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丁：回忆十年前的一个秋天

赵日超

回忆十年前的一个秋天

文 | 谢 丁

    可是现在，我停顿下来，生活的改变是多么突然，而过程已经被日子所忽略，我们生活着只是在这样或那样的状态中：以前我东奔西跑，而现在我足不出户。那些使我彻底麻木的旅途啊！当居无定所的日子也毫无区别时，我是多么地厌恶每次启程。——彭剑斌 《不检点与倍缠绵书》
    我想跟你们讲一段往事，一次长途旅行，一些快要忘掉的人。十年了，如果再不讲，我都怀疑我是否有过那些经历。尤其最近几年，我的记忆衰退得厉害，很多人很多事，就这么凭空从我的人生中消失了。有时他们只剩下一堆碎片，一些声音和画面，有时只残留一个念头，一丝忧虑或一个词。比如现在，当我想起十年前在青海的那几个月，我想到的第一句话是：不要睡着。我好像永远坐在一辆封闭的中巴车里，这辆车永远慢吞吞地开在公路上，车里很安静，窗外什么也没有。由于缺氧，我几乎一直在打瞌睡，而我听过一个恐怖故事，说有人在车里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在那些永无尽头的公路旅行中，我无数次地默念着，不要睡着，不要睡着，然后迅速睡了过去。我想到的第二个画面，是一幅青海地图。那时我随身携带很多地图，在空白处，我写下无数个街道的名字，旅馆的电话号码，餐馆的菜价。当我想起这些地图，我仿佛看见整个青海省从地图上升起，变成了一座3D立体的大山。大山的最高处，是一个名叫玛多的县城。我包了一辆越野车，从县城出发去黄河源头。我看见了蓝色的鄂陵湖和扎陵湖，两湖之间是一座圣山。就在刚才，我又去查询了这座山的名字，名叫措哇尕什则山。我记得开往山顶的道路泥泞，一辆铃木奥拓艰难地往上爬。我担心它会堵住后面所有的车，但我的藏族司机说，没事，那辆奥拓是进口车，四驱的，爬得上去。后来，当我们下山时，奥拓车仍然在我们前面。回县城的公路全是小碎石，我的司机说，那辆车开得太快了，很危险。然后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奥拓车突然腾空而起，在空中翻了个跟斗，头朝下载在路边的冻土里。我们下了车，跑过去，那个开奥拓的男人从车窗爬出来，抖了抖衣服。我问他受伤没有，他不说话，又钻进车里，出来后很尴尬，悻悻地说，人没事，但十几万的摄影器材都毁了。我后来再也没见过他。在玉树，在果洛，以及黄南、柴达木盆地，我几乎走遍了青海的所有角落，大多数人都是见一面就消失了。

    昨天下午，我翻出了《青海》这本书。重读我撰写的那些章节时，我很惊讶自己写了那么多细节。我应该是写了笔记的，但搬了几次家，笔记本早丢了。我还记得，很多信息我都是记在一个滑盖黑莓手机里，我甚至详细列出了每天的日常花销，时刻都在担心费用超支。这本旅行指南是两个人完成的，我和赋格两人。是赋格介绍了这个工作给我，但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一起出发去的青海。我很可能是独自飞到西宁，然后去了玉树。国庆节之后，我曾短暂地回到西宁住了几天，碰到赋格，我记得他说，原子城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而我告诉他，你一定要去囊谦。
    在青海，我也许只见过他这一次。我随身携带了一台松下数码相机。昨天我重新翻开这些照片，发现一共有六千多张。大多数照片都是风景，空荡荡的天空，草原和雪地。还有一些是旅馆和餐馆的招牌。我自己很少出现，可能有三四张。其中一张，我和几个藏人站在一顶帐篷前，我伸开双臂，搭着他们的肩膀。但我忘了是谁拍下这张照片。我穿一件黑灰色的户外冲锋衣，斜挎一个皱了的黑色皮包。那件衣服如今还在我衣柜里，而我完全不记得那个黑色皮包了。我找遍了所有照片，也没看见我的其他行李。也许是一个绿色的大背包，里面装了电脑，几件毛衣，很多地图，还有一本非常厚的书，《喇嘛王国的覆灭》，直到离开青海我也没有读完。九月初的一个傍晚，在西宁市中心，我穿过一片杂乱的市场，走进一个商场，空荡而破旧的商场，我记得一个露天的天井，然后我爬上三楼，再走一坡小楼梯，进了青年旅馆，名字叫塔顶阳光。前台没有人，我等了片刻，一个女人从大厅的另一头跑过来。她头发剪得很短，穿一条浅绿色的户外快干裤。她说，这里是不是不好找？你住几人间？我说，最便宜的。我记得这些，是因为后来我和这个老板成了朋友。她叫林赛，是山东人，也许她还有其他名字，也许是个藏文名字。她的一言一行都干脆利落，说话又快又准确。她给我的印象是她熟悉青海的每个地方，而她自己随时都准备出发，去登山，去徒步，去带领一支队伍。秋天是淡季，没什么游客。我住的四人间只有我一个人。我洗完澡回到大厅，坐在靠窗的桌子旁，窗外可以远眺城市的风景。而西宁，我真的没有其他印象了。我只能说我去过那里。      ***
    贵德是我去的第一个县城。城里有一座古城，但我完全想不起古城的样子了。我很紧张，一直在走路，走遍全城，记下每一个旅馆的房间布置，是否有热水，卫生间状况，价格如何波动。直到深夜我还在街头寻找网吧，看看它到底营业到几点。我记得那天傍晚，我沿着黄河边的人行道散步，去一个名叫乜那塔的地方。黄河水清澈见底，像溪水一样明亮。河边有很多人在写生，撑着画布，画黄河。河里全是绿色的芦苇。我也有一种踌躇满志的心情，当天晚上我在旅馆里写了好几千字。回看草稿，我这么描述白天去过的一个农家乐：“院子非常大，停车方便。两棵梨树底下是开满鲜花的花坛，还有一个养着金鱼的巨大水池。不能洗澡，也不能上网。床单被套干净整洁，床垫稍硬。步行两分钟即可抵达黄河边。站在院子里，可以清晰瞧见黄河对岸的高山和云彩。”我好像对这个旅馆充满热情，但我怀疑自己真的住过。后来交稿时，我重写了这个县城。我相机里的第一张照片也是在贵德拍的，是一张长途汽车价目表。在贵德这个文件夹，我发现了一个红脸的本地女孩。我想我是在郊区的扎仓温泉碰到她的，她和母亲开了一家小餐馆。那个温泉夏天没什么人，但是一到秋天，很多藏人会来住上几个月，治疗关节炎和皮肤病。我去温泉的那天，看见一堆人正在地上挖坑，挖得深了，泉水就冒了出来，地上都是黄色的泥浆。所以温泉是黄色的，人是红色的，山是绿色的，而寺庙，在我这里全都是花枝招展的。

    除了这个女孩，我还看到了一个名叫颂华的朋友。现在我有点疑惑这是不是真的。她穿一件薄薄的红色外套，挎着一个红色布包，到处拍照。而我拍下了她正在拍照的照片。颂华是香港人，也是LP的作者，在北京时曾见过一面。她为什么也在贵德？而且明显和我在一起。很可能，她是总部派来监督我的，看看我是否找对了写旅行指南的方法。我怀疑她只停留了几个小时，然后就回了西宁。但往返这么一趟需要八个小时，好像也太费劲了。从贵德去贵南的路上，我记得途经一个移民村。房舍整齐排列，四周一片空旷，像被人遗弃的未完成工程。而贵南这个县城，也许是我在青海去过的最无聊的地方。印象里只有一个巨大空旷的广场，名叫和谐广场。街上好像没什么人。傍晚的时候，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去附近的塔秀寺。那座寺庙的位置极佳，坐落于半山腰，站在寺里远眺整个山谷，落日非常美。回城的路上，滚来一阵乌云，云层压得很低。暴雨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司机突然带我去了他家里。我拍下了他一家三口的照片，当初答应要寄给他，但怎么寄呢，他住在村里，我连地址也没问，他肯定是没有邮箱的。他的儿子不到两岁，屋里几乎一贫如洗，但墙上贴着一张醒目的红色法拉利宣传画。我现在想起来了，他是问我要不要养一条藏狗，他说不贵，还能看家。后来我可能真的尝试收养一条狗。我忘了在哪个地方，也许是某个寺院，或者某条公路上，我看见一条母狗和她刚生下的一堆狗崽。她的腿上有一个脓疮，浑身皮毛脏成了绳子。我走过去时，她试着站起来对我狂叫，但我怎么可能再带着一条小狗上路呢。那条狗是黑色的，黄色的，也许是白色的。在龙羊峡水电站，我好像进入了一个死城。过去这里可能是个繁华小镇，但水电四局搬走了，两万人离开了镇子，我去的时候，全镇只有一家招待所营业。我放下背包，整整一天都无所事事。街道两边全都是空置的楼房，玻璃门碎了，窗户空荡荡的，很多入口被泥土封死，就像到了地震灾区。那天晚上我坐在电脑前，不知是否要推荐这个地方。我担心读者来了会上当，可是不知怎么，我又特别希望他们上这个当。回西宁的路上，途经共和县。我给赋格发消息，问他在哪里。他说刚刚离开共和，要去青海湖。所以我在共和县车站等候转车时，他是不是恰好也在附近？

***

     现在想起这些事，我还是觉得混乱。脑子里出现了青海湖的蓝色水面，但我刚刚又看了地图，从龙羊峡去往西宁的路，根本不会经过青海湖。那么我是在哪里看到湖水的？另外一个令人困惑的行程是，从西宁去玉树，我一直以为自己坐的是长途大巴。我记得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旁边是一个汉族老头，脱了鞋袜，盘腿坐着，而我身后的人在抽烟，我不得不漏出一个窗缝，透点风进来。但事实上，很可能，我是坐了一辆丰田越野车去的玉树。

回到西宁后，我在塔顶阳光见到林赛。她说，前两天来了一个人，也是来写青海的，叫赋格。我说他是我朋友，他怎么样？林赛说，他人好好啊，你们俩很像，说话都喜欢用书面语言。

       我应该是和林赛一起去的玉树。她一直在向我灌输一个念头：青海最美的是玉树，玉树最美的是囊谦。不过她又说，有些地方太好了，她舍不得跟别人说。她说，要不我们自己去，去了你别写？她找了一辆越野车，那个车的司机不喜欢说话，人很瘦，林赛说他熟悉路况，青海就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后来我在电脑里发现了一个目录，名叫“滑师傅的照片”，这才想起来他姓滑。这真是个古怪的姓。他拍的照片全都是青海的无人地带，车辆也无法抵达的地区，比如唐古拉山的冰川，三江源最上游的海子。他说，如果你想写这些，又去不了，看看照片得了。滑师傅还给我留下一个印象，他嘴角似乎总带着笑，我从没见过他紧张焦虑，从不垂头丧气，哪怕后来我们有一次在路上抛锚了，他也笑着。

      从西宁去玉树八百多公里，长途班车要走十二个小时，我们也许是早上出发，傍晚就到了。我后来仔细描写了这条214国道的风景，所以我应该一路都在写笔记。我很担心高原反应，还买了个简易的氧气瓶。林赛却一直活蹦乱跳的，她扛了个很沉的相机和高倍镜头。如今我只能回忆起天空，因为云朵那么低，低得你伸手就可摸到。我还记得在玛多附近吃了一顿午饭，那个川菜馆的青椒肉丝，油水都流到了桌子上。那里全都是川菜馆，十几辆加长大货车停在路边。我一边吃，一边想着再也不能吃了。林赛说，吃多了容易高反，但她不怕。

       在玉树，我好像总在结古镇的街头漫游，到处都是人，人们都穿着藏袍，到处都是狗，都在懒洋洋地晒太阳。还有很多很多活佛，据说镇上住着一百多个活佛，听起来很吓人。我后来算了时间，我在玉树只停留了半个多月，但感觉待了半年之久。每一天都变得特别漫长，似乎无所事事，却又忙得很，但忙了什么，我又记不大清。几个月后，那里就发生了六场地震，最高达到七级，死了两千多人，结古镇几乎全毁了。也就是说，我可能看到了玉树最后的模样。地震后，我一个北京的朋友去援建，负责整个地区的重新规划。他是高级规划师，在玉树援助了三年，但我从未向他打听过。也许我是故意避开了这个话题。

       我和林赛都住在三摩提旅馆。老板叫尼玛江才，长得矮矮壮壮的，皮肤晒得又黑又红。林赛一路都在夸他，说他是少见的有良心的学者。他应该是个老师，但我到现在也没搞清他是哪里的老师。我请他写了一篇小短文，讲玉树的藏獒买卖。他说，藏族有句谚语，卖狗是家道破落的象征。他去问那些商贩，为什么要卖藏獒，人家说，又不是把它们杀了，藏獒到了有钱人那里，过的生活比你我都好。尼玛江才说，他没有权利指责别人的生活，但听了很难过。我听了也很难过。

       在玉树的那段时间，三摩提成了我的家。这家青旅很小，床位也不多，入口是一个昏暗的咖啡馆，我从没见过有人在这里喝咖啡，但我喜欢这昏暗，让人有一种在密谋什么事的安全感。从街上看，这里挂的牌子是三摩提藏吧，但也没人在这里喝酒。旅馆内部是个小院子，所以也不愁阳光，院子和厨房之间有一座高台，摆着一圈露天的藏式沙发。我常坐在那里看书。后来我听说地震将这里夷为平地。在国道附近的草原上，尼玛江才开了一个临时的三摩提帐篷宾馆，据说布置得也很有情调，他在藏族文化上的审美，玉树可能没有第二个。

       我第一次在青海徒步，是去结古镇附近的勒巴沟。其实只走了一天，走到尽头是文成公主庙。沟里有一条小溪，我记得水里全是光滑的石头，刻着六字真言，溪水流过那些石刻的字迹，仿佛一种佛教仪式。林赛在路上买了一桶酸奶，本地人自制的一小桶，摆在路边叫卖的。我们坐在水边吃酸奶，林赛不停地削水果，水果皮在她脚下缠了一大圈，这个画面永远停在了我记忆里。她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因为很郑重的样子，我后来提交给编辑，放进了书里，成为作者像。但可怕的是，现在再去看，我头发很长，又戴着一副墨镜，镜片是那种暗红色，不知为什么，很像一个八十年代的色狼。

       我在玉树还结识了一个活佛，也是林赛介绍的。她认识的人真是太多了。这个罗热活佛的故事很好玩，他的罗热寺是个空壳，以前是有寺庙的，但不知是太破了，还是年久失修，总之他正到处募集资金，重建自己的罗热寺。他很年轻，有点胖，但眼睛大而有神，剪了个平头，如果不是总穿着一件黄色丝质T恤，他看起来跟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藏族餐厅。糌粑五块钱，林赛教我如何自己捏一个糌粑。桌子上点了一份血肠，我以为那是普通的香肠，吃了好大一截，嚼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劲，忍着吞了半截，然后一口气跑到卫生间，全吐了。我记得跑去卫生间的路途很遥远，好像穿过了一道长长的玻璃走廊。这么一想，我又觉得是在罗热活佛家里吃的血肠，而不是在那个餐馆。我应该是去过他家的。罗热活佛身边有一个更年轻的僧人，也许是他的弟子，穿红色僧服。我们一起开车去赛巴寺。那条公路悬挂在通天河的峭壁中，河水湍急，路况又很差，那个弟子负责开车，我很焦虑，总觉得会死在那里。林赛说，放心，有活佛坐在我们车上，肯定不会出事。我不记得为什么要走这一趟，也许是想去赛巴寺的民俗博物馆。那是赛巴活佛收藏多年的古董，但在那个昏暗的展厅，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几十个动物标本，地上还有一条大蟒蛇，足有三米长。墙上有很多精美却灰尘覆盖的唐卡。然后下一个画面，我们已经到了赛巴活佛家里。他在玉树很有名，那时六十多岁了，也穿着一件黄色丝质T恤。就这样，我和两个活佛坐在一张桌子上，喝着茶，却不知说什么，而林赛那时又去哪里了？现在回想，那真是漫长的一天。后来我们继续往前走，进入了四川境内的石渠县真达乡。罗热活佛的妻子是真达乡小学的老师。当晚我们住在小学对面的旅馆。但记忆就此开始模糊，我们在哪里吃的饭？罗热活佛是不是去找他妻子了？我唯一还记得的，是那所小学的学生寝室。那是一个教室改成的大房间，一共有十几个上下铺，屋里还停放着一辆摩托车。房间特别冷，而学生们坐在屋外的石阶上，看一本如何学习汉字的教科书。第二天，我们又继续往前开，通天河拐了一个大弯，在大弯的山巅上，有一座荒芜的小寺庙。罗热活佛说，这是玉树地区唯一没有被“文革”毁掉的寺庙，经堂内的壁画保存得非常完好。我对壁画毫无印象，但是我无意中走入了一个僧人的房间。屋里很朴素，只有一张床垫，铺着藏毯。毯子的枕头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旁边还有一盆植物。床垫紧靠着一扇矮窗，金色阳光透进来，射在毯子上，安静极了。我低下头朝窗外望去，看得很远，是渺无人烟的山脉和草地。这个画面也永远停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经常去找罗热活佛。我可能在他家吃过一顿饭，也许就是血肠。我还去过他的办公室，就在镇子里，是他筹建罗热寺的临时场所，上下两层，临街有一层店面。他的财产比我想象中丰富。我那时有个不切实际的念头，妄想在旅行指南之外，再写一本关于藏区的书，就以罗热活佛为主人公。

半年后，也就是当我离开青海回到北京之后，有一天我接到了罗热活佛的电话，说他在北京。他给了我一个地址，在东南四环附近。

       我记得是个傍晚，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看了看地址，说他不知道这是哪里，最后停在了四环的辅路上。我下了车，沿着一条土路往前走，越走越荒凉。这个奇怪的区域我以前从没去过，看起来像个废品处理站，丢置了很多钢架和废弃的车辆。穿过那片废地，我又走进了一个小树林。林子的尽头有一些灯光，仔细看，是一栋小别墅。我敲了敲门，一个中年女人来应门，她的神情是那么模糊暧昧，好像等了我很久，又有点吃惊的样子。她说，活佛就在楼上。我穿过客厅。客厅里供奉着一尊菩萨，也许是绿度母。上了二楼，罗热活佛坐在一个炕上，也许是一个罗汉床，屋里点着很多蜡烛。他在烛光下向我招手，说好久不见了。他穿一件普通的深色外套，里面还是那件黄色的丝质衣服。那个女人把我带到屋里，就悄无声息地关门出去了。我问罗热活佛，这是哪里。他说，这是我的一个女施主家里。我说你怎么来北京了。他说，不做什么，就是来看看。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人，也没见过罗热活佛。

***

       我和林赛的最后一次出行，是去囊谦。囊谦这个地名，以及那几天给我的印象，仿佛那里是世界上最偏僻的角落。都是因为交通不便，如果不是林赛，光是包车就需要好几千块钱，对我来说，那是个大数目。

       达那寺是我最喜欢的寺庙，可能是因为实在太远了，路况又太差了。有一座横跨小河的石桥，桥上漏了一个大洞，我们只好开车下到河滩，涉水驶过。桥那边的半山腰上有一座尼姑庵。我觉得林赛那时的样子就很像个尼姑。她说，如果遇到重大集会，可能有上千个尼姑在这里唱经。我们继续往上爬山，公路在山间盘旋上升，猛然眼前就开阔了。远方有一座很高的山峰，突兀地站在峡谷。我怀疑眼睛是不是花了，因为隐约看见峰顶上有座寺庙，而那个山峰全是峭壁，不可能上得去。等我们开到那里，发现有一排木梯。攀缘爬上去，峰顶居然是一个巨大的草地。现在，我指的是此时此刻我写下这句话时，我恍然又回到了那个草地。难以想象，我那时站在一大群野生石羊中间，它们完全不理会我们这些人，只顾吃草。而我朝四面八方看去，整个然察大峡谷尽在眼底，河流蜿蜒，山石险峻，远处的山脚下散落着一些藏族村落。我那时认定自己还会回去，但十年了，我连玉树也没回去过。

       至于达那寺，离那座山峰还远得很呢，还在山谷的更深处，我们得离开公路，驶入一条新修的窄窄的土路。滑师傅说，以前没有这条路，得骑马进去，要骑一天。达那寺是个隐秘的角落，所以我也不想在这里说了。我怀疑我曾在其他文章写过，但忘了这件事吧。

       我在囊谦还见过一个盛大的场景。就在县城的边上，我们看到河边聚集了几百个喇嘛，坐在地上，像一片红色海洋在涌动。他们起初很安静，然后忽然跳了起来，有人脱了衣服，露出赤裸的胳膊，有人仍然坐着恍若无事。林赛说，这是要开始辩经了。公路对面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寺庙，而且还在大兴土木，似乎要建一座更大的经堂。我后来听说这就是李连杰皈依的那座寺，所以不缺钱。

        囊谦另一个有印象的地方是尕尔寺，也是藏在峡谷深处。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走到那里，结果发现寺庙建在一处悬崖峭壁上，仿若悬空寺。我看了看那座山的高度，放弃了。但山下也有一座分寺，寺里还有一所希望小学。小学空无一人。我在各个教室走来走去，有一面墙壁，贴着教职员工的照片。我挨个看下去，突然发现了一个外国女孩。她穿一件花条纹毛衣，扎着头发，额头光洁，笑得很腼腆。介绍很简单。她的名字是MEG，工作时间是2006年7月，学历那一栏写着：大专。我不知道这个外国女孩是如何进入藏区的。我一边想着她，一边往外走，然后在大门口碰见了一只猕猴。

       那猴子蹲在一截树墩上，脖子套了个铁链子。它盯着我，我也盯着它。隔了半天，我对它说了一句话，它笑了。

       昨天我再次翻看囊谦的照片，看到了这只猴子。我还看到了很多似乎毫无意义的照片，那些葱郁的森林、漫无边际的草原和山脉。但它们只是提醒我曾去过那里，而我在那里到底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比如林赛，她那么喜欢讲话，但我能回忆起的谈话寥寥可数。而滑师傅，他肯定也说了话，但我却只记得他的笑。我们从尕尔寺回去县城的路上，两个轮胎都瘪了。他笑着把车开到了附近的藏人家里，请人帮忙打气补胎。我们进了屋，发现那是个大家庭，从爷爷到孙女一共九个人。他们马上生火煮水，在我们面前放了三碗酥油茶，端来一盘面饼和糌粑。那个屋子很小，挤下了两张床，几个火炉和锅碗，一台14寸电视机和DVD播放器，墙上贴满了宗教画，总之乱糟糟的，我却感到很温馨。我在床上找到了两本藏文书，已经翻烂了，一本是《仓央嘉措道歌》，一本是《格萨尔王传：地狱救母》。我拍下了坐在对面的那个女孩的照片。昨天我看到她，好像已很久没见过那么好看的女孩了。

        这张照片的日期是9月20日，紧接着下一张照片是9月23日，我那时已回到结古镇。而林赛自此从照片里消失了。中间的那两天，我又在哪里？

***

        有一天，结古镇的天空出现了一条巨大的彩虹。我那时正坐在院子里看书，尼玛江才站在一条板凳上，给他的白墙窗户涂上黑色边纹。我们俩都听到了街上有人在喊叫，我站起来，他跳下来，一起往外跑。所有人都站在街边，仰着头，望着那条彩虹。它看起来很像神迹，是因为彩虹的一端刚好插在了结古寺。另外有一天，我打了个车，去镇子周边寻找神迹，因为我无意中在谷歌地图上看见了一张卫星照片。照片显示这里的某个地方，有一句六字真言，而字迹那么大，连卫星都拍下来了。尼玛江才说，那可能是冬天人们在冰面上刻下的真言。而我觉得那应该是在山上，在岩石或者草地上。

       我什么也没找到。我好像一直在爬山，山上都是雪。往下看，河流在阳光下熠熠生光，有两个红衣僧人在水里洗衣服。然后我看见前方有一个黑色帐篷。帐篷里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巨大的厨房，我是说里面只有一个大炉子，四处都是烟熏的痕迹。有人骑着摩托车靠近了，一个年轻男人走进帐篷，他的妈妈，或者姐姐，捧了一碗茶给我。然后我们站在一起合影。我说我要把照片寄给你们，一转头，他们一家和黑色帐篷都消失了。

       我想我得离开结古镇，去更多的地方。又有一阵，我觉得应该永远留在这里。

       我很后悔去杂多。那个县城是一条省道的尽头，前方没有路了，到了那里你只能回来。我完全忘了那个镇子的模样，只记得网吧很多，屋里全是年轻人。旅馆老板说，我来得不是时候，如果是五月，街上全是外地人，都是来挖虫草的。他说，这里的虫草个头非常大，在市场上很抢手，价格也最高。他是个回族人，还开了一家澡堂，问我要不要洗澡，要不要虫草。我说我是来旅游的，他快笑疯了。

       我每天都在玉树州的地图上打叉叉，只要去过的，就画一个叉。

       去治多的路上，我乘坐的小中巴出现了一个外国人。他坐在最后面，起初我完全没留意到他。走到半路，司机停车上厕所。我记得那天阳光刺眼，我们全都下了车，躺在草坪上。只有那个外国人，远远地跑开了，他甚至跑到了附近的山上，还在往前跑。我们也不好意思催，只好默默等他。到了治多县，他下车就走了。我在治多停留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又坐上了开往曲麻莱的中巴车。一天走两个地方，这对我来说是新鲜事，但很划算。到曲麻莱的时候，已是傍晚，天还没黑。我住在黄河宾馆，那是我在玉树住过的最舒适的旅馆，因为可以洗澡，但是我又不敢洗，在海拔超过四千米的地方，我总觉得洗澡会感冒。我只好出门散步。街道是崭新的水泥路，宽阔平整，很多小孩在路上骑车玩耍，而我慢吞吞地，小心挪动着步子，只希望赶紧适应这个海拔。前方出现了一座寺庙。我绕到背后，沿着一条小路爬到山坡上，那里有一大片彩色的经幡。天快黑了，太阳在远处模糊不清，我能看到整个县城以及南侧的河流。我找了个草地坐下。就在这时，我看见那个外国人站在不远处拍照。我相信他也看见了我，跟本地人比，我们俩都太醒目了。他走过来，坐在我身边，用汉语问道，你也到这里来了？

        他说他来自俄罗斯。他人很高，一头金发，穿一件蓝色的户外衣。他的名字很普通，也许是伊万？尤里？亚历山大？还是安德烈？应该是安德烈。

       我和安德烈很快达成共识，一起包车走完余下的路程。从曲麻莱去扎多，每人250元。我记得这个数字，是因为我跟他解释了半天，我们就是两个二百五。我坐在前面的副驾驶，安德烈坐在后面。我们好像很少聊天，也许是因为他的汉语和我的英语都不够好。每次碰到风景不错的地方，他都先拍拍我的后背，说，停一停，能不能？然后他跑下车，跑得很远很远，我和司机站在那里默默地等他。司机说，你这个外国朋友怎么这么喜欢拍照？我说他是摄影师，靠这个赚钱。司机说，赚很多钱？我慢吞吞地说，很多很多。我想我从未问过安德烈的职业。我暗暗地想他也许是个间谍，背包里藏着一台有很多秘密的电脑，他拍下的所有照片最后会分析成一张地形图。有一次，我们停在路边休息，一辆摩托车咚咚咚地骑过来了。车后座上装着一个低音炮，两边挂着音响。那个藏族小伙子开过去，突然在前面刹了车，跳下来，朝我们看了半天，然后又走过来，摘下墨镜，要跟安德烈握手。我想这就是带着一个外国人的好处。在尕朵觉沃神山，我们很远就停了车，徒步到山脚下，看到了一顶牧民的帐篷。帐篷外养着一条藏獒。我站得很远，安德烈却很自然地走了过去。他蹲下来，盯着那只趴着的藏獒，然后用手摸它的“红围脖”，它的毛发。我喊道，那只狗很危险。他笑了起来，你看它很危险吗？我小心靠过去，慢慢蹲下，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抚摸藏獒。

        回到结古镇的那天晚上，安德烈说，镇上有个地方可以好好地洗一次澡。那个澡堂属于玉树宾馆，三星级，他就住在那里。我们洗完澡出来，已是晚上十点。很快就要到中秋了，天空挂着椭圆形的月亮，云层很厚，四周都是星星。我们说了一声再见，但我再也没见过他。

       第二天是2009年10月1日，国庆六十周年。大约八点半我就出门了。阳光很烈，我戴上了墨镜。我走过结古镇的兵区，看见几个武警在散步，走过红旗体育场，一些身穿迷彩服的年轻人正在军训。我走进常去的那家早餐馆，那个乞讨的藏族女人和小孩也准时在店里。老板娘是四川人，她再次把乞讨者赶了出去。几个打工的汉族年轻人坐在桌子前，盯着电视，屏幕上是白岩松。我要了一碗稀饭和两根油条，油条仍然是冷的。吃完早饭，我打了个车去结古寺。这所玉树最重要的寺庙我一直没有去。司机是汉族，他说我是他今天最后一个客人。我说这才早上十点呢。他说一会儿就回家看电视了。         结古寺的僧人都在念经堂，念经的声音传得很远。寺里到处都是狗，都躺着晒太阳。一个僧人走过来，我问他九世班禅的圆寂地在哪里，他指给我一条崎岖逼仄的小道。那条道上全是屎，还有一具藏狗的尸体。整个上午我都站在山上，朝下望去，我看到结曲河蜿蜒流过小镇，流向通天河。中午我下山了。路过的每家餐厅都在播放阅兵仪式，很多门口插上了五星红旗。一排武装车从街头驶过。在集贸市场的入口，我突然碰到了刘小河。他是青海省考古队的专家，我忘了是在哪里认识的他。他拉着我就走，一直走到州政府，走到他的临时宿舍。他向我讲起都兰墓葬群的考古逸闻，他说，考古队发现那个墓的时候，已经被人盗过了，金银财宝都没了，因为没人保护，进了水，很多丝绸制品也坏了。他说，玉树这一块啊，考古价值不亚于都兰，这里可是南丝绸之路，是唐蕃古道。我们开始喝酒，喝易拉罐的哈尔滨啤酒。他又说，五十年前这里什么样子，那时多乱啊。我说你别说了，但他根本停不下来。他说了好多我不能在这里讲的故事。最后我说我得走了。我回到三摩提，碰见了尼玛江才的女朋友。我问她看电视了吗，她说，这里大多数藏人都是不看电视的。她问我，听说格萨尔广场有演出。我说取消了，一切都取消了。

       这梦幻般的一天，是我在青海写的唯一一篇日记。

      我在三摩提那个昏暗的咖啡馆写着日记，米团走进来，笑着说，你终于回来了。她的男朋友不说话，掏出他们刚买的那些珠子，放在桌上仔细审视。我说，你们又去进货了？

       我不知道米团在三摩提住了多久，我也不知道她和那个男孩认识多久了。他对我的工作，对旅行，都没什么兴趣。他每天就是去牦牛广场，从那些藏人手上买珠子，买蜜蜡、南红、绿松石。然后他把这些宝石串好，摆在阳光下拍照，再发到网上的论坛，高价卖掉。米团说，他在山东老家还有个玉石店铺，卖不掉的就寄回去，慢慢卖。我说那你在这里干吗，她说，我就是瞎玩啊，玩到这里就停下来了。我认识她的第一天，她就把结古镇所有的车站信息说了一遍。这些信息难以想象的复杂，去西藏、去西宁、去四川、去玉树所有的县城，都有不同的车站和时间表。我觉得她很适合去写旅行指南。玉树地震之后，我把她介绍给编辑，她果真成了我的同行，帮我补充了地震后的信息。她到底在玉树待了多久啊，我想没人知道了。几年后她死在山东一家旅馆的房间里。

       但那时，十年前的那个秋天，我和米团还有她的男朋友，常常结伴在镇上漫游。她穿一件红色冲锋衣，衣服有点大了，风一吹就鼓成了袍子。她那么瘦，还戴一副眼镜，说话一口上海腔，好像弱不禁风，却怎么也吹不走。我们最喜欢去牦牛广场，那里早上全是卖虫草的，人人手里都提着一个塑料口袋，一根一根卖，你要是有钱也可以买一大把。我们就坐在街边看他们怎么交易。旁边的地上，堆着牧民捡来的一些鹿角。下午，卖虫草贝母的人都散了，这里变成了二手车市场。而到了晚上，广场上摆满了大排档，卖酥油茶和熟牛肉，我们在冷风中吃过那么几次烧烤。有一天，他们带我去了宝石交易市场，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市场，没有任何房子和摊位，就是露天的场所，一堆藏人走来走去，脖子上挂着长串的珊瑚玛瑙。米团帮我看准了一颗蜜蜡，两颗南红，她很老到地把价格谈到150元。回去的路上，米团说，这几颗东西是老的，你买值了。她男朋友笑着问我，要不要高价卖掉？我说留着留着。

        是啊，是的，我一直留到了现在。

***

       我回到了214国道，接下来是205省道，然后我将一直沿着101省道往前走。我正在填满那些空白的地图。

        在玛多，我目睹了那场车祸，就是那个开着进口奥拓车的人。我现在想起来他来自北京，车牌是“京”开头的。然后我们打电话叫了一辆拖车，没等到拖车来，我就离开了玛多。我犹豫是否直接回西宁，还是前往果洛州。我给赋格发消息，问他到哪里了。他说估计十月中旬回西宁。我回复，西宁见。

       我迫不得已在花石峡住了一夜。白天，长途班车一趟接一趟，但天黑之后，那个地方连鬼都没有。我住在加油站附近的宾馆，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整个镇子只有一个公共厕所，你得走到加油站去。我尽量不喝水，缩在床上等着天亮。

       然后我似乎失去了记忆。脑子一片空白。昨天下午我看照片，一张一张往后看。我拍下了花石峡的加油站，但下一张照片，我已经坐在了一辆货运卡车上。我隐约有一种印象，我是搭了一辆中巴车离开了花石峡，但去了哪里呢？从地图上看，我或许去的是雪山乡。因为我必须要打听那里的住宿，方便我写下阿尼玛卿山的旅行指南。也许我刚好又碰见一个司机要去大武，我爬上了他的货车，坐在后面一堆土豆上，从照片看，也可能不是土豆，而是其他硬东西。我全都不记得了，但我感受到了那辆卡车的抖动，因为路况太差，我好像被弹到了空中。我在空中还在拍照片。货车上还有一个人，他把衣领都竖起来了，风吹在脸上真的是刀子，我颤抖着拍下了很多照片，因为阿尼玛卿雪山几乎就在眼前。

       大武镇是果洛州政府所在地，但我对它全无印象。我不记得我去过那里。但我肯定去过。

       而我的回忆里到底塞满了什么呢？是大雪，是雪天的冷。我记得从大武去甘德的那条公路，也就是101省道。我坐在狭小的中巴车里靠窗的一个位置。窗户紧闭，玻璃上全是污垢，但我仍能模糊看见外面的草地，全是白色的，那些牛羊在雪中一动不动，像雕塑一样站立着。我的双脚已经冻僵了，我想脱下鞋子，把脚收拢到坐垫上，也就是我的屁股底下，但根本动不了。有时我打开那本非常厚的书，尝试读几页，但抖得太厉害了。我又打开MP3，里面只有科恩的歌。我把羽绒服的帽子戴上，靠着窗玻璃，戴上耳机，听着科恩，嘴里反复念着，不要睡啊，千万不要睡。这么想着的时候，我仿佛飘了起来，从空中看着座位上的我。我那时心里就一个念头，怎么还没有抵达下一个县城？

        甘德县，后来我在书里是这么写的：“一个完全没有旅游开发的地方，果洛最无聊的小镇，五分钟即可走遍全城，而且没有任何令人惊喜之处。”

可是此时，我脑子里却全是这个小镇的面孔。我在大雪中下了车，走出汽车站。我现在完全记起来了，我背的是那个绿色的VAUDE牌大包。那里只有一条大街，雪水混合着泥浆，我每走一步脚下都吱呀一声。我朝着离我最近的一个旅馆走去，我记得它的名字，藏文中学吉祥招待所。一楼是个建材商店，我爬到二楼，房间50元，楼道尽头是厕所。我进了屋，卸下背包，脱掉湿了的鞋袜，钻进被窝。床上居然有电热毯。哆嗦了半个小时后，我才下床给自己倒了一杯开水，打开电视。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说的都是藏语，但我只是想听到一点声音，有人说话的声音。

        第二天我继续往前走。

        大雪好像一直没有停。我到了一个名叫达日的县城。那里到处都是人，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怎么有那么多人？而且所有人都穿着藏袍，戴着五颜六色的羔皮帽，红色、绿色、蓝色，还有黄色。我记得我站在达日的汽车站，和一个穿藏袍的小伙子砍价。他站在雪里，那么冷，而他的藏袍却耷拉在腰间。我请他带我去查朗寺，他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回答我，说没问题。我跟着他走，街边停着一辆摩托车。他指了指后座。然后我们在冷风中出了城。开到半途，摩托车突然熄火了。我们下了车，他说有个东西掉了，需要胶水。我不明白为什么他需要胶水，但我还是走到了路中间，试图拦下过路的摩托车。一个老人给了我们一点胶水，于是我们又上路了。到了一个路口，左拐进一条小道。他说马上就到。这时摩托车又熄火了，而我不知再去哪里搞胶水。

       我跳下车，对他说我先走了。然后我独自朝查朗寺的方向走去。我对查朗寺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我想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得去看看，就像我还得去看看青海很多很多地方一样，而我那时只不过才看了三分之一。我包里还有很多空白的地图，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小人儿一样，在那些地图上缓慢地移动。

      可是这明明是秋天，为什么四周都弥漫着大雪？

      我回头看，那个摩托车也消失了。而前方什么也没有。我只好站在原地，默想着，我这到底是在哪里？

       谢丁：重庆人，记者，曾出版《困死局外》。

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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