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文金：刘鹗与洋务运动

江山

刘鹗与洋务运动
许文金


    刘鹗一门心思抱定实业救国的信念，并且毫不气馁，还表现为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尽管满清政府一度夜郎自大，闭关锁国，但其脆弱的国门始终未能阻挡西方列强的侵入；西方资本主义思潮更是破门而入。不少有识之士，或为己或为国，倒很乐意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于是，倡办洋务，成一时之尚，并逐渐形成一股潮流。朝廷重臣李鸿章、张之洞、王文韶，便是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盛宣怀更是乘流而上，成了他们的得力干将，号称“中国的铁路大王”，统揽了全国的铁路、航运、电信诸业，并且从中大捞了一票，赚得盆满钵满，富得流油。像刘鹗这位思想开放，思维敏捷之伦，更容易接受这种新经济模式，岂能置身事外？他除了创办一个又一个实业以外，凭借他交游甚广，便一头扎进洋务运动的圈子中来。于是，他上下鼓荡，四处奔波，寻机而上。
     32岁时，刘鹗投效河工，成绩卓著，名动朝野。在36岁、39岁时，因山东巡抚福润的举荐，曾先后两次咨送总理衙门考试，结果，只不过授其空衔：“以知府任用”，却不是实缺：在京城空耗了两年，仍然“青鸟不传丹凤诏”，只不过在总署做个闲职；从此他仕途无望，只充当了官场过客。于是便专务实业，鼓荡并参与洋务运动。


     张之洞的召见


    刘鹗第一次登场，介入洋务运动，便上书他父亲刘成忠的年谊王文韶，极力倡办芦（沟桥）汉（口）铁路，得到首肯；因而在洋务圈内暂露头角。
    光绪二十二年，即公元1896年。夏秋之交，他应鄂督张之洞电召，去湖北参议路矿事宜。刘鹗兴冲冲地去了。结果却出现了意外；因为他碰到了一个特殊的共事对手盛宣怀。此何许人也？就是后来把只手可以遮天的“红顶子徽商”胡雪岩扳倒的那位。这次湖北之行，明面上是张之洞邀请的佳宾，但结果如何，一时找不到有关史料的佐证；但却从刘鹗写给卞德铭（子新）的信中看到原委和真相。信中写道：“子新表弟（就是那位曾经掌管石昌书局而携款潜逃使刘鹗吃官司的仁兄）足下：兄十一日（注：似可定为1896年6月，如此，则可与《鄂中四咏》诗作内容吻合）到汉口镇，既过江，香帅（指张之洞）电召，为欲将铁政、铁路二事并归兄办，及到，又变矣。前日电召盛杏荪（宣怀）来，盛称洋债借不动，香（帅）又变主义（意）矣。数日之内，业已三变，此后尚不知如何变法也。今早，王幼云（文韶）到，已嘱其（盛宣怀）抄铁路章程。”
    不难解读这封信：（一）张之洞明明是专电召去刘鹗，并明确其任务是“将铁政、铁路二事并归”刘鹗办理；（二）可当刘鹗兴冲冲赶到的时候，张之洞却抽出了一张王牌，把盛宣怀也召了去；（三）后来王文韶到来，就给盛宣怀派上了用场：“嘱其抄铁路章程”。可见，刘鹗已被晾在一边了。
    据说在议事中，一开始盛宣怀与刘鹗就有了意见分歧：一是“分办”与“合办”的问题。刘鹗当时毫无实力，当然主张“合办”；而盛宣怀却主张“分办”。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举明显带有挤兑刘鹗的意思。二是资金问题。刘鹗主张可以从洋人手中借，而盛宣怀却坚称“洋债借不动”；刘鹗也不傻，这明明是托辞；因为盛宣怀也曾从比利时银行获得贷款，用过外资。三是其时又讨论筹办芦汉铁路，又与盛宣怀意见不合。估计张、王二人只是在一旁装聋作哑打哈哈。
    那么，张之洞、王文韶为什么高看盛宣怀呢？可证之于《清史稿盛宣怀传》：“（宣怀）光绪五年署天津道。时鸿章督戬辅（直隶总督），方向新政（指洋务运动），以铁路、电报事专嘱宣怀。十八年，（盛）弥（补）汉口冶铁厂亏耗。于是，之洞奇其才，与王文韶交荐之，遂跃四品京堂，督办铁路总公司。”因此，盛宣怀乃是他们的心腹爱将，并且替张之洞在汉口所办的冶铁厂一下子填补了1000万两银子的亏耗，二者孰轻孰重，不言而喻；岂容你刘某人置喙！张之洞之所以出尔反尔，前后三变，不惜放了刘鹗的“鸽子”，隐情全在于此。
     刘鹗本是乘兴而来，希望值极高，以致一路高歌，“此去荆州应不远，倩谁借取一枝栖”（《登黄鹤楼》）；结果却坐了冷板凳，败兴而归，所以只能在《鄂中四咏》诗中发泄其胸中块垒：“此地知音寻不着，乘风海上访成连”（《登伯牙台》）。恍如六月天，一下子跌入冰窖。

      上书请筑津镇铁路

      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写道：“君于是慨然欲有所树立，留都门者二年，谓扶衰振敝，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而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上书请筑津镇铁路，当政颇为所动，事垂成，适张文襄(之洞)公请修京鄂线，乃罢京镇之议。”       刘鹗脉搏里流淌的是富国养民的热血，刚刚在盛宣怀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可他却心有不甘。这年秋天，他又上书王文韶，请筑津镇铁路。王文韶在湖北没有给刘鹗面子，这下倒爽快得很。因为刘鹗之父跟他是同科进士，彼此相处得不错，加以刘鹗的动议也合乎事理，面对年谊故人之子，何不卖个面子，做个顺水人情！要知道，这位仁兄可是著名的老滑头，被称之为晚清官场上的不倒翁。           这个方案本来是定下的。可又被两柄横刀截下。一是张之洞站台，公开出来反对，力主修筑京鄂路；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刘鹗动议铺设津镇铁路的主张只能泡汤。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刀，不仅下刀猛狠，而且上演了一幕闹剧。因为，如果采纳了刘鹗的动议，铺设一条以天津为起点，镇江为终点的铁路干线，可以把天津、淮安、镇江都连接起来，更能加剧中国东部经济的迅猛发展；于国于家，都有利；同时也能缓解漕运不济的压力；可谓一举三得。这个主张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又出来了：因为镇江没有长江大桥，火车无法过江，只能通到镇江对岸的瓜洲。所以，一时引起镇江籍京官的大哗；认为镇江本是长江的水陆要冲，如此一来，镇江的市面必将北移，岂不是端了镇江人的饭碗？于是，群起而攻之，甚至扬言要开除刘鹗的乡籍(因为刘鹗出生于镇江丹徒)。刘鹗一时因此成了众矢之的。

       开采山西煤矿

       经过这番风波以后，刘鹗仍不言败。正如罗振玉在《五十日梦痕录》中所言：”君之志不少衰。授予书曰蒿目时艰，当世事百无一可为。近欲以开晋矿谋于晋抚，俾请于朝，晋铁开则民得其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矿路归我，为此则彼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这种做法，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招商引资，而且招的是洋商，引的是外资。这在当年遗老遗少的眼内，肯定是会被看成是出卖祖宗之业，大逆不道的卖国行为。但一百年前的刘鹗能大胆地提出这一主张，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胆识！
     于是，就有了这一年的山西之行。期间，刘鹗是要打通许多环节的。首先，他必须从朝廷上层要员开始做工作。这次，他首先要走的路子非庆亲王不可。刘鹗有人脉关系，之前，他曾与徐次舟及肃亲王善耆往来过从，再经过善耆的介绍，交结了庆亲王，把彼此关系搞到了互通庆吊的地步。庆亲王当时在朝中担任军机大臣的领班，实际上成了朝贵中的当权派。可见，谁要想在清政权下有所活动，必须要与之建立关系；否则，很难绕过他那道坎。刘鹗得到庆亲王的首肯，有了这柄“尚方宝剑”，基本上就有恃无恐。接下来，就要选择目的地。当时山西一带储藏了大量优质煤矿和铁矿；有的煤矿甚至呈露天状况。无疑，山西成了首选。于是，刘鹗便跑到山西，同时任山西巡抚的胡聘之交涉；胡聘之是个开明的正派官员，筑路开矿对发展地方经济大有好处，加以有庆亲王的“尚方宝剑”，便欣然允从。
     下面就剩最后一道环节，那就是寻求外商的参与。这对刘鹗来说，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刘鹗在庚子赔款时，曾追随李鸿章参与其事，结识了不少外国领事和商人；这些洋人也看重刘鹗的能量，以致待之如上宾，甚至不知有巡抚而只知有刘鹗。
      为交涉此事，刘鹗一连三次奔走于京城和太原之间。在他认为，他的“以养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就可以现，从此便可一展身手，以遂生平之志。这次进军西部大开发，可以说是豪情满怀，甚至激发了他燃烧着的诗情；“一路弦歌归日下，百年经济起关西”；“不向杞天空堕泪，男儿意气古今齐”（《宿明月店》）；“眼底关河秦社稷，胸中文字鲁春秋”（《登太原西城》），简直到了志得意满的亢奋状态。而正当刘鹗的畅想曲拉开序幕的时候，山西京官邢邦彦，云南举人沈鋈章却联名举奏，称“该员垄断矿利，贻祸晋沂，请查拿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山西巡抚胡聘之把全部责任揽于一身，极力为刘鹗开刷，结果被革职留任。其时，适逢戊戌政变于是年9月21日发生，否则，刘鹗很可能遭殃。
      就这样，刘鹗参与洋务运动，三出其师，不吃羊肉却惹了一身腥臊！

       福公司里的华人经理

      刘鹗利用外资筑路开矿的这些主张，曾在方药雨所办的天津《日日新闻报》，上海狄楚青所办的《时报》上以社论的形式加以申饬。从存案《风潮论》之笫四部分可见一斑。在他认为：“（国家）既无力开发，与其货弃于地，莫如利用外资开办；”用条约加以限制，在一定年限之后，归还我国；则以实业养实业，洋人利在一时，国家则利在万世（刘蕙孙语）。”先在舆论上发声。
     开采山西煤矿，这在当时可是个惊天动地的事。因为首要问题必须顶住顽固派和守旧派的压力，获得朝廷的支持才行。于是就发生了上面的事。既然在国内无法筹措经费，又无机械设备和工程技术人员，姑且利用外资。他选择了意大利商人罗沙第和美国商人詹（一作“哲”）美森，组织了一个所谓的“福公司”，利用洋人和外资开采山西潞安、泽州、沁州、平定等处煤矿。直接投资人为罗沙第。总体原则是：“三十年后，矿、路全部交还中国”。
     1897年，福公司正式成立。刘鹗顺理成章地成为华人经理。后来，由于山西京官胡邦彦的弹劾，刘鹗只得退出福公司。可是，后来又不得不来找他。于是，刘鹗又重新参与福公司的操作。不过，这次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他不再抛头露面，而是身在京城，直接同福公司驻北京的总代表哲美森交往。二是参与“河南福公司”的运作；负责联络和调剂款项。那么，本是“山西福公司”，这时候怎么又冒出一个“河南福公司”呢？原委是：当时明面上为了禁止洋人开矿，所以官方又允许在河南成立一个所谓的“豫（信）丰公司”，实质是假托豫丰之名，山西、河南铁矿则会同开采，仍系外商经营。
      “河南豫（信）丰公司”的负责人是程恩培和吴式剑。他们在技术和资金等问题上，仍需仰仗外商；因而就有了“河南豫（信）丰公司”与山西“福公司”的签约合同；这样，福公司的业务范围就在山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河南一项。也就是说，河南的“豫（信）丰公司”则成为山西福公司的旗下之盟。到了1902年的时候，河南福公司其实均已开工；京城的西山矿务，也在进行中。期间，他虽然与常住在京城福公司的总代表外商哲美森往来密切；但刘鹗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拟订了《矿务章程》加以约束。
     刘鹗对此是很热心的，甚至是亢奋的。在《壬寅日记》9月24日中他这样写道：“白五楼自河南来，言老牛河煤质之佳，下等煤亦无熏人之说，上等煤随意置炉中即著，颇能耐久”。
      到了这个时候，福公司的业务范围也越做越大，触角先后伸至京西、开滦、四川、浙江等地；可以说是已辐射到中国腹地的主要矿区。证据有二：其一，刘鹗在《壬寅日记（1902年）》6月20日这一天中写道：“连日喜信，则加税免厘为第一也”，即是说，福公司加税免厘获准；其二，在运行过程中，福公司还发行股票，并可能在市面上流通；因为刘鹗曾以所持股票与人结账，以之购买文物。
      刘鹗既然在福公司担任华人经理，福公司当然是要发给薪酬的。在《壬寅日记》中，我们发现罗沙第曾送其股票面值共一万英镑；扣除其偿还融资中所借，个人所得仅2000股。根据刘鹗的后人回忆，整个薪金仅“约三四万元”；但有人质疑，认为远不止这个数目。
      就这样，刘鹗从1897年参与福公司任华人经理，到1902年止，断断续续有6年之久；而所谓华人经理一职，则被人目之为“洋务买办”！
   
        道清铁路和《矿务章程》


       刘鹗不在其位，却谋其政。在康梁变法期间，在京曹中任职的友人赵子衡曾经准备上书条陈，刘鹗力劝把他自己的为政治国理念写进去，那就是：“治国莫重于立本，为政莫先于养民”。他无时不在奉行“以养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担当；所以他四处出击，两手抓：一手自己践行实业，一手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他奔走呼号，力主筑路开矿，也有成功的案例。那就是，在他的动议下，几经周折，终经朝廷核准，由刘鹗亲自经办，铺设了一条“道（口）清（化）铁路”。这也成了他投身洋务运动的“政绩”之一。
     在参与福公司期间，为争国权，为争民利，他还拟定了一个《河南信（豫）丰公司与英商公司订办河南矿务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现有历史文案可考，可摘其要者如下：
      《章程》第六款云：“所办矿务，每年所有矿产按照出井之价值百抽五作为落地税，报效中国国家。每年结账盈余，先按用本付官息五厘，再提公积一分，逐年还本，仍随本减息，俟用本还清公积即行停止。此外，所余净利提二十分归中国国家。如有亏折，与中国国家毫不相干。”第九款云：“福公司所开之矿，以六十年为限，一经限满，福公司所办各矿，无论新旧，不论盈亏如何，即以全矿机器及该矿所有料件并房产基地河桥铁路，凡系在该矿成本项下置办之业，全行报效中国国家，不求给价，届时由豫丰公司禀请河南巡抚派员验收。”第十二款云：“矿产亦宜多用豫人，其工价应从公酌定。至矿工受伤，如何抚恤与使用，数十年后如何酌给养老之资，又平日作工每日若干时刻各节，统俟开矿后再由豫丰公司同福公司采欧美各矿妥善章程，商请巡抚定夺。”
      无需解读，《章程》各款，既争国权，又保人权，皆于国计民生有利；有章可循，明确利害，利责两清，即所谓“严定其制”；路矿虽交办洋人开采，但自主权还牢牢掌控在国家手中，既不丢失国家主权，也不丧失尊严。这些条款，即便放到今天来考量，也并不落后，甚至有点“苛刻”。也可以这么说，按刘鹗的出发点，就是拿洋人的枪，戳洋人的马，资源不外流，资产不丢失，让洋人为国家打工。   


      刘鹗亲自拟定的这个《章程》，本无懈可击，但仍需走一定的程序，那就是：首先要获得地方巡抚的批准，再由巡抚上报朝廷，先经军机处核实，再禀报皇上御批；还要征得洋人的同意。最终才能付诸实施；可是等到后来官场与洋人具体交办时，却出现了暗箱操作，许多限制洋人的条款却形同虚设。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刘鹗为此该会成为不受洋人待见的人物了；为什么又同福公司藕断丝连呢？咱们可不要小瞧刘鹗，他的朋友圈里有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名叫马建忠。这位仁兄也是镇江人，比他长12岁，奇才。早年留学法国，得了博士学位，精通各国文字，学成回国后入了李鸿章幕，帮办外交和洋务，做了招商局会办。刘鹗因此有机会结识了当时跻身于中国的多国洋人；同时，他一度曾经是“上通王公将相，外连洋人，呼风唤雨，神通广大的人物；洋人往往只知刘鹗而不知有地方巡抚；每到一地，外国领事待之如上宾，朝廷亲王，军机大臣，提督军门中也有人为刘鹗奔走效劳。”（寒波《老残遗恨》463页）正因为如此，刘鹗成了洋人与朝廷官员勾通的理想的中间人物，刘鹗理所当然地成为双方的首选。可到了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一死，洋务运动随之人亡而政息。虽然洋务运动给晚清政府注入了一线生机，却仍以失败告终。随着李鸿章的去世，保守派、顽固派以及敌对势力马上便甚嚣尘上；刘鹗以区区之身，岂有回天之力？

小八香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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