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彪《寸草晖》：他的内心仍然被故乡的月光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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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旅游文化


　　李光彪 著  | 《寸草晖》  | 百花文艺出版社

　　书名：寸草晖

　　作者：李光彪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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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李光彪，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见于《散文海外版》《文艺报》《散文百家》《散文选刊》《长城》《天津文学》《草原》《湖南文学》《安徽文学》《黄河》《当代人》《西藏文学》《红豆》《边疆文学》《滇池》等。已出版《母亲的气味》等本散文集。获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入围奖、云南文学奖、吴伯箫散文奖等。

　　内容简介

　　《寸草晖》以母亲为圆心，叙说人世间的血脉亲情；以乡土为胎记，解读人与动物相互依存的密码；以草木为物相，诠释人与自然的生存法则。看似是细水流年的乡土回望，实则是新时代民生题材的萃取。文学仿佛是在故乡循环往复的旅游，常常是从故乡出发，又回到自己割不断脐带的故乡。本书以羔羊跪乳的故土情怀，以小见大的抒写，向读者呈现的不仅是云南边疆楚雄的山水地理、人文风光、地域民俗，而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枝一叶。深耕乡土的字里行间，无处不散发着草木的清新，泥土的芳香。

　　全书目录

　　辑一   风物脸谱

　　一朵鸡枞的契约        003

　　我在彝人古镇等你        011

　　相菌欢        017

　　故乡册页        029

　　春天的“樱”乐会        042

　　松树的后裔        046

　　寸草晖        063

　　忠实的篱笆        074

　　一盘没有下完的豆腐棋        083

　　辑二   母亲肖像

　　一碗情深        107

　　开满茶花的脚        111

　　故乡的眼睛        116

　　身体里的烟火        119

　　衣服里的歌        139

　　回娘家的磁力线        148

　　苦刺花的墓地        155

　　辑三   乡村胎记

　　村口        167

　　梦中的老院子        170

　　带块石头进城        177

　　哪个舍得米        189

　　猪的身影        197

　　最后一头牛        202

　　客居城市怀想羊        212

　　向虫祭奠        223

　　鸟客        228

　　云岭翡羽        237

　　序言

　　每个作家的身体里都住着故乡的万物

　　赵瑜

　　阅读李光彪的文字，很像是到李光彪的家里走了一趟亲戚。他在散文集《寸草晖》中，热情地介绍他的给他丰富生活的村庄，他的有着野地和饥饿感的个人史，他少年时衣服上的某个补丁，以及生命里某一段悲伤时刻。

　　在城市生活多年以后，李光彪早已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便利，而他的身体里仍然住着故乡的万物。他的内心仍然被故乡的月光照耀着，他的身体被故乡的温暖的往事笼罩着，这些旧有的记忆和当下的生活共同组成了李光彪的人生。而他必须要将旧时的“自我”讲述给别人听，才能让更多的人理解他现在的样子。

　　散文是一个人带着体温叙事的文字。《寸草晖》这部散文集中，处处都有着作者李光彪的体温。在《一碗情深》中，李光彪诚实地记录了他的成长史。因为吃饭时不小心，李光彪将自己的碗打碎了。没有办法，母亲只好让他和他的二姐共用一只碗。这样的记忆，如今在物质异常丰富的当下，几乎无法让年轻的读者共情。然而，这样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代人的身上。李光彪写下了自己的成长史，同时也写了一个时代的切面。

　　李光彪笔下的母亲，真实动人。在《开满茶花的脚》一文中，李光彪描述了母亲的艰韧与能干。他这样写道：“在我的眼里，母亲的脚‘短小精干’，脚力出奇惊人。那时，要到黑井二十多公里山路，背一捆牛腰粗的柴去卖掉，才能买到盐巴。来回两天，翻山越岭，出门进门，两头摸黑，脚力差的人根本吃不消。每年秋收过后，生产队都要组织送公粮，本来是男人干的活，为了挣高工分养活我们，母亲也不甘示弱。满满一麻袋六十多公斤重的稻谷，几乎有母亲高，用头和脊背背到十多公里远的猫街粮管所，踩着黎明前的月光当天‘打回转’，令那些好手好脚的‘虾汉子’刮目相看。”

　　母亲的能干，既是生活所迫，也和那个时代热烈活着的氛围有关。李光彪用接近高音喇叭一样的词语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母亲白描，他的文字是有力量的，也是十分感人的。

　　《寸草晖》用相当多的篇幅呈现作者的童年生活记忆。多篇文字里，李光彪都写到了饥饿。果然，饥饿是一个人成为作家的关键因素。作家莫言曾经在一次采访的时候说过，他写作的主要原因是想挣些稿费吃上一顿饺子。而李光彪少年时的饥饿记忆是他人生最初的动力，他从乡村出发走到城市，一直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李光彪在叙事的时候，早已解决了温饱，所以，当他回望人生最为窘迫的时候，是松弛的，幽默的，甚至有着对自我的嘲讽精神的。这样，他的文字便有了宽度。也只有人的视野得到了拓展，才能在梳理人生的时候，与过去的自己和解。

　　母亲是大多数写作者最脆弱的部分。在《寸草晖》散文集里，母亲在作者的一生中也扮演了老师的身份，那便是教会了作者刻苦和爱。李光彪在母亲的爱意中长大。而一个在有爱意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对身边所有的人来说，是有营养的。

　　《寸草晖》这部散文集，整体上是李光彪的故乡之书，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我很喜欢，叫做《带块石头进城》。这是一个有着隐喻味道的散文题目。将李光彪个人童年生活在山区的事实注释了出来，同时，作者也在向更多的人阐释他的一生，他原本就是一块山里的石头，被时代带进了城市里。而他的内心里，永远住着故乡的月光、鸡鸣和流水声。

　　阅读李光彪的文字，觉得云南真是一个美好的地方。那里的山水和食物，比中原平坦而雷同的地理更丰富，而这种丰富的区域特征，是孕育文学的富矿。祝福光彪兄，能继续深挖文学的矿源，呈现更多更好的文字。

　　是为序。

　　202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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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客


　　文化活动中心驻扎着七八家单位，花草树木，随处可见，仿佛是一个开放的公园。一年四季，除了我们上班的人，还有一些开着车大老远跑来晨练族。三三两两，习歌练舞，打羽毛球，打陀螺……一群、一对、一窝，各占踞一块地盘，自娱自乐。

　　每天清晨，人影浮动，鸟是不请自到的客人，纷纷飞来，听人唱歌，学人说话。我散步，见得最多的鸟，要数斑鸠、猪屎雀和“黑头公公”。

　　办公楼被花草树木簇拥其中，三层，井字形，院子是一个没有顶棚的大天井。方圆几百平方米的天井里，栽种着香樟、紫薇、红枫、金竹、油桃、李子、三角梅……

　　曲指数数，院子里不过三十多棵树木，大大小小，高高矮矮，树花相依，已是一片园林。有几棵享受阳光雨露最多的树，我站在办公室二楼的走道上，手一伸，就可摸到树的头发了。

　　办公室的楼道二米多宽，紧贴通透的不锈钢护栏边上，摆放着一些花盆，玫瑰、海棠、鸭脚木、富贵树……花花绿绿，好像是给天井镶嵌了一道花边，戴了一串项链，系了一条花腰带。

　　这样的环境，我很喜欢。春暖花开的时候，经常有两只“黑头公公”鸟，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在天井的树丛中，不知谈情说爱，还是偷情玩耍。

　　由于这里寂静偏僻，加之单位冷清，除了我们这些早出晚归上班的人外，很少有人关顾。下班以后，各自归巢，人走楼空，就只剩门卫驻守。

　　门卫是附近城中村的农民，比我大不了几岁。十多年前，文化活动中心开建，征地拆迁，门卫家的土地全部被占用，房屋全部拆迁，搬进了安置小区。靠土地吃饭的农民需要继续生存谋生，少数农民就近就便安排在文化活动中心，从事物业管理。我们单位的门卫就是其中之一。

　　门卫已经年近花甲，孩子们都鸟一般远走高飞，外出打工去了，夫妻二老，驻守“根据地”，顺便照顾孙男孙女。虽然他们家的安置房就在附近，但也很少回家。门卫只设一个岗位，每月三千元工资，夫妻俩却把文联当家，夫唱妻和，开门关门，收快递、报纸，打扫卫生。门里门外，一草一木，门卫是主人，比我们更熟知。

　　我住在城市的北边，文化活动中心在城市的南边，为了错峰，避免交通拥堵，和鸟一样，起得很早，每天几乎是第一个先到单位的人。夏天的某个星期一，早到的我正好遇见门卫，一老一少，爷爷和孙子蹲在办公楼门口的台阶上，嘀嘀咕咕，好像在全神贯注看什么。我走近一看，是两只灰色的大鸟。便问：“老哥，养鸽子啊？”

　　门卫抬头看看我说：“是斑鸠。”

　　我仔细一看，是两只刚出窝的小斑鸠，问：“哪儿来的？”

　　门卫指着门外那几棵长得密密实实的小叶榕和桂花树：“那儿捉的。”

　　随后，门卫带着我，在那几棵树下转悠，东瞄西看，果真有斑鸠窝。我劝他：“老哥，把斑鸠放掉算了。”

　　门卫犹豫了一下：“养着给小孩子玩哩。”

　　此时，门卫的妻子从门口出来，急促催孙子上学，喊叫声打断了我和门卫的对话。只见她一把拉着对斑鸠恋恋不舍的小孙子，骑着电动车，大鸟带小鸟，飞走了。

　　我继续对门卫说：“你把它养在树上多好啊，也是你的，何必养在笼子里呢？”

　　门卫听懂了我的意思，打开鸟笼，两只小斑鸠“噗吐吐”飞走了。不远处，两只飞来营救的斑鸠父母，叫声急促，朝我们怒吼着，好像用我们听不懂的鸟语在质问、在叫骂。

　　“咕嘟嘟——咕嘟嘟。”每天上班，我从停车场走向办公楼，都能听到小斑鸠在叫。有时，也能看见小斑鸠的父母带领它们在草皮上觅食玩耍。当我走近它们时，斑鸠一家携儿带女“噗吐吐”飞到树上去了。

　　有一天早晨，我刚到办公楼门外，门卫迎上来，悄悄告诉我：“你办公室门口花盆里的树上有一窝雀。”

　　我喜出望外：“真的吗？”

　　门卫说：“昨天你们下班后，我去修剪那些枯枝时发现的。”

　　我急匆匆跑上楼，偷偷窥看。还不等我靠近，花盆的树上就“噗吐吐”飞出一只鸟，惊慌失措鸣叫着落在天井的树梢上，跳上跳下，不停的扭过头看我，“嘎——嘎——嘎”叫声急促。

　　我扒开密匝匝的树叶，仔细一看，果真有一个鸟窝，窝里还有三个麻花色的鸟蛋。

　　自古以来，鸟既是人类的邻居，也是维护生态平衡的“自然砝码”。

　　探源人类文明历史，中国传统文化中，起于春秋的《诗经》里，提到的鸟就有三十多种。唐诗鼎盛时期，杜甫《绝句》中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白居易《钱塘湖春行》的“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柳宗元《江雪》中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鸟入诗，诗入鸟，比比皆是。时至今日，源远流长的文化元素里，还繁衍了很多有关鸟的音乐、鸟的歌曲、鸟的舞蹈、鸟的画、鸟的图片、鸟的视频、鸟的图腾、鸟的刺绣、鸟的产业……但我始终没有弄明白，办公楼的天井里除了那一片为数不多的树木花草，没有任何鸟类食物，鸟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呢？

　　后来，我暗示门卫，不要告诉任何人。可是，哪有不透风的墙，我办公室门外的鸟窝，没几天，在单位里就成了不公开的秘密。很多人上卫生间路过，都要盯着我办公室门口的那盆富贵树上瞄上一眼。也有人以为我不知道，还悄悄跑来讨好我，说我门外的花盆树上有一窝鸟。鸟来做窝是好事，喜鹊登门，有喜事啦。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熟悉很多鸟，平时在天井里飞来飞去的那两只鸟，我并不陌生，的确有点像喜鹊，头黑，背上的羽毛灰黑，腹部的羽毛全是白色，飞起来，燕尾张开，有点像小燕子。但脸部没有小燕子一样的红腮帮，头上比小燕子多了一簇黑毛，叫声沙哑，没有小燕子的铃声嗓子清脆。

　　在乡村，鸟是农家的邻居，小燕子是不请自到的客人，每年春天，就会如约飞来农家的门楣上做窝。与鸟为亲的母亲常说，燕子飞到哪家门头上做窝，哪家就会好运当头。燕子飞来筑巢做窝时，农家的春耕生产开篇，大人们一天天忙于农活，放学回家的我总喜欢搬一个凳子，垫高自己，伸长脖子，好奇地看燕子孵化，看燕子脱壳，长狗屎毛，期盼着它们早日学会飞翔。小燕子好像也知道我的期盼，一天一个样疯长，“叽叽喳喳”咿呀学语，回应我内心的期许。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每天早晨上班，发现都有些树叶落在花盆里。有一天，我发现花盆里掉下了鸟蛋壳，有一种虫蚁鸣叫的“唧唧唧”声音。同时，那对“黑头公公”，见到我，就在天井的树梢上东跳西蹿，声音比骂人还大，好像在警告我，不要干扰它们的家园，不许伤害它们的孩子。

　　就这样，我每天早晨上班，都能见到那对“黑头公公”，一会儿站在我办公室门外花盆的树梢上，一会儿站在天井的树尖上，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恰逢周末，我回乡下老家给大哥拜寿，大哥陪我去看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多年没人住的老屋，一把生锈的铁锁，是大哥反复用菜油灌进锁**孔，折腾了好一阵才打开的。我抬头朝老屋东张西望，当年门楣上的燕子窝，已经被尘埃淹没，模模糊糊还能看出一点点遗迹。

　　我问大哥：“现在小燕子为什么不来做窝了？”

　　大哥说：“现在村庄里砖房洋楼多，没有小燕子做窝的地方，瓦房老屋多年无人住，也快要消失了，再过几年，别说小燕子，恐怕连麻雀做窝的土墙都没有了。”

　　说话间，几只麻雀飞来，在屋脊上“叽叽喳喳”，不时用陌生的目光打量我们兄弟俩。

　　随后，我和大哥在村庄里闲逛，每当走到人家房前屋后，大哥如数家珍，说某某家的孩子有出息，进城打工十多年，把父母孩子都带到昆明、楚雄，像一窝雀，飞进城市安家落户去了；说某家的姑娘远走他乡十多年，杳无音信，家里的父母都以为不在人世了，今年疫情缓解后，想不到领着姑爷孩子回来一趟，又麻雀一般飞走了；说某个男子汉外出打工，在建筑工地受伤，落下残疾回来了……

　　偌大一个六十多户人的村庄，孩子长大一个，像鸟出窝，一个个飞走了。村庄越来越空，逛了一圈，也没遇到几个人，只有狗，稀稀疏疏在向我狂吠。

　　大概是回城后的两个星期，仍然是早晨，我去上班，刚到办公室门前，就发现有两团黑乎乎、毛茸茸的东西堆在楼道上。走近一看，是两只小鸟，一只已经死去，一只趴在冷冰冰的地板上，一动不动。天井里的那对“黑头公公”，视我为敌，仍在不停地怒吼。我弯下腰，去抓那只活着的小鸟，小鸟受惊，张开翅膀，在光滑的地板上拼命挣扎，“哎呀——哎呀”像婴儿哭闹。那声音，好像在告诉我，你不是我的父母，不要——不要——坚决不要!

　　我不顾小鸟的反抗，抓起哭天喊地的小鸟，小心翼翼放回鸟窝时，发现鸟窝边上还站着一只小鸟，好像在练习飞翔的样子。

　　随后，我拾起那只死去的小鸟，想把它当垃圾丢掉，忽而又觉得不妥，无所适从。此刻，我的手机响了，一接听，是堂兄弟打来的，告诉我，他年近九十的父亲我的大叔，也是我的小学老师，昨天晚上去世了，遗体告别仪式定在明天上午九点在殡仪馆举行。

　　接完电话，大叔当年教我们背诵默写“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情景复活而生。不知不觉，我就莫名其妙的把大叔的死和小鸟的死联系在一起，开始胡思乱想：人，出生时欢天喜地，离世时白事当喜事办。鸟呢？好心疼。整天上班，我都在想着那只死去的小鸟。

　　下班后，等同事们走完，我和门卫把小鸟埋在办公楼前的桂花树下，覆盖了一层绿茵茵的草坪。风吹来，小草摇头晃脑，远远望去，就像小鸟随风舒展的羽毛。

　　第二天早晨，我去殡仪馆参加大叔的遗体告别仪式时得知，大叔生前有交待，他不进公墓，要回乡下老家。可是殡葬改革政策不允许，堂兄弟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大叔魂归故里。几个人想来想去，最后合计，大叔的骨灰盒只能埋葬在公墓，悄悄留一点骨灰带回老家的坟山，在撒骨灰的地方栽一棵树，两全其美，留作纪念。

　　第三天早晨我照例去上班，又发现花盆脚的地板上有一只小鸟在挪动，我伸手去捧它时，他却拼命挣扎，不停地嚎叫，又引来了那对“黑头公公”，朝我飞来飞去，恨不能啄我几口，我依然抓起小鸟，放回窝里。我想，再过几天，小鸟就可以出窝，展翅高飞了。

　　没想到，过了两天，我早晨去上班时，又有一只小鸟死在了楼道冷冰冰的地板上。顿时，我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小鸟被我们打扰，得不到父母及时哺食，还是鸟不相信我们？以为我们会伤害它们呢？还是小鸟为了早日出窝，摔在硬邦邦的地板上砸死了呢？如果是乡村的小鸟窝，地上有草丛，有泥土呵护，小鸟即使不会飞翔，也可以爬行，总是有逃生的希望。

　　看着毫无生命迹象的小鸟，我又一次把鸟和大叔联系在一起，哪里是鸟的墓地呢？我也要送小鸟魂归故里。

　　失去大叔，失去小鸟，遗憾、惋惜、愧疚，三只鸟只剩一只，我再也不敢去窥探鸟窝了。

　　第四天早晨，令我奇怪的是，平时每天上班，都能看见那两只“黑头公公”鸟在天井的树丛里，叽叽喳喳，跳上跳下。而今天却如此的安静，再也没有听到鸟的声音，看到鸟的踪影。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又悄悄扒开树叶窥探鸟窝，鸟窝里竟然空荡荡的。那只小鸟哪儿去了呢？是不是被蛇残害了？还是被貂鼠吃了？只剩下我一堆不着边际的猜想。

　　下班后的我，脑海里反复在想象着鸟飞出窝的样子，却怎么也无法拼凑出一幅完整的画面。后来，我把最后一只鸟连尸体都没有见到的事，告诉了门卫。门卫却漫不经心的说：“可能是它的父母带走了。”

　　可我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些跨越千山万水，和我一样飞进城市的鸟，它们是城市的贵客，小鸟的爸爸妈妈是怎样把那只小鸟带走呢？那么高的三层四合院楼房，它们当初是怎样飞进天井来的？现在又是怎样飞出去的？而且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在我门口花盆里的树上筑巢做窝？照理说，我们每天上班，人来人往，那里是最不安全的地方。这一切，在我心里都成了解不开的谜团。

　　从此，小鸟不依人，天井里再也看不到“黑头公公”的身影，单位里的很多人可能不太留意，但我心里明白。每天早上走到办公室门前，看到那盆黑乎乎人影一样的花树，就会有一种失去亲人的恐惧感，就会莫名其妙想起那两只死去的小鸟，躺在冰冷光滑的地板上，让我的心也随之降到了冰点。

　　有一天早晨上班，我依旧买了包子、豆浆送给门卫，门卫却拿出了鸡蛋、牛奶给我吃。

　　我误认为是他花钱买的，就推辞：“我胆固醇、血脂高，很少吃鸡蛋、牛奶，你吃吧，你吃吧。”

　　门卫反复向我解释，是孙子天天上学，在学校吃剩的牛奶、面包，一定要拿来喂斑鸠。说完又顺手朝我塞来。我明白了，是学校无偿供应给农村孩子当早点的“营养餐。”

　　我和门卫两个人，无意中又说到鸟的事，我说：“这窝鸟太可惜了，不知道它们还会不会再来。”

　　门卫说：“只要鸟窝在，鸟和人一样，它们知道自己的家，明年还会来呢。”

　　但愿如此。


　　苦刺花的墓地


　　随时间的流逝，老家和我血脉相连的亲人已经越来越少，连接故乡的脐带也渐渐枯萎，唯有清明，是我回老家的借口和托词。

　　母亲的墓地在村庄背后半山腰，山上的马樱花、杜鹃花、山茶花、棠梨花随处可见，而最多的要数苦刺花。每年清明，苦刺花就如村庄里那几棵古老的槐花，努着嘴，一朵朵、一柳柳、一串串，星星点灯，竞相开放。放眼望去，春天正不停地挥舞着大自然的画笔，把山野描绘，整座山头，穿上了一套花衣裳。

　　在我童年时光的脚丫里，每年春暖花开，小伙伴们就会互相邀约，三五成群，身背小竹篮，踏着春天的脚印，叽叽喳喳，满山遍野去采摘乌鸦花、藤子花、大白花、棠梨花、苦刺花……

　　苦刺花和棠梨花，是我最怕采摘的两种野花。每次采摘时，尽管我小心翼翼，但是，刺是花的捍卫者，常视我为花敌，扎进我嫩嫩的小手。直到回家，母亲从针线箩里找出针，借一束亮光反反复复帮我挑刺。

　　可是，为了采摘野花果腹，我不知遭遇过多少次刺的报复。虽然野花是大自然赐予的天然蔬菜，是不需要耕种的庄稼，见者有份，但采摘野花也需要智慧。在我看来，山间的一草一木，都藏在母亲的百度里。每次我跟随母亲去采摘野花，母子俩就像两只觅食草的羊，不停蹄地跑过一山又一山，一沟又一沟，一箐又一箐。走着走着，不知疲倦的母亲就会放开嗓门唱山歌：“好花鲜鲜好花鲜，好花开在箐沟边，好花等着哥来采，小哥你莫嫌路远”。不远处就会有人回应：“好花鲜鲜好花鲜，好花开在刺蓬间，不知小妹是哪朵，我怕伸手被刺戳。”一唱一应，此起彼落。我追随着母亲，追随着一朵朵野花，不知不觉，疲惫随着母亲悠扬的歌声，飞进树林，飞到了白花花的云朵里。

　　在母亲的带领下，每次和母亲去采摘野花，总是能及时采到很多不凋谢的花骨朵。采摘回家的野花，不论是炒吃，还是煮吃，由于缺少油荤，苦刺花是我最怕吃的下饭菜。吃不完的野花，母亲左一簸箕，右一筛子，放在柴码上，交给阳光慢慢舔嚼，风干后储藏起来，到了家里杀年猪或是办红白喜事时，都会有一两碗肉汤煮苦刺花、棠梨花上桌，用来待客，装点脸面。

　　每年吃花的时节，正好是收小麦、收蚕豆的时节。在我家，母亲擅长用苦刺花和蚕豆米，再加一丁点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骨头熬煮，本来又苦又涩的苦刺花，通过母亲精打细算的烹调，就变成了香喷喷的菜，让全家人吃得咂嘴吸舌，口留余香。

　　在那个肠胃生锈的年代，野花是粮食和蔬菜的后备军，吃野花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调动全家人的胃口，勤俭持家的母亲有时会匀出一丁点腊肉，炒棠梨花做馅，然后，用麦面做棠梨花粑粑给我们吃。在那苦涩的日子里，每年要吃到一次母亲手下的棠梨花粑粑，于我而言，比吃天上的月亮粑粑还难。

　　过了吃花的季节，田地里的庄稼蔬菜蓬勃生长，为了防止牛羊蚕食，母亲就会带领我们去砍刺来栅篱笆。在我幼小的瞳孔里，苦刺花树自我保护能力都极强，一蓬蓬爬在地上，要把它砍倒，并不是容易的事。可母亲另有高招，东瞄西看，选择好最佳下手的方位，让我用一把长长的勾刀，勾住要砍的刺枝，母亲头顶羊皮褂，挥舞着柴刀叮叮咚咚地砍。第一棵苦刺花树被砍倒拉出群，就打开了一个缺口，第二棵、第三棵、第四棵……也就在我和母亲的手下躺平了。就这样，一棵棵张牙舞爪的苦刺花树被母亲征服，用藤子、用篾扎成篱笆，站在菜园边、田间地头，栅栏那些嘴馋的猪鸡牛羊。

　　家乡人从古到今，喜欢跳一种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土著民族左脚舞。有一首左脚调是这样唱的：“贪花路上赶热闹，阿哥阿妹相遇了，为花死来为花乐，为花死在花树脚，心甘情愿我俩个，闻见花香活回来。”“猪心猪肝街上卖，人心人肝各人带，大路边上的倒勾刺，不挂小妹挂哪个。” “棠梨花、苦刺花，有女莫嫁姑妈家，嫁了必定成冤家，知根知底我两个，合心合意做一家。”

　　老家的人并没有高深的文化，却常常以花喻人。骂不守本分的女人“烂柿花”，夸脸蛋漂亮的姑娘“粉团花”。而我的母亲却被村里人说成是“苦刺花。”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苦刺花”的意思，只知道苦刺花可以吃。十岁那年，我的牙齿里就像有无数条虫叮咬，疼痛难忍。母亲拿来几粒花椒，叫我哪颗牙齿疼就咬住哪颗。后来，母亲从邻居家讨来一口醋，叫我含在嘴里。牙痛虽然断断续续有所缓解，但还是疼。一天，母亲去地里薅草回来，带回家一些苦刺花树的根和枝叶，剁碎煨汤给我喝。我尝了一口，苦滴滴的，就磨磨蹭蹭不想喝了。母亲手里的吆鸡棍在地上打得噼啪响。反复警示我，是要喝苦药，还是要吃细面条，二者随我选择。无奈之下，第二口刚喝进嘴，就被我吐了出来。母亲一边骂我：“堂堂一个男子汉，这点苦都吃不了，看你长大了能顶天立地吗？恐怕连顶门杆都用不上？”一边翻箱倒柜找来蜂蜜，向我开出筹码。在母亲的诱逼下，我闭紧双眼，牛喝水似的把药汤喝个底朝天。顿时，感觉一下子从嘴里苦到肠胃，苦到**眼。从那以后，我才明白，苦刺花是一种清热去火、消炎止痛的苦口良药。

　　从我记事起，母亲就是一朵带刺的花。不知什么原因，母亲和父亲隔三差五就会针尖对麦芒吵吵嚷嚷。有时是父亲骂母亲，有时是母亲骂父亲。撕撕扯扯，爹错娘对？爹胜娘负？卷入家庭战火中的我们根本没有裁判权。只是每次邻居婶婶叔叔来劝架时，都在指责父亲，都在为母亲打抱不平。

　　每次战火平息之后，和父亲一奶同胞的二叔就用“人有三穷三富，马有九瘦九肥”这两句话叙述家史：在我爷爷辈上，家里养着几匹大骡子，煮着一灶酒，驮到狗街、猫街、马街、黑井卖，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人家。由于家境的宽裕，爷爷奶奶从小就对长子的父亲娇生惯养，百般宠爱放纵，使得父亲十多岁就染上**，成天不干活，摇骰子赌博，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还经常偷家里的东西变卖，换**吸。结婚以后，娶进门的婆娘管不住父亲，还经常挨父亲打骂，不到一年，身怀有孕的婆娘就吊脖子死了。后来，出身贫寒的母亲，由于父母包办，在别人的撮合下，堂堂一朵花的大姑娘，被“二婚”的父亲娶进了家。

　　母亲毕竟是个女人，整天起早贪黑地干活，脚不落地奔波，始终很难扭转家庭的困窘。父亲还经常借酒发疯，骂母亲酿的米白酒像猪尿，不好喝，骂母亲做的饭菜像猪食，不好吃。常常是父亲动手，母亲就动脚，父亲开枪，母亲就开炮，以牙还牙，毫不示弱。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战争”从未停止过。看着不成葫芦不成瓢的我们兄弟姊妹八个，母亲一次次抹抹眼泪，苦苦地维系着全家人的生计。母亲身后长藤结瓜的我们，像群刨食的小鸡，风里来、雨里去，在母亲呵护的翅膀下一天天长大。

　　在我刻骨铭心的记忆里，父亲就是村里人常说的“扶不起来的猪大肠”，不拿气，不管事，放了一辈子的牛，从没干过背挑扛抬的重体力农活。而母亲则是村里人翘起大拇指夸“嘴有一张，手有一双”的婆娘，是一朵惹不起的苦刺花。

　　母亲命运多舛，如苦刺花一样苦。而母亲最爱的却是山茶花。上山砍柴，母亲都会采一束山茶花骨朵，夹在柴捆头上，带回家，找一个废旧的玻璃瓶，洗了又洗，擦了又擦，然后把山茶花插在盛有水的玻璃瓶里，摆在堂屋中央的供桌上，让穷困潦倒的我家锦上添花。

　　母亲喜欢绣花，脚下的鞋帮上、鞋头上绣满了家乡千姿百态的山茶花，鞋子里的鞋垫也绣着山茶花、蝴蝶、喜鹊等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一年四季，不论是新的旧的，母亲的脚下总是穿着一双绣花鞋。我每次跟在母亲的身后，仿佛看到她脚下的路总是开满茶花。

　　母亲的脚开满茶花，我脚下的路也阳光灿烂。灰头土脸的我进入城市，脚下的皮鞋里经常垫着母亲缝制的花鞋垫。结婚时，因钱紧，借用单位的食堂自操自办宴席。早有准备的母亲，不仅从老家带来猪肉、鸡肉，还带来了很多风干的野花。开席时，我才发现，第一次登上大雅之堂的一碗碗棠梨花、苦刺花，仿佛为我奉献了一场花朵的婚宴，令很多宾客赞不绝口。后来，母亲从农村来帮我带孩子，有时也会从农贸市场买回苦刺花与蚕豆米、肉一起煮吃，反哺我记忆的味觉，慰藉我久违的乡愁。

　　花开花落，时光的脚步随着母亲脚下的一双双绣花鞋奔跑着消逝着。年近九十的母亲溘然长逝，出殡那天，送母亲去坟茔的崎岖山路两旁，寒冬腊月的山野，苦刺花依旧死一般沉寂，一朵朵山茶花却开得正艳，悲痛交加的我仿佛看见母亲走向天堂的脚下春暖花开，鸟语花香。

　　下葬时，母亲睡在一口黑漆漆的棺材里，被放入泥土芳香的井底。按照乡俗，由我们兄弟姊妹几个用衣服兜一些泥土盖在棺材上。不知不觉，半天工夫，在父老乡亲们的帮忙下，一座石头镶砌的坟墓立地而起，那是母亲的房子，那是苦刺花的家。

　　母亲安家落户的地方，也是祖祖辈辈死者的集中营。既是全村人的坟山，也是村庄的靠山。祖祖辈辈都把它作为封山，村规民约就是那座山的发条，严禁刀斧上山，谁也不敢乱砍树木，坟山上的树木得到保护，森林里有很多野生动物，还有数不清的花花草草。美中不足的是坟茔离村庄不远不近，只有一条上山放牛羊的蛇路，爬坡上坎，送死者安葬很费力，清明上坟也很辛苦。

　　忽然有一天，村庄里驶来一辆牛高马大的越野车，车上下来三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人，找到村里的蚂蚱官，说是看上了坟山上的那些古树，一口气开出了村里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天价。

　　正好村里一座建于清朝年间的祠堂已经破烂不堪，屋顶漏雨，墙壁歪歪斜斜即将崩塌。蚂蚱官召集村民开了好几次会议，由于村庄里很多当家人都外出打工去了。有的人家已经拖儿带女去了楚雄，去了昆明，甚至去了更远的城市，除了清明和春节，一年到头都不回家。还有的人家，连破旧的老屋也从来没有修理过。甚至有的人家，回家上坟，只是从村庄过一趟路，连家门都不进了，直接去坟山，简单祭拜完后，他们鸟一般飞走了。

　　两百多人的村庄只剩下六十多个老人孩子妇女，当家的不在家，在家的不当家，说话都算不了数。有人要买树，真是瞌睡遇着枕头。在家的几个老人和那几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人，在村庄里杀猪宰羊，请全村人吃吃喝喝了整整两天，最后达成协定，古树按两万元一棵出售，卖树的钱用于修复全村人的祠堂。

　　没过几天，还是那几个操着外地口音的人，拉来挖掘机，轰隆轰隆地劈山开路，七八天后，一条从村庄背后通往坟地的路就开通了。随后，以每天每人一百五十元的工价，请了邻村近寨十多条汉子，正当他们油锯刀斧轮回砍树之际，林业部门接到报案前来制止，十多棵上百年的参天古树才免于灾难。但从此以后，村里人就可以开着微型车、骑着摩托车从村庄直达坟地。而且，送死者上山安葬，不论是用人抬，还是用车拉，都比以前方便多了。

　　自从坟山通了公路以后，曾经在电影里看过的盗墓幻境，也开始在我们村那片祖祖辈辈的坟茔上演。那年清明，我照例回老家上坟，见到周围好几座上百年的坟墓被掏空一米多深的洞，很吃惊，怎么这样穷乡僻壤的地方，也会有人盗墓呢？从村史来看，我们村就没有过什么大户人家，死者几乎都是一介草民，入土也带不走更多的金银财宝。盗墓贼的嗅觉却如此灵敏，为了死人嘴里的那一点口含钱，为了死人手上的那一只银手镯，为了死人耳朵上的那一只耳环，竟然挖坟盗墓，搞得长眠阴曹地府的祖宗们不得安宁。

　　我一边给被盗的祖坟复土还原，一边问在村委会工作的堂哥，难道就一点线索都没有吗？堂哥说，这几年，附近好几个村盗墓的事时有发生，都分别向派出所报了案，至今杳无音信。

　　我长叹一声，再过十多年，等母亲的坟成了老坟，也许难逃盗墓贼的魔鬼眼。又过了一年，我依然回家上坟，看见祖宗坟头上的很多石狮子也被盗走了。

　　令村里人没有想到的是，宣传了好几年的殡葬改革说来就来。家家户户必须交出棺材，政府以每口棺材补偿八百元兑现，然后，棺材由政府统一收购处理。

　　那年，我回家上坟，无意中去祠堂转转，祠堂门口又多挂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室”等几块牌子。几十口黑漆漆的红头棺材，整整齐齐，一列纵队摆满祠堂的院子，正在整装待发。

　　按规定死者都必须火化，送到几十里外的公墓统一安葬，很多人一下子接受不了。家里有老人去逝，依然按照乡间民俗老一套料理，为死去的亲人请来锣鼓队，敲敲打打，请来唢呐匠呜呜哇哇吹，披麻戴孝，把丧事当喜事操办。之后，才闷闷不乐把死者送去火化，送去陌生的公墓。

　　母亲入土的第二年清明节，我回老家上坟，坟地里到处都开满了苦刺花。母亲的坟墓旁也长出了很多苦刺花，就像一个大家族的子子孙孙，密密麻麻簇拥在母亲身边。同时，母亲的坟堆上也长出了一棵苦刺花，矮矮的，瘦瘦的，在风中摇曳。仿佛是母亲身影，反反复复被风吹倒，又反反复复站立起来。

　　冬去春来，十多年过去，母亲坟墓上的那棵苦刺花，长高了，长大了，开花了，蓬蓬松松，覆盖了母亲的整座坟墓，成了母亲的保护伞。花开的时候，仿佛是给母亲盖上了一床花被子。

　　今年清明上坟，有人提议，要把那一棵茂盛的苦刺花砍掉，我坚决反对。因为，那是母亲的化身，那母亲留给我的唯一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