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旭：重 影

赵日超

东方旅游文化网

       重   影
　　李晓旭


　　春节的鞭炮声在小镇上空断断续续炸响，硝烟味混杂着空气中若有若无的酒气，编织成一张喜庆却又疏离的网。在这喧嚣中，王达标死了。人们说起他，像谈论一只死在路边的野猫：“走了，八十多了吧，总算消停了。”“什么什么，走了？”“死了，死在当年立功的工地旁。”说的人语气轻飘，甚至还带着一丝如释重负的笑意。我心里却像被腊月的风狠狠灌了一口，又冷又闷，五味杂陈，翻腾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滋味。

　　在镇上，“王达标”三个字几乎是“无赖”和“麻烦”的代名词。没见过他的人，也早听过他的“传奇”——“犯嫌”、手脚不干净、五十多年的“**专业户”。说他“桌面能坐，柜肚能藏；拎起来是长的，放下来是团的”，像一块甩不掉的牛皮糖，游荡在各级政府大门之间。我曾听父亲说过，这人并非全然如传言那般面目可憎。只是没想到，他会这样悄无声息地从世界里被抹去。

　　那年，我在镇上谋了个差事。区水利局让我把一张关于提高民工伤残补助的调查表交给王达标。下午，冬日的阳光惨白无力，像一层薄霜冷冷地照在镇政府那栋灰扑扑的墙上。王达标来了。和想象中不同，他不算邋遢。身着洗得发白但整齐的中山装，脸上甚至带着一种近乎庄严的红光。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磨损得露出了线头的黑色人造革手提包，那包看起来有年头了，边角磨秃了，扣子也有些松动，抱在怀里，像抱着珍贵物品。

　　“哎呀，你是老孙家的吧？你父亲是个大好人啦，当年在公社，他可没少帮衬我……”他一进门就殷勤地跟我套近乎，脸上堆满了层层叠叠的皱纹，像一朵开败了的菊花。我没接他的话茬，只是默默地把表格递了过去。他手有些颤抖地拉开黑包，伸手往里摸索。我以为他要找笔和老花镜，结果，他先掏出了一沓厚厚的、卷了边的病历和药费收据，然后是两瓶白色的药瓶，叮当作响。最后，他捧出一本厚厚的、红塑料皮封面的书——是《毛泽东选集》。扉页上，“奖给学毛选积极分子”几个金字已经褪色，下面的公章模糊不清，只剩下“江苏省”三个字还依稀可辨。他宝贝似的用袖口擦拭着书皮，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光芒，嘴里喃喃自语着：“这是省里奖的……省里……”然后，他把包倒过来使劲抖了抖。几张皱巴巴的毛票和几颗药丸掉了出来，除此之外，空空如也。他讪讪地笑着，请我帮他填表。那笑容里，有讨好，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和算计。

　　表填好了，他却没有立刻要走的意思，反而局促地坐在椅子上，像在等待着我的问话。我看着他，突然对他口中的“省奖”和他那传奇般的“**史”产生了强烈的好奇。那本红宝书，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老王。”我给他倒了杯热水，试探着问，“你给我说说，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眼睛猛地一亮，像两簇火被点燃。捧着热水杯贪婪地吸了口热气，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开始讲述那个遥远的、充满了荒诞与悲凉的故事。那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个“成分论”至上的年代，一个出身决定命运的年代。王达标父亲是个江湖郎中，靠行医省吃俭用，置办了五十多亩地和一头半牛。土改时，这成了原罪，被划为“富农”，从此低人一等，像阴影一样活在别人的鄙夷中。他读过两年私塾，在村里算“文化人”，可正是这“文化人”的清高和急于摆脱“低等人”的执着，让他成了队里干部社员眼中的异类，处处受排挤，受冷眼。他渴望被认可，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洗刷掉出身的“污点”，给妻子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给家庭铺就一条平坦的路。

　　那是一个崇拜英雄、需要榜样的年代。他主动报名参加公社的水利常备民工队，他把河工当成了舞台和救赎。每天出工最早，收工最晚。挑土时，声嘶力竭让人多装；走路快，号子响。收工后，还在油灯下对着墙壁练号子。他渴望被当作一个“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来对待。尽管工友背后骂他“马屁精”，但公社干部把他当典型，经常在大会上表扬他。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终于像个“人”了。

　　有年冬天，他随队去白马湖挖河道。一天夜里，工地的龙沟抽水泵被水草缠住，水位上涨，眼看就要漫过挖土层，影响全线施工。早上，县工程团的领导来检查，把公社带队干部骂了个狗血淋头，勒令立即抢修，否则提级处理。天寒地冻，湖面上结了厚厚的冰，机塘里冰碴随着凛冽的寒风在水下攒动。塘边的泥土冻得坚硬如铁，踩上去“咔咔”作响。公社干部急得满头大汗，问“谁敢下去”，声音在空旷的工地上显得有些发虚。围观的民工们打着寒颤，面面相觑，脚步不自觉地往后缩着，仿佛那机塘里不是水，而是能吞噬人的无底深渊。

　　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我下去！”王达标用全身的力气吼出来，声音嘶哑，却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悲壮，像雷电一样震撼。话音未落，人群自觉地分开一道缝隙，见他深吸一口气，迅速扒开人群，带着破釜沉舟的决绝冲到塘边，用冻得有些僵硬的手指，笨拙地解开棉袄的纽扣，一层，又一层，瘦骨嶙峋的身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皮肤瞬间被冷空气包裹，激起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汗毛倒竖。双脚踩在冻土上，一股寒意直冲天灵盖。他屏住呼吸，身体前倾，扑通一声，义无反顾地扎进了那刺骨的冰水里。

　　那一瞬间，仿佛有千万把冰冷的钢锥，从四面八方狠狠扎进他的每一寸肌肤，刺入骨髓，直冻得五脏六腑都揪成了一团，像无数条冰冷的毒蛇瞬间麻痹神经，缠绕住他的双腿，拖拽着他向下沉，牙齿不受控制地格格作响。他嘴唇冻得发紫，浑身像筛糠一样颤抖。感觉到自己的血液仿佛都要凝固了，每一次划水，手臂都像在拖拽着沉重的铅块。手指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像一根根僵硬的胡萝卜，每一次触碰塘底的淤泥和缠绕的水草，都带来一阵钻心的麻木和刺痛。他拼命地拽、扯、拉，指甲缝里塞满了黑泥，身体越来越沉，意识也开始有些模糊，眼前阵阵发黑。但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叫嚣：不能停！不能死！

　　终于，他摸到了水泵的铁壳，缠绕其上的最后一缕水草被扯断。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朝着水面挥了挥手。几个民工七手八脚把他拉上来时，他已经冻得四肢僵硬，脸色腊黄，嘴唇乌紫，眼前一黑，昏迷过去。公社带队干部感动得热泪盈眶，一边脱下自己的军大衣裹住他，一边喊着：“好样的！小王是好样的！是英雄！赶快送医院抢救！”

　　他立了功。事迹被层层上报。成了“学毛选积极分子”，拿到了那本红宝书，还获得了一笔每年60元微薄的终身伤病补助。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在那个收入十分微薄的年代，却成了他赖以生存的“救命稻草”，更让他看到了一丝从“贱民”转变为“良民”的曙光。他幻想入党，幻想当劳模，甚至幻想着有一天能挺直腰杆当个干部，不再被别人指指点点。

　　可一切来得快，去得也快。在省城参加学《毛选》积极分子表彰会时，他住进了省委招待所。一个他从未见识过的“高级”世界。雪白的墙，柔软的床，还有——那条漂亮的枕巾。那枕巾，图案是鲜艳的牡丹，质地是柔软的的确良，和他家里那条用了十几年、又黑又硬、连抹布都不如的破毛巾，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出发前，老婆那张因为操劳而显得憔悴的脸，和她抱怨毛巾扎人的唠叨声，又在他脑海里浮现。一个念头像毒蛇钻进了他的脑海：“招待所吃饭睡觉都不要钱，那这枕巾……是不是也能带回家？老婆看到，一定会很高兴吧？这不算是偷，这只是……顺带。”

　　这是一种根植于物质极度匮乏年代的、卑微而贪婪的念头，一种想用最廉价、最扭曲的方式，回报那个一直陪伴他的妻子的冲动。鬼使神差地，他把枕巾塞进了装着红宝书的黑包里。早饭后，他们正准备统一乘车去会场。县领导带着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脸色凝重地拦住了车。“同志们，等一等。招待所昨晚丢了一条枕巾。可能是哪位同志不小心拿错了。请大家主动交出来，我们就不追究了。”

　　王达标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像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他低头，不敢看任何人，手心全是冷汗。他想承认，又怕丢脸，怕这来之不易的荣誉、这刚刚看到的曙光，瞬间化为泡影。他抱着侥幸心理，想蒙混过关，手指紧紧抠着包带。领导一挥手，语气严厉：“查！挨个查！”

　　当工作人员从他黑包里掏出那条叠得整整齐齐、雪白的枕巾时，时间静止了。他的脸唰地白了，又涨得通红。羞愤、恐惧、懊悔。想解释，想说只是想带回家给老婆用……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所有的辩解，在这铁证如山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领导脸色铁青：“取消王达标的参训资格！这种思想品德有问题的人，不配参加培训！”

　　他浑浑噩噩被遣送回公社。消息传来，公社领导恨铁不成钢，觉得他丢了公社的脸。入党？劳模？一切美好的前景，都随着那条枕巾，化为泡影。

　　从那以后，他像变了个人。梦想被彻底击碎。他发现，无论怎么努力，“偷枕巾”的污点像一个烙印，死死刻在身上。他再也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想要的尊重和地位。

　　特别是妻子，他无法面对，往事像过电影一样在面前一幅幅呈现。

　　他和张艳霞的相识，本身就是一场对命运的挑战。

　　那时的张艳霞，是村里出了名的美人，肤如凝脂，眼眸明亮，像一汪清泉。她没上过学，不识字，但心气却高。她不懂什么“阶级成分”，也看不懂那张决定人一生命运的表格。她只知道，王达标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

　　“她不识字。”王达标的眼神变得柔和了一些，嘴角甚至牵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可她喜欢听我念书。夏天的晚上，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我给她念《青春之歌》的片段，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她就那么睁着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听得入了迷。她说，我的声音好听，那些字从我嘴里念出来，都变成了画儿。”

　　在那个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年代，王达标识文断字，在张艳霞眼中，却是闪闪发光的才华。她对他的爱慕，纯粹得不掺杂任何世俗的杂质。

　　然而，这份纯粹的爱慕，却遭到了张艳霞家人排山倒海般的反对。

　　“她爹娘，那是坚决不同意啊。”王达标脸上的笑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苦涩的回忆，“他们说我是‘富农’的崽子，是‘黑五类’，低人一等。他们说，把闺女嫁给我，就是往火坑里推，是要让全家都抬不起头来的。”

　　张家的大门，一度对王达标紧紧关闭。他去提亲，被张父拿着扫帚打了出来。张艳霞的母亲更是天天以泪洗面，跪着求女儿回心转意。

　　而这其中，最积极的“反对者”之一，就是村支书黄大旺的儿子——黄有财。

　　黄有财是村里有名的“一霸”，仗着父亲的权势，横行乡里。他也看上了张艳霞，垂涎她的美色已久。他多次在村路上堵截张艳霞，言语轻薄，还托人去张家说媒。他许诺张家，只要把女儿嫁给他，黄家就能帮张家安排最好的差事，得最高的工分。

　　“那个黄有财。”王达标提到这个名字时，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压抑多年的恨意，拳头也不自觉地攥紧了，“他就是个畜生！他看上艳霞，不是因为爱，是因为占有。他想把艳霞当成他的猎物，抢回去。他知道艳霞喜欢我，就更想从我手里抢走她，以此来羞辱我，来证明他黄家的权势。”

　　张艳霞在家庭压力和黄有财的骚扰下，痛苦不堪。但她从未动摇过。

　　“艳霞她……是个烈性子。”王达标的声音有些哽咽了，“她爹娘骂她，打她，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她出门。她就绝食，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她对父母喊：‘我这辈子，非他不嫁！他有文化，他心好，这就够了！黄有财再有权，我不愿意！”

　　她的坚持，像一把利剑，刺破了世俗的偏见，也激怒了村支书黄大旺。

　　黄大旺开始对王达标进行疯狂的报复和迫害。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把王达标安排到最苦最累的活计上，克扣他的工分，甚至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他，说他“思想有问题”、“想腐蚀贫下中农的好闺女”。

　　“有一次，我被派去修水库，黄大旺故意把我的扁担锯短了一截，把我的筐子弄得一边大一边小。”王达标卷起袖子，露出小臂上一道早已淡去但依然狰狞的伤疤，“挑土时，担子不平衡，我摔了一跤，胳膊划开了一个大口子。黄大旺不仅不给工分，还说我‘装病逃避劳动’，要关我‘学习班’。”

　　那段时间，是王达标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仅保护不了心爱的女人，还连累了她。他甚至想过放弃。

　　但每次，都是张艳霞偷偷跑出来，在村后的麦田里，在月光下，给他送来热乎的饭菜和草药，用她那双温暖的手，抚摸着他受伤的胳膊，也抚平他破碎的心。

　　“她对我说，‘达标，别怕。只要我们心在一块儿，他们就拆不散我们。你是我的骄傲，别为了那些小人看低了自己。’”王达标的眼角，终于滑落了一滴浑浊的泪。这滴泪，或许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那个早已离他而去的女人。

　　最终，张艳霞的以死相逼，让张家父母终于妥协了。他们顶着全村的闲言碎语，顶着村支书的怒火，偷偷地、草草地结了婚。

　　“结婚那天，没有花轿，没有宴席，只有几床从亲戚家借来的被褥。”王达标回忆道，“但艳霞她很高兴，笑得像花儿一样。她说，只要能和我在一起，吃糠咽菜也甜。”

　　“她……一辈子没享过福。”王达标最后喃喃地说，声音低沉得像从地底下发出来的，“都怪我……都怪我……”

　　他没有再多说下去。但我知道，这份对妻子的感激与愧疚，才是他一生挣扎与扭曲的最深层的底色。他后来的无赖与纠缠，某种程度上，也许是一个无法兑现对妻子承诺的男人，一种绝望而扭曲的宣泄。

　　他把那本红宝书和微薄的补助，当成了唯一的武器和资本。用纠缠、闹访、撒泼，换取一点点物质利益，报复这个他认为亏待了他的世界。

　　我回过神来，看着眼前这个絮絮叨叨、流下几滴浑浊眼泪的老头。他讲完往事，脸上带着悲戚。我刚想安慰几句，却见他抬手捂住脸，指缝间，那双浑浊的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偷偷观察我的反应。

　　我心猛地一沉，像坠入冰窟。明白了，这可能又是一场“苦肉计”。

　　果不其然，之后他隔三差五就来。填表、“汇报思想”、诉苦、要钱。单位为了清静，往往只能无奈“出血”。

　　有一年中秋后，他蹒跚而来，捂着肚子，一脸痛苦，声称得了绝症，时日无多。我同情心又占了上风。

　　可到了第二年春节前，他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我面前，像一个如约而至的老友，甚至有些得意地告诉我：“哎呀，中大村的原书记黄大旺可怜了，正倚在信用社前的电杆上淌眼泪呢，肯定是年关过不下去了。”

　　话里的幸灾乐祸和那种“我虽然不好，但我比更惨的人强”的阿Q精神，让我感到彻骨寒意。

　　“脸皮厚，吃不够；脸皮薄，吃不着。”他咂摸着嘴，像品味一句至理名言，也像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现在，王达标真的走了。只有他唯一的女儿为他送行。

　　女儿是个医学博士，曾多次接他去北京生活，可他坚持在老家养老。听说她回来时，一身黑衣，面无表情地办完手续，抱着骨灰盒，转身上了火车。

　　他住过的那间低矮土坯房，窗框歪斜，像一张被遗忘的嘴，在寒风中无声地、空洞地张着。

　　政府机关的大门终于可以不再为他敞开，干部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被人彻底遗忘。毕竟，一个带给过人们无数麻烦和嘲笑的人，没有人会真心怀念他。

　　可是，我每每想起他，心里总有一块石头压着。

　　我忘不了他讲述跳机塘时，那种王进喜式的英勇；忘不了他提到那条枕巾时，眼中闪过的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妻子的愧疚；也忘不了他捂脸哭泣时，从指缝里偷窥我的眼神。

　　唉！人，生而不平等。你不可能选择自己的出身，或生于富贵，或生于贫苦；不可能选择时代，或盛世，或乱世；不能选择自己的智商，或聪明，或愚笨。我们只是时代浪潮中的一叶扁舟，或挣扎前行，或随波逐流，但最终都消失在无垠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