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里下河的一条小鳑鲏

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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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下河的一条小鳑鲏
　　文丨王 干

　　一

　　我出生在江苏省兴化县茅山镇，时间是1960年的农历七月二十。母亲说，新稻上来了，老鼠有得吃。那一年是鼠年。


　　我们家住在茅山景德禅寺的旁边。茅山是个千年古镇，茅山其实没有山。母亲说，原来有山的，后来给平了。我查了资料，茅山确实有山，据《东台县志》载：茅山在县治西七十里，高二丈四尺，周二百五十步。高八米，宽约八十米，相当于一座小楼房。在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茅山称为山，也是可以理解的。史上还有宋代的范仲淹、滕子京、富弼、胡瑗、周梦阳等俊逸在茅山读书、流连的记录。

　　我三岁离开茅山，对茅山的记忆不是模糊，而是根本没有。有关茅山的记忆其实来源于母亲后来的讲述。但离开茅山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一家是坐船离开的。一条小木船，父母，我，弟弟，还有撑船的船夫，我们在水上走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到了父亲新的工作地—陈堡。也就是说，我的记忆是从离开茅山那一刻开始的。

　　茅山最出名的就是茅山号子，据说曾经唱进了中南海。

　　2003年8月，我带着女儿去茅山寻根，在干爹金如恒的带领下，找到了当年我的出生地，水边的两间房子，屋前有一石码头，屋子除了窗户换成了铝合金的以外，其他都没变。我拍照留影，还意外地发现，旧居居然就在景德禅寺的边上。禅寺显然恢复重建过，没见到僧人，我敬香拜谒，向四十年前的邻舍致敬，也向茅山的山水表达感恩，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让刚出生的我度过饥荒生存至今。

　　母亲说到茅山时，常常说到一头猪，说猪很乖，白天出去，晚上归来，自己寻食，到外排泄，和人同屋和睦相处。这头猪显然不是宠物，我奇怪在那么困厄的岁月里，为何养一头猪。据说后来猪失踪了，大概被饥饿难忍的灾民们偷偷宰了。五十年后，母亲说起来还很伤心。

　　二

　　记得小时候认识我和弟弟的人都说，你弟弟真聪明。显然弟弟比我聪明，我记得小时候我和弟弟一起出门，大家关注的目光都在弟弟身上。弟弟伶牙俐齿，我总是显得木讷，我和弟弟争吵打闹，受惩罚的总是我，父亲“啪啪啪”几个巴掌总是落在我的**上。

　　那个时候我有些讨厌弟弟，他总是占尽风光。可等弟弟去世以后，我非常想念他，那时候我们同龄的孩子，多是有哥哥或者弟弟的，出去耍闹、打架、游戏的时候，总是一伙儿。而弟弟去世之后，我一个人特别孤独，那些坏小子也常常欺负我打架没有帮手。

　　1966年的冬天，弟弟死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俗称“脑膜炎”。弟弟起初发高烧，家人以为是感冒，等发现昏迷不醒的时候，送到医院已经晚了。后来我查了资料才知道，1966年底，全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情非常严重，死亡人口众多。

　　脑膜炎流行性极强，我记得弟弟去世以后，我家出入的道路被拉了隔离带，我们一家只能在圈内生活。后来，我在学校也被同学冷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外号叫“脑膜炎”，被同学们奚落。

　　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感染上脑膜炎，当时我和弟弟睡在一张床上，弟弟发高烧的时候，我也没有被隔离，当时不知道是传染病。当然家里的其他人也没有感染上，家人怕病魔也缠上我，就把我送到当时供销社的老高的宿舍住。

　　老高是一个屠户，在供销社杀猪。陈堡当时没有食品站，杀猪卖肉由供销社管，父亲在供销社负责蛋品收购，也负责开猪肉的票。老高杀猪，卖肉，父亲开票、算账，两人搭档，关系融洽。民间传说屠夫身上杀气重，一般小鬼不敢惹他，我被送到老高的宿舍自然是为了辟邪。前前后后应该是住了一两个月，我到现在还记得老高身上浓郁刺鼻的油腻馊味，想起来还会想吐。老高很喜欢我，对我特别好，会偷偷地让我吃他熬的下水汤。下水一般没有人买，剩下来了，老高就自己熬汤喝。他告诉我是肉汤，我长大了，告诉父亲这件事，父亲说，他也喝过，是下水汤，喝不起肉汤。

　　老高不是陈堡人，后来回老家周庄的殷庄了。多年以后，我想起了油腻腻的老高叔叔，问母亲老高何在，母亲说，前年夏天下暴雨，他回家途中被雷电击中，死了三年了。

　　呜呼！

　　三

　　弟弟去世以后，母亲很伤心，一直不停地哭，眼睛都肿了。本已慢慢地忘记了悲痛，但随着夏天的到来，我身上烫伤的印记又唤起了她对弟弟的思念。弟弟去世的那一年夏天，母亲每天都用灯罩烫蚊子。那时候没有蚊香，更没有灭蚊器，晚上睡觉前，蚊子聚在蚊帐内，等待我们这些小孩把它们喂肥。蚊子很狡猾，用扇子扇，它飞一会儿，又落到蚊帐内。如果用手拍，一是拍不到，二是拍到了还会在洁白的蚊帐上留下血迹。里下河的人就发明了用煤油灯灭蚊子的方法。煤油灯的玻璃灯罩温度很高，母亲端着灯，对着蚊帐上的蚊子，蚊子也来不及飞开，就落在灯罩里，滋滋地燃烧，那情形类似飞蛾扑火。母亲把这个灭蚊的活儿叫“照蚊子”。一次，母亲一不小心，灯罩滑落了，滚烫的灯罩掉在熟睡的我和弟弟身上，**着上身的我和弟弟被灯罩烫伤，灯罩在我们俩的肚子上留下了痕迹。我的肚子上是灯罩的椭圆部分，弟弟则是灯罩上部的管状部分。母亲为此时常自责，但也开玩笑说，你们俩哪天失散了，这印记可成为记号。我们兄弟俩有时和其他小朋友玩耍时，也会比试身体力量或特征，关键时刻我们亮出我们特殊的“胎记”，会让他们羡慕不已。

　　外婆怕母亲伤心，夏天再热，也不让我光着身子。从此以后，夏天汗水把汗衫湿透了，我也不会光着上身当“膀爷”，是一种习惯。

　　但肚子上的印记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我极其失落。

　　四

　　到陈堡之前，我还在边城镇短暂生活过一段时间。

　　边城是个小镇，却叫城。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县城才叫城。初次读到沈从文的《边城》，很有些奇怪，怎么湖南也有个边城？到后来发现叫边城的地方很多，就不觉得奇怪了。

　　边城在我记忆里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记得有一条老街，很有明清风格，很多的老房子，有点城的规模。本来我应该在边城念完小学、中学的，但是或许无缘这个“城”吧，我还是在陈堡念完了中小学。

　　当时，我的伯父在边城当粮站站长，伯父伯母无子女，我曾经被过继到伯父家。但不知何故，我在边城好像过得不愉快。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一人的收入要养全家四口人，母亲说，那时一个人每天只有三两六钱的粮食供应，好像还是十六进制的。伯父刚升为站长，主管粮食，日子肯定要好过些。按理说，我应该在伯父家过得挺逍遥的。可能是我没有享福的命，据说我很思念母亲，在边城调皮得翻江倒海，闹着要回茅山。

　　伯父伯母考虑到我年幼顽皮，就让我回到了父母身边，等我懂事一点再过继过去也行。没想到后来弟弟王平得了脑膜炎去世了，我也成了独子，再后来母亲又生了两个妹妹，过继的事情自然不提。

　　我常常假想，如果我在边城那边顺利扎根生活下来，读书，学习，又会是怎样一种人生轨迹。边城比起陈堡来，要少一些乡野之气，多一些商业的气息，是一座有些颓废逐渐边缘化的老镇，但日常生活的气息还是透露出曾经富贵过的腔调。边城的老师和陈堡的老师也是不太一样的，陈堡以张志宏为代表的老师是有闯劲的进取者，他们的进取和勇气影响了我。衰落的边城会不会让我自得其乐、拿腔拿调呢？那时的周庄、边城、茅山的人是有些瞧不起陈堡的，而陈堡人没有理由拿腔拿调。

　　不知为什么，我对伯父家总是有一些愧疚。伯父在家是长子，讲话慢言慢语，很有老大的范儿。我从有记忆开始，伯父就是一个病人，在家休息的病人。

　　病床上的伯父总是那么彬彬有礼，直到去世，也没见他发过大火。伯父去世的时候五十出头，祖母嚎啕：天哪！不落黄叶落青叶。五年之后，祖母中风辞世，黄叶也落了，岁数八十有五。

　　边城由县城而小镇，由小镇而村落，这是一种无人能预测的命运。如今在兴泰公路上有一个路标叫“边城”，每次回老家我看到“边城”这个路牌，就会想起伯父—一个差点在我档案里被冠为父亲的人。

　　五

　　父亲从茅山到陈堡，带有“支边”的性质，因为陈堡新成立供销社，要一批老职工前去建社。据说，当时父亲挺有成就感的，但依我这些年对父亲的了解，这次迁徙带有“谪贬”的性质，因为父亲这之后又不断被迁谪，从镇上到乡里，最后被迁到村里的供销点，差点成了农民，幸亏母亲坚持不转户口到村里去。父亲说，爷爷就在村里工作，有什么不好的？

　　我的爷爷一辈子经商办实业，开过蛋行、米行、草行，当过周庄镇商会的会长。到父亲这一辈，公私合营了，伯父去粮站当了站长，父亲去供销社收蛋，叔父没有去纸厂，考上师范，当了小学校长。爷爷自己也去了供销系统当营业员，一直受贬，先在镇里，然后去了村里。小姑姑是唯一的女儿，从小就受宠，闲着在家，出嫁后，在家闲着。

　　父亲在供销社里负责收购禽蛋。里下河的禽蛋产量很高，源于家禽饲养的量很大，中国农业科学院的家禽研究所就设在里下河的邵伯镇。里下河的蛋品远销上海、南京、杭州，甚至海外。父亲将各村供销站点送上来的鸡蛋、鸭蛋、鹅蛋集中起来，再送到泰州食品公司，有点像中转站，先收购，再卖出去，这里面有没有利润不知道，好像那个时候也不讲究利润，没有听父亲说过盈利还是亏损的事情，也没有见他为利润的高低焦虑过，肯定没有考核指标。

　　除了这些“团购”外，父亲也收农民零散的鸡蛋，陈堡镇上附近的农民也喜欢到父亲的店里卖蛋，他们说：老王的秤准。

　　老王的秤准，也平添了很多事情。农民缺钱了，两三个鸡蛋也拿来卖，有时候一个鸡蛋也拿过来卖，因为没钱买盐买油了。有时候父亲出差了，农民们就等他回来，父亲的“生意”总比别的店好。其他商店的店主背地里议论说，老王有些神经搭错了。

　　父亲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收购各村商店送过来的大批量的鸡蛋，鸭蛋也有些，鹅蛋很少。这些村店的营业员划着船，运着一箱又一箱的蛋来到镇上的供销社，卖到父亲的店里。当时装蛋的蛋箱并不统一，各家有各家的包装，到供销社要腾转开来，卖家和买家就用手把鸡蛋一个一个地从这个蛋箱转到那个蛋箱。

　　这是个枯燥的活，更是个技术活。在一般人看来，一船的蛋怎么也得半天才能周转完，但父亲他们很熟练，他们一只手可以抓六个蛋，两只手抓十二个，一会儿就周转完了，父亲一个上午可以周转三船的蛋。不会数蛋的人们很容易把鸡蛋弄破，而鸡蛋在他们手里像玻璃球一样，玩得滴溜转。

　　那时候没有磅秤，他们就数鸡蛋的个数，所以我小时候听父亲唱得最多的就是《数蛋歌》。《数蛋歌》是我命名的，有点类似劳动号子。父亲他们一边数蛋一边唱，歌词极其简单：“一手啊，二手啊，三手啊，四手啊……”一箱唱完，总共多少手，重量按平均值乘以手数，就能知道大约多少斤。后来有了磅秤，父亲说，数蛋和磅秤的斤两几乎没有出入。

　　父亲的收购站里，还有一个纸糊的类似风斗一样的设备，那是用来照蛋的，我称之为照蛋器。因为鸡蛋放的时间长了会变质，父亲他们的术语叫流黄或散黄，好的鸡蛋蛋黄是圆圆的，边缘是齐整的，所谓的“坏蛋”则是蛋黄变了质，蛋黄变形了，边上发毛，最坏的情况就是蛋黄发黑，那是真正的坏蛋了。一般散黄的鸡蛋也可以吃，就是不能送到食品公司了，因为食品公司的蛋有的还要出口，所以父亲他们很认真地检查，不能让坏蛋流出去。

　　父亲其实很少去照蛋，更多的时候凭手感去判断蛋的好坏，如果感觉鸡蛋轻了，就去照一照，看看有没有散黄。所以收购站的那个照蛋器，可能是我用得最多，六七岁的时候，我常常到父亲的收购站里，把鸡蛋对着那个圆圆的孔，眼光透过白纸照进鸡蛋，蛋黄和蛋清是清晰地分开的，蛋清透明无瑕，乳汁一样弥散着，而蛋黄呈圆圆的金黄色，像一轮小太阳，那是生命的结晶。

　　时间长了，我还能分清色蛋与普通鸡蛋的区别，色蛋能孵出鸡雏，普通鸡蛋则不能。色蛋的表壳有一两个白点，是和公鸡公鸭交配留下的痕迹。春天，色蛋的价格要高于普通鸡蛋。每年春天，就有炕坊来订购色蛋回去孵化小鸡小鸭，父亲就有意地将色蛋用单独的蛋箱存放。

　　过了春天，色蛋和其他的蛋一起放在一个箱子里了。因为炕坊一过夏天就关门了。也并不是所有的色蛋都能孵化出小生命来，那些不能孵化出新生命的蛋叫哑蛋。哑蛋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不能诞生新的家禽，但很多哑蛋已经生长出鸡鸭的雏形，毛茸茸的胎毛和完整的四肢，让人顿生爱怜和悲悯。里下河的炕坊总是将这些哑蛋埋到土里，做肥料。而南京人则爱吃这种哑蛋，他们称之为“喜蛋”，用水一煮，然后沾点盐，连毛带腥吃得津津有味，美其名曰“活珠子”或“旺鸡蛋”，行人时常在南京的街头看到衣着时尚的小姑娘手抓“活珠子”，吃得忘乎所以。里下河的人对此是非常鄙夷的，说他们饿疯了。

　　小时候最难忘的还是父亲数蛋时唱的《数蛋歌》，尤其他和那个叫金涛的伯伯一起数蛋的时候，两人配合默契，歌声也极其有韵味。金涛从蒋庄自己一个人划船过来，每次蛋的数量很大，因为蒋庄是个大庄子，人口多，养家禽的也很多。后来奶奶告诉我，金涛原来是我们家蛋行的大伙计，人很好，会做生意，父亲小时候最喜欢和他玩，尤其喜欢跟他学数蛋，家人不让他数蛋，也劝不住。现在两人有机会一起数蛋，那个不亦乐乎，仿佛上了《星光大道》的歌手，他们的歌唱中，有少年的记忆，也有兄弟般的情义。

　　我是能理解父亲这一乐趣的。我那时候手小，自然抓不住六个鸡蛋，就和弟弟用玻璃球和小石子当鸡蛋数，一边数一边唱：“一手啊，二手啊，三手啊，四手啊……”循环往复，乐此不疲。心想，等我长大了，一手能抓六个鸡蛋就好了。后来弟弟患脑膜炎去世，我数蛋没有了伙伴，再也不唱了。

　　每个村里来的营业员都会陪同父亲数蛋，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爷爷，父亲的父亲。

　　爷爷排行老五，人称王五。因为做过蛋行、米行、草行的老板，后来当普通营业员，好像不太适应。他的工作从镇上到乡里，再到村里，最初还是大庄子的村，后来到了全镇最小的陈林村。他也无所谓，不在乎工作环境，我还以他为原型创作过小说《除夕·初一》，写里下河深处最小村庄营业员的日常生活。

　　爷爷也是划船来的，但他自己不会划船，也不学，他雇村里的一个小伙子当船工，自己坐在船头看着小伙子划船，不时给小伙子递烟，村里的人都愿意为王经理（村里商店就他一人）划船，说“王经理大方”。

　　爷爷来到父亲的蛋品收购站，从不数蛋，他看着父亲数，父亲也不让他数，自己一个人数，但不唱《数蛋歌》了，父亲默默地数，爷爷默默地看，爷俩一言不发，卸完蛋，对一对蛋的数量，然后开票。父亲留下存根那一页，爷爷拿着支付的那一页，与他人无异。

　　爷爷有时候看到我，咧着嘴，朝我笑，露出被烟熏得黑黄的牙齿，我感到有些害怕，赶紧躲开，他讪讪的，有些尴尬。父亲在我后脑勺拍一下，叱责我“不懂事”，爷爷赶紧呵斥父亲一句：孩儿小，别吓着。我哇哇哭起来，一路奔回家向妈妈诉苦：爸爸打我！

　　后来，金涛伯伯被提拔了，调到供销社当领导，因为他出身好，人缘好，工作又有成绩。有一次，他看到爷爷来卖蛋，就主动和父亲把爷爷那船蛋数完，老哥俩数着数着又唱起来了，“一手啊，二手啊，三手啊，四手啊……”

　　爷爷站在一边，抽着烟，冷冷地看着他们，一声不吭。

　　金涛数完蛋，向爷爷微微鞠了一个躬，离去。1976年，爷爷去世。2015年，父亲去世。金涛什么时候去世的，我不知道，我问母亲，母亲说，早不在了，他儿子都去世好几年了。

　　世上再无《数蛋歌》，“一手啊，二手啊，三手啊……”

　　六

　　父母在陈堡几十年，泯然众人，但晚年我请二老到高邮、泰州、南京、北京生活，他们都住不惯，觉得还是回到陈堡最踏实。都说热土难离，离不开的不见得都是热土，而是一种生活语境、生活氛围和生活的节奏。

　　我在陈堡前后生活了十六年，后来到了高邮，到了南京，到了北京，但我梦境的背景，常常是陈堡的河流、店铺、窄街。从1966年夏天到1976年夏天，我在陈堡读完小学、初中、高中。正好是“文革”十年，陈堡本来只有一座完小，但随着我的长大，学校也在长大，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令下，我读完小学，小学接着办初中，我读完初中，学校开始办高中。有的小学老师之后又担任过我的初中和高中老师。一位名叫胡家华的老师，先后教过我数学、语文、音乐、英语、化学、政治，真是难得的人才，很多课程他是现学现教的。胡老师年轻时学过一点日语，教我们英语，他是一边听广播学，一边教我们，他浓重的里下河口音英语让我多年都难以改口，至今念26个字母中的L，一不小心还露出里下河腔来，北京人常常问，什么？艾尔？

　　记得1975年的时候，陈堡中学破天荒地分来了“大学生”老师，之前陈堡中学一直没有一位正式的大学毕业生，唯一被称为大学生的张志宏老师，也是只读了几个月的师专，学校就解散了。这次分来的大学生，其实也只是高邮师范的毕业生，我们总算有了物理老师，这位方姓老师是高邮师范的高材生，高邮师范想让他留校，但地方教育局不同意，他委屈地被分到了偏僻的陈堡中学。

　　方老师教我们物理课，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他讲万有引力定律，不是照本宣科，还讲了很多课本外的知识和故事，我听得非常兴奋，放学还找他聊。那一阵子，我发誓要成为物理学家。但是，方老师很快调回高邮师范当老师了，他是9月1日到的，10月1日前就离开陈堡了。我们的物理课又让一位高中毕业的代课教师代上，他上得费劲，我们学得也费劲。紧接着，物理课改为农业机械课，我们去村里学开手扶拖拉机了。

　　我时常想念方老师，但方老师对我毫无印象。1978年3月，我考入高邮师范，去登门拜访方老师，方老师怎么也想不起有我这么一个学生，他对陈堡中学的记忆也几乎是零。同年，方老师考入南京药科大学读研究生，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七

　　其实，要说祖籍，我应该是兴化周庄人。

　　我第一次到名声显赫的昆山周庄，傻了。这不是我的老家吗？水路，石桥，麻石街，老铺子，窄街，生煤炉子做饭的人。连沈万三也是那么亲切，我小时候听过无数关于沈万三的传说，到这里才发现，原来这传来传去的传奇不是我们老家兴化周庄的，而是苏州周庄的。

　　前不久，我去周庄老镇看了看，很幸运地见到了当年古镇的麻石街、破旧的店铺以及旧店铺的痕迹。我们家的祖宅还在，只是已经面目全非了。

　　祖宅的记忆，是与疾病和死亡的气息联系在一起的。不知道为什么，周庄的老宅子始终让我感到一种阴暗**的气息，或许是奶奶长期一个人居住的原因，那房子隐隐有一股老人味。但老房子记载了祖父办实业的历史，在祖宅最后一排屋子，残留着工厂的痕迹，废弃的水门汀不适宜居住，就无偿给中学生当宿舍。后来成为河海大学校长的张长宽、江苏教育电视台台长的顾鼎竞在这里寄宿过，他们在周庄中学读书，奶奶为他们免费洗衣烧饭。

　　其实，我几乎没在周庄老宅生活过，住得最长的时间也就是一个星期，还是生了病。祖父1976年去世后的第四十二天，按照风俗，应该为他做“六七”。按照一般的丧葬的风俗，七七四十九天完成对死者的祭奠仪式，不知道老家为何在“六七”这一天举行，有条件的人家还要请和尚或道士为其亡灵超度。1976年自然不可能做佛事，但“六七”还是要做。那天晚上，我高烧，昏迷，甚至大小便失禁。我梦见了地狱，白天黑夜分不清。后来被诊断出肺炎，回陈堡挂了两天链霉素，好了。

　　祖母在老宅生了伯父、父亲、姑姑、叔叔，但他们先后离开了这里。伯父在边城工作，叔叔在老阁当小学校长，父亲和姑姑居住在陈堡，他们都在异乡租房子住。周庄成了家人们一个心理的巢，红白喜事才会聚到一起。老宅由祖母一人守护。

　　祖父呢？祖父的店被公私合营之后，他就离开了周庄，在陈堡的一个叫陈林的村子里开商店，一个人的小店，进货、卖货全是一个人，供应着全村的日常生活用品。

　　这样，祖母成了唯一在老宅里居住的人，周庄也成了祖母一个人的周庄。

　　祖母见过世面，抗战时到李明扬家祝过寿。她天性乐善好施，在亲友们当中出了名的。凡是有事向五奶奶（爷爷排行老五）开口的，几乎没有被拒的。虽然她没有工作，老底子也日渐稀薄，但接济人的事祖母从不推托，甚至时常借钱帮人。听父亲讲，她还借过**帮人还钱，然后让她的儿子们悄悄还债。祖母时常欠债，她的侠义、软弱和大度让她听不得好话、软话，她自己省吃俭用，但对人从不吝啬。

　　老宅的家当自然因为还债逐渐变卖、抵押，等祖母离开周庄的时候，老宅子空空荡荡，家具没了，连后屋的螺丝钉、螺帽也被人撬掉。分给我们家的两间屋子连窗玻璃也被人卸了，但见到我们的左邻右舍都夸“五奶奶”人好。

　　老宅其实是祖母的宅子，祖母去世后，这宅子我们再也没有人去居住过，仿佛老宅也随奶奶去了。祖母生前告诉我，她去得最多的就是轮船码头，在那里接送亲人。因为儿子、女儿、丈夫都在外地工作，往返都要乘船，白发苍苍患结膜炎的祖母红着眼迎风流着泪，站在轮船码头目送亲人远去，等待儿孙回来。

　　八

　　我两次离开陈堡，坐的都是轮船。

　　轮船是里下河当年最常见的交通工具。里下河河网密布，沟渠纵横，出门必行船。而轮船作为交通工具，比摇橹、划桨、帆船等要快捷和方便。如今，公路交通发达，坐轮船已经成为历史。

　　兴化由于受地域限制，很多时候是被交通“遗忘”的地方，比如至今还没有高铁路过，这在江苏县级市里面极为少见。而当年的陈堡，在兴化更是处于“死角”，周围的周庄、茅山、边城都通了轮船，陈堡本地则没有轮船路过，要去兴化、泰州，都要到周庄或者宁乡乃至江都武坚的花庄村去坐船。维系陈堡和他们之间联系的，是一种叫“帮船”的运输方式，帮船是人划的，可以坐三四人，类似今天的拼车。

　　陈堡通轮船，大约是在1976年，这一年才有了泰州班和兴化班。早晨六点出发，晚上六点到达。

　　第一次离开陈堡，是1978年的3月7日。那是我去高邮师范学校上学报到的日子。1977年底，停止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突然恢复了，我毫无准备，但依旧报名参加，当时抱定一个信念，第一年考不上，第二年再考。全国刚开过科学大会，到处都是科学热，我的理科情结苏醒，准备报考大学的理科专业，但发现高中的物理、化学是一片空白。尽管整个中学也没有学过地理，但地理好歹可以自学。文理分科，我就选择了报考文科。

　　那一年参加高考的人极多，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历届的高中生都有人参加，还有很多的南京知青参加，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进行。初试淘汰一批人，复试作为正式考试。我初试顺利过关，有点意外，我没想到能够和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一起通过初试。我们那一届的高中毕业生乃至向前推几届和当年的应届生，没有人通过初试。

　　复试在兴化城里进行，我们提前一天坐轮船到兴化，旅社住的是通铺，通铺有二三十人，乱哄哄的，我一夜也没有睡好，第二天考试开始就走错了考场。当时理科考场设在兴化中学，文科考场设在红卫中学（现昭阳中学）。我走到兴化中学，监考老师一看不对，就赶紧让我去红卫中学。等赶到红卫中学时，离开考时间就差一分钟了。我慌慌张张地进了考场，拿到试卷，觉得试题难度不大，30分的综合知识题，70分的作文题。作文题叫《苦战》，但我阴差阳错，将题目写成了攻关，当年流行叶剑英元帅的一首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由于没睡好，也因赶路着急，脑子糊涂了。其实，苦战和攻关的内容相差不大，但我在答题的时候，专门写“攻关”二字，作文写得比较快，校对完了，我还将“攻关”二字描成了美术字。

　　考完试出来，见到了周庄中学的毛家旺，他说作文居然出《苦战》这个题目，太好考了。

　　我纠正他，是“攻关”。他慌了，说，坏了，看错题目了，待顾鼎竞过来，我才知道是自己错了。

　　我当时就崩溃了，准备不考回家了。顾鼎竞说，你别着急回去，这次先熟悉下试卷，明年再考也好。我坚持考完了全部科目，发现整体试卷难度不大，但由于作文题目写错了，也就没有抱什么幻想，明年再来吧。

　　不久，收到了高邮师范的录取通知书，我极为惊讶。当然，我一方面非常高兴，另一方面心有不甘，毕竟师范不是大学。然而我考上师范这件事，当时在陈堡镇上还是小小轰动了一下，左邻右舍都在传我“考上了”，前来祝贺的亲友也是一拨又一拨。看父母那么开心，我也打消了明年再考的念头。而且，我的中学老师也没能考上，这位知青老师是名校南京一中老三届的高材生。同时，我当时的文学偶像团委书记顾鼎竞，也和我考进了同一所学校。横向比较，我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1978年3月7日，新生报到。母亲执意要送我前去，我坚决反对也没用。她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实际是，我从没一个人出过远门，一直在自己家门50华里内的范围内活动，母亲不放心。

　　清晨5点，我们坐轮船出发，到一个叫老阁的地方下船，换轮船，像今天坐飞机要转机一样。折腾到终点码头时，天色已黑，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前来接站的同学早已散去。我们带着行李步行一个多小时才到学校，幸亏母亲前来，要不然那些行李我一个人根本没法拿。

　　由于我们到得迟，学校只有几张床的招待所已经客满，我和母亲去找招待所的路上，向一位女同学问路，她说没有床位了，不要去了。这位女同学说，现在已经十点多了，要不然让你母亲到我宿舍里去住吧。我们以为她宿舍里有空床，就让母亲去了。后来母亲告诉我，这位同学和其他女生挤在一张单人床上，让母亲睡在她的床上。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位女同学姓白，名字没问，是工农兵学员。这几乎让我一下子改变了对工农兵学员的印象，因为当时的工农兵学员是推荐上学的，不是考上去的，所以我们这些没关系推荐上大学的，老觉得工农兵学员占了我们的份额。这位白同学的举止，让我至今感动。后来，我在校园里见过她，我腼腆地想向她致谢，而她好像并不认识或不记得我了，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她长得很白，很漂亮，很苗条，个子比我高。不久她就毕业离校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

　　九

　　第二次离开陈堡，也是坐轮船。

　　这一次是工作调动。1978年春天去高邮师范读书，大专班学制两年，实际上1979年夏天我们就离校了。我们这一届学生命不好，不久后大学扩招，比我们分数低的考生也有机会上了大学，1978年底我们还派代表去教育厅“抗议”，当然无果了。第二年高考时间改到了夏季，秋季入学，学校宿舍不够，我们得提前离校，名义是“实习”。

　　当时一些岁数大的学生希望早点离校，而我则希望在学校多读一些书。我那时特别勤奋，每天只睡六个小时，每天早上起来跑步，所有的时间都在读书、写作。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好书，遇到那么有学问的好老师，遗憾的是学习时间太短了。我对文学的热情很高涨，还和顾鼎竞、时庆涛以及师范的校友成立了“大野”文学社，我早期的一些文章用过“大野”的笔名。

　　1979年4月，我和同学顾鼎竞合作的短篇小说《闵师傅》在《雨花》上发表了，文字第一次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变成了铅字，我的文学道路由此开启。

　　1980年1月，我被正式分配到陈堡中学教书，但之前已经作为实习生工作半年了。我在陈堡中学教过初二、初三，还教过高二。在陈堡中学认识的一些优秀的学生，像颜德义、钱言、金明宽等，他们也跟着我，对文学兴趣浓郁，我们至今还有联系。

　　离开陈堡，是因为要解决两地分居。我在高邮师范读书时恋爱了，太太是高邮人，家里不希望她刚从乡下回来又回到乡下去，她是知青，考上高邮师范才离开插队的乡村。岳父岳母同意我们结婚时就一个要求，希望我调到高邮去。我开始了漫长烦恼的调动程序，前前后后花了大约三年时间才完成。这次调动仿佛是一次演练，之后从高邮调到南京，又从南京调到北京，中间经历的曲折虽然各不一样，但折磨程度相似。或许有了这次调动的“演练”，才让我后来有了耐心和承受力。从兴化调到高邮，是两个县教育局之间的老师的流动，原以为比较容易，没想到过程极其复杂。先是高邮方面找不到接受单位，等高邮找到接受单位了，兴化方面又不同意放，来来**几经折腾，以至于后来达成协议了，奇怪的是兴化教育局发出的商调函居然找不到了。最后还是时任陈堡公社党委书记的徐长卿带我去找教育局的领导，调动程序才得以顺利进行。那年夏天，我和徐长卿去教育局领导家里的时候，遇上大暴雨，没有雨具，我们俩赤着脚高一脚低一脚赶到局领导家里的时候，浑身湿透了，这也打动了局领导。后来的工作就畅通快捷了。我有时想起那天在暴雨中行走的情形，也感恩徐长卿先生的情义。

　　1982年“五一”期间，我和太太在陈堡举行了婚礼，婚礼按照老式的规矩办了三天。

　　离开之前，陈堡中学的领导为我办酒送行，在新开的“陈东小楼”，那可能是陈堡第一家营业性的饭店。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的餐费是十一元，在当时也是一笔不小的消费。那一天，因为高兴，我喝多了，酒是当时农家自酿的大麦烧，没有蒸馏过，所以后劲很大，我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当晚呕吐不止。第二天醒来坐轮船去兴化，还不停地吐黄水，似乎要将肚子里的苦水都吐完，一直吐到船到兴化才停止。

　　就这样，一个少年离开了陈堡，离开了兴化。

　　就这样告别了家乡，里下河的一条鳑鲏鱼，游到了大运河，开始了远行。

　　王干，1960年生，江苏泰州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王干随笔选》《王蒙王干对话录》《世纪末的突围》《废墟之花》《南方的文体》《静夜思》《潜京十年》《在场》等学术专著、评论集、散文集。2010年以《王干随笔选》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