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在扬：陆文夫下放苏北的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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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夫下放苏北的一些事

当时陆文夫下放的所在南份三队的老队长张乃祥老人，今年84岁，对当年的往事记忆犹新，也很健谈。

1969年11月21日，在那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随父母全家下放到苏北盐城射阳陈洋公社南份大队第四生产队。事隔整整十天，也就是当年的12月1日，又有一批苏州的干部下放到我们那里。苏州报社的记者、全国著名的大作家陆文夫居然也在其中，并且下放在与我同一大队的第三生产队。
那一年我才14岁，长得又瘦又矮，实在不能下地干活，只得在大队办的南份小学继续读书。与陆文夫同大队为邻，且相隔仅一里多路，每次上学和到公社集镇赶集时常路过他家西面，也去过他家多次，我们大队原支部书记张勇也曾跟我聊过陆文夫的一些故事。最近还专程去了一趟第二故乡，拜访了陆文夫的好友，今年已84岁的当年的南份三队老队长张乃祥老先生。
三代店里遇见陆文夫
1970年春节前，我上学时顺便到供销社在大队部的三代店，去买腌萝卜干用的大盐，店主范xx秤好包好了大盐，刚帮我放进书包，这时来了一位40出头的中年男子，身高1.73米左右，面色微黑，嘴唇扁薄，脸颊清瘦，穿着可拆卸的用毛线编织的翻领青色棉袄，苏南城里人的标配着装，一看就不像当地人。
他买了一瓶当地人称之为“大头瘟”的“粮食白酒”和一条当时大队三代店最高档的玫瑰牌香烟。看来他经常来买东西，店主跟他很熟，他烟瘾也大，就在泥土筑起的柜台上立马拆开一包，抽出一支衔在嘴上，划燃火柴点上香烟，先猛地吸了一口，吐烟时顺便吹熄了柴火。店主用手指着我对他说：“这个小蛮子无锡人下放在四队”。他这时好象才从第一口烟的享受中缓过神来，可能是出于礼貌，他既是对范店主也是对我风趣地说：“我这个老蛮子是苏州人下放在三队。”
他讲的是苏州普通话，但也夹带着苏北泰兴一带的口音。然后，他掸掸身上的烟灰，拉了拉衣襟，看得出他很注重仪表的整洁。接着，他又问我叫什么名字？读几年级？我说：“钱在扬，原在无锡读六年级，这里只有五年级，所以只得读五年级。”临别时，他摸摸我的头说：“无锡钱家出读书人，科学家也出了不少，好好读书。”
可见陆文夫对读书人的尊重，同样对像我这样小小年纪随父母插队的小孩充满关怀，后来听常到我家来串门的同队苏州下放干部宫荣山讲，陆文夫是全国著名的大作家。
姚文元给他寄来一大包文件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先是一起下放的无锡下放户不断来我家串门，后来有许多无锡知青来我家走走，苏州下放干部也经常代表公社五七领导小组到我家来嘘寒问暖。除了关心温饱之外，谈论的话题，大多是对未来前途的忧心重重。下放干部由于带薪且外加了一亩多自留地，生活水准不降反升外，其他下放人员由于不带薪都衣食有忧，对未来前途深感迷茫不知所措，都盼望着能早点有新的回城政策，有一点什么消息，就会在下放人员之间不径而走地很快传播。
刚下放没有多久的陆文夫，忽然，有一天，公社革委会派专人给陆文夫送来一包足有2.5公斤左右、沉甸甸的大邮包。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除了“陆文夫亲启”外，右下角落款竟是大红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字样。先是在公社革委会的大院里沸腾开来，“五七”领导小组的下放干部和知青干部开始议论纷纷，那几天陆文夫家的门坎快要被人踏破了，无一不是前来打听“中央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政策动向。”
后来听说三个月前，陆文夫给以前合作过的中央文革小组笔杆子姚文元写过一封信，迟迟没有得到回音，不过这次得到回复，也没激起陆文夫多少兴奋，反而显得低调了许多：“没什么，就是寄来一些学习材料。”许多下放的老干部总认为陆文夫藏着腋着什么，还是隔三差五地往他家里跑。陆文夫苦笑着对这些好奇的一起下放的人员和当地社员说：“我三个多月前给姚文元同志去过一封信，告诉他我下放在苏北农村的目前的境况，几个月过去了，以为信到不了他的手，没想到人家百忙之中给我回了信，并寄给我好多学习资料，要我好好学习，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争取早日为党和政府工作。”那些老干部则说：“中央要我们下放劳动，不知什么时候恢复工作？我们是带薪的，早晩会给我们落实恢复工作的政策，只是小孩跟着我们下放受累，成了农村户口，今后怎么办？”那些知青则跟陆文夫调侃：“陆老师，你是大作家，与中央领导还共过事，写得上信，说得上话，下次写信也为我们知青说上几句，总不能让我们呆在这里一辈子。”
不过，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说陆文夫与官升到了中央的姚文元有什么信件来往，然而，原来不知道他是大作家的层层级级人士，都知道陆文夫是曾与姚文元合作过的全国著名的大作家，却成了南份大队甚至陈洋家喻户晓的稀奇事。
十天完成了全年的劳动指标
刚下放时，苏北农村还没有拖拉机，耕地是用牛拉的木制铁头梨，木头易磨损，每年要请木匠打造新梨，因为是技术活，队里木匠做一天，按当地的规矩要记两天工，但农忙时木匠们更忙，打造新木犁和修水车的活儿，队里一时竟找不到闲着的木工，这让生产队长很苦恼。干部带薪下放，上面要求每月要参加三天劳动锻炼。陆文夫身体单薄，不能干田里重活，寻思着找一些自己擅长又能体力胜任的活计。陆文夫曾在1957年被打成**时下放工厂，干的就是开木模的手艺，打造新木犁和修水车，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他家里斧头、锯子、刨子、凿子、槽刨、木凿、扁铲、钢凿刀、平铲刀、平凿、半圆凿、钊子等木工用的工具一应俱全。是个明白人，知道自己身体单薄，不能干田里重活，寻思着找一些自己擅长，又能体力胜任的活计。他看了队里的木梨活儿不难，凭他曾下放工厂期间开过木模的手艺，这些活对他来说“小菜一碟”，他家里斧头、锯子、刨子、凿子、木凿、扁铲、钢凿刀、平铲刀、平凿、半圆凿、钊子等木工用的工具一应俱全。于是，他主动找到三队张乃祥队长，请他把队里的木工活分一点给他，并要求叫人将洋槐树木料运到他家，工场就设在他自家门口。
张队长一听喜滋滋的，心想队里王木匠凭着有一手木工手艺，叫他干点活，老是拿架子，不好好干活，还常常怠工误事，条件倒是开了一大堆，这下有苏州来的大师傅压压他，好让王木匠学乖点了。当即吩咐青年劳为把木料运到陆文夫家门口，并承诺他做一天算三天工。陆文夫说：“做一天算三天倒是不重要，重要的是若上面来人了解我劳动表现时，你给我美言几句就行。”
张队长每天路过他家门口看看，发现他的活不紧不慢，犁架的榫扣比当地木匠紧致得多，从不需在扣眼塞楔子，看他瘦弱的身体，干着重活，汗水浸湿了汗衫，张队长不忍地说：“陆老师，你干活悠着点，这太费体力，你是摇笔杆写文章的人，不是干体力的料，做不动没事，我可以叫其他木匠做。”陆文夫一边认真干活，一边说：“没事！”
前前后后大约做了十来天木工活，换算下来，几乎把一年的劳动指标都完成了，几副犁架，外带队里扯水用的大风车的零件等。
完工那天傍晚，张队长手里拿着一瓶老酒来到他家，对陆文夫说：“祝贺完工”！一看张队长的来意，陆文夫连忙叫夫人管毓柔炒几只鸡蛋，搞了一碗油炸花生米，炒了一盘青菜，又花了几毛钱在家后三中沟的渔船上买了1公斤活崩鲜跳的小鱼现烧刚腌的咸菜，两人小酌着快活起来。
平时总是沉默寡言的陆文夫，见酒就会亢奋，三杯落肚过后，借着酒力打开了话匣子：“张队长，我从学校一毕业就奔赴苏北老区投身革命队伍，解放后回苏州到报社当了记者，1957年调省里参与创办《探求者》杂志，犯了右倾错误，又把我下放到苏州机床厂当学徒，在那里学得一手木工手艺。回到报社没几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是搞文化工作的，是要被革命的，这不上山下乡落户到你们生产队，最担心的是两个女儿，今后还请多多关照。”
说到这里，陆文夫叹了口气，手里的烟头，已烫着了两指早已被尼古丁薰得蜡黄的手指肌，他最后又深吸了一口，才把它摁到烟灰缸里。张队长一边听着一边安慰道：“陆老师，你们是带薪下放的，是毛主席叫你们下来锻炼锻炼的，时间不会太长的，像你这样的大作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贵人才，从明天起，你不要再干活了，今年的劳动锻炼任务指标已完成了。要是把你累垮了，那是我们的罪过，今后自留地忙种忙收时，我叫人来帮忙。”
张队长一番热心肠的话，让陆文夫微微红着的脸上，一经意地闪着一丝丝醉意。
精心给我家修闹钟
苏北农村有个习俗，过年要蒸馍头。我们随乡入俗，在蒸馍头时，要将钟放在灶头上看每一笼烧火的时间长短，短了蒸不熟，长了浪费柴禾。那时苏北农村大多人家没钟，我家那座从无锡带下去的闹钟，自春节前十多天起，这座闹钟每年至少要被村里人这家借到那家，放在充满蒸汽的厨房里“游走”十多天，经过几年水蒸汽的侵蚀，终于有一天它走不动了，任你怎么拧发条，拍打摇愰也不顶用。一时间什么时候烧饭，喂猪都没数了。
闹钟停摆的那天，我吃过晚饭，就拿着那座已听不见嘀嗒嘀嗒声音的闹钟，从南份大队四中沟南河堆的我家走到三中沟南河堆南面的陆家，天色已黑下来了，那时苏北的农村没通电，四野一片漆黑，不时从农村的草屋里传出“汪、汪”的狗叫声，令我心惊。约莫走了750米路，终于到了陆文夫家，在煤油灯下看书的陆文夫，见我手里拿着闹钟，没等我开口，就问我：“是钟不走了？还是闹钟不闹了？”我说：“既不走，也不闹，像块废铁！现在弄得不知道啥时候烧饭？啥时候喂猪了？麻烦你陆老师给看看，能修得“嘀嗒”起来，能看个大约的时间就可以了。”陆文夫接过闹钟对我说：“天黑了，看不清，拆开后零件容易丢失，等白天抽空拆开来看看，你隔几天来拿。”
数天后，我从陈洋集市上回来，顺道到陆文夫家中，陆文夫一看我去取闹钟，便把闹钟从里屋拿出来，听到仿佛久违了的“嘀嗒、嘀嗒”走时声，我心里又惊又喜，便问：“陆老师，哪里出了毛病？”他说：“这钟干涸了，有的地方还生了锈，轴和齿轮没有了润滑，摩擦阻力太大，发条推不动了。”我正想着，陆文夫一定是学物理的，对推力、摩擦力和润滑的因果逻辑关系，怎么阐述得这么清晰？接着他又说：“我帮你把整个机芯清洗了一遍，又上了些缝纫机油。”我连声道谢。他说：“没什么，反正现在不用上班，举手之劳。”
我刚要走，他夫人管毓柔，从田里摘了一个足足有半斤重的又大又红的蕃茄给我，说是让我尝尝鲜，在苏北农村听到一口糯糯的苏州话。管毓柔那时很年轻，小巧而智性，典型的江南女子模样，让人感到十分亲切。我一看怎么长得这么好，就请教说，我家其它东西长得都不错，唯独蕃茄老是出现黑枯，他说：“你长在沙土堆上的吧？要长在蓄得住水的粘壤土地上。”一番话听得我茅塞顿开。回家之后，我把沙土堆上的蕃茄移到粘壤地里，果然不再有枯萎病了。
后来再去陆文夫家有事，发现他的书桌上除了许多中外名著和《辞海》外，还有好几本农作物种植和管理的书，难怪他家自留地里的庄稼和果蔬，长得比队里所有人家要好许多。他是做一样学一样象一样的人，难怪与我同队的苏州下放干部宫荣山的夫人姚玉珍老师说：“陆文夫不管做什么，都严格按照书上教的科学方法操作，从不蛮干，他还是一位具有六级资质的钳工呢。”
主动报名上河工
我们下放的那个年代，正是苏北改造盐碱地和开挖河沟大兴水利的时期，由于每年从春耕到秋收，一年中有三季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一般开挖河沟按惯例安排在相对农闲的冬季。下放过的人谁都知道这是农活中最重的活计，各生产队都挑选二三十岁的“男子汉”上河工，小的老的女的都吃不了这个苦，都留在队里干采棉花的活计。我们下放后的第三年冬天，公社水利规划在小洋河西新余大队挖一条12米宽的小河，张乃祥老队长说，要在春节前十天完工验收，完工后大家可以早点回去蒸馍头、备年货、过大年。
时间紧，土方量大，从未见过挑河场面的陆文天闻讯后，一股不服体力弱的犟脾气上来了，主动报名要参加，张队长怎么也拦不住，只好答应：“你先试两天，吃不消就撤。”还给他弄来一对挑河用的泥兜子和搭肩。
刚下放的那几年，盐碱地都是白花花的一片，未全部改造过来，种植的水稻少，杂粮多。但对上河工干重活的农民特别照顾，全部吃米饭，每天中午还有一顿肉，口粮不要社员自己带。没想到陆文夫竟自带粮食，并说：“我的粮食已由国家每月计划分配给我，我不能揩生产队的油。”陆文夫虽然过去曾在工厂劳动过几年，但从未干过挑河的重活，所以挖垡块的老乡总是挖小一点的让他挑，他看到他的泥兜里的垡块比别人小，就要求大一点，并强调“要同甘苦。”
最艰苦的是，河挖到深处后，挑泥兜的先要把担子挑上河沿，再把担子往河堆上挑，要连爬两道坡，就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要累得气喘喘的，不要说从未干过重活的40出头的陆文夫了。没想到他居然坚持了二十三天，直至完工验收，从未打过退堂鼓。张队长跟我说：“他外表看似文弱，内心里有一股不示弱的坚强性格。每年参加劳动的次数也不少，远远超出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要求，我都给他记工分，到每年年底分红时，多少应该分给他几十元钱，他都不收，并说，我是拿国家工资的，不能再要队里的钱。”陆文夫公私分明，在事关个人利益问题面前，从未向领导提出特殊要求，回城后甚至已当上了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也从未在行政级别上向中央政府伸手要过什么待遇；即使按他当时作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的行政职务，也是要享受正厅级待遇的文化官员，可他退休时仍停留在行政正处的级别上。
陆琦的素描有气质有风度
1972年的冬天特别寒冷，难得有一天没有刮风，而且阳光灿烂，洒落在人身上暖洋洋的，棉花田里有许多妇女背着苇篮采摘着最后还未采完的、最后的尾花瓣。那天我正好有事路过陆文夫家附近，看到他家门口围着一群背着苇篮采花的妇女，我好奇地凑上前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一位三队的放鸭子中年妇女，手里握着一根赶鸭用的竹杆，依在他家门口右侧的墙上晒太阳。
陆文夫的大女儿陆琦坐在赶鸭妇对面约3米远的小凳上，前面支着一个画架，在画板的素描纸上，挥动着一支中华牌素描铅笔，嘴里不停地关照赶鸭妇“不要多动。”还时不时地对前来围观的妇女打招呼“不要挡住她的光线。”陆文夫为让围观者歇脚，同时也可让女儿顺利完成素描作品，确保太阳光照射在赶鸭妇的全身，陆文夫让夫人管毓柔从屋内搬出好几条长凳，放在陆琦的身后，让围观者既看得到陆琦画画，又不遮挡模特的光线。不消半个钟头，一幅赶鸭子女人晒太阳的作品，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大家的眼前。这时，大家赞口不绝，有的说画的真像，有的说那个女人没画上的漂亮，还有的开玩笑说，就凭这张画，这个徐娘半老的“女鸭倌”还能再嫁几个小伙子。在我看来画上的女人与依在墙上的女人**不离十，十分逼真，画风真实地反映了苏北农村赶鸭妇女的乡土气息。随后，陆琦在素描纸的左边空白处写上了“1972年12月xx日南份三队自家屋前陆琦作”的落款字样，俨然是大画家的气质和风度，随后陆琦将这幅精心绘就的素描，当作众人面赠给赶鸭妇留作纪念。
这一送不打紧，却引得围观的妇女们一个个心里痒痒的。明明自已也想请陆琦画一幅，嘴里却偏要说：“陆琦给她也画一张”，被推荐的人心里也想画，但却反过来指着推荐她的人说：“人家陆琦又不收你的钱，还是你让陆琦姐给画一幅更好呢…”就这样嬉笑打骂好一阵子。这时张队长由远而近走来，对她们吼道：“你们这些女人，都叫陆老师女儿画像，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长得啥样？看看就好了，趁着今天天气好，抓紧时间把那块田里的棉花采完。”一直呆在屋里看书的陆文夫听到了熟悉的张队长声音，便从屋里走出来递上一支香烟，算是和张队长打招呼，张队长一边接过香烟，一边从赶鸭子女人手中拿过素描认真地看着说：“我敢说在我们全陈洋公社没人能画得这么逼真的画，陆老师，你家陆琦今后肯定会成为一个大画家！”
崭新如初的26吋“凤凰”脚踏车
凡去过陆文夫家的人都知道，不管是斧锯刨凿木匠工具，还是锹锄廉刀等农作器具，用过之后，总要经过一番清洗打磨，进行仔仔细细的保养，再涂抹上一层香油，以便来日再用时“不误砍柴功。”
1973年春，公社五七领导小组得到上面计划分配给下放干部的一批自行车、缝纫机等紧张物品的购买券，下放干部都住在离公社集镇较远的偏辟乡村，每次到公社开会学习，得徒步好几里路，特别是国家每月计划供应的米面细粮，都要从陈洋粮站买好后再扛在肩上背到家里，对这些下放干部来说，也是不轻的体力活。于是，许多干部不要26吋的轻便车购买券，纷纷选择28吋的凤凰、永久、飞鸽自行车购买券，这样非但可驮粮食，也可装载点自留田必用的化肥、农药之类的生产资料。
一向与世无争的陆文夫，最后一个去锁券，拿到一张当时可说是最高档的26吋“凤凰”女式轻便自行车。好看是好看，但不实用，除了人骑之外，却不能重负荷。当然，虽不能载太多的重物，但数十公斤的东西，往车后衣包架上一绑，对这辆美丽的“女凤凰”来说，也谈不上不堪重负。
购回车子的第一天，陆文夫便在自家门前将车子轮朝上、座凳和车龙头朝下地倒立起来，拿着钢丝扳，拔动着钢圈，对每根钢丝的松紧进行矫正，直至前后钢圈在一个平面上正圆为止，接着又对链条牙盘进行细矫，刹车皮位置和刹车钢丝松紧等调好后，再将车子翻过来微调了一下座凳的高度。不愧是苏州机床厂呆过几年的六级钳工，陆文夫十分专业地对整辆新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再装配，直到他自已认为“可以了”为止。
开始几天，他骑着这辆全南份大队当时最高档的自行车，在南份小学的操场上试车，时而加速，时而减速，时而刹车。这辆小巧而锃明透亮的女型黑色自行车，在春日柔和的阳光的照射下漝漝生辉。
自从家里添了一辆自行车，陆文夫去公社“五七”小组与下放干部碰头的次数多了起来，由于苏北土质偏碱性，有的路上还有白色的盐霜，腐蚀自行车的钢圈等材质容易生锈，因此，陆文夫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用油布把心爱车子擦得干干净净。遇到不好天气，他还是老样子，带着雨伞徒步出门。有时骑车时遇到泥泞路段，他宁可将车杠搭在肩上“车骑人，”也不愿让烂泥粘在车子上。
一次，一位同队的老乡要借他的自行车去一趟县城，陆文夫从上衣口袋里掏出1元钱，对他说：“实在不巧，今天要陪“五七”小组领导一起去临近的大队看望几家下放户，这钱你拿着去跟别人租一辆用一用吧。”其他的老乡知道后，便对这人说：“人家老陆对车子这样珍惜，可以说爱车如命了，每次回来都擦得干干净净，我们用车有人家这么爱惜吗，换了我有这么一辆高档的脚踏车，也不会借给别人用的。”自此，除了队长张乃祥问陆文夫借车没打过“回票”，而且毫不犹豫，其他乡邻都是不好意思向他借车的。一直跟随着陆文夫身旁的代步工具，乃至陆文夫调回苏州好多年了，这辆高档的26吋“凤凰”女式轻便自行车，仍然崭新如初。


当上县文化馆第五副馆长
从1974年开始，下放干部陆陆续续被抽调到县城合德镇上工作，当时射阳县有两个在全国叫得响的先进典型，值得全县人民骄傲：一个是临海公社双洋大队的民兵营，被誉为黄海前哨的铜墙铁壁；另一个是新坍公社新潮九队，是创下一年三季亩产吨粮纪录农业学大寨的样板。为了宣传好这两个典型，县里要编演两部淮剧大戏，争取到地区和省里汇演，最后要努力到北京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汇演。所以县革委会领导特别重视，要演戏，先得要有剧本。射阳也是淮剧之乡，不乏演技唱腔俱佳的名角，但是没有富具时代特征剧情的剧本，再好的演员也是“巧妇难为无好米之炊。”先写出最好的剧本，是当务之急，是关键的关键。于是决定要组织全县最强的写作力量。
按惯例这一重任落实到全县对口职能的部门县文化馆，那个部门文人荟萃。很快县文化馆经县革委会批准。下发了组建创作组的通知，并承诺一旦确定有能力的创作组长人选，调任县文化馆任副馆长…
海选开始后，先在各公社文化站长中遴选，许多文化站长使出了浑身解数，纷纷拿出自己以往参加县里汇演的获奖剧目毛遂自荐。竟争非常激烈，说实话，有几位站长还是蛮有才气的，但是谁都不服谁。再说上面的领导们看待各位站长才能的角度有异，难以定夺。后又在重点中学中，对喜欢舞文弄墨的语文老师中，一个个进行摸底物色。偶然间，有人从苏州下放的评弹团的编剧助理口中得知，全国著名的大作家陆文夫就下放在陈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由于陆文夫在国内文坛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在有文教体卫局及各文化站长的人选讨论会上投票表决时，竟然全票通过，没有一个不服气的。
于是，已在农村实实足足呆满五年的陆文夫，一纸调令，被调到了射阳县文化馆创作室。按照论资排辈先来后到的组织原则，陆文夫重新走上文化工作的岗位，就破格担任了只有十几个人却已有一正四副馆长的县文化馆第五副馆长。并暂时被安排在射阳县城合德镇发宏街西面的县招待所，进入了他在苏北文学创作生涯的一段历史。
“阶级敌人”难住了陆文夫
在走马上任的第一次创作纲领研讨会上，县革委会的军代表是确定编剧方向的把舵人物，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剧情中要设置阶级敌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表现主人翁的高大全形象。”被多次政治运动不断冲击过的陆文夫，深知这是对待“文革”的立场态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模棱两可，当场表态，我们要认真学习“毛选，”吃透当前思想路线和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最近大家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和构思。
过了一段日子后，军代表来检查和布置任务了，明确双洋民兵营的剧本定名为《黄海女民兵》，由常驻双洋大队民兵营的部队作家领衔创作；新潮九队的剧本定名为《新潮赞》，由陆文夫副馆长领衔组织几位有经验的写手执笔创作。接过任务后，陆文夫思考了一下说：“我已多年不动笔了，笔头有些生疏，对苏北农村的文化习俗，需要进一步学习了解，领会和吃透上级指示的精神，希望创作组全体人员集思广益，先构思框架。”
经过几次研讨学习，有人拿出了具有思想路线斗争特色的剧本框架：设置新潮九队有个木匠，私心太重，把私人的活放在首位，公家的活撂在一边。其一出场的架势，是嘴里衔着香烟，耳朵上夹着划线的铅笔，手上拿着锯子，肩上背着的工具包里露出了刨子和凿子。一亮相就唱：“一包香烟二两酒，小菜是每天四样头，一走走到岔路口，看看工具丢没丢？”接着在舞台灯光照射下，翻开工具包一瞧，接着唱：“偏巧不巧差墨斗。”寓意木匠拉错了墨斗的政治路线，走上了思想的岔路…大家听了认为构思巧妙，突出了思想路线斗争的要求，就是搜肠刮肚找不到阶级敌人的角色，把陆文夫给难住了。
经过几番深入的学习和构思，时间已是步入了1975年，军代表听了创作组的汇报后，非常满意，认为已有所突破。要圆满完成编剧任务，再次集中组织全体创作人员学习，请陆文夫给大家讲讲创作要领。陆文夫显然没有讲创作要领的打算和准备，就说：“这段时间我也没想出能够满足领导创作要求的故事，主要是毛主席著作学得不透，今天我们大家就先学一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过学习，大家似乎恍然大悟，像我们这样对先进典型不甚了解，对新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隐秘性一无所知，把自已关在书斋里闭门造车，怎么能创作出什么好剧本呢？军代表当即决定：创作班子要深入生活。
于是，陆文夫带领创作班子几个人和几个后勤保障人员，一起来到了新潮九队去蹲点，住在了象征共产主义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二层楼集体农庄里。开始了寻找“阶级敌人”新动向的创作线索。
知青“老乡”偷鸡留借条
自从创作组入住新潮九队的集体农庄后，天天深入群众生活，与社员同甘共苦，观察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攀谈，进行深入地反复调查，并打成了一片，试图寻找到可疑的“阶级敌人，”可是，忙乎了半年，却始终没有找到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人。
值得一提的是，隔壁队里有两个苏州知青深夜偷鸡事发，这事弄得当地农民对知青深恶痛绝，认为这帮子下放“知青”哪里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分明是一群“内贼、”“小流氓。”听说偷鸡的“知青”还是一些文明的“偷鸡贼，”在鸡窝上竟留下了字条：“因暂缺营养，借大爷家鸡几只，请大爷将此借条收好，等我们有钱后加倍偿还！”落款是：“苏州知青xxx、xxx。”偷了东西留下借条真是新鲜事，好像只有战争年代红军在老百姓那里“借”了粮食留下借条一样，这事引起了深入生活的创作组人员极大好奇与兴趣，认为可以与“阶级斗争”新动向靠上边、挂上钩，要挖一挖“知青”的背后有没有“阶级敌人”利用他们干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可查来查去，查了许多天也没有查出什么名堂出来，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把这些偷了鸡的“知青”，无限上纲到“阶级斗争”和“阶级敌人”这个原则上。于是，后来那段所谓的“深入生活”的日子，除了聊天就是打牌。陆文夫不会打牌，其他人教他，为了有“剌激，”他们就用香烟来赌输赢。那时一般人抽不起、也买不到“凤凰”、“牡丹、”“大前门”等高档烟，一般能抽上“大运河”和“飞马”的牌子就不错了。创作组的人员是县里来的，都享受着公社领导的待遇，可以在新坍供销社主任那里经常去批回几条，放在后勤组长那里保管，每天晚上卖给牌桌上每人一包。既是玩牌，总归有输有赢，但陆文夫牌技实在太差，基本只有输的面，中途输光可以供应的一包“本烟”，不得不再掏钱向其他“牌友”半包、半包的买…常常打到天亮，差不多四人四包烟全部抽光，弄得满屋烟雾缭绕，满地尽是烟头，一个晚上下来，大家都被香烟熏得头昏脑胀。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时间进入了1976年，政治气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军代表被调回了部队，再也没人催促剧本创作的事。后来创作组被调回县城，接下来就是打倒了“四人帮，”不久，又开始为下放干部重新落实政策，陆续回到原下放的城市重新分配工作。
1978年，陆文夫终于又回到苏州，分配到苏州市文代会工作。
尾声
恢复高考后，1978年，我也有幸考取了盐城师专物理系，巧的是毕业后被分配在我原下放地陈洋中学当了一名物理教师。学校就在陈洋老街的最北端，一次课余，我去街上购物，出得校门左转弯一百五十米左右的陈洋交管所门口时，遇见了原南份大队的老支书张勇，那时他已调到陈洋交管所任所长。
于是两人碰面寒喧起来，谈着谈着话题就转到了陆文夫身上。张勇所长跟我说：上个月去了趟苏州，拜访了陆文夫，问起当年调任县文化馆创作《新潮赞》一事，我对他说：“最近几年您一连创作了几篇大作，在全国接二连三斩获大奖，凭您的功力，区区一本《新潮赞》，几个月就能搞出来了，为什么直至三年后回城，都没有将本子给弄出个名堂来？”陆文夫说：“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稀里糊涂参与进去，特别是并没有阶级敌人，为了迎合政治需要，硬要在剧本中设置阶级敌人，这很为难，我也坚信这种错误做法早晚会得到纠正。”一晃，又是多年过去了，我也早已调回无锡，分配在无锡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无锡商报》，任发行公司总经理。如今，退休已好几年了，很快将成古稀老人，而陆文夫离开人世己经15年了，真是人生若梦，岁月如茶…


作者：钱在扬，1981年毕业于盐城师专物理系，曾受聘于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教育电视台“苏商”访谈特约评论员、金茂资本副总经理、中国金典集团独立董事、资深媒体人、记者，现任无锡市徐霞客研究会副秘书长。曾有10余篇新闻作品荣获国家、省、市年度好新闻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