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舒婷:大山里的小女孩

江山

大山里的小女孩

王舒婷

王舒婷，女，80后，小学教师，遂川县作家协会会员。热爱写作，热爱生活，喜欢养花，爱好书法。

我认识那个孩子已经第9年了，我看着她从不到桌子那么高的小不点，长到了比我高出半个头的大孩子。

八年前的一个秋日里，一场寒流侵袭，班里的孩子们都跐溜起鼻子来。她站在木桌前，褐色的头发胡乱地扎成几个揪，一年级的她和桌子一边高，她穿着一件邋遢的棉衣，仔细分辨还能看出这是一件粉色的外套，棉袄的长度不合时宜地耷拉到脚踝。我总以为她是穿的姐姐的衣服。她拧开矿泉水的瓶盖放在桌上，左手搂着被热水躺枪的干瘪的矿泉水瓶，右手拿起桌上的感冒颗粒放在虎牙上咬紧，用力一扯，对着吹一口气，包装袋就张开了嘴。她仰起脑袋把小柴胡颗粒一股脑倒进了嘴里，她抿着嘴巴，鼓着腮帮子，举起捧着的水瓶往嘴里倒，咕咚咕咚，头低下的一瞬间，我看到逃逸的几颗颗粒已经在水壶中心游荡了。她就是康微，一个别样的小女孩！

我们学校叫星源希望小学，是一个村小教学点，三个年级三个班，三个老师。她是一年级的孩子。相较于其他一年级的孩子，她的眼里多了一分坚韧。

那是一个有云海的清晨，学校沉浸在薄雾里，若隐若现。一个高大健硕的男人牵着一个小女孩从校门往里走着，他一边走一边试探地喊着厨房阿姨的名字。厨房阿姨是村口小卖部的老板娘，那里是村里的信息中转站。阿群一边应声，一边走出厨房来到操场前张望着。“做早饭呢，刚去你那里买盐，你没开门。”走近一看，男人黝黑的皮肤，满脸的皱纹，他看我一眼，憨厚地笑了笑。男人牵着的女孩就是康薇。“王老师好！”康薇朝我挥挥手，满脸幸福的模样。“好喂，放学的时候叫阿薇到我店里拿，让她带回去。钱记账上。”阿群把手往围裙上来回蹭了一下说道：“今天没有去做功夫，有时间送阿薇来读书？”“今天去帮民生家里盖房子，做几天工夫，阿薇感冒了，带她去木华医生那里拿点药。”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白纸包着的药包递给了阿群。“又感冒了，我看她上礼拜还在木华那里”阿群一边说着一边接过药包。“阿薇身体太差了，要给她买点补药补补身子，医保可以报很多的。”“嗯，我去做功夫了，你好好读书，记得吃药。”叮嘱了康薇，他便转身消失在了清晨的薄雾里。

“他是孩子的爷爷吗？”我随口问了一句。“他是康薇的爸爸，玉生。”阿群把手里的药包递给我，“他年纪是很大了，同龄的早就做爷爷了。”“他几个孩子？老来得子吗？”“康薇是他唯一留下的孩子了。”我接过阿群手里的药包，陷入了沉默。“很多年了……康薇前面有一个哥哥。那时候她哥哥还小，她妈妈癫痫发作的时候倒在地上，孩子抱在被褥里闷死了。真是可怜！”我打开了药包，里面用白色的小纸袋分装着三份，上面写着“一天三次，一大二小，饭后颗粒”。

第二年，康薇获得了来自志愿者协会的帮助。那是个晴朗的日子，县志愿者协会胡会长来到了学校，我们一起去了康薇家里。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出发前，我给康薇爸爸打了个电话，在工地干活的他答应马上会赶回家。放学，走过往常每天送路队的路程，来到了岔路口，要去她家得上坡爬山，还要再翻过几个山头。路队长带着他的队员们，开始上山。他们是同一个大队的孩子，住在同一片山头。蔚蓝的天空，苍翠的群山，孩子们用手拂过山边的芦苇，说着学校的趣事，唱着新学的歌。那天，孩子们格外开心。我们一边走着，路队的人数由六个慢慢变成了两个，路队长也到家了。沿着水泥路下了坡，我们就来到了康薇家的“山头”。“看，那就是我家！”抬眼望去，山腰上，屋顶的瓦片在林间探出了头。“汪汪……”伴着山里传来的狗吠声，我们便开始步行上山，红土地在草丛里捉迷藏，每一步都有一排石子嵌在泥土里。

“爸爸！”康薇在我们前面蹦蹦跳跳地跑着带路，不时地停下脚步等待着我们。我站定了脚步，回望对面山头，康薇的爸爸正在山腰的田埂间小跑过来。我们打算在原地等他过来。我们背靠着山，左边山窝里是一排排金橘，树底下是快乐的“跑山鸡”。康薇自豪地向我们介绍：“你们看，那群小鸡仔都是我家的母鸡今年孵出来的。”“咦，这石壁里怎么有个洞？”“这是我爸爸的大自然冰箱。”说着，她拿起旁边的木板盖住了洞口。“可不能让小动物们跑进去了。”正说着，康薇的爸爸快步走到了我们跟前。“王老师，你们来了，感谢你们啊。”他有些局促地说着，便带我们走上了山。

他们的家背靠着山，房子前面是一片平整的红土地。红土地上成群的小鸡在追逐打闹着。我们穿过鸡群，走到房前。房前是一个蓄水池，康薇爸爸打开水龙头，邀请我们洗洗手。这是山泉“自来水”，有一股来自大山深处的清凉。我走到旁边草丛里搓了搓鞋底的泥，抬头看见屋檐下一排排整齐的木柴。走进客厅，一览无余，洁白的墙壁衬托出家具的单调。“墙壁刷得挺好的。”“是啊，国家的扶贫政策好，乡里组织的人免费帮我把这房子的里外都刷白了，乡里领导还给我们换了新的屋顶。”“还给我们送来了大彩电。”康薇打开了电视机调到了少儿频道，向我们展示着，满脸的幸福。我环顾一周，客厅里只有两张桌子，四把椅子。摆放电视机的是一张旧方桌，没有漆，被岁月盘成了板栗色。“这套桌子和四把椅子是扶贫的干部送的。坐呀，坐呀。”客厅的另一个“家具”便是一台脚踏式打谷机，上面挂着康薇的那件粉色棉袄。康薇爸爸从厨房端出了四个形态各异的茶杯，正准备给我们泡茶，我们连连说不。“这是我自己在后山采的茶，自己炒的，你们尝尝。”正聊着天，康薇妈妈从昏暗的房间里慢慢走出来，倚在门框上，她只憨笑着却不言语。康薇赶紧给妈妈端了凳子坐下。“她妈妈不怎么会说话，生活也需要人照顾。”康薇站在妈妈旁边，摆弄着衣角。

胡会长给康薇找到了“一对一帮扶”对象，从那个学期开始，康薇每个学期都会收到来自南昌“汪姐”的资助。每个学期600元，她还会另外拿出一些钱让我帮忙给康薇买些文具和衣服。第一次收到资助款，我拿着银行取出的六张崭新的红色纸币，用红纸把钱包在信封里。信封的外面写着“汪利萍女士资助”。我拿着信封再次来到康薇家里，把信封亲手交到了康薇的爸爸手里。康薇的爸爸拆开信封拿出钱，又把红纸折叠压平，放在桌面上。我看着康薇，披着的外套，我笑着逗她“让老师看看，穿了几件衣服，这满头大汗的”。我翻开了她的衣角，我发现她把四季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贴身的是夏天的短袖，短袖外是一件长袖，毛衣套在中间，外面还是那件粉色的棉袄。我想，这四季的温暖足够温暖这孩子一生了吧。

去年，我又来到了康薇家里。他们一家人都站在门前迎我。她已经长成一个大孩子了，红扑扑的脸颊上羞涩的笑脸。我拿着红纸包好的现金，递给了康薇的爸爸。他双手接过信封，说了一声“谢谢你。”我走进大门，看到那件熟悉的粉色棉袄挂在客厅的绳索上。康薇的爸爸把红色的信封交给了康薇，她接过信封，把钱递给了他的爸爸。她走进房间，拿出一个鞋盒，打开盒子，我看到当年我写的第一封“汪利萍女士资助”。她把这些年的信封都存起来了，并用铅笔在信封后面写下了日期、金额和礼物的明细。她跟我说“王老师，这么多年了，汪阿姨一直帮助着我们，我都没有见过她本人，我想，我要好好读书，以后，我要到南昌去谢谢她。我会努力，向她学习，做一个温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