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雪，留下他永远的身影…… ——记我的舅舅 李 力

杨培德

一场雪，留下他永远的身影……

——记我的舅舅

李 力

一、躲过两次劫难

1971年冬天，我去北京外婆家，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清晨下车时，见京城白茫茫一片被大雪覆盖。

当时文革已对“暴风骤雨”式的打、砸、抢踩下刹车，国家需要恢复正常运行。舅舅方杰从天津郊区团泊洼干校调回北京，调入新华社工作。团泊洼干校是文艺界所谓黑邦以及下放干部劳动锻炼，改造思想的地方，由军宣队管控，这里因郭小川的诗《团泊洼的秋天》而闻名全国。也许，舅舅是“小八路”出身，政审上没瑕疵,故有幸首批恢复工作。

    我外公是山东八路军鲁西某部队扩军办主任，1940年6月，被日军抓住，严刑拷打，最后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外公牺牲时年仅28岁，舅舅8岁、我妈7岁、我姨才1岁。1945年春，外婆送舅舅进了八路军，那年他13岁。他是在战火里成熟成长的，先任宣传干事，曾下放到连队。舅舅调至文工团后，有次回部队演出，方知自己曾经战斗过的连队在淮海战役中，一百多人几乎全部牺牲，只有指导员和通讯员俩位战友幸存。他对此即深怀歉疚，又常感庆幸，自嘲自己是祖上积德，坟上冒烟。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舅舅分在新华社国内部文教组任副组长。由于工作原因他常常住在单位里。一次外婆让我骑车去宣武门给舅舅送换洗的棉被，途中飞舞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走进新华社，一股自豪感不由得从心底徒然升起，这可不是寻常人等轻易进得去的地方啊！那时，我父亲还是走资派，我在上海很受歧视，受够了丧家犬般的羞辱，而今走在直通党中央新闻喉舌的殿堂里，迈步飘然，有种翻身农奴把家当的得瑟感！在北京，我还能经常得到舅舅送来的票子，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京剧《海港》、《沙家浜》，以及首都体育馆的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等演出，我俨然找回一种做人的自信和尊严。

    此后，我对舅舅，除了亲情，还多了一份崇拜和仰慕，特别是他所处环境的神秘吧，格外诱人，让我时时渴望知道他在北京的点点滴滴。

    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采取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文化部也据此恢复出版五大刊物，《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人民音乐》、《美术》和《舞蹈》。经《大众电影》原主编贾霁推荐，舅舅被任命为《人民电影》副主编。当时，舅舅在新华社干得颇为顺手，不想离开，可恢复刊物是毛主席签发的，谁也不敢违背，他只好走马上任。

    此前，鄧小平在山西大寨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华国峰、江青都去了。新华社先派农业组组长参加会议，后来江青在大寨又召集电影界人士赴会，其中有崔嵬、谢铁骊、成荫、张天民等人。故此，引起新华社领导重视，穆青副社长又派了政治组长和文教组舅舅前去参加。江青在会上大骂《创业》编剧张天民“到主席那告老娘的刁状”，“谎报军情”。会后，于会的组长们向穆青汇报了江青在大寨的情况。社长朱穆之、副社长穆青和李琴向主席如实汇报江青在大寨的表现，结果被免职，为此，给舅舅也埋下了隐患。

     粉碎“四人帮”后，文化部是重灾区，五大刊物负责人受审，人人过关。组织上从文化部长于会泳等人的案件材料中，发现方杰已经上了江青预整的黑名单。文化部正准备拿舅舅开刀。舅舅后来回忆，难怪那年国庆前夕，副部长袁水拍在会上，曾凶巴巴地在会上声嘶力竭地说：有人还有什麽问题没交代？

    1976年可谓是中国不平凡的一年。国庆刚过，形势骤变，地覆天翻。在这个节骨眼上，舅舅不仅躲过了江青的报复之手，还因祸得福，凭江青的批示洗白了自己。这巧合，若非天设，岂人力缔造？

二、创立“梅花奖”

     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提出，在人大会堂主席台上不要尽是白茫茫一片（指白发人），要找一些黑头发上去。中组部挑选了各行业的中青年干部，如卫生系统的陈敏章、外交系统的唐家璇，以及文化系统的方杰等人，进入后备梯队。此时，他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戏剧报》主编，他还参加了首届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筹备工作，担任常务理事，主席是金山先生。

     舅舅爱才，很重视培养年轻人。他是《大众电影》设立“百花奖”的组织落实者，因此，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戏剧报》当主编时，提议在《戏剧报》设一个专门向中青年演员开放的戏剧奖。他认为设奖有利于中青年成才，可以鼓励他们快速冒尖，成名成家；同时，也是发现和选拔青年人才提供有效平台，因此将参评者年龄设限在45岁以下。至于这个奖的名称，他曾提出两个“金菊奖”或“梅花奖”。最后大家选择了“梅花奖”。梅花奖评选至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它始终是表演艺术家追求的最高荣誉之一，被誉为“中国的戏剧奥斯卡”。

    后来，很多人为争自己参加发明“梅花奖”而自我标榜、喋喋不休，舅舅是真正的创造者却默默无言。

     1987年，文化部艺术职称开始评定。舅舅时任艺术局局长，又有高级职称，他当了评委会的主任。凡为艺人，谁不在意自己的脸面？所谓“国家一级演员”就是他们当时唯一可争，且得到国家允许的规格名片。评职称这件事，从1950年代后期中止以来，已经荒废了足足三十年，好不容易等来一回，下回再评还不知猴年马月，所以，大家无不对这次评审寄于厚望，跃跃欲试。文化部主管的艺术门类多，有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等，评委来自各地都不是等闲之辈。多年的撂荒，使蓦然开禁的职称评定变得欠债累累，积重难返。仅中国京剧院荟集三代艺术家，申报正副高级职称的人就有三百多名。评委会听取汇报各人情况就是足足开了三天会，中国京剧院院长吕瑞明对每个人材料，了然于胸，汇报翔实，他的思路条理得到评委们的称道。音乐指挥大师、中国交响乐团团长李德伦为了几位落选的人才，几次上门找舅舅谈话。舅舅说，您老不要亲自上门，电话里联系介绍就可以了，或打电话，我过来，但他多次上门来说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舅舅爱才而惜才，坚持自己，并不顾及政治气候。1963年，陈荒煤召集影协领导开会，讨论钟惦斐（作家阿城的父亲）右派摘帽问题。钟惦斐因为一篇电影评论《电影的锣鼓》闯下大祸，被主席点名，成为右派。舅舅作为《电影剧作》负责人，照例先介绍情况。他在会上谈了钟惦斐的积极表现，对錯误认识，有改正决心等等，经过讨论，荒煤发言，同意摘掉钟的右派帽子。不料在文革时，影协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将这次会议各人发言全部写成大字报公布于众。此后，钟惦斐又一次戴上右派帽子，舅舅为此懊恼了很长时间。后来我知道：在舅舅眼里的钟惦斐不仅是文彩飞扬，他提出了许多电影创新和美学问题。那个年代，电影从业人员都非常敬佩他，之后，中国电影评论家无出其右。

   才子多狂士，且个个思想鲜活，又岂是那么容易了解并服从。记得舅舅説过与著名朦胧诗人顾城的一段交集。1975年，舅舅在《人民电影》任副主编时，编辑部缺少一位美术编辑，老朋友顾工就向他推荐了儿子顾城。顾城当时不满二十岁，会画画，正在平安里一家木材厂拉大锯。舅舅看了顾城的画，同意招他，破格让他当了《人民电影》的美术编辑。华北地震期间，单位值班。一日，顾城夜班，半夜寂寞，顺手涂鸦，写了一首诗，抒发对地震的心情。这首诗幽默俏皮，为当时极左的政治形势所不容。早晨下班，顾城走得匆忙，忘记把诗带走。结果，被工宣队发现，认为是一首坏诗，把地震当儿戏，思想有严重问题，责令《人民电影》将他辞退。舅舅力争，终至无果。

另有一事，也记忆至深。那年夏季，艺术局有三位年轻人，凭着一股冲劲儿一时冲动，帖出一张在当时看起来性质严重的大字报，被部里列为处理对象。警察或来抓人，舅舅马上请部党委书记说服警察千万不要抓人，他和副局长上下奔走极力说服纪检和党委负责同志，原谅他们年轻幼稚，最后，纪委书记出面，免除对他们的处理。后来，这三位年轻人其中两位擢升为副局长。

三、力主《曹操与杨修》获金奖

    舅舅特喜戏剧界界的老舍、曹禺以及焦菊隐等大家。文革中，除了老舍去世；曹禺在单位里传达室工作；焦菊隐在家做家务，每次送煤的来了，他都仔细细数。这些大师的生活状况都非常艰难。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曹禺创作的《雷雨》50周年之际，舅舅提议由《戏剧报》召开一个曹禺创作座谈会。结果，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先是南方资深戏剧家陈老前辈发难，尔后北京权威光火，指示剧协和《戏剧报》作检查，为什麽那么突出个人。有的老前辈认为舅舅是小八路，不可忘本；也有的权威干脆说“别拿肉麻当有趣！”舅舅当然感觉很冤，他一直是电影刊物负责人。早年先后担任《大众电影》、《电影剧本》、《电影艺术》负责人，后来主编《戏剧报》、《中国文化报》。他从来没有利用刊物去吹捧某些权威，他孜孜不倦追求艺术，宣传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经典。为此，他实事求是，敢于担当。

记得在八十年代初，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导演了白桦编剧的《吴王金戈越王剑》，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人认为白桦是一位容易引起争议的作家，有影射嫌疑。舅舅对这种动辙上纲上线的做法反感，他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篇评论对此剧加以肯定。谁料香港的《争鸣》杂志把舅舅的文章当做反面材料转载，后来又被台湾一家反共刊物所报道。这显然是乱中添乱。好在不久风云变幻，蓝天野有次见到舅舅很高兴说咱们的戏得奖了，他和蓝天野就此结下了一段友谊。前几年,蓝天野在人艺复排这部话剧，力邀舅舅去观看，可惜舅舅正生病住院，只好向蓝天野抱歉了。

上海京剧院于1988年推出京剧《曹操与杨修》，舅舅受上海京剧院马愽敏院长之约看了首场，大受震撼，尚长荣扮演的曹操刻划得入木三分，气势磅礴；言兴朋演的杨修是言派唱腔，恰好表现了杨修亦庄亦谐的特点。舅舅十分推崇该剧，在评委会上，他们一致赞成将其评为汇演剧目头等大奖。为此，舅舅又请《人民日报》出面召开一个座谈会，好好宣传一下这出大戏。在领导召集的小会上，有持否定者与舅舅发生争论，最后他们还得到了支持。但在文艺界多数人还是肯定《曹》剧。

中国戏曲学会经过筹划决定以学会的名义为該剧颁奖。不料在颁奖座谈会上，一位著名文学评论家作了长篇发言，他将《曹》剧与当前形势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政治性分析批判。尽管有张庚、吴雪等人反对，一场颁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争论。舅舅作为肯定和提出邀请《曹》剧进京演出，负有主要责任。此事惊动了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领导胡乔木同志，他要看戏。大家感到忐忑不安，等待上级的最后评判。出人意料的是胡乔木也是称赞这是一部好戏。那天晚上，已过十一点了，舅舅接到上海京剧院领导的电话，他详细叙述了胡乔木对该剧的评价，他们才一块石头落地。在首届京剧节上，作为评委会主任的舅舅，力主該剧获得了金奖。

四、不为五斗米折腰

    舅舅一生有两样特点令我羡慕：一是他在中国电影、艺术、新闻界几十年的丰富经历；二是他的气质和形象。舅舅不但有军人的威武，还有知识分子文人的儒雅。第一次见到舅舅就很震撼，他长得非常精神，是那种望一眼就给人肃然起敬的感觉。我依稀记得，一个飘雪的冬天，舅舅带我看內参片。回来已是十点多了，在风雪中舅舅穿着黑呢大衣，那潇洒倜傥的形象深刻在我的记忆深处。我从小对舅舅除了尊敬还带几份拘束。我在皖南当知青时，给舅舅寄去上好的茶叶，舅舅马上给我汇来十元钱，我那好意思收他的钱，后来，我又寄还他，弄得舅舅莫名其妙。我在农场时，舅舅每个月都给我寄《人民电影》杂志，我心想舅舅这天生罕见的美男子，为什麽不去演电影？后来在北京，我明白舅舅是不善于扮演任何角色的，他对待家人、朋友、同事、上级都不善伪装，直来直去。遇见大事、小事都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的事。特别在官场上，他从不媚谄上级。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性格內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并形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

    自2004年，我在北京工作了四年，经常去舅舅家做客。我发现舅舅晚年唯一的习惯就是看书，他通读鲁迅全集，以及社会人文历史的名著。我和他经常聊起社会问题，家庭琐事，人生与事业等等。舅舅可谓绝对纯正，没有一点官僚习气。与其说他是官员，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文人。有次，我对舅舅说：“您最后几年不辞职可能就是主管艺术的副部长了。”舅舅不以为然，他说：“我从来就没想过当什麽部长。当年在王蒙部长的领导下，我们对中央实验话剧院领导班子实行招聘制，这几年来实践证明是院团体制改革最大的成果。几位上岗院长兢兢业业，做出了成绩。谁上谁下是经过群众评议，专家讨论，最后由上级批准的。它总比领导个人的亲疏好恶来决定干部的任免要科学些，而且，这种任命是经过北京市公证处公证的，任期两年。”结果，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领导班子当场宣布撤销。舅舅始终认为，不能为了升官就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这时，我想起，舅舅的老领导和老朋友，如丁里、胡可、侯金境等都是正直善良的好领导。舅舅说，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他是很幸运了！应该说，舅舅的遭际是坎坷的，他遇到很多险情时，大多化险为夷，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宁可丟官，也不愿向权威低头。

    舅舅没到年龄就辞去局长职务，他与英若诚成立了中国艺术节基金会，先是副会长，后任会长。基金会的启动资金由李可染及爱好艺术的团体和个人赞助。多年来，他带领东方歌舞团、战友京剧团、甘肃歌舞团等艺术团队，南行香港，东渡扶桑巡回演出，一去就是几十天。他是中国艺术节的秘书长，为艺术节筹集资金乐此不疲，一直干到75岁。退休后，他开始写作，出版二十多万字的回忆录《人生复调》、散文集《昨去今来》。他是鲁迅所说的那种“只要倘存就不肯放弃的人。”

舅舅于2018年2月8日病故，那几天全国都在下雪，唯独北京没雪。

我在一月下旬去看望舅舅，知道他大限将至，惴惴不安回到上海。2月8日接到舅妈的微信还是受惊不小。

    凌晨，我去友谊医院太平间送舅舅去八宝山革命公墓。一路上望着北京的街道，泪流不止。舅舅在八宝山安放在副部长级灵位。

    舅妈是很低调的人。她想一切就简，请家人和亲戚举行追思告别仪式，但我看见很多部领导闻讯赶来，有副部长董伟等。原文化部长王蒙也来了，他慰问了舅妈后站在灵堂一角，怆然若失，王蒙与舅舅在工作中有很多的交往。在王蒙部长领导下，他们一起创办《中国文化报》，一起开创首届中国艺术节，艺术节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家领导人悉数到场，场面辉煌；还一起对艺术院团体制改革进行了试点，试点虽然中途夭折，但成功与否及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深长思之。所以他明白这个“老八路”生前做过什麽，希望什麽，遗憾什麽……

    追悼会前一日，王蒙委托老干部局转给舅妈一段短信：“得知恶耗震惊 悲痛自责 无以自处。方杰同志的人品正直良善，方杰同志的工作认真负责，方杰同志的作风实事求是，他给我的关心帮助极大，我对他的问候支持太少，惭愧惭愧。方杰同志精神永远。请家属节哀。王蒙、单三娅”。王蒙不仅部长，更是著名作家，他的这几句话可以作为对舅舅的悼词，令人动容。

    红楼梦结束于一场大雪，猩红的斗篷，两行脚印，一个人踽踽独行……

此时，难忘雪地中，舅舅穿着黑呢大衣的身影，走向白茫茫的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