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光焕彩 ——中国早期金银器拾缀 || 修淑清

赵日超

　　流光焕彩
    ——中国早期金银器拾缀
     文/ 修淑清


    我国在商代即已使用黄金，对银的使用则相对较晚。代移时迁，金银器制作工艺渐趋成熟。至东汉，金银器制作技艺已然从青铜铸造工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艺门类。

    汉 错金铜当卢（局部）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藏

　　黄金白银化学性质稳定，具有天然的优雅光泽，又具有良好的延展性，适宜制作精细的饰物和器皿。但金银矿藏稀少，开采不易，提炼难度也较大，使得早期金银器珍品数量有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采矿技术的提高，黄金与白银的产量增加，金银器的品类和数量开始逐渐增多，制作工艺也不断进步。金银历来是物质财富的代表物，精工细作的金银器在我国历史文物中占有重要地位。

　　商周金器

　　从考古发掘和出土的金银器实物资料可知，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已开始使用黄金，商**古遗址中黄金饰物屡有发现。考古发现最早的金银实物出土于甘肃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主要是金耳环、银白合金鼻环等小饰物。该处遗址距今约3700年，属夏朝末期，发现的耳环、鼻环等饰物形制粗糙，因金银也以自然状态存在，所以尚不能完全肯定这些饰物就是我国最早的金银器物。
　　商代青铜器的繁荣和发展，为金器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促进了金器制作工艺的提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金箔十分轻薄，显示出当时的锤揲工艺已十分高超。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出土了器型完整的金笈、金耳坠、臂钏，从中可以看出范铸法和锤揲法等制作工艺都已应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刻有纹饰图案的黄金权杖、罕见的斧形金器、完整的金面罩、精美的黄金面具和金箔圆形饰。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了商周金面具、玉纹金带、太阳神鸟金饰、三角形金器、云纹金喇叭形器、椭圆柱形金盒等金器。河南三门峡西周虢国墓地遗址出土了镂刻兽面纹金带饰、兽首形金带扣等金器。这些都表明，以装饰为主的金器在商周时期社会上层已经被汉广泛使用，有些金器工艺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目前，还没有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银器被发现。


　　金银错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质工具的使用，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黄金和白银的产量有所增加。金银器制作技术在青铜铸造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金银错（或错金银）工艺逐步产生和发展，并在战国和两汉时期盛行，金银错器物流行于上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金银错工艺程序是在青铜器表面錾刻的纹饰或铭文的浅槽内，嵌入细薄的金银片或丝，再经打磨，使器物表面增光发亮，从而使整件器物更具艺术性和美感。

　　战国时期，金银错工艺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不只是在青铜礼器、兵器上，在玺印、符节、带钩、铜镜、铺首、漆器等器物上也有所应用。东汉以后，繁盛的金银错工艺逐渐被战乱湮没。河北保定满城西汉刘胜墓中出土了错金青铜云纹博山炉、错金银铜车軎、错金银兽面形铜轴饰等器物。其中错金青铜云纹博山炉为熏香用具，高26厘米，腹颈15.5厘米，通体用粗细不同的金丝和金片错出精致、舒展的云气纹，整件器物工艺精湛，装饰华美。广东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发现了我国唯一错金铭文铜虎节，青铜铸成的老虎全身黑色，用金箔错出弯叶形的斑纹，形成黑金相间的猛虎造型，极富立体感。虎节的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命）车驲”，表明这是一件调动车兵的信符。

　　金银铸币

　　黄金和白银属于稀有贵金属，耐腐蚀、易分割，很早就被赋予了货币职能。先秦《管子·地数》中记载战国时的货币“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东汉《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代的货币“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白金即为白银，赤金为铜。郢爯在多地都有发现，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货币，为我国最早的黄金铸币之一。郢爯正面印有“郢爯”戳记，“郢”是楚国的都城名称，“爯”为计量单位。郢爯边缘有切凿凹痕，便于使用时根据需要剪凿分割，称重使用，无须再改铸，除在楚国流通外，与楚国临近的秦国、齐国、韩国等地也有使用，都曾出土郢爯。楚国灭亡后，直到西汉时期郢爯仍在作为货币持续使用。

　　汉代，社会长期相对稳定，黄金拥有量增大，统治阶级遂铸造金饼、马蹄金、麟趾金等投入流通领域。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地出土了数量巨大的马蹄金、麟趾金、金饼和金版，共计480件，总重达120公斤，是我国汉墓考古史上保存最完整、数量最集中的一次发现，出土的黄金量超过了所有汉墓出土的黄金总和。其中饼形金和金版可以作为货币进行流通和储藏；马蹄金和麟趾金是汉武帝时期依据天马、白麟等祥瑞制作，主要用于帝王和诸侯王之间的赏赐与献祭，展现出汉代酎金制度的样貌。

　　鎏金银

　　鎏金、鎏银工艺约始于春秋晚期，盛于战国及汉代，以后历代延续使用，具有长久的生命力。鎏金银是利用汞的挥发性，将金或银与汞溶成汞合金，涂抹于青铜表面，通过加热使汞挥发，金或银与器物表面固结，再经过压光处理，形成光亮的镀层，从而使器物具有金银般华丽的外表。战国时期的鎏金银器在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浙江等地都有出土。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河南洛阳烧沟战国墓曾出土鎏金铜带钩；河南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曾出土鎏金及鎏银的马珞饰20余件；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曾出土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陕西西安尤家庄战国晚期墓地曾出土鎏金嵌玉银带钩；浙江绍兴狮子山战国早期墓地曾出土鎏金嵌玉扣饰。
　　汉代鎏金银工艺愈趋成熟，各地考古发掘出土相关器物更多，工艺更为精湛。广西合浦望牛岭汉墓出土了鎏金盌、鎏金奁及鎏金饰件等。河北保定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出土的鎏金铜铺首、鎏金铜豹、鎏金银蟠龙纹铜壶、鎏金长信宫灯等，鎏金工艺水平较高。河北定州中山穆王刘畅墓中出土了鎏金伞饰、鎏金弩机、鎏金戟和矛等大量鎏金器，总量达500余件。

　　金银器细工

　　汉代已使用金粒焊缀工艺，将细如粟米的金粒和金丝焊在金器表面构成纹饰，这是黄金细工的重要成就。金银器制作中，焊缀工艺常常与掐丝、镶嵌工艺同时使用。广东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小金花泡，是已知的较早的应用焊缀工艺的实例。新疆博格达沁古城遗址发现的金质龙纹带扣上，有1条大龙和6条小龙处于云气缭绕之中，其结构之生动、制作之精细，已臻汉代金银器之极致。
　　与此相接近的还有辽宁大连营城子东汉墓出土的金带扣，10余平方厘米的带扣由黄金打造，镶嵌有绿松石作点缀，10条金龙在云中逍遥自在，每条龙的脊背都装饰小金珠。整个带扣采用锤揲、模压、扭丝、珠化、焊接、穿孔、掐丝、镶嵌等多种工艺制成，充分体现了汉代焊缀工艺成就，堪称汉代金器之极品。安徽寿县寿春镇东汉墓发现的龙形天禄纹金带扣，也使用了焊缀金珠工艺，整个带扣的制作繁复精美。除了高等级的金质带扣外，多地汉墓也出土了一些瑞兽纹银质带扣。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国墓出土了虎纹银带扣。广东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发现的一个银盒很引人注目，从器型、纹饰等工艺特点看，与古波斯帝国的器物颇为相似。除银盒外，南越王墓还出土了银洗、银卮和多种式样的银带钩。

　　吸纳借鉴

　　在我国北方游牧地区，匈奴吸收了中原民族和西方文化因素，金银器制作工艺也十分发达。内蒙古多处匈奴墓葬出土了大量金银器，其造型以各种常见动物形象为主，鹰顶金冠饰、虎咬牛纹金带扣、盘羊角形金缀饰、虎衔羊纹银项圈等金银器，草原文化特征显著。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各民族在长期共存与融合中，文化艺术交流进一步扩大。从中亚、西亚输入的金银器物较多，对隋唐时期金银器的风格有较强的影响。内蒙古包头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西河子窖藏出土了魏晋时期鹿首金步摇冠，鹿首刻画出五官，鹿角向上分支，每一枝上挂一片桃形金叶。步摇是头部装饰品，自西亚传入我国后与中原步摇相结合，流行于魏晋时期，尤在慕容鲜卑部盛行。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现了环形金戒指、银提梁壶、银钵、银勺等10件金银器，其中，银提梁壶腹部的纹饰、图案有着浓郁的罗马风格。山西大同南郊北魏建筑遗址出土了3件鎏金高足铜杯和2件银器—八曲银洗和刻花银碗，器物的形制和纹饰具有伊朗萨珊金银器的典型特征。山西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发现的鎏金银盘，主题纹饰为锤揲狩猎图，盘中央人物高鼻深目，身着典型波斯服饰，属于古波斯器皿。
　　早期金银器制作技艺脱胎于青铜铸造工艺。商代、西周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少，制作工艺也较简单。春秋战国时期，金器制作技术有较大发展，制银工艺也发展起来，金银器的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但主要还是用于装饰。自汉代起，金银器制作工艺日益成熟，逐渐发展成为独具东方特色的工艺门类，发掘出土的此时期金银器皿渐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出土数量较多，种类也更多，主要以饰物和生活用具为主；西方金银器及装饰物传入颇多，西方的器物形制和制作工艺逐渐与本土特色相融合，金银器的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型、图案等也在不断创新，为唐代金银器的繁盛奠定了雄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