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日超 | 当汪达之遇见陶行知（《美文》“我的老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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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美文杂志


“我的老师”征文

当汪达之遇见陶行知
赵日超

新安小学旧址坐落在淮安河下古镇莲花街。这里已辟地为公园，供人们游园、休闲。今天，独自一人沿着河下古镇萧湖公园弯曲的小路慢行，期盼可以洗去征尘和疾劳，卸下梗在胸中的焦躁和喧扰。在河下古镇萧湖之滨，矗立着一座白色墓冢，墓主人就是将一生献给人民教育事业的新安小学的老校长汪达之。

汪达之1903年出生于安徽黟县，后移居安庆市大墨子巷徽州会馆。汪达之父亲是位蒙学老师，也兼行中医。全家都靠他谋生。母亲虽不识字，但通晓事理，是位十分贤惠的家庭妇女。在汪达之还处于母亲腹中之时，父亲就因贫病交加，离开了人世。

1928年秋，汪达之进入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就读，成为该校第四期班级最穷的学生。新安小学是陶行知先生1929年在河下莲花街亲自创办并兼任第一任校长。1930年2月，汪达之受陶行知委派，来到淮安河下莲花街新安小学任教，并接任第二任校长。

初夏的河下古镇莲花街，静谧而美丽，绿树浓荫，微风清凉。暂住湖嘴大街码头里运河畔的我，找寻新旅昔日足迹。原来被誉为“民族的小号手”诞生地新安旅行团，其母校新安小学校址，与我的居住地相距竟不足200米。

说起陶行知与汪达之的相遇，就不得不先说起新安会馆。明清时期，淮安得漕运之利，十分繁华。善于做生意的徽州人纷纷来淮安经商赚钱。旅淮的徽商多了，就在淮安河下莲花街灵王庙一侧买了房子作为徽籍同乡们相聚议事的场所，这就有了新安会馆。到清朝末年，海运兴起，加之铁路兴建，京杭大运河久用不疏，设在淮安几个朝代的漕运总督部院终被裁撤。淮安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徽商们也纷纷离开淮安谋求新的生路。

徽商的离开，会馆失去了作用。徽商们便打算将房产变卖。可是引起淮安河下一部分乡绅的不满。他们认为，新安会馆除了徽商们买建的房屋外，还占了原灵王庙的一部分庙产。双方争执起来，有人从中调解却互不相让，终于打起了官司。只因双方都是公产，官司一直没有结果，这一拖就是二十几年。

会馆的这场官司不只让人思考，人需要投身社会，建功立业，也需要亲近自然，寡欲少求。青年才俊陶行知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1911年秋，他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受到了自由、民主学术思想的熏陶，树立了民主共和信念。金陵大学毕业后，他负笈游学美国，选修了哲学博士考夫曼的教育行政课，从内心实现了从政治到教育的转变。1917年秋，他登上了归国轮船，直面波澜壮阔的大海，他感到人在大自然面前是多么的渺小，与一起归国的留学生谈起人生志愿：“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踌躇满志的陶行知于是在南京筹措资金，创办了晓庄师范。在这里陶行知遇见了该校第四期最穷的学生汪达之。汪达之生于苦难之家，在动荡的社会中奔波求学，百折不挠寻觅曙光。最令人动容的是汪达之参加晓庄师范学校招生考试，因身体虚弱而名落孙山。汪达之心有不甘，连续数日在学校门口等候校长陶行知。汪达之为实现国民教育、展现救民救国理想而奋力争取，身处逆境却依然心胸豁达，大丈夫的浩然之气可见一斑。

汪达之在这里遇见了自己一生中的贵人陶行知。汪达之有了晓庄学校第四届学生中唯一的“试做生”的资格。

因新安会馆产权打官司的安徽人碰巧在南京遇见了自己的老乡陶行知。他们邀请陶行知来到新安会馆旁的一个叫萧湖的三面环水的半岛上。一群爱面子的阔佬们期待陶行知替他们打赢新安会馆这场官司。

然而，新安会馆波光粼粼的萧湖水，浸润着陶行知的身心，使他有了一颗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坦荡情怀，于是便有了对“生活教育”理论的特殊情感，心中燃起了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他恳求他的老乡们，放弃对新安会馆房产的争执，统交由他办一所小学。

两种不同思想不同路途的人在陶行知的撮合下，决定把新安会馆办成一所费用全免的校舍，这就是后来的新安小学。1929年6月6日，新安小学在莲花街上悄然立下了根。

校舍原是一座古灵王庙，位于河下镇莲花街通济桥旁。汪达之与陶行知再次相遇，内心播下生活教育的种子。汪达之思想上迸发出发奋图强、教育兴国的火花。

“灵王庙”原为一座矮小破败的茅庵。有一年，一个被撤职的盐运使，由扬州乘船沿古运河北上，途经河下古镇，在湖嘴码头停船休息，登岸散步。经过灵王庙时，面对灵王像，他祈祷许愿：倘若灵王保佑他能官复原职，一定重建这座庙宇。两年后，盐运使如愿以偿恢复了盐运使官职。上任后，当即委派在河下经营盐业的安徽徽州富商，替他把这座茅庵改建成非常气派的庙宇。

新安学校一开办，就为当地带来勃然生机。办学不是去享受，而是要为农人和儿童谋幸福。学校不仅要教学生读书，也要教学生生产、劳动、尊重劳动人民、注意社会生活，开展一些革命工作，掩护好革命干部子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地区，妄图吞并全中国，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萧湖水静静地流淌着，如琼浆玉液滋润新安小学师生的心田。汪达之悄然把在新安小学就读的7名学生组织起来，组成一个小小的“旅行团”，以社会为学校，牢记嘱托，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主张，唤醒民众抗日救国的信念。

陶行知是汪达之的人生伯乐。1933年秋天，新安小学的7名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从河下古镇出发一路南下，到镇江、上海旅行40天。对这7个小朋友，陶行知在生活上热情关怀，不仅联系参观访问，还帮助儿童旅行团取得了一些薪酬。新旅儿童团在上海新陆师范参观、卖书、演讲，卖书收入了10多元，还得到了新陆师范付给他们的10元演讲费。为了支持他们演讲，陶行知特意写诗让他们带去——“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并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这首诗改编后被编入了后来的苏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课本。

汪达之是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教育理论的坚定落实者和创造性的践行者，他培养孩子们每个人都做“小先生”，坚持让孩子们轮流负责当“轮值主席”。有位教授询问新安的孩子们讲得怎样，陶行知幽默地说：“他们讲得好极了，弄得我们教授的饭碗有些不稳了……”他曾写了一首诗，赞扬新安儿童旅行团：“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陶行知时刻牵挂着新安旅行团，与他们心连心，给予鼎力相助。旅行结束，新旅的7个孩子，安全返回，还带回34块大洋。在当时，上海的一间旧房，也只卖十三四块大洋。从当年汪陶二人的往来书信中，我们发现汪陶二人是忘年交，有兄弟般深厚的感情。这次成功的旅行，为新安旅行团出发做好了形式和物质上的准备。　　

1935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第一批团员14人，冒着蒙蒙细雨，从淮安西门外古运河码头，登上南下的小轮船。他们身着白衬衫和蓝色工装裤，脚穿草鞋，各自携带一把雨伞和一只行李袋，闯荡当时中国最热闹的十里洋场大上海。在上海54天的成功修学旅行，轰动了大上海以及整个教育界，此后，新安旅行团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历时17年，行程2.5万余公里，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份。团员年纪最大的17岁，最小的年仅12岁。

陶行知一直关注着这群“小好汉”们。他将母亲的500元人寿保险金全部赠送给汪达之率领的新安旅行团，帮“新旅”从上海购买了一架德发牌电影放映机，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电唱机和幻灯机，为孩子们准备《一·二八淞沪抗战纪实》《民族痛史》《抗战》等几部抗日影片和数十张抗日救亡歌曲唱片。“新旅”通过放映抗战电影、排演街头歌舞剧、教唱救亡歌曲、写标语、绘壁画、编辑出版刊物、组织发展儿童团等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开展抗日救亡。

新安小学招收的主要是当地贫困家庭子女、地下党员后代和烈士遗孤。新四军政委项英女儿项苏云5岁时是郭青老师受人之托带到新安小学隐蔽临时就读的。如今，在新安小学校园内，静静地矗立着一座“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这里收录着一段刻入历史的记忆。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安旅行团辗转经香港、上海抵达苏北盐城。刘少奇、陈毅接见了全体团员，赋予他们“组织十万儿童”的重任。“新旅”不负众望，组织起18万名儿童团员，劳军支前、站岗放哨。

陶行知对新安会馆及周边环境的认识是用一种教育家和思想家的锐利目光审视的。他从萧湖的表象中挖到了人类心魂的美丑，这是一种思想之美。汪达之是个刚毅坚卓、士者胸襟、多愁善感的人。他的多愁善感缘于陶行知的师者风范，缘于新安小学周边河水的清澈与柔情。是的，校园周边的萧湖水，水静如画，神秘异常。坐落在里运河畔，这让萧湖水显得更珍贵和坚硬……柔情与刚毅是萧湖水的本质与特性。

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悬挂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匾额。新安小学校长张大冬领着我们观看了馆内存放着陶行知提供给孩子们的电影放映机的设备和小号手用过的180多件与新安旅行团相关的实物，让我们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局势多变的抗战时期。一群红领巾又一次把我们带进了那个烽火岁月。

郑仲英是当年参加新安旅行团护送重要情报的小女兵。1939年初，高一学期尚未结束，郑仲英的大哥郑大芳就在母亲曾英的支持下，参加“上海各界赴第三战区慰劳团”，乔装通过敌占区，留在了新四军。郑家七兄妹，除了老二郑仲芳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外，其他6人均是少年从军。1945年初，新四军16旅邀请曾英到抗日根据地。

曾英决定带上13岁的郑仲英和两个不满10岁的女儿同行。临行前，二哥郑仲芳瞒着母亲，将文件缝在小仲英的衣服里，与其他几件衣物打成一个包裹，悄悄叮嘱郑仲英一定要保管好。新中国成立后，郑仲英成为上海歌剧院主要演员，在歌剧《江姐》《白毛女》《刘三姐》等多部歌剧中饰演主角。

80年后，郑仲英神采飞扬、无比激动地向新安小学的红领巾深情回忆起陶行知讲起“人在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的场景。

萧湖坐落在里运河边，是流动的文化。她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湖泊。她孕育了一批作家、诗人、军事家、教育家和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

1938年，在武汉的一元路保育院，陶行知应邀参加了新旅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会上，陶行知为“新旅”的孩子带来了他自己创作的《三万歌》，鼓励孩子们要“骑到真理的背上去”。这是汪达之与新旅的孩子又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陶行知。

1941年春天，这一队小团员们从桂林步行到湛江，从湛江上船，经过香港、上海，然后进入了苏北根据地。从1942年开始，“新旅”在苏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工作。“新安旅行团”已经发展到了100多人。除了演戏、唱歌、朗诵，“新旅”还编辑出版了《儿童生活》《华中少年》《儿童画报》等儿童刊物，培养了许多小作者、小通讯员和小读者。他们还组织了大批青少年救亡团体，投入伟大的抗日洪流，成为上海、武汉、桂林、大西南、内蒙古、北平和苏北解放区等地的“孩子头”，被冰心先生称赞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高度赞扬。

杨南琛与汪达之的邂逅皆因他们的志同道合。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了。汪达之已经四十有二，仍孑然一身。他一直蓄须明志，言称“抗战不胜利，绝不结婚”。这时，他邂逅了从日本留学归来，上海银行家家中的大小姐杨南琛。他们俩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满腔热血，坚决抗日，出于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良知，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刻，一个从大后方广西出发，一个从日伪占领下的上海出发。第一次见到杨南琛的汪达之，当天就把胡子剃了。之后两人感情迅速升温，1946年5月，他们在淮安河下古镇的新安小学结婚了。陶行知在上海得知消息后特地赠诗一首。“天也欢喜，地也欢喜，人也欢喜，欢喜他和你，如鸟比翼，如枝连理，共造新家庭。相敬相爱相扶持，在学习上同心，在工作上协力，把这力光大为民主团结力。安居乐业造新邦，欢乐更无比，再进一步创造新人类。多福多寿多儿子，儿子又生孙，孙又生儿子，子子孙孙生到无限期，一半像他，一半像你。”1947年底，当时正值内战，杨南琛挺着大肚子随部队从苏北撤到山东，又从山东撤到河北，转战千里最后在河北省响沟村的山沟里生下第一个孩子。

京杭大运河如同一位慈母，她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无数炎黄子孙。她默默地奉献着，不求回报。萧湖是宁静的港湾。坐落于此的新安小学是汪达之投身教育最早的地方，更是他修身立德人生的起点。

1945年9月，两淮解放后不久，苏皖边区政府随之成立。汪达之被调往设在淮阴的苏皖边区政府，任边区政府教育厅督学。解放战争爆发后，他随军北撤并任华东干部子弟学校校长。全国解放后，他奉命到南京主持恢复了由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并任校长。不久又被调到北京任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专员。20世纪60年代调任广东民族学院（今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等职。

1965年汪达之在广东民族学院任上时曾回过一趟淮安，看望新安小学师生。在原新安小学旧址处，他笑着指指旧址东侧一块绿草如茵的小岛说：“等我百年之后，请借这一宝岛安息。”1981年的6月6日，新安小学52周年校庆，汪达之的骨灰由他的两个儿子汪如一、汪心一以及新旅老团员张牧、左林等护送到碧如明镜的萧湖。

抗战胜利后，新安旅行团按捺不住激动和喜悦，给毛主席写了一份长达4000余字的工作汇报信。1946年5月20日，毛主席亲笔给“新旅”复信，勉励他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如今，这封珍贵回信的**件就保存在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

来给汪达之先生献花的一名红领巾向我讲述了去年他们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经过。2021年，新安小学一群群系着红领巾的少年，相聚萧湖之滨，代表新安小学教育集团近万名师生，祭扫老校长汪达之墓。自然之美、生态之美，生发着美的力量。当他们看到毛主席1946年给新安旅行团回信的碑亭时，备受鼓舞，中国故事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深切的难忘的感动和感受，萌生了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一封信的想法。

2021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也给新安小学少先队员写了一封回信：“希望你们结合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以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刻苦学习，树立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殷殷嘱托，令人心波激荡。

新安小学师生收到回信后激动得手舞足蹈。站在一望无边的萧湖边，温柔的波光让人思绪飞扬。溪水潺潺，锦鱼翕忽，垂柳依依，青竹滴翠。汪达之先生的白色墓冢被如画的美景环抱其中。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知先生的这句话，道尽了这两位伟大教育家的一生，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本文发于《美文》2022年8月刊）


      赵日超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副秘书长、江苏省散文学会理事。出版散文集《窗外风景》。散文连续6年入选《中国散文排行榜》。曾获中国散文学会随笔一等奖，中国大众文学学会游记散文一等奖，第三届中国徐霞客散文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等。

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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