随后又去拜见王安石，将“青苗法”在底层受百姓所喜之情如实相告。王安石听后“喜甚”，太好了，他正需要来自底层的最有说服力的反馈，让它成为回击反变法派的证言。于是就将李定引荐给神宗皇帝。正为“青苗法”是否推行犹豫不决的神宗听后大悦，将李定批付“中书”，拟安排担任监察御史里行。（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三）》第1063页，中华书局2018年6月版）
      李定给王安石、神宗皇帝提供的信息，成了变法派推行“青苗法”的“压舱石”。李定的官职以“火箭式”的速度上升，被提拔重用，从最底层小官，一下子进入朝堂中枢，同时也遽然成为朝廷两派争斗中的焦点人物。对李定的重用遭遇强大阻力。尽管有皇上“手诏”，但先后三位中书舍人拒绝起草诏书。这还了得，连皇帝想任用的人，也敢抗命设障？这是谁的天下？统统调离。李定终于坐到了监察御史里行的位子上。他成了王安石、神宗皇帝眼中的“红人”，也成了反变法团队必欲将其万箭穿心的靶标。
     要扳倒李定，必须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围绕“青苗法”再打“口水仗”显然是不行了。在那个年代，要让一个人的“人设”瞬间崩塌的核子武器是什么呢？真的要佩服反变法派的快速反应能力，他们“扒坑”的速度和深度，简直超过今日网民。
     仅仅在李定上任数日，监察御史陈荐就上章弹劾李定，理由是其母死后匿丧不报。
     李定父亲李问除正房外，还纳有小妾。在李定任泾县主簿时，曾是李父小妾、实际已改嫁多年的仇氏死去；传闻，仇氏是李定生母。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这还了得！贪恋官位、不尽孝道，是破坏人伦道德的品行大问题，司马光、苏东坡都先后接连上章弹劾，用语尖刻犀利。皇帝下诏令江东淮浙转运使衙门调查此案。时隔不长，转运使上呈报告称，查阅以前档案，只有李定因父亲年迈请求归家赡养的文书，无其母死亡记载；传闻有一个仇氏女子之死，但无法确定此人是否李定生母。
     神宗允许李定上章自辩。李定奏称，他不清楚自己是否为仇氏所生，曾询问父亲，父亲否认仇氏是他生母，故未给仇氏守丧。此事成了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李定父亲否认仇氏为李定生母，那么总该告诉李定他的生母究竟是谁，难不成连自己的儿子是谁生的也弄不清楚？此时李定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要不然登门一问便知，而李定也不太可能连自己生母是谁都不清楚，其背后的隐情大概不便为外人道。
      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有一段关于此事的记载：“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曰了元，所谓佛印禅师也。已而为广陵人国子博士李问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陆游《老学庵笔记》第6页，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这段文字证明，李定的确为仇氏所生。但这个仇氏先后三嫁，李定父亲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她死时，已经是郜家的人，与李家恩断情绝。因此她死后，李定父亲否认李定为仇氏所生，不愿儿子为这个改嫁他人妇的小妾守丧。这是李定一段非常尴尬的“隐私”。虽无法明着为仇氏守丧，却要求弃官回家赡养老父，实际是以“心丧”自处。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李定不是为贪恋一个小官位不愿尽孝道的人。
     但反变法派抓住李定这段无法明言的“隐私”纠缠不休。有人质疑李定道德卑下，怎可居高位；有人要求李定离职，为母补丧，实际是要将他赶出御史台。苏东坡是在李定守丧事件中，攻击李定最凶猛者之一。如果不是王安石为李定力辩，李定必然要从九天之上，跌到尘埃沟壑中去。王安石从三个方面说明李定“不当追服”母丧的理由，有理有据，连皇上也表态：“李定处此事甚善，兼仇氏为定母亦未实否也。”（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之三，第1119页）李定虽然暂时躲过一劫，但口碑形象总是大受影响，职位也因自请解职而有所下调。此事也成了李定心中始终在流血的伤疤。
……
     元佑二年（1087），李定死，身后“家无余赀”，“诸子皆布衣”，证明其人在仕途上一不贪财，二不为下代谋官位，算得上是一位自律尽职的官员。后人骂李定为“小人”，除了在“乌台诗案”中要置东坡于死地外，还真列不出更多的事实。（毕宝魁《王安石传》第181页—183页，作家出版社2015年2月版）
     李定对当年弹劾他匿母丧的官员耿耿于怀是必然的。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见君子也有“复仇”之心。更何况，东坡在外调任职期间，又继续在李定的心头“疮疤”上撒盐：有一位名朱寿昌的官员，小时与母离散。做官后，辞职四处寻母，终于在同州母子相遇。东坡作诗赠朱寿昌：“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江祖桢《中国古代诗案》第91页，崇文书局2018年8月版）东坡有感而发，李定也不是傻瓜。这回抓到苏东坡的把柄，当然是要把他往死里整，一吐心中恶气了。
     有多种野史笔记记载，李定虽然对东坡恨得咬牙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对东坡的文学才华却也给予高评。就在东坡下狱后某日，李定“于崇政殿门忽谓诸人曰：‘苏轼诚奇才也！’”众人听之，无人应答。谁也摸不准这位正当红的御史中丞，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怎么忽地冒出一句对东坡的赞语。是为试探他人心态？随后，他又自言自语：苏轼“虽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随答，无一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并为之感叹不已。（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59页）
      人真的是很复杂的动物。我们该如何给李定一个恰如其分的定评呢？
       如果一定要将他人格元素中分子的构成，在显微镜下解析出来，恐怕当今那些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也难以为之吧！

     史实、史识与文学

     历史文化散文，应该是史实、史学与文学高度融合的文体。古人的经典文本应该是司马迁的《史记》，现当代学人、作家写的此类文本，最让我信服的是海外汉学家唐德刚先生的著述，如《晚清七十年》《胡适口述实录》等。其严谨的史实考证，再辅之以嬉笑怒骂、幽默谐谑、文采飞扬的文字，读起来痛快淋漓。只恨先生著述太少，让我常有不过瘾之憾。
      历史散文中的史识理应生发于史实，而不是割裂史实，服务于一己之见的“臆断”。以秋雨先生的才气，如果再多一点案头工夫，也许就可能成为当代散文史上无法忽略的“大师”了。一篇文章，仅有漂亮的“豹头”“凤尾”，但那个最为重要的“内核”却破绽百出，这样的文章能走多远呢？秋雨先生是学院派出身的散文家，在涉及文史时实在不该如此地随性。
      行文至此，忽然觉得本文凡出彩、洒脱、飘逸处，皆为余氏引文。我的这点琐碎的考据文字，老实得像火腿一样，似也有蹭大名士才气之嫌。不过“嫉恨”绝对无。我曾在多个公共场合，表示我对秋雨先生文才和口才的膜拜，余先生也许瞬间有耳热之感，只是不知这耳热的传导信息来自何方罢了。

      （《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2期

赵日超

名家谈名家！经验之谈！

叶馨

学到了很多知识。还是老作家的散文读上去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